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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甚至只是刚刚开始

Chairman Rabbit tuzhuxi


兔主席 20191123 

 

西方有大量关于“民主”的讨论,什么是民主?一个简单定义是,你有权去参与制订最终会影响到你的重要决策。你的声音应当被聆听,你的道德价值和权利应当被认真、平等的对待;你的参与是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正义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人们应当进行平等、充分、公开的讨论、理性的思辨,并最终通过投票或其他意向表达机制,参与集体决策,共同确定那些最终会影响到自己的重大决策。这是一整套机制,一整套程序,关注的是程序,而非结果。

 

这套理论颇符合人们的直觉(”My Politics”)。在很多小环境下,它的运作很简单,比方说,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公司,涉关小区的重大问题和安排,是否应当通过小区内的全体居民直接投票表决?对一些涉关小区的非重大、日程的问题和安排,小区居民是否也可以通过投票,共同选举一个物业管理会具体负责管理这些事务?

 

相信大部分居民都会说:是!

 

这就是基层民主。在一个相对限定的范围内(小区),针对常规的议题(小区的生活管理)发生。对于小区居民来说,小区物业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琐碎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是非重大的。居民之间有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意见差异并不至于大到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和根本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民主是有意义的,可以奏效,也不会有太大的成本代价。

 

但如果把“小区”的边界再进一步扩大,就会发现:如果议题越来越多了,牵扯的利益越来越复杂了,需要的信息及专业性越来越多了,决策要所需的程序越来越复杂了,直接就不再适用了。最好的方法是大家推选一些社区代表,然后再由这些社区代表自行或任命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选择更专业、全职的人士,对其授权,由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替自己决策。就是西方现代政治实操中的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

 

这套体系看上去也不错。但它有没有局限性或边界呢?可能是有的。

 

因为这套体系发端于历史上的欧洲/北美的白人社会里,而且在最一开始,集中在人口群体里的(白人)男性,逐渐才向不同性别和种族扩大。按今天社会的标准审视,当时的社会,当时开展民主的群体,都是非常同质化的(homogenous)。人们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差别(正如所有现代社会一样),但大部分人口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可能是类似的。在这样同质化的社会里,人们的差异实际上“有限”或“可控”,代议制民主可以解决各种问题。

 

那如果社会人口构成再进一步多元化呢?例如纳入不同的宗教:新教徒和基督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这就是面向人口融合的现代都市社会的更进一步。

 

这时就会发现,问题不太好解决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鸡同鸭讲,不可调和,不同宗教依赖不同的信仰基础和道德规范,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对方的立论前提可能就是你不接受的。如果大家的意见根本不一样,互相无法说服,在重要议题上各执一词,只是靠族群人口孰多来决定选举的结果,那民主还有什么意义?


当代西方仍有许多应对尝试。例如John Rawls在《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到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公共理性的概念大意是说,不同伦理、宗教、主义、哲学、信仰基础和取向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些涉及所在社区最重要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譬如涉及人们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机会平等、经济效率、资源分配等公共管理、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就需要大家相互努力,找寻一些大家彼此能够认可理解的理由、视角、理据,而避免讲一些对方听不懂或不接受的视角。譬如说,基督教徒就不要跟穆斯林说:“哎,耶稣明确说过,这个事情当如何如何。这就是真理啊。”穆斯林也不要跟基督教徒说,《古兰经》规定当如何如何。古兰经就是真理啊。”这种理据来自各自的宗教信仰,是对方断不能接受的,不能作为立论基础。应当找寻那些对方也能够从理性上理解、接受的论点。


翻译一下,就是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找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要基于一个大家都能理解、认可的点上展开理性讨论,这就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使人们从自己的信仰体系里有所抽离出来,尝试深入对方心灵世界,与对方对话,相互理解。只要人们找到了共同的频道,能够对话,那就还有协商的机会,能够维持民主机制。

 

这是在多元化社会里挽救民主体制的努力。

 

但公共理性之类的只是一个存在于理论的理想。在实操上很困难,在许多有多年积怨的多民族、多种族、多主义、多宗教的国家里,公共理性很难实现。相反,族群/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才是主导,而且这在本世纪以降越来越明显。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剔除”萨达姆后的伊拉克。这个国家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多族群国家,有4000万人口,其中大约20%为库尔德人,40%为什叶派阿拉伯人,20%为逊尼派阿拉伯人,剩下还有其他各色民族。这些民族/族群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恩怨矛盾,根本的政治利益、愿景都不同。放在一个国家里强迫他们投票来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结果是,库尔德人基本自治,自己管自己的,恒久多数派什叶派和恒久少数逊尼派恒久冲突,矛盾无法解决。ISIS之所以诞生,也来自于这些部落政治问题。人们不可能取得一致,只好寻求解决冲突的其他办法。

 

这可能正是西方民主体制要面临的瓶颈。当超出一个非常同质化的国家和或社会后,要在一个巨大、庞杂、多元化的人口里实施,而且这个人口是由几个势均力敌、历史有怨恨关系的超大族群所主导,则西方民主社会就很难存活。

 

(德国和日本两个自上而下去法西斯化、成功贯彻民主制度的社会其实都是非常同质化的)

 

本世纪以来,即便在人口相对比较同质化、代议民主制非常成熟的西方社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截至本世纪之前,世界处在一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前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基础信息和事实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如果在几百年前,那根本没有什么现代媒体,只有报纸。报纸是人们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除此之外,就是可信性值得怀疑的咖啡馆和沙龙小道消息了。这个时候,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就依赖报纸、杂志等极有限的出版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新出现的媒体就是全国和地方性电视台和广播,信息传递速度仍然比较慢,渠道集中,且相对单一。报纸、电视、广播都是相对权威的媒体和消息源,信息自上而下(或从中心向外围)发布并传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能仍然能够共同相信一些基础事实信息(“facts”),尽管不同的人一定会对基础事实信息形成不同的主观诠释和价值判断,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至少事实真相似乎可能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尝试诉诸公共理性,进行相互的对话、交流、理解,寻找共识。这样的社会,政治族群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动的(fluid)、偶然的(contingent),可以因为时间、议题而改变。没有哪一个政治群体的构成是定势不变的,还不至于发生族群化。

 

也就是说,美国总体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即便也有不同的主义、信仰,社会还是能够拧成一团(cohesive),民主体制还是可以维持。

 

但在21世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开始成为主要信息来源,情况就不一样了。信息源从中心化(或自上而下化)和单一化、信息的内容呈现较为集中、信息在集中时段发布(例如早上看报纸、晚上看电视)、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低,转变为信息源的高度去中心化/扁平化、信息的内容高度碎片化,信息全天候发布,传播速度极高。

 

商业化是另外一个根本性的驱动力量,使得做内容的媒体为了适应生存,更加倾向于发布符合自己目标群体价值定位的内容;平台则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向不同的群体推送他们最喜欢阅读的信息。

 

这种“后现代”的信息环境下,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真相被解构,我们在进入“后真相”时代——找寻大家都能认可的真相突然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走在这个现象的前沿就是灯塔国——美国。香港则早就存在这种问题,只是这次彻底显现出来。

 

美国的分化和区隔大致是建筑在左翼(liberal / Democrat)和右翼(conservative / Republican)两大政治族群之上的(当然,除此之外实际上也还有其他的族群)。两大族群除了教育程度、核心价值观、所在城市与区域、族群、收入水平、年纪等有所差异外,一个根本差别在于他们依赖不同的媒体。他们在看不同的电视网络(左翼:CNN;右翼:FOX),收听不同的电台及talk show,阅读不同的报纸,看不同的杂志,生活在基于facebook / youtube / instagram / twitter等平台上的不同的社交媒体生态圈,每天获得全然不同的信息。

 

如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政见相同的人会在网络上聚在一起,加入共同的群组,传播共同“选择”的新闻和信息,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得出共同的结论,并且看到与自己看法相同的人士的留言,让自己相信共识的存在。他们永远不会涉足另一个政治族群的阵地。越是年轻一代,越容易生活在这种后现代的信息网络里。

 

而对商业化的追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支持,使得互联网媒体能够通过不断发现并主动强化一个人的既有取向——可以向他定向输送他很可能最愿意读到的讯息——这就是liberal看到liberal的推送,alt-right看到alt-right的推送,黄丝看到黄的推送,蓝丝看到蓝的推送。甚至各自在相同新闻主题下看到的留言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政治族群也就越来越难就基本事实达成一致——因为各自看的消息渠道都不同,对事件的基本认定和解读就不同。这个现象,在2019年香港运动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同一事件,蓝营与黄营总有几乎相反的事实认定,各自均视为“fact”,作为一切立论之基础。

 

后现代的信息网络及社交生态体系,使得新的政治族群、新的政治部落开始产生,这些政治部落互不交汇,相互怀疑,甚至相互敌视。因为依赖的信息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也就越来越大。久而久之,不同的政治族群被分割在不同的“泡泡”里,在每个“泡泡”中,又存在仅在泡泡内有效、不断强化的“小共识”。人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和信息生态体系里,被与自己看法相仿的人包围,并对社会共识形成了错误的预期。

 

“泡泡”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成为遥望的“星系”,只是知道彼此的存在。各方均认为对方不掌握真相,看到的是“假新闻”(fake news)。如此,不同“泡泡”里的人也就越来越难以对话,到最后干脆就放弃对话。

 

显然,连共享的事实都不存在了,那还如何对话,如何寻找共识?社会在进入一个“后真相”(post-truth)、后共识(post-consensus)的新时代。发展下去,这就是一个政治族群完全区隔、割裂、越来越难以沟通,越来越难以理性对话,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的社会。

 

如果最后就靠谁的人口多谁取胜(demographic game),那这样的社会不就和伊拉克一样了么。

 

在这样的社会里继续维护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实践民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现代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商业化动力及人工智能动力技术的信息生态系统,可能是西方民主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发生在“灯塔国”——美国。中国内地观察者也可以通过香港观察到类似(且可能更严重)的情况。

 

这个问题不可小瞧。它可能是西式民主健康运行的终结者。

 


小结:

 

西方的民主体制有自己提出的特殊“土壤”或历史语境,包括但不限于:

 

1)  社会相对比较“同质化”,大部分人口属于共同种族、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价值观、主义、信仰、传统等;


2)  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等相对比较简单、在本地范围内可控。(“全球化”会为一个社会带来许多来自外部的不可控的问题,减少本地人对地方事务的主导力和影响力,往往也会造成一些本地阶层、行业、族群的分化和矛盾,并进而影响到本地民主的效果和可行性);


3)  社会的信息生态系统需要比较同质化(information homogeneity),过去,整个社会的人就看几份印刷报纸或杂志,大部人获得信息是一致的,能够共享事实;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同人群的对话是能找到基础的。人们可以诉诸公共理性,充分沟通,充分辩论,理解对方所想,并尽可能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交汇点。这里,民主体制的作用是正面的:强迫人们去妥协、折衷、和谐、融合,而不是加大分裂与怨恨。

 

但在商业化驱动 + 技术手段支持的后现代世界的新闻与社交媒体的世界里,社会的共识将被不断打破。人们将被安置到不同的信息泡泡里,在各自的泡泡里生存长大。泡泡们之间会越来越远,沟通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最后,谁的泡泡越大,谁就越能在民主中取得上风。这时,当政治族群化,成为互相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群体的野蛮博弈,那民主体制的作用就不一定是正面的了,可能是加大分裂与怨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真的不想和对方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Trump当选后,一些美国人声称要搬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去,就是一个注脚)。

 

因此,信息科技的发展,信息生态系统的改变,可能对西方传统体制的健康性、可持续性产生挑战。政治哲学家以及构想出“历史的终结”的思想者们,大概都是预测不到此等科技变革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的。

 

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甚至只是刚刚开始。

 

今天写到这里。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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