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
2022年
适逢清华大学图书馆诞辰110周年。
在这110年的时光里，
这座图书馆经历了
清华学校图书室、清华学校图书馆、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西南联大图书馆和清华图书部、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以及解放后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等阶段。
在此期间，
无数关心、支持、守护、使用
清华图书馆的人，
犹如繁星璀璨，不可胜数。
值此110年馆庆之际，
聊举数例，与诸君共享。
“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
在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周诒春的主持下，清华图书馆第一期馆舍建成，成为清华图书馆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新建成的图书馆庄重古朴，典雅华丽，和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一起，成为清华园里的“四大建筑”。而大理石墙面、软木地板与书库的玻璃地板、钢铁书架，被学生誉为“吾清华图书馆之建筑，固为东亚独步（此系某报之评论，非夸张也）”。
1930年，罗家伦主持图书馆的二期扩建工程，他的“大阅览室情结”让清华图书馆在90多年前就拥有了一个超大的阅览室，他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南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都在各个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
在这个幽雅壮丽的图书馆里，一大批清华学子茁壮成长，涌现出诸如曹禺、钱锺书、杨绛、季羡林、华罗庚、钱三强、彭桓武等中国学界泰斗大师级人物。
（董英俊 摄）
梅贻琦自1931年至1948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期间他率领联大师生在艰苦岁月里坚持办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他为抗战烽火中的清华图书馆保留知识的火种与组织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后，建立了清华办事处，机构有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处，下设注册部、图书部、体育部和秘书处。清华图书部独立于西南联大图书馆之外，隶属于清华办事处，虽然工作人员极少，但工作从未停止，它为战后复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资料图片）
解放后，在蒋南翔校长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了显著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当中，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大量图书被调出，特别是一大批文科类图书的外调，使图书馆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馆藏数量有明显的减少。调拨出去的图书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1960年，馆藏调拨工作结束后，学校进行了检查和反思，及时制止了进一步的调拨需求。蒋南翔1952年至1966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院系调整期间，因为他的坚持，清华大学图书馆多年来收藏的文物、古籍和部分人文社科类书籍得以保留下来。
跨入新世纪，在历届校领导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馆舍、馆藏资源、购书经费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迈向了新的征程。
110年历史长河里，
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们
清华学校图书馆第一任主任黄光，据笔者考证，他在任时仍是一名在校的高等科学生，1913年结束短短一年的履职后，即踏上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旅途。黄光担任清华学校图书室主任时，图书室仍隶属于学校庶务处，图书经费由学校拨给。
清华图书馆的历史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等人曾经多次担任清华图书馆的主任一职，或中间间隔两三年（戴志骞、洪有丰），或间隔二十年（袁同礼），冥冥之中或有深意。戴志骞在清华图书馆担任了三次馆长，实际执掌清华图书馆的时间约12年。在他任内，清华学校图书室脱离庶务处，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他引入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清华图书馆进入第一个迅速发展时期。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都在美国获得图书馆专业学位后执掌清华图书馆，在管理理念与组织管理方面一系相承。洪有丰是继戴志骞之后，又一位对早期清华图书馆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负责人。
清华图书馆的历史上，还有若干位“代主任”，如袁同礼（戴志骞赴美时）、吴汉章、朱自清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自清代主任。虽然任职时间不长（1935年9月至1936年暑），但从朱自清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对于图书馆业务的殚精竭虑。刚上任时，他请求校方免去自己的图书馆主任一职，“以其妨碍研究计划也”。到了10月份，敬业的朱自清日记里开始频现“为图书馆事伤脑筋”的字句。
（资料图片）
1935年11月，鉴于华北局势动荡，为保留文化火种，在梅贻琦校长的指示下，朱自清和图书馆职员一起包装书籍，预备装箱南运。馆员马文珍曾在一首诗里描述了这个场景：“图书馆里的灯火辉煌照耀，千万卷藏书都在发抖。它们从钢铁的架子，樟木的架子，往四处走；走进人的怀抱，走上大理石的阶，走下楼。箱子的搬动声，钉锤的响，汽车的喘息，北风在窗外吼。这是文学院的书箱，这是法学院的；理工的，那边有。你背着手走来了，是那么严肃而忧愁。这是善本，这是图谱，多加一层油纸，卫生球够不够？”
陪同图书馆人一起经历抗战烽火的潘光旦主任，主持馆务14年（1938年至1952年）。自1938年4月起，潘光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兼任图书部主任，直至1946年“图书部”这个机构撤销。在潘光旦与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图书馆在战争年代坚持独立运营，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开展工作，为联大的“弦歌不辍”默默地奉献了八年，也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复建积蓄了力量。
战后复员时，为从各敌伪机构运回图书，潘光旦费尽了心力。从潘光旦《存人书屋日记》（1947-1950年）可以发现，作为图书馆的主任，潘光旦工作非常勤勉。在坚持上课的同时，他几乎每天都到馆办公，不仅工作效率高，还向学校争取，上调图书馆职员待遇。在他对图书馆职员的大力维护下，图书馆职员无不感怀在心，大家齐心协力地进行着收复旧书、整理图书、赶编新书的工作。在潘光旦的努力下，至1948年12月，图书馆的业务基本上可以追及战前。
1936年，清华图书馆同人合影(在图书馆门前)
清华图书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是史国衡，他主持馆务22年（1961年至1983年）。早在求学期间，史国衡就对图书馆的工作表示出浓厚的兴趣。1935年，家境贫寒的史国衡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因费用拮据，他向朱自清主任致函提出勤工俭学的请求，“窃以校中圕参考室内向有同学在内服务，开学后如遇需人之处，务祈转令所属采用为祷”。朱自清在函件上批复“已函复，请登记”，后有“已批复”字样。26年后，史国衡主持图书馆业务。1980年6月，史国衡作为团长，率中国大学图书馆访问团赴美国参观访问，这是中国大学图书馆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与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的馆长们，从顾廉楚、朱文浩、刘桂林到薛芳渝、邓景康、王有强、金兼斌，以及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侯竹筠、高瑄、蒋耘中），他们共同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迈入现代化、开放式、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杰出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都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他们皓首穷经，
用自己的烛火微光点亮读者！
110年来，一代又一代清华图书馆人甘为人梯，用勤奋的工作、默默的坚守、孜孜以求的精神、开拓创新的智慧，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征程中，树立了清华标杆，贡献着清华经验。
他们皓首穷经，用自己的烛火微光点亮读者，虽然他们的姓名绝大多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少数馆员能够从读者的回忆文字中找寻一二，但这就是图书馆职业的特点，也是平凡中的伟大所在。
（崔彧 摄）
首先要介绍的是自创图书分类法的馆员施廷镛。自丰华堂图书入藏后，清华图书馆原有的图书分类法不敷使用，除西文继续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外，中、日文分类法亟待彻底改革。1930年，洪有丰支持施廷镛参酌中外各家分类法，编制新的分类法，最后确定新的图书分类法为八大类八千小类，通称“八大类法”。该分类法一直沿用至1963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简称“大型法”）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图书仍然沿用八大类分类法。该分类法在施廷镛后来就职的南京大学图书馆也能找到。
最为读者称道的馆员是唐贯方。唐贯方初到图书馆时，做书刊出纳工作，业务熟悉，精通外文，擅长期刊咨询，被誉为“活字典”，与许多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岱孙先生曾回忆，“唐先生历年提出的书刊采购计划，报到院、系审批时，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他一个人顶得几个人”。唐贯方在护送装箱图书南下时，还有一个动人的护书故事。抗战初期，南下省亲的唐贯方接到学校通知，让他去汉口将清华秘密运出的古籍和贵重仪器运往重庆，他无暇顾及家中的老母和妻儿弱女。谁知船到宜昌时，赶上了史家所谓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唐贯方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400箱古籍与善本。三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历时十多天，成功将图书运往重庆北碚安置。
毕树棠1921年到清华图书馆，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也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在图书馆工作的60余年间，他撰写了大量中外文书刊介绍，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消息和世界文坛动态。他为人谦和，学识广博，得到清华名教授的礼遇，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经常就学术问题请他帮忙。
除了这些知名馆员外，110年来，清华图书馆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图书馆员。清华历史系刘桂生教授就是这样的“馆员”。在亲身经历图书馆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大学图书馆绝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更不是教材借阅处，这样的观点是把图书馆的作用看得太低下了。图书馆除了可以给学生提供知识之外，还可以给学生很多方面的教育——学术标准的教育，学术发展路线和发展层次方面的教育，还有做人方面的教育。大学图书馆是人类文化遗产在学校里的代表。”
（崔彧 摄）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10年来，清华图书馆一直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馆员”与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他们既是学生，也是工作者，勤工俭学和“三助”学生就是这样的群体。近些年来，由于部分业务外包，劳务外包公司的人员也和馆员们一起，共同承担着图书馆的开馆运营与各项建设工作。
它是每一个清华人内心
最宁静的港湾……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110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得清华图书馆更像一个睿智而宽厚的长者，它陪伴无数清华学子走过他们的青春岁月，期待着他们在这里能够有所收获。
（崔彧 摄）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清华图书馆为不计其数的莘莘学子开启知识的大门，为他们奉献着无尽的宝藏。它是每一个清华人内心最宁静的港湾。在许多学生的心目中，都留存着对于图书馆的美好回忆，兹列举几例：
杨绛：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季羡林：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
彭桓武：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作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这种经历是一生难忘而乐求再现的。
冯钟璞：置身于书库中，真像是置身于一个智慧的海洋，还有那清华图书馆著名的玻璃地板，半透明的，让人觉得像是走在湖水上，也像是走在云彩上。真是祥云缭绕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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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 苑洁
文内图片除已标注外，分别由苑洁、崔彧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