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里当公务员，求勾搭！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我们选取了中部一个县城，以3个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感受当下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困惑。
在国家规定的加工资大限之日，吴敏行的工资终于加到位。他坐在椅子上，低头掰着手指计算。几秒钟后，他猛地连拍三下桌子，嚷嚷道：“加到手的还不到一百块钱。”他是中部省份吴县（化名）机关的一名科级干部。吴敏行觉得这次工资加得有点少。在同学聚会时，他不停抱怨，“加这么点，一张红头都不够，无非多给孩子买几片尿片。”
吴敏行的感慨引起另一名公务员同学余立的共鸣。余立也是一名科级干部，半年前，刚刚从县机关调到一个乡镇做领导。
1986年，吴敏行出生在吴县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从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吴敏行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果落选。他只得选择曲线救国——到吴县的隔壁县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尽管吴敏行此时还不算真正的官员，但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官员的某种情绪抵触。基层工作不好做，这是乡领导总在他面前念叨的一句话。
他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协助镇政府做好辖区村民购买农村合作医疗。2002年10月，国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前提。尽管当时每个户口只需缴费20块钱，但几乎没人愿意参保。在当地人的意识里，身体没痛没痒交这个钱不划算。“经常是在村里口干舌燥说半天，也说不动一个人买，他们总认为我们就是去骗钱的。”吴敏行说，可一旦真有大病，他们又回过头来找镇政府或者吴敏行，责怪他当初没有跟他们把政策说清楚。
在吴敏行看来，村民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但责任意识还完全没有。后者跟不上前者是基层工作不好做的主要原因。
“我总觉得在外面有一种飘泊感，读书的时候就很强烈。对我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讲，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吴敏行说，除了稳定之外，还可以快速获得社会尊重。这种诱惑力，是大城市里的高工资给不了的。
对于农村基层工作不好做，王信或许更有发言权。吴敏行3岁时，王信就进入公务员系统。90年代初，乡一级政府运行非常困难。有时候，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常有的事，尽管每个月只有90块钱。“那时候的人真单纯，发不出工资也没人抱怨。”王信说，“整个人的压力好大，那时候的人真是不懂法，去到谁家要是不开门，一脚就踹进去了。”在那个时代，王信他们下乡做工作，总要摆出和人干架的阵势。
偶尔跟大城市的同学聊天，吴敏行也有辞职外出的打算，但回头找余立聊天时，他又觉得在体制内坚持有希望。他们坚信，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他们肯定有机会获得晋升。像吴敏行这样一群80后进入公务员系统，对程序和法律规范是很认同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或许就是把受到的现代知识教育带入这个系统。”吴敏行说。
在县城，关系是生活的基础。哪怕是一件通过正常程序就可以办理的事情，人们通常也会找找熟人，走一下关系。
有一次，王信的一个朋友带了两条烟到他办公室，希望帮忙审批建住房。王信一看，这位朋友的条件符合建房的政策，便让把他带烟回去，按照正常程序申报。
“正常办的事情，就不正常办，非得找个熟人过来。”王信也想搞明白其中缘由，便问朋友。朋友告诉他，就怕正常走不了，找熟人就图安心。
调到机关后，余立给一位县领导当秘书，不久就提了副科。吴敏行在乡里给党委书记做秘书。尽管都是领导的秘书，但在乡镇晋升的机会明显少很多。“如果提副科，就到了党委委员一级，一个乡镇近一百名干部，排资论辈也轮不到自己。”吴敏行说，“就算提了副科，如果长期呆在乡镇，几乎不可能有再进一步的机会。”
在乡镇工作一段时间后，“到机关去”成了吴敏行最大的心愿。获知有机会可以进入机关后，吴敏行很焦虑，生怕错失。在跟朋友聊天时，他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
后来他如愿调入机关，尽管待遇上并无变化，但进入了权力的中枢。他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对他客气了。
进入县委机关，不仅能接触到县里各个层级的领导，还能和各个乡镇领导打交道，这种人脉，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需要的。进入机关后，因为经常给领导写材料，周末基本上没休息，但他认为用休息时间换进步也是值得的。而在乡镇时，双休基本在家度过。吴敏行认为，“做什么事都得有代价。”
对于县城里的多数公务员来讲，机关只是晋升的一个跳板。吴敏行进入机关时，余立考虑的则是到乡下去。“机关攒人脉，基层攒经验。”这是很多县城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县领导身边工作，有一个秘诀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定要让领导认可你的能力，但也一定不能让领导觉得你的工作无人可替。“如果想要有更大空间的晋升，基层领导经历很重要。机关呆太久了，就会失去年龄优势。”余立说，之所以不让领导觉得工作无人可替，是因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到其他岗位历练。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跟他们有直接关系的是福利。吴敏行说，十八大之前，除了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可以发几百块钱的费用外，年底还可拿到六千块钱左右的年终奖，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今年年初，吴敏行的孩子一周岁，按照当地传统风俗，家里人准备办周岁宴。可今年如果想办，他和妻子得同时向县纪委提交申请报告，必须写明喜宴的规模。事后，还得再写一份报告，说明收受礼金数额。纪委则随时可以来查所报情况的真实性。“本来就是请亲戚朋友热闹一下，后来想想还得写报告，就觉得闹心，算了不办了，免得惹麻烦。”吴敏行说。
“有些不合理是经济失衡导致的，有些是不同的风俗导致的。”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王信认为，如果允许政策在执行时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会更好。八项规定之前，只要知道辖区里的红白喜事，王信都会尽量去参加，随个份子钱。“主要是要让大家觉得有面子，以后工作开展就比较容易。现在不敢了，弄不好就违反规定了。”
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屡有问题出现，但在基层干部看来，其实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困难，农村很多事是情绪性的问题。有时候，访民的行为只是情绪上的宣泄，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社会的一些认可和尊重。王信的辖区有一位访民，因为房屋拆迁，三天两头往北京上访，他主政此地后，过节总打电话问候一下，平时也有意无意沟通，几个月之后，他发现那个访民开始试图理解政府思维。
王信把乡一级干部比喻成“执政者最后一公里的乡村医生”——修复各种干群矛盾。“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跟政府是没有对立面的，这个时候，你让他们感觉到一种朋友的温暖，问题虽然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但人与人的感情加深了，他们自然会反思自己的诉求到底合不合理。”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吴敏行、余立和王信年龄和岗位不同，却都是当下中国执政者理念的具体执行者。现在，他们多多少少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只是感觉钱不够，别的感受没有，向上的渠道也不是靠努力做好工作就一定可以的，这些依然没有改变。” （摘自《组工文萃》2015年第十期）
稿件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丽宪 微信：laom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