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传奇】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结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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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凯 【播音】：武军
1949年1月底，卫立煌化妆逃出国民党特务的天罗地网，从南京转道上海最后抵达香港。自此在港寓居5年。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从香港回到大陆。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政权里最后官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中年丧偶，他的第一任妻子朱韵珩1939年秋天病逝。此后提亲者不断，一度甚至盛传蒋介石宋美龄要介绍孔家二小姐为他续弦。
直到1945年夏天，卫立煌在昆明举行婚礼，才揭晓了“新夫人何许人也”的谜底：42岁的韩权华女士从美国檀香山回国，进入了卫立煌的家庭。
韩权华女士出身于“天津八大家”中的韩家。据史料记载，自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起，天津城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排名第一的“东门外韩家”，又称“天成号韩家”，从事海运业，是靠海船、海运发迹的。韩家到了上个世纪初，离开天津落户北京。
韩俊华（女）、韩振华（男）、韩缙华（男）、韩升华（女）、韩咏华（女）、韩恂华（女）、韩权华（女）
韩家的谱系到了这一代：韩渤鹏(耀曾)与卞氏生有二子五女，长幼序列为：韩俊华(女)、韩振华(男)、韩缙华(男)、韩升华(女)、韩咏华(女)、韩恂华(女)、韩权华(女)。其中老三韩缙华在十几岁时夭折。 由此可见，韩权华是韩家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
韩家姐妹属于20世纪初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韩家四姑韩升华、五姑韩咏华赶上了严修先生在天津首开女学，先后毕业于严氏女塾、严氏幼儿师范；韩家六姑韩恂华赶上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成为北京大学正式招收的首批九个女生之一。而韩家七姑韩权华1922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19岁的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非常漂亮，一入学就被捧为北大“校花”。但是非也自此而起，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后来为了躲避骚扰，她转学到女师大，师从刘天华，也由中文改学音乐。毕业以后，河北教育厅保送她官费留学美国，在皮尔德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毕业后留在美国教书。
韩权华三个姐姐的婚姻选择也有共性，她们都嫁给了书香门第出身的“海归”，五姑韩咏华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四姑韩升华的丈夫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傅铜，出任过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校长。六姑韩恂华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邝寿堃，一直在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煤矿北京门头煤矿、河北开滦煤矿担任总工程师。
只有七姑爷卫立煌的出现，打破了韩家女婿“不要当官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
据说牵线人是卫立煌高级参谋邵光明的夫人王亚全女士，她与韩权华毕业于北平女师大附中，同校不同班；后来两人都赴美留学，同时不同校。不过，历史留下一个重要的细节：韩权华的玉照，却是卫立煌在她的姐夫、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那里见到的。
1941年韩权华收到了卫立煌写来的信，“每张纸几十个核桃大小的字”，字里行间感情真挚，又直截了当：“希望你回来帮助我”。韩权华念他是抗日英雄，同意了，但因与学校有合同，不能马上启程回国，后来发生珍珠港事件，日美宣战，想回也回不来了。她只好写信告诉卫立煌，不要等她了。但是卫立煌还是等待她的归来，独身生活6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盟军美国朋友以军用运输机将韩权华送回到昆明。1945年6月15日，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卫立煌虽然战功赫赫，却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于是出现了一个怪圈：每当蒋介石在战场上受挫时，卫立煌立即被重用；但战争稍有间隙，他就遭受排挤，或被迫出国考察，或降职使用。
1946年11月底，卫立煌卸任远征军司令，携夫人韩权华开始出洋考察。欧美十国之行，韩权华的亲属们一路呵护：
先到美国，他们的翻译兼秘书是韩权华的外甥女婿钟安民，即梅贻琦先生的三女婿。1947年春天，他们到了英国。韩权华修书一封，给她在巴黎的外甥女李惠年和女婿汪徳昭，这是她大姐的女儿和女婿。韩家大姑韩俊华比四位妹妹年长许多，没有赶上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也是姐妹中唯一缠过足的。她自己虽然没有上过西学堂，但是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送到美国和欧洲留学。女儿李惠年1936年赴法主修声乐，女婿汪德昭1934年就进入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他所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于是这对夫妻担任了卫立煌夫妇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考察的翻译兼秘书。
卫立煌想见汪徳昭还有另一层缘故：汪徳昭是留法左派学生领袖，而卫立煌1938年在山西抗日时，就与共产党领袖朱德多有交往，和周恩来、彭德怀也曾数次长谈。基于对国际国内时局的认识，他在和汪徳昭见面不久，就开门见山请汪助他和中共联系。
这个长时间的谈话是在泛舟瑞士雷梦湖时进行的，瑞士政府为卫立煌夫妇包了一只游艇。卫立煌和汪德昭在游艇客舱中交谈得十分投机。回到巴黎以后，卫立煌即执笔写下一封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密。”此电报由汪徳昭和韩权华分别译成法文与英文。
汪徳昭原本一介书生，与中共并没有组织联系。可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抉择，他慨然承诺，将信转送。后来，他通过好友、法共党员与苏联驻法使馆接上关系，辗转将消息转达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循原来的渠道，将指示反馈给汪德昭。汪又按与卫原来商定的密码，将此转达给卫立煌：大意是“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此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卫立煌看后心中有了底。他也用这个密电码打电报给汪徳昭，请汪来东北到他身边工作，帮助他继续与“某方”联系。汪德昭和李惠年夫妇经过认真思索，俩人辞掉了在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变卖了家私，1948年4月举家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汪徳昭旋即只身飞往东北，被卫立煌任命为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但由于蒋介石的钳制，卫立煌知道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从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例如对于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多数工作是整补训练、修筑工事等。其间于三月、五月、九月三次被召到南京面聆蒋介石的训示。不管蒋介石怎么说，怎么发火，卫立煌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于是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他并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
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卫立煌登上飞机之后，不许关机舱的门，一定要几个年轻力壮的卫士把汪德昭从人群中找到，拥上飞机，才关上舱门。
1949年初，卫立煌夫妇到了香港，汪德昭也到了香港，并结织了乔冠华、张铁生等一些共产党人，帮助卫立煌和中共再牵上线，然后他们夫妇携子汪华重新返回巴黎。七年以后，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汪徳昭、李惠年夫妇再次回国，终于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报效祖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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