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秘书们》第2集
【作者】：叶永烈 【播音】：孙杨
“第一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1992），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身兼四个秘书职务：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总学委秘书和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比毛泽东小19岁的胡乔木，从1941年开始两个人的工作交往和私人情谊，直到毛泽东逝世长达35年，其中有20年可谓是形影不离。胡乔木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主席始终心怀知遇之恩，他十分佩服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气度，而主席也极赏识他的学养和才干。尽管他是秘书、是助手，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不是敬畏有加，而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图为毛泽东与胡乔木。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临行时，江青特意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了一顶帽子，但毛泽东感觉有点紧。周恩来摘下自己头上的那顶盔式帽，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试了试：“正好，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那我就夺人所好了。”同一架飞机上，还有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等。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飞行员，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说：“我要向陕北人道个别。”胡乔木问道：“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
“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毛泽东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胡乔木想起前天夜里枣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是这种沉着和坚定的语气。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宣布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胡乔木仍然负责记录。
毛泽东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一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不利于蒋的独裁的。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飞机缓缓地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几百名中外记者在机场上已等候许久，都希望一睹中国另一位政治领袖的风采。
但毛泽东让他们失望了，他没在机场停留，只是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被安排走向一辆牌号为“2819”的美国大使馆防弹车。
赫尔利和张治中同车。
“我住什么地方？”毛泽东问张治中。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毛泽东说。
防弹车载着毛泽东先去了张公馆，后来被安排在山洞林园的政府招待所。
胡乔木住处紧挨着毛泽东。
接下来的43天，充分地展示了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坐到了一起，这本身就兆示着深刻的政治变迁。谈判十分艰难，进展十分缓慢。这一点，国共双方均不感到意外。谈判基本上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一个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之间的磋商。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较量绝不仅仅是在谈判桌上，国共双方也都这样看。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毛泽东来重庆，也不仅仅是与国民党谈判。40多天里，比起在延安，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毛泽东的日程排得很满，他要广泛地接触各方面人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拜会的客人中，既有像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等老朋友，也有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芸生、左舜生等中间派人士，甚至包括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毛还同在重庆的外国人士进行了接触。
对于蒋介石军事上的挑衅，毛泽东针锋相对。就是在重庆期间，七大前后考虑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被确定下来。
国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桌上的东西只能从战场得来。
国民党调动36个军、73个师，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迅速抢占东北，逼迫中共在谈判上屈服。
毛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
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泽东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毛泽东在重庆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还说过：“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时，重庆谈判已近尾声。
10月的重庆，在有雾的时候，早上有时也还有几分凉意。11日清晨，蒋介石来到毛泽东的寓所，两人作了在重庆、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长谈。
历史记载了这两个大人物的最后一次谈话。
蒋介石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谈起了土地问题，表示对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公而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忧虑。
蒋介石说，很好，将来这些事情都交给你们来办，你们在这方面有经验。共产党最好不要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
毛泽东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
蒋介石悲观地说，这些问题这次没有解决好。
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我看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了重庆。胡乔木等随行人员，也同机离开重庆。
登机前，毛泽东向机场上的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下午一点半，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党政军民2万多人，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有人清晨就来到这里。张治中先生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难忘情景：
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队。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毛泽东尽管十分疲惫，还是发表了讲话。讲话同样简短：这次谈判已经得到初步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摘编自《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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