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为什么人们不再杀人？一部八百年的量化史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445篇推送
1648年的欧洲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文明化进程”到“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解释“为何人们不再像古代那么爱杀人”，是各代学者的不辍追求。对此，Eisner的贡献难以忽视。他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主要做了这样两件事：首先，系统整理了多国长时段内的杀人案数据；其次，在宏微观各层面，从不同理论出发，梳理了许多可以较好地解释长期趋势的变量，为后续研究开拓了广阔空间。
数据由多个来源[1]辑出，整理工作前后逾二十年，形成欧洲北、中、南部[2]的长时段数据库[3]。其中对各类偏误的讨论和修正，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记录对城市杀人案数的高估，还是不同法律体系间“缝隙”造成的记录不全，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案发率的影响，又或是医疗卫生条件或武器致命程度的效应，均需加以修正[4]。这也是后续分析的基础。
表1 原文整理所得数据的一部分。纵轴为国家或地区，横轴为时间段，其中数字，是当地每年每十万人杀人案案发数
在描述统计层面上，时、空层面结论，均颇为引入注目。时间趋势上，13世纪以来，人们确实不再杀人：每年每十万人案发率，从13世纪前后的25[5]左右，下降到19世纪后半叶的不足1。相应趋势，在空间层面又有显著的分异：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代表的欧洲北部，14世纪时即已进入下降阶段；中部稍晚；南部部分地区，最晚到19世纪才开始下降[6]。
图1 欧洲各地每年每十万人杀人案案发数的长时段演变
图2 20世纪中叶以来多国杀人案案发率演变（包含众多非欧洲国家，具体国家列表请见原文），纵轴是相对值，“100”是全时段内的平均水平，取值高于或低于100，说明案发率高于或低于时段内平均。与表1、图1数据不可比
文章紧接着部分，有“一体两面”之效：既可以视作对“暴力下降”这一问题系统、而不失批判性的综述，又是对其间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在综述层面，作者至少考虑了两个维度：时间上，从“驯服私人武力”、“早期绝对国家”，到“社会规训变革”，再到“现代控制文化”，有分五阶段的考究；社会层级方面，上到最高权力，中至司法等相关制度，下及个人因素[7]。
社会层级，是原文展开检验的主要脉络。首先，在最高权力层面，至少“13世纪以来最高统治者被谋杀比率”的高低，和社会整体的杀人案案发率，呈现显著正相关[8]；其次，在中间层面，无论是和反映司法制度成型的“死刑执行数”，还是和社会教化有关的“书籍印刷数”，均与案发率显著负相关[9]；最后，个体层面，案发率也和酒精消费等变量负相关。
图3 15-18世纪间，欧洲各地的书籍印刷数和杀人案案发率
图4 1840-2000年（起点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训有关）以来，人均酒精消费量（实线）和杀人案案发率（虚线）
原文最后部分，是对20世纪下半叶来案发率回升成因的探究。此处同样分两个层面：其一，自控；其二，日益弥散社会各处的“安全”之下的、与新型控制相关的技术和文化[10]。为检验前者，作者统计了近六十年来语料，发现案发率与“性”、“药物”等词汇的频率正相关，与“羞愧”、“良心”等词频负相关。对后者，案发率与“监控”、“情绪管理”等词频也有负相关。
图5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谷歌语料库中“性”（灰色）、“（不合法）药物”（绿色，实心）和“自恋”（绿色，空心）相关词汇的词频和同期各国的杀人案案发率（红色）
总之，作者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数据库，对其中数据偏误的来源，有较系统的讨论和修正。在此基础上，以量化分析为轴，可以较好地梳理、比较和深化既有的数十种假说。由此，通过检验针对不同年代的纷繁理论[11]，有揭示长时段根本规律的希望。实际上，自原文发表以来，已经引起了不少依循这一进路的研究[12]。这或许也是量化的根本意义所在。
[1] 近代之前来源较为零散；近代以来，多有官方统计。
[2] 此处似乎与通常表述中的“北欧”、“中欧”、“南欧”不尽相合，不宜混淆。
[3] 在相应记录存留时，数据还包含具体到案件层面的信息。
[4] 因此，相应数据是基于当地总人口数、城市和农村杀人案案发比、当地年龄结构、当地卫生条件（以极具创意的、“案发至死亡平均时间”衡量）、武器类型等变量修正的结果。
[5]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内，男性平均约46，女性平均仅3，异质性较明显。
[6] 各区域内部同样具备一定的异质性，例如，西班牙的案发率下降即相当早。
[7] 当然，两种维度的区分，彼此很难截然分开，时有交织之处。
[8] 当然，这只是很粗糙的相关。原文并不讳言这一点。
[9] 同上，此处代理变量的选取未必完全准确，相关性的分析同样粗糙。例如，书籍印行，既可能反映教化，也可能如平克所言、提升个体的共情。又如，仍就书籍印行而言，此类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可能是案发率下降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处可见Keywood, Thomas, and Jörg Baten. "Elite violence and elite numeracy in Europe from 500 to 1900 CE: Roots of the divergence." Cliometrica (2020): 1-71。对此，原文并没有回避。不过，原文同时提到了埃里亚斯“文明化进程”中的“暴力垄断”和“经济依赖”，却在检验时忽略了后者，当为遗珠之一。实际上，在清代中国，“市场整合”或“经济依赖”，很可能是杀人案案发率下降的主要动因之一，见于Chen, Zhiwu, Kaixiang Peng, and Lijun Zhu. "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3 (2017): 8-25。
[10] 显然，二者同样难以截然区分。
[11] 例如，可以对本文中众多变量在因果层面进一步检验。
[12] 例如，可以参见以下影响亦大的总结性研究：Tonry, Michael. "Why crime rates are falling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Crime and Justice 43.1 (2014): 1-63。将现代问题放到较长时段内审视，或有避免简单粗暴归因的良效。
文献来源: Eisner, Manuel. "From swords to words: Does macro-level change in self-control predict long-term variation in levels of homicide?." Crime and Justice 43.1 (2014): 6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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