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员夏瑞江：我的军旅生涯
我的过去，既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也没有骄人的业绩，可谓一杯清水，十分平淡。
然而，我一直自豪着，因为我曾在清华大学读过六年书，那别具一格的建筑：大礼堂、二校门、清华学堂、图书馆等，经常在我眼前呈现；蒋南翔校长、梁思成先生、吴良镛主任等师长的谆谆教诲，也常常在我耳边响起。
让我自豪的，还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专业——建筑学，自己连做梦都想当一名出色的建筑师，要为国家、为人类设计出许多漂漂亮亮的高楼大厦，还要让漂亮的建筑“盖满地球到月球”——这是在徐水搞规划时所作诗词中的一句。
可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大学毕业后，我却被分配到了部队，从此，我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夏瑞江（1962届建筑）
开始军旅生活
1962年10月，我和同班的王宽裕同学一起到南京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报到。经过一个多月的入伍学习，我们填写了入伍申请，穿上军装，戴上大盖帽，便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活。
1962年冬，我在浙江省军区守备一师三营六连锻炼。我抱着向战士们学习、和他们交朋友的心态来到班里，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学习，一起站岗放哨，一起摸爬滚打。不到半年时间，我的思想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明显提高，学会了叠被子、打背包，学会了投弹、射击和队列动作。营长表扬我刺杀动作做得好，让我给战士们做示范。部队从温州调防到楚门，长途行军中，在身背背包、枪支、弹药的情况下，每晚要走40多公里的山路，这些我都咬牙挺过来了，而且还掌握了行军时，上山怎么走、下山怎么走，怎么着装等窍门。我还积极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为连里出黑板报，帮驻地老乡写春联，替战士写家信，等等，被营里评为“学雷锋标兵”。
工作几经调动
冬去春来，1963年5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六连，被分配到省军区后勤部营房处工作，和姓陈的助理一起负责营房新建。在这期间，我做了117医院集体宿舍、省军区政治部首长宿舍及后方物资仓库的设计，初步尝到了设计的滋味。
有这样一件事，实在让我难以忘怀：一次，陈助理要我画一张结构图，由于我的粗心，把钢筋画在预制板的中心，结果预制板断裂了，好在没有伤到人。领导批评了老陈，但我心里比挨了批评还难受。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牢牢记住了，设计图纸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省军区营房处工作了近八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搞营房管理工作，为了解决海岛部队“吃水难”的问题，我曾陪同来自总部和南京军区营房部门的同志，走遍了浙江沿海的大小岛屿，调查部队的吃、用水情况，协助部队寻找水源。
工作才刚刚起步，突然上面来了调令，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领导找我谈话，说新组建的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急需工程技术人员，要我尽快报到，还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虽然我惦记着老家正在生病的父亲，他正望眼欲穿地等着我回去探望，我毕业后一直未回过家。但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懂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办完工作交接，我便起程北上。
1964年元月，我离开了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塞外城市吉林白城。因为单位刚组建，办公、住宿都是利用原有的小平房，靠火墙火炕取暖，当时正值零下30多度的隆冬季节，我是南方人，第一次睡火炕，睡到后半夜，炉火突然灭了，也不会生炉子，因此挨了冻。白城虽然是地级市，但市区街道是高低不平的土路，没有公交车，只有马车。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部队也不例外，主食是粗细粮搭配，副食是土豆、白菜加豆腐。生活是艰苦的，但因为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我所在的设计科，人数不到10人，除两名工程师外，多数人员来自清华、同济和南工，虽然都是刚出校门、缺乏经验，但干劲十足。为了赶任务，我们天天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也不安排休假，就连我结婚也只是在部队简单办理。在忙忙碌碌中，我完成了机关办公楼、俱乐部（即礼堂）、首长宿舍、500床位的321医院病房楼（系三人共同设计）、总后承德干休所师职楼等设计，真正尝到了建筑设计的甜头。
设计321医院时，我们曾组织到沈阳军区所属的总医院和长春208医院参观学习，广泛征求医务人员对各种医疗用房的使用意见和要求，使我们的设计有较大的改进，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有一项设计，使我一直感到很遗憾。当时，上级明文规定部队不能建楼堂馆所，所以领导指示：俱乐部（礼堂）暂不建前厅，只设计观众厅及后台部分，结果大礼堂建成了“大仓库”，作为设计者，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经过党组织多年培养和部队的历练，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起点。1966年7月2日，我被批准入党，从此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信念。
1976年，“总后白城办事处”撤销，由沈阳军区接收，我被安排到沈后营房部。接收组原计划是让我去营房设计所的，这也正是我所渴望的，但营房部领导则要我到机关接替即将转业的同志管理计划。对于计划工作，我是既不熟悉，也不大想干，因此找领导“申诉”。一些熟人劝我说，这项工作很多人想干都没干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后来我想，既然领导很信任，自己是党员，那就好好干吧。沈阳军区每年几个亿的建设资金，从编制计划、向上申报到向下拨放，都是我一人经手，应该说是很有“权”的，但我始终坚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1983年，夏瑞江去海洋岛检查工作途中
1982年，我被任命为营房部营建处处长。工作中，我坚持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的原则，经常下部队了解缺房和新建的情况。这一时期，由于备战的需要，新组建了一些守备部队，急需建设新的营区，而我们营建处只有五个人，一人专管计划，一人专管海岛边防，其余我们三人，既要跑面又要抓点，还要为这些新组建的部队编制设计任务书，工作非常繁忙。
担任处长工作这几年，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先前连队的营房都是平房，有的甚至是“干打垒”的简易房。为了改善部队的居住条件和节省建设用地，我们处通过充分论证，提出“建楼房优于建平房”的观点，得到了领导和总部机关的支持。从那开始，部队营房逐步实现了楼房化。二是，为了改变部队营房建设只注意速度、不重视质量的倾向，我们处经过认真研究，制定和印发了“优质工程评比办法”，设计并制作了优质工程奖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优”活动，还派人下去蹲点指导，培养典型，适时召开现场观摩交流会，有力地促进了新建工程质量的提高。在沈后营房部工作期间，我曾七次受后勤部嘉奖，两次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潮推动了部队的开放搞活，根据军区和后勤部首长的指示，营房部部长领着我们几个处长和部分机关干部，着手组建以原有的一个工程团、三个工程大队及一个安装大队为主体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队，后经总部批准定名为沈后工程局，对外称东北金城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是正师级单位。
经过近一年的筹组，后经沈阳市建工局审核批准，定为一级施工企业。我们从一间小平房（系营房部化验室）、一口高压锅开始创业，本着“社会效益第一，企业效益第二”的宗旨，发扬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从狠抓管理、狠抓质量着手，搞好企业的自身建设。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不仅挤进了强手如林的建筑市场，而且创出了品牌，赢得了信誉，被沈阳市建工局称赞为“异军突起”的先进单位。
组建初期，我任总公司工程部部长，我和部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管理和工程质量方面下足了力气。对施工现场，我们参照部队的管理模式，试行“四化”，即宿舍、食堂连队化，办公室机关化，材料仓库商店化，施工场地街道化。我们推行的以“四化”为中心的文明施工活动，得到了市建工局的肯定，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我们研究制定了确保工程质量的制度、标准和办法，实行科学化、标准化管理，加大检查力度，对沈阳的工地，几乎一天一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一次，检查沈阳味精厂家属宿舍工程时，发现楼梯间抹灰质量粗糙，观感不好，在我们督促下，工程队便逐层刮净重抹。虽然多花了几万元钱，但却赢得了甲方的赞扬。总公司每年都要对所有下属单位、所有工程，从组织指挥、文明施工、质量、安全到机械设备等各个方面进行大检查、大评比，好的表彰奖励，差的通报批评并罚款，对施工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作用颇大。总公司每年有不少工地被市建工局评为文明施工工地。地处东北三省的各个分支机构，每年都有不少工程被当地政府评为优质工程。总公司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工程被沈阳市和沈（沈阳）长（长春）哈（哈尔滨）三市观摩团评为优质样板工程。我们承建的五星级皇朝万豪大酒店工程获建设部颁发的“鲁班工程”奖。
经过层层考评，1989年4月18日和1993年1月30日，辽宁省人事厅和沈阳军区后勤部分别批准我为高级工程师。1990年，我被提升为副总队长（后改为副局长）、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职务的提升意味着自己肩上担子加重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善言辞、不会应酬、不会交际、滴酒不沾的人，要从事企业的领导工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企业利益，我是硬着头皮学会了应酬，学会了跟方方面面打交道。作为主管工程的领导，我把全部精力用在管理工程上，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有时一天检查十多个工地，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硬是从一楼爬到十几层楼。
因为忙于工作，连妻子住院动手术、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工作，都没法去照顾和处理，从而对家庭又多了一份亏欠。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的企业不断成长壮大，被建设部审定为特一级企业时，感到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后勤部及沈阳市建工局曾分别授予我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退休后生活
1997年6月，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住进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的砂阳干休所，享受着盛世怡悦的退休生活。2002年，沈阳军区联勤部新建两栋19层休干住宅楼，名为“金阳花园”，承担工程监理的营房部设计院监理公司邀请我出任总监，这样，我又干了四年监理工作，为军队的营房建设贡献了一份余热。
夏瑞江学长全家福（2003年）
2006年，我和妻子随女儿一家来到我们的故乡——浙江省桐乡市，照顾年幼的外孙，桐乡、沈阳两头跑，生活得很开心、很舒坦。
对于过去，我是既无怨又无悔。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供我上学，是党和政府的助学金使我顺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我还清楚地记得，刚进清华不久，同班的唐海光同学曾慷慨地送我一条床单，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建二集体的温暖。
从排级干部一步步升到师级干部，直到退休，这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再加上同学、同志的体恤关爱，所以，我很感恩、也很知足。
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2年春季号（复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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