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图解：国际政治光谱下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一）

兔主席 20211019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共同富裕的话题，有了很多的讨论。笔者也在写一个系列，目前写了八篇，从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写到“第二个三十年”，旨在说明“共同富裕”是有深厚理论基础、铺垫、准备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合法性基础。

说白了，让一小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行致富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且，在党的话语体系里，始终要求“先富带后富”，这样看，先富起来的人是有责任的。允许他们先富，归根结底是要让他们去帮助和反哺后富人群。从这个意义上看，允许先富只是一个“手段”。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能是中国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此条逻辑并不难理解。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让社会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这个目标本身并不会引发争议。

当下的争议焦点，或者说“先富人群”最为担心的，说到底，其实还是“先富”和“后富”之间的关系：“先富”究竟如何带动后富？共同富裕是多大程度的共同富裕？

就这个问题，官方已经一再解释。总书记日前亦在《求是》杂志上通过署名文章进一步阐明：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少部分人的富裕，少部分人富裕，就是两极分化了。但也不是均等主义、平均主义。

尽管有了反复不断的官方阐述，但笔者发现许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观察人士，仍然不理解。

笔者以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国外的经济政策政治光谱上去理解：我们现在围绕共同富裕的讨论，到底是在什么一个范围里进行的。

笔者手绘了下面这张图，方便大家视角理解。以下为笔者自己的观点。

这个图里显示了经济政策的从左到右。

1.左 vs 右的大政治

左边是左翼政治（left-wing politics），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制度和理念都属于左翼政治，它们强调的社会公平，关注中低层或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利益与福祉。左翼政治通常是高税收、大政府，要求公权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及资源配置中要发挥较大作用，除了制定宏观政策外，还要统筹提供社会福利。在传统的左翼政治里，主要通过“再次分配”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例如通过较高的税收，赋能政府，由政府亲自提供公共产品。

右边是右翼政治，当代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市场主义”之类的说法，其实都可以属于右的政策。它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最有效、最高效地把饼做大。政府/公权力被认为是“效率”的敌人，而且其介入会损伤个体的权利，所以管得越少越好。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低税收的，以求充分发挥个人、企业、社会的自主性、积极性、潜能，只要把蛋糕做大，最后就会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让先富的人赋能未富的人。为了追求效率，社会需要容忍一定的贫富差异。那么如何解决公平的问题呢？一方面，寄希望于所谓的“涓滴效应”，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了，最后低收入群体也可以看到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依赖“三次分配”——即企业及企业家的公益/捐赠，以及各种社会公益团体的努力。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发达的，一定程度弥补了右翼政治“再次分配”政策的不足，但实际上还是不够的，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离岸化、金融化、技术型事业带来的影响，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远远大于欧洲。但美国可以争论说自己经济的创新及活力优于欧洲。

而相较那些发达/成熟的经济体，中国其实无论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次分配，要求政府更有效地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全球比都是不错的，痛点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再次分配”除了要有有效的政府及官僚体系外，政府也要有财政能力，必须为政府提供经济能力，无论是税收支持，还是国有企业。

而至于“三次分配”，中国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的企业/企业家经历改革开放数十年，许多还是通过努力积累财富的第一代人（“先富起来”者），整个社会在这方面的意识和机制还是比较落后的，这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先富者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公益行业的不信任（认为后者缺乏能力，但这恰恰需要企业家去为这些行业赋能，把造就“先富”的能力和禀赋从商业界带到公益界——正如比尔·盖茨做的一样）。

2.从“最左”到“最右”（from Far Left to Ultra-Right）

那么当下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在从左到右的光谱里属于什么位置？

为了方便阅读，笔者把图片循环贴一下。

这里标示了从左到右的四个典型在经济政策/社会分配方面的主义，以数字符号标出：

（1）共产主义（communism）。共产主义是一个制度理念，马克思并未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具体如何具体执行。但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关注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掌握和控制，因此，从历史实践来看，各个政府都会对农业、工业等主要行业实行公有化，掌握生产资料，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经济”），并统一分配经济社会资源与福利。

（2）“建制左翼”——“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进步主义”）。具体政党/政治家的主张会有所差异，有的左一些有的右一些，笔者便宜行事，把他们统归为一类。可以这么粗泛理解：北欧国家、欧洲大陆核心国家（法、德等）的传统左翼、美国民主党内的进步左翼（the Progressives，如桑德斯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他们都关注劳工利益、低层利益，希望政府扮演积极角色，通过高税收，提供高福利。在发达市场/西方话语里，这一派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革命者”，而处在建制范畴之内，所以笔者称他们为“建制左派”。在西方社会，除了经济学科以外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一类。

（3）“中间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里的“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一个中性词，左派右派看了都没毛病）、“中间派”（Centrism）、温和派（moderates），还有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英美的建制左翼——工党的布莱尔及民主党的克林顿，希望突破左右翼两元极化对立，找寻中间道路，捕获正在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以获取更大的政治选票支持。看美国政治，从比尔·克林顿，到希拉里，到奥巴马，到拜登，都属于这一派。而由于美国社会极速两级分化，政治意识形态也出现大分野，使得这一派变得各方都不讨好。2020~2021年的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平台，是“中间派”与“建制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结合。

（4）“建制右派”——“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美国语境专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左翼的批判语）、“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们还与许多概念相联系，譬如经济学上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及政治运动里的Tea Party（“茶党”）。Trump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即属于这一派。他们可以容忍中间派，但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进步主义为洪水猛兽，把他们全部描绘为“极左政治”，等同为“共产主义”。此外，我们可以看到，（4）是最能保护富人群体的，在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掌控的、为自己服务、维持自己统治的话语及上层建筑。

以上：

（1）是苏联阵营/华沙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及中国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政治经济选择；

（2）、（3）、（4）则在发达市场/工业化国家/西方国家主流政治及建制体系内。从手绘图可以看出，（2）、（3）、（4）处在一个大的方框里——建制派政经政策。冷战后，这个区间，变成了全球主流的政治经济选择。中国在文化革命后重新审视经济发展道路，启动了改革开放，并判定国家发展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举脱离了（1），进入了（2）、（3）、（4）所处的大范畴里。

3.中国当下所探讨的“共同富裕”在哪个区间范畴内？

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以下，只代表笔者个人的观点与诠释。笔者所做的，是尝试将中国的政策置于全球话语场景之下，而非孤立地对其评价。

1）我们所面对的不是（1）vs （2）（3）（4）的争论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原因，一些“先富者”可能认为我们的争论是在“（1）共产主义”和（2）（3）（4）之间发生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学理修养，他们可能认为：现在的矛盾就发生在（1）和（4）之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导向的发展，现在突然要从（4），转向到（1）了。

基于对中国现当代史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执政党官方意识形态及理论表述的表面理解，他们还认为，在（1）的框架下“共同富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去剥夺富人的财产，直接再分配给中低收入群体，“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他们认为，这重则是对个人产权和利益的严重损害，轻则严重打击效率与创新。基于这个认定，他们对“共同富裕”怀疑及抵触。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先富者”有什么道德伦理或政治站位的缺陷：他们只是不能理解和确信我们当下究竟处在政治光谱的什么位置。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在现阶段回复到（1）。

针对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也有说明：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

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非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这个话语出自执政党厚重的政治话语传统，很多人可能确实难以理解和品味。

大概也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人民日报》10月18日又发了一文《保护合法致富 鼓励回报社会》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1-10-18/doc-iktzscyy0320600.shtml?cref=cj，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的理念、说明“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对合法致富者是要保护的，喂“先富者”吃“定心丸”。

2）尽管有中国特色，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大致处在（2）（3）（4）的范畴内。

这个范畴也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建制政治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讨论，没有超出可能在北欧、中欧、英国、美国、日本所可能进行的经济政策讨论的大范畴内。

我们执政党/政府所提出的政策，翻译转化为西方的话语，放置在西方的语境里，就是西方政治经济讨论和博弈的一部分，是建制左翼、中间派和建制右翼的争论。我们进行的讨论，是没有西方所不能了解的，没有脱离他们的总的体系——尽管我们的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具备中国特色——我们的左翼政策的主张不难得到他们左翼的理解，也会吸引他们右翼的反对，但他们对我们的反对，无异于他们对本国左翼的反对。

只是，我们执政党的话语是非常委婉的——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保护合法致富”。按照我们的政治传统，有些东西“点到即止”，似乎没有必要说得太直接。但在2020年代的今天，体制外社会离体制内的话语距离很远，有的东西必须点破。

这就是笔者撰文的目的：我们现在的讨论，不是（1）vs（2）（3）（4）的讨论，而是（2）（3）（4）之间的讨论。

正如许多西方观察者一样，中国许多的“先富者”、“民营企业家”不能理解或不能相信这一点，哪怕已经看到许多的官方阐述与诠释。

这种担忧，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不理解的基础上的。

也许不止对中国政治不理解：对国际政治也不理解。到国外去投资发展，他们最终会发现面临一样的环境：无处不在的对劳工的保护，对消费者的保护，对资方的限制，只不过一切都已经处在更加成熟、全面的法律框架之下，成为社会政治建制的一部分。

那时，人们大概会怀念，2000~2010年代初的中国政府还是非常“pro-capital”（偏向资方/资本的）。那时的经营环境太好了！

稍微有点国际视野和知晓历史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左翼政治政党执政的国家。对资方/资本有所倾斜的政治政策肯定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一定会被改变。这种改变，也是顺应大势的：和在过去一两百年里经历劳资纠纷、阶级争斗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并无区别。

最后，纵观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处在某种困难和危机里的，而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动能和势头里，在中国投资和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在政治政策调整、重置的时代里，那些能够理解并顺应政治政策变化与发展的人，是能够创造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的；反之，如果不能理解中国政治政策，选择保守策略，甚至选择退却或撤离，则会“踏空”，错失这样的投资机会与收益。

下一节，笔者将结合西方/美国政治及“未来世界”去理解和分析我们所讨论的“共同富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