此间聚焦 | 小语种之“毒”：寂寞朝圣路
本刊记者｜信鑫 顾逸凡 李毓琦
编辑｜田淼
前言
在与我国建交的172个国家中，涉及88个非通用语种，但目前高校仅开设了其中约60个。
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了包括蒙古语、朝鲜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非通用语种的20个招生专业，鼓励吸纳年轻人走上“小语种”之路。
这是一条寂寞的长路，同行者甚少，学习资源缺乏，时常还伴随着他人不解的眼光。
但这些年轻人在多年如一日的反复练习中，愈加热爱这门鲜为人知的语言和这片起初陌生的土地，热爱当地异域风情和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甚至有了与当地人民相近的思维方式。
语言的魅力难以言说，这也许就是中了小语种之“毒”吧。
（帮转来组队！）【斯语班也到了危急的时刻】现在北京大学有一门全校公选课(本硕博合上)：电影《狮子王》中的你听不懂的“非盟”语言－-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的唯一官方语言，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语言之一，非洲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北大外院“一带一路”系列课程之一，授课教师是国际广播电台坦桑尼亚外籍专家。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学到一门纯正的的非洲通用本土语言，也可以学到很多非洲的风俗文化、经济和政治现状知识。任课老师教学风格很轻松幽默。请大家帮忙转发，特别欢迎学分不够的同学选课！机会难得，稍纵即逝！
这是本学期初在朋友圈里流传颇广的一条“安利”。
“班里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是看起来年龄较大的研究生。老师有些严肃，不怎么开玩笑，目测给分不会太好。”
“不幸”掉了好几门课的Z同学，由于面临着学分不够的压力，看到朋友圈的安利就补选了公共斯瓦西里语——但他试听一次后选择了退课。
虽然这条朋友圈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达到了“刷屏”的效果，但最终选课的人数仍然少于三人——按照学校规定，本学期公共斯瓦西里语课程停开。
S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的在读硕士，选修了“一带一路”系列公选课之一的伊博语课程（通行于尼日利亚的一种语言，主要语言人口1800万）。
在去年的国际文化节上，她和其他选修伊博语的三个同学穿上尼日利亚民族服装，热情地向来往的行人分发亲手制作的尼日利亚传统食物。
▲2015年10月，在国际文化节尼日利亚展台，伊博语选修课的同学身着民族服装表演舞蹈
小语种的正式名称是“非通用语种”，即联合国的通用工作语言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六种语言之外的语种（现高校招生时把非英语外语笼统称为小语种；下文所言“小语种”，均指非通用语种）。
在与我国建交的172个国家中，涉及88个非通用语种，但目前我国高校仅开设了其中约60个；我国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工作中发挥着愈加重要作用，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这些国际组织中的中国雇员人数非常少。
供不应求的市场、课程遇冷的现状，这之间似乎存在着吊诡的矛盾。
当被问及是否和很多人一样，认为人们对非通用语种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较低是出于某种“偏见”时，S表现出强烈的不认同。
学科建立不完善、学习资料偏少、就业出路有限、通用语种的传播导致非通用语种的需求的减少……在她看来，这些状况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们的“偏见”，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由于与整体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短期内难以改变。
虽然非通用语种课程的发展现状不足乐观，但语言本身却有一种微妙的魅力，使得越来越多像S一样的学习者在和对象国的接触过程中，渐渐爱上这片起初概念模糊的土地，爱上她的历史文化甚至整个民族。随着学习的深入，这种别致的感触也历久弥新。
邂逅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大四年级的韩静仪说，其实自己在四年前其实对伊朗完全不了解。高考出分前报志愿，她在父亲的建议下填下了“波斯语”——“2012年时，伊朗因为核武器问题正受西方严重制裁，爸爸觉得毕业时也许会赶上伊核谈判的好时机，而且‘小语种’比‘大语种’高端，波斯语听起来比其他‘小语种’更高端。”
“为什么选择某某语种”往往是伴随非通用语种学习者四年的问题，而至今“高端”二字仍然是很多同学最初的选择理由。
但是“高端”不是没有代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治安不容忽视，这意味着如果选择听起来“高端”的中东地区语种（比如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库尔德语等），无论是留学还是就业都难免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
“作为一个女生，很多翻译公司不接受，在外交场合也不占优势”，面对想象中“贫穷且危险”的对象国、不乐观的就业前景，当年初学波斯语时的韩静仪也难免会怀疑自己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路。
除利弊因素杂糅之外，媒体所呈现的一面之词也使民众对一些国家形成了刻板印象，这也增加了小语种专业的争议性。
对此，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授课教师刘英军坦言，本科入学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多是好奇心使然，想去追问更多稀奇又有意思的东西。在十几年间，刘英军一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求学，从本科生一直读到博士。
和如今外院约四分之一的同学一样，刘英军是来自于外国语中学的外语类保送生。
建国特别是六十年代后，国家对外交往的需求不断加大，周总理亲自倡导“从中学抓起，培养非通用语种的储备基地”，在全国建立了七所教育部直属的外国语学校（现共计十六所），在各个省内选拔优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
外国语中学和普通中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学校在外语方面投入的精力和师资相对大，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大学培养语言基础比较好的生源，另一方面则是吸引更多孩子走上这条不被人熟悉的道路。
面对校方开出的选项，刘英军在波斯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几个选项中最终选择了波斯语专业：“正史中有关古代中国与这些异域文化交往的记载非常丰富；除此之外，通俗文学中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多。金庸小说里面，《倚天屠龙记》讲述了波斯宗教和明教的渊源，出现过波斯哲人海亚姆的诗句，并提及海亚姆、宰相尼若牟、山中老人霍山三人交往的故事；《神雕侠侣》中效力于忽必烈帐下的尹克西是波斯珠宝商。金庸先生也多次在小说里铺垫波斯文化背景。”
爱读武侠小说的刘英军对这些内容并不陌生，“波斯给人的感觉非常神秘，波斯人又以善经商著称，总是游走于各个文化区域之间，能够带来新奇的物件和故事。中国人对波斯人还有一个特定印象，就是他们善于鉴宝。出于这些原因，我就觉得挺有兴趣的，而且越学越觉得有意思。”
刘英军博士用“好奇心的动力”阐释了他选择波斯语的初衷，如今，这种好奇心也引领他在学术领域越走越远。
▲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2012级全体师生合照，前排左二为刘英军
除了波斯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还有包括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印地语、梵巴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等非通用语种的20个招生专业，拥有拉丁语、马来语、孟加拉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赫梯语、阿拉米语等非通用语言的教学资源并开设过课程。
去年9月北大宣布启动 “一带一路”外国语言与文化系列公共课程项目，外国语院学院面向全校开设了32门语言类课程和8门文化类课程，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区域主要国家的使用语言。
“会觉得挺孤独的，没有学长学姐，没有学弟学妹，但一方面又想，我们是唯一在学蒙古语这门专业的人啊，觉得也没那么坏。”
许多小语种专业两年、三年甚至四年招一届，几十年毕业总人数不过百人，蒙古语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大学蒙古语专业大四学生张源说，今年她毕业后，蒙古语专业将迎来16级的“小鲜肉”——而13、14、15级则是一片空白。
“我们波斯语的学长只有在伊朗见到过”，韩静仪说，“我们这种学习外国语言的，在国内的学习过程就是很孤独的，你必须要融入当地社会、去了对象国，用了这门语言工作之后，你的学习过程才不会孤独。”
“学小语种到底是怎样一种感觉”的知乎提问关注人数超过三千，回答区聚集了大量小语种专业的网友吐槽自己的体验——“觉得英语是世界上最人性化的语言”“高考费那么大劲来了发现又是几年新高三”“连课本和字典都找不到合适的”“去解释其实就业前景不错换来的都是一脸不解”“男女比例1:29”……
在五花八门的吐槽中，最多的还是小语种的学习难度。
学外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积累，小语种更是如此——为了打牢基础，小语种学习者每天都要进行反复记忆，在发音、词汇等方面进行简单枯燥甚至粗暴的重复。
“问题的关键是，语言这个功夫得坚持多年如一日，否则一扔还是废掉了。到了大四都张不开嘴，这也是大有人在。”刘英军感叹。
刘英军回忆，当年和同学们最期待的就是受邀参加伊朗使馆的活动。
伊朗作为“诗歌的王国”，其驻华使馆会不定期邀请研究波斯文学的中国专家和波斯语专业师生到使馆去围坐论诗，有时甚至同时邀请某些其周边国家（比如印度）的波斯语诗人，或谈及古代的诗人佳作，或朗诵他们自己的诗歌。
本科生们其实不能完全听懂。
“我们难免有时走神——看着窗外的落花，盼望早点开饭，想着伊朗使馆今天吃什么。到后来，伊朗使馆每次搞活动，对于二十年前在食堂只能吃到‘粗茶淡饭’的学生们来说，好好地吃上一顿‘烤鸡、烤鱼、卡巴巴（伊朗羊肉串）’似乎比坐听两小时诗歌这一主要内容更具吸引力。”
“诗歌文化有时似乎比不上饮食文化对人的吸引，尤其在饭点儿前后、腹内饥饿的时候。人家搞的是文化活动，被我说得好像就等这顿饭了。”刘英军笑着说。
▲丹麦驻华大使馆“2015丹麦日”活动，比讲座更吸引人的丹麦曲奇（上图）和牛肉三明治（下图）
如今在北大小语种专业课的课堂上，同学们也总会期待民族节日的到来，教授和外教会带来一些当地美食一起分享。
韩语系以美食多而出名，很多同学戏称自己开设了“韩国美食鉴赏课”，隔三差五在朋友圈“秀”各式包饭和糕点。
而各语系10人上下的小班教学，每天固定时段两到四小时的课程，使得各专业内部就如同一个家庭般温馨——这也是很多出身于外国语中学的同学上大学之前很少有过的感受。
课余一起写作文、背课文，轰趴、春游无话不谈，这是当今大学生普遍“归属感不强”的环境下一种别致的体验。
▲15年12月12日韩语系70年系庆，15级韩语班身着传统韩服合影
（图片来自曹若晨）
（图片来自郭锐）
情结
2016年4月21日，为了占到每周四晚上的通选课《中东地区的国家关系》第一排的位置，希伯来语专业七名同学特地提前三个小时来到教室——对于他们来说，今晚这堂课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课程《以色列和犹太属性》终于来了。
听教授向各个院系的同学介绍了两个小时自己的对象国后，他们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之前平时都会吃完晚饭，陆陆续续在上课前赶到国关楼，位置的话能看见PPT就够了。”其中一个同学笑着说。
从大学之前认识基本为零、懵懵懂懂被录进一个陌生的专业，到一个多学期之后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个演变过程学习者们自己也说不清。
在一些人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们还会慢慢带有对象国的气质，甚至会拥有与对象国人民相近的思维方式，比如韩语生日常说话尾音也变得相对软糯，日语生相比于地中海沿岸语种的学生相对更守时等等。
小语种学习和从业者也常常会形成自己的圈子，因为无论是细致的学习体验还是对对象国浓烈的情感，在他们看来，都是外人不太容易真正理解的。
经历了四年的蒙古语学习张源越来越喜欢 “有几分洋气”的蒙古语和东西交融的蒙古文化。
大三时她去蒙古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的交换生，身临其境体验了草原上“傻萌”的马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
她还谈起自己在蒙古国时的感受，“蒙古国学生性格大都很好，都挺开朗；但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在意时间，经常迟到，他跟你说快到了，其实还差好远。”
虽然这一年间有着种种不甚如人意的经历，但是一旦回想起来，张源还是止不住地感慨，“每次看到与蒙古国相关的东西会觉得很亲切。”
▲张源特别喜欢蒙古国草原上“傻萌”的马
这种类似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其实在很多小语种专业学生都会存在：一旦看到与自己对象国有关的书籍、新闻甚至几个有些相像的字，都会感到十分激动。
出于对蒙古语的兴趣，张源决定研究生继续读本专业。
“之前也是对这个不特别了解，现在也不是特别了解，只能说是了解了一些皮毛。但这门学问太深了，把它学好的话没几十年够呛。”
韩静仪坦承，自己起初对伊朗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为在媒体听到很多负面信息，觉得伊朗是一个恐怖中心，什么都不好。”
作为交换生的她初入伊朗，开始几天“挺痛苦”，但因为掌握了波斯语，她很快了解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后来就“觉得这个国家挺好玩”。
“伊朗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它之前是比较保守的，但现在正在变化，经历了自己的宗教和西方冲突。伊朗二月份举行了两会，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它的心态很像改革开放时的中国。”
刘英军解释道，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敌视伊朗的西方国家媒体长期把握着第一手新闻，而国内很多媒体的信息又来自于西方，便在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个片面化的“很乱很危险”的伊朗印象。
但是一旦下了飞机，就会觉得那里的生活无比平静。
“其实伊朗已经算是该地区少有的国内局势稳定、没有战乱的国家。前段时间每次准备去伊朗，周围人甚至自己都很担心，但一下飞机就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
伊朗的现代化起步非常早。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伊朗就取得了可观的建设成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普及了私家车和家用电器。
相较于其它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伊朗女性的权利也得到较好的保障。
刘英军回忆，“2004年我到伊朗工作时，（伊朗）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还强于国内。由于宗教原因，社会秩序也稳定，几乎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但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尤其在历时十余年的“伊核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对伊朗采取了愈加严厉的封锁和制裁，导致伊朗经济发展停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迅速，伊朗却相对倒退三十多年。”
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政治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甚少，甚至出现误解的现状。
韩静仪觉得，在自己学习波斯语的经历中，语言能力其实是收获最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收获时在伊朗的一些经历使自己对伊朗的态度乃至整个“三观”都发生了转变。
“在伊朗待久了，越发不喜欢美国，自己会想站出来为伊朗说话；还想让伊朗更好地认识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大多只来自伊朗巴扎（市场）的中国制造。”
韩静仪现在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在伊朗做社会调查；“有时候不想写稿，但想想这个国家被误解得已经很多了，应该更好地向别人介绍，让大家认识更真实的伊朗。”
▲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的晚上聚集着大量市民，是休闲娱乐的集中场所
日复一日背诵着词汇和语法，和对象国的感情也不知不觉愈加浓厚。
每个传承下来的文化必然有其独特的魅力，因为语言，非通用语种的学习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穿越战火绵延、社会混乱、民风闭塞、抑或生活贫穷的刻板印象，获得与常人不同的体验。
“那里其实很美”，这是很多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的心声。
挣扎
在2014年底在京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小语种人才缺乏”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并出台了《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意见》——“目前和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中，通用的语种约95种，而我国仅能开设54种语言课程，要求2017年这个空缺要被完全填补。”
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度向教育部申报增设的塔吉克语、阿非利卡语、阿塞拜疆语、格鲁吉亚语、等8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专业获批成立。
近几年“小语种热”慢慢兴起，在就业前景的吸引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下，报考学生人数逐年上升，但表面的热潮掩盖不了现实的困境：第一、开设语种数量少。
虽然“小语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英语在外语专业教育中的比重仍高达95%以上，非通用语种规划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且，现阶段小语种发展受到市场化导向的影响，各类高校争先恐后地开设一些小语种专业（如朝鲜语专业），盲目提高招生规模，进行大量低层次重复建设，没有将更多精力放在对接国家和区域问题的语种选择和语种均衡发展等更有长远意义的上事情来，如开设国家急需的语种。
▲今年年初，北京外国语大学向教育部申报增设的8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专业获批成立。
第二个严峻却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人才的流失。
高端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并不容易，但国内多所高校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大学承担着巨大的人才培养成本，但是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小语种人才，却因各种原因而“中途改道”或流失到国外。
对此，韩静仪就有亲身的体验，“临近毕业大家去向就基本明确了，身边同学有不少从事与自己专业关系不大的职业，比如进投行和咨询公司，或者出国读艺术或商科。”
刘英军也提到了这个“难免冷酷一些”的问题——很多小语种面临师资和研究者缺乏的现状，北大也鲜有学生留下来做波斯语老师。
尽管，无论是在语言内容本身、还是以语言为工具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上，波斯语文献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但真正意义上的应届生愿意坐冷板凳去搞研究、站讲台、“在枯燥的文字里头爬”的很少。
刘英军也承认，单凭“好奇”几乎不可能在研究道路上走下去，“因为如果你要想满足好奇心的话，需要在安身立命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否则，那可真的需要极强的好奇心和意志力，才能长时间地啃书本做研究。”
非通用语种的研究者们常常要面临双重的困境：研究的难度极大，“长年扒书最后还不一定能淘到宝”；另外，他们还要面对外界对自身工作价值的质疑。
▲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用阿拉伯字母拼写
除此之外，在看似火热的就业背景下，许多语种的就业现状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乐观——韩静仪所学习的波斯语也有这种情况。
据她介绍，“现在有不少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去伊朗学习波斯语，而且水平甚至可以超过多数专业学生。当伊朗的翻译市场饱和之后，北大学生在波斯语行业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因为伊朗当地有很多优秀的波斯语翻译的对口程度和熟练程度更高。”
北大学子的优势在于“北大光环”以及良好的素质教育基础，但这些“软实力”在语言水平的“硬功夫”面前显得颇为无力。
她感慨，“本科生学习其他方向也是迎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为自己多谋出路，毕竟单单会一门语言个人竞争力还远远不够。”
心安
外部环境冷热交加，各种声音褒贬不一，但在同学们看来，外院的整体氛围的变化并不明显、显得格外“心安”：始终不在人数上扩招，不增设专业，课程设置上不做较大改动；对转专业、双学位和辅修乃至改行均持开明态度。
▲去年秋天，15级希伯来语班同学和老师在静园草坪野餐、做游戏
在国家紧缺小语种人才的情况下，承担着非通用语种储备基地重任的北大外院却一直没有扩招。
刘英军这样解释外院的招生政策现状：首先，资源较为有限，扩大规模可能会导致教学质量打折扣。
其次，北大的责任是满足国家的主要需求。
虽然市场的需求在增加，但这不意味着北大需要扩招，因为需求增加的部分其它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解决。
“文化交流的科研工作是北京大学的强项，而上海外国语大学擅长国别研究，北外则注重语言能力。每个学校有各自的特点，北大的平台一直强调通识教育，要有专长，但是不限制未来的发展。北大老一辈的老师的思路也是招生规模不宜扩得太大。”
就大部分小语种专业而言，由于人才市场总体仍呈紧缺态势，毕业生的就业总体来说“不是问题”。
很多外院学生虽然会选择“改行”，但这并不是因为专业的就业竞争力弱，而更多出于个人兴趣的改变。
“因为好奇来读这个语言，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想法发生了变化，身边这样的同学也不少。”
刘英军说，“比如说九十年代受南下经商的浪潮席卷，不少外院毕业生直接到南方华为、康佳、美的等企业经商。有些人已成为公司元老级的‘成功人士’，但他们现在的成就也离不开最初开拓海外市场的努力，和他们所学的语言也有必然关系。”
“外语是外院毕业生在社会安身立命的一块敲门砖，也是探索下一步人生道路的拐棍。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和这门外语是有关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它可能就逐渐退隐到生活后面去了。”
刘英军的本科同班同学有人进入政坛、有人投身商海、有人回归家庭，还有人成了北京电视台邀请的资深人力资源专家，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白学了”——因为所学的一切都终将或潜移默化、或机缘巧合地回归生活本身。
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刘英军的“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