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说“民主”（二）中西制度的比较
兔主席 20221025
接着把去年的一篇文章写完。上篇是：《通俗说“民主”（一）道义说 vs 结果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回去看看。
本文建议收藏下来，慢慢读。
一、民主的道义基础与合法性来源（上篇）
二、问题的回顾
因为也隔了有些时间了，可再简单说说大意，并结合一些新的形势。
1）初心、原则、价值、命题有相似及共通之处
首先，无论中国和西方，对“民主”这个概念都是认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第二条就是“民主”；第二个百年目标里，要在新中国建国百年时（本世纪中叶），把我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至少在理念上，大家都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关乎公共利益，应当让公民/群众/老百姓参与，使决策其能够真正反映群众的意志，真正保障群众的利益，真正促进群众的福祉。中西方政治制度虽然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就这个问题在理念上是一致的。实际上，除了少数真正专制的国家以外，“民主”是当代人类世界里绝大多数社会与政治体都承认的共同价值（西方称“普世价值”），是大多数社会与政治体面对的共同命题及挑战，也是大多数社会与政治体希望实现的目标。
说得再直白一点，人们对“民主”这个原则没有意见，差异体现在：究竟何为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
2）解决方案不同：投票/选举 vs “全过程”/协商
中西方真实的差异和分歧并不在抽象原则，而在于应该具体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实现民主的“初心”。
到今天，如果我们要从民主这个维度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概念上已经比较清晰了:
——西方的模式是所谓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本质是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而所谓“代议”，就是群众通过投票/选举，选出一些政客代为参与公共决策。这个“代议”不是简单的“传声筒”的意思，而是群众对政客授权：委托其代替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在这样的制度里，“民主”的环节里，压倒性绝大部分的时间资源都被投入到选举投票本身，而非政策的形成。表面上群众可以通过许多其他形式影响政治（例如公共意见表达、媒体、与政客的互动等），但实际上，群众参与政治的形式与界面限于投票、止于投票。作者说的不是理论层面的事情，而是现实层面的事情。有的国家选举制度比较简单，譬如英国，针对全国政府，老百姓只要选议会议员就可以了，议会里的多数党是大包大揽的（譬如可以火速撤换不合格的LizTruss），但在一些其他制度里——最极致的是美国，政府按照职能、功能、层级被分解为无数个单位，并且大多数的关键负责岗位经由无数的定期选举产生。在这样的制度里，民主基本就等同于选举/投票，选举/投票成为一切的核心，也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作者故常将这种简称为选举政治（election politics）。现在美/西方选举政治里出现的问题是（特别是美国），“选举”的分量太重，本身成了目的，并且选举成了导致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共识崩塌的原因。并且，当群众觉得传统精英政治失效后，一些非传统、非专业的、带有煽动性的（demagogue）、民粹导向的人士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选举获得执掌公共政策的大权。在美国，这个潮流是从Trump开始的，到今年的中期选举，许多共和党的议员/州长候选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人士（Trump candidates、MAGA Republicans）。这时，西式民主其实已经背离其初心，选举本身变成一种干扰，妨碍好政治、好政策、好治理的形成。
——新时代里提出了一个更加系统的概念——“全过程民主”。如何理解全过程民主呢？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机制与体系，使得公共决策的形成和确立更能反映大多数群众的精神和意志、更能体现并服务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更能维护和发展大多数群众的福祉。推出好的政治、治理、政策，是民主制度的初心使命、目标愿景，其他的，都只算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譬如说，上述西方模式里极为依赖的投票/选举就是一种“手段”：但关键是，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变成了“目标”。为了实现提供好政治、好政策、好治理、好政绩的目标，投票/选举只能是全过程里的一个环节，更加重要的手段，是广泛的信息采集、意见征询、调查研究、多部门、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讨论、协商，反复研究、通盘考虑，形成合理决策/政策，并能有一系列的监督、问责、纠错及改良机制。并结合美/西方经验，尤其不能让选举政治（往往依托于金钱/资本/利益集团）变为干扰、误导甚至破坏民主性的因素。这一概念在西方及学术领域里有没有对应呢？其实是有概念的：即所谓的“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协商式民主的核心就是通过征询、讨论、协商的手段，将群众纳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之中来，以最终形成更好的决策。同时，一定要消解及纠正过度依赖选票政治带来的弊端。（为了沟通的便利，作者本人在对外解释中国制度时，亦多引用这一概念）
现在的中国和西方政治文明遇到的问题是，西方认为，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才是真正的、唯一的、正确的民主模式，是对“民主”概念唯一准确的、垄断性的定义，只要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模式，就不可能是“民主”的。当下，美国政府将非照搬西方模式建立的政治基本上都称之为“专制”（autocracies），并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冲突找到了新的主题：“民主”（democracies）与“专制”（autocracies）的对抗与冲突。
据此，中国当然需要更加系统性地在国际上“应对”美/西方的“指控”，要在理论上和概念上阐述中国的政治制度：譬如到底什么是“民主”？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到底有没有共同价值、共通价值？体现在哪里？如果说中国政治同样也是要解决民主这个“命题”的话（“民主”并非全部命题，但也是重要命题之一），那么中国制度的民主性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说中国政治是实现民主价值和民主命题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并且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等等问题。所以，新时代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非常及时、必要的。针对这个重大问题，未来还有很大的阐述与发展空间。
2.西方传统是如何论证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
现在把问题“拉”回来一点，援引西方传统，讨论“民主为什么好”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乃至合乎道德性的问题。（上篇文章很多内容是围绕这一条的）
粗线条的总结：在西方传统里，为了说明“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两类逻辑的论证：
一种是价值导向的，紧紧围绕民主的本质属性，即：它能够解决人的自决、自由等诉求，能够满足人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等，因此自带正确性。民主制度在道义上是必须的，是有固有价值的，其价值就在过程本身，核心就在背后所蕴涵的道义价值，而不能依据某次特定选举或某个特定立法或政策结果去倒推：比如某个特定的领导人的上台或下台，或某项具体法律/政策的出台或不能出台。总而言之，民主是恒定正确的，不能用特定的结果推翻民主原则。
另一种则是结果导向的，紧紧围绕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政策或其他影响及结果的。这种逻辑认为，无论是评价民主作为一种抽象原则，还是作为一种具体制度，都不能单从抽象角度出发，还需要结果导向，即，它究竟能不能真正产生对大多数人更有利的公共政策及公共选择，能够交出好的政治，好的政策，好的治理，好的成绩，或者在其他方面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譬如提升社会与公民的德行、加强社会的团结与聚合等。
结果导向的逻辑把结果作为对一切的评判标准，但事实是，人们很难有耐心去等待中长期结果，而会根据结果做判断。这就很容易短视、短期主义。所以，结果导向的逻辑无法像价值导向的逻辑一般，给民主原则或民主制度提供持久、稳定、系统、可持续的辩护。以美国为例，一个Trump上台，把美国带偏了，人们就可以质疑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存在问题。还有比方说，Liz Truss上台四十多天即因为执政不力下台，虽然“纠错机制”很快，但也使英国政治陷入尴尬境地，人们马上会问：英国的选举和“选拔”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而价值导向的逻辑和落脚点是放在道义、伦理、价值观，而非特定的政治或政策结果上的，因此站位更高、更加动人，更适合用来为民主价值与制度提供形而上的、抽象的、道义的辩护与支持。
再转化到现实的西方社会里，大多数人还是会从这个价值导向的角度表达他们对民主的支持的：人们会声称自己是相信民主价值观的，是从本质上支持民主制度的，也是相信民主制度的；人们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规则的，愿意接受民主的结果——哪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结果不一定会产生自己最中意的政客或公共政策。翻译一下就是，既然认定了民主本质是个好东西，接受了民主制度，那就“愿赌服输”——在投票的那一刻，就要接受自己支持政客或政策落败的结果。
显然，如果大家只能接受自己意向的选举结果，只要对方获胜，就要掀桌子，就要推翻结果，就要闹政变，那民主是不可维系的。所以，西式自由民主政治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参与者在道义上、价值上、程序上、原则上支持民主，要“愿赌服输”，能够接受选举落败的结果，而绝不能结果导向。只有这样，民主制度才可能维系。
而从国家和政体角度来说，这样的制度是非常具备韧性的：政治、政策的冲突可以通过选举政治来消解：人们往往会把不满投放到具体的政党或政客身上，而不会认为“体制”有什么问题。美国的场景：共和党认为Biden班子和自由派民主党在葬送美国；民主党则认为Trump和MAGA共和党（及保守派的最高法官们）要葬送美国，双方都不会质疑美国的宪法和选举体制。在英国，人们只会认为LizTruss这个特定的首相不得力，不认为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有问题，并且还沾沾自喜，认为（相比美国）自己更能将不得力的政客/领导人换下。
代议民主/选举政治好比是搭了一个擂台，政客在上面争斗，选民在下面看戏，两边打得再激烈，台子也不会倒。
三、现实世界里的西式民主——美国的样本：赌输就“掀桌子”
从理论上看，西式民主似乎挺好的，价值导向，擂台不倒，人们对政治制度（而非政党、政客）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高，不会把矛头针对选举政治本身。
但现实世界比理论要复杂得多。
作者一直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及选举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和政治解决方案，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制度有特别适合的对象，往往在几百年前：
——人口有限（数万、数十万、上百万）；
——幅员不算辽阔、地域不算大；
——人口不仅数量有限，且高度同质，包括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经济水平/阶级、种族/民族/族群、年龄代差等；
——社会是“有机”的，注重彼此关系，注重社区/社会的共同价值、注重维护游戏规则；
——信息是对称的，大家看一份报纸，认同一样的事实，讨论建立在对称的认知基础上；
——没有外部因素（例外外国力量、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或全球化的干扰（例如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国内社会经济问题）；
——没有什么大的动荡波折，不处在某种百年不遇之变局里。
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西式的自由民主/选举政治是可以奏效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为了提升民主的效能/效果，欧洲国家要不断分裂、分割，形成较小的政治单位。
但如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条件有了实质的差异，这些条件就不满足了。
而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这样的跨国政治体非常难以体现民主性，并且被普遍认为破坏了个体加盟国家各自的民主政治。
再以美国为例，这些条件，在两百多年前美国刚刚建国时可能满足。（一些多样性带来的问题，譬如印第安人、黑人、女性等，直接通过不对其授予与白人成年男性对等的投票权而予以解决）
但在两百多年后，环境极为复杂的今天，这些条件可能就不满足了。
作者一直认为，美国恰恰是全球最不适合美国制度的国家。
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则建立在投票/选举、愿赌服输基础上的西式代议民主/选举政治可能遭遇挑战与冲击：
1）人口基数庞大，地域辽阔
美国是全球国土面积最大之一的国家，居住着有3.3亿人，分布在无数的政治单位里（州、地方单位），推行全国性的代议民主，光从效率上看已经非常困难。
互联网表面上看可以加强人口之间的联系、拉近人口间的距离。但从实践上看，分裂的作用恐怕更大。此点下文再说。
2）极度多元化、异质化的人口
中国、日本都属于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美国则是极度异质化的社会，且维度、广度、深度均超出一般中国人的理解和想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种族（高加索白人、黑人、拉丁裔、南亚裔、东亚裔……）；
——种族里的细分民族（如“白人”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各种斯拉夫人、后进的犹太人等；拉丁裔里的墨西哥人 vs 古巴人等）。美国还有无数的微型族群社区，从Amish人到正统犹太人……
——经济阶级与阶层；
——宗教。包括有神与无神的维度；宗教之间的维度（基督教 vs 伊斯兰教vs 犹太教 vs 佛教等亚洲宗教）；教派之间的维度（如各类新教 vs 天主教等）、新老宗教（例如传统基督教 vs 从摩门教到统一教到山达基的各种新宗教）
——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左派 vs 右派；自由派 vs 保守派 vs libertarianism；进步主义/社会主义 vs 中间道路/建制自由派；Trump/MAGA的民粹右翼 vs 建制右翼，以及围绕无数议题的价值取态：环境保护、枪械、堕胎、大麻、性取向、移民、全球化、大企业、资本、科技、政府的作用……
——代际差异：由于社会变化非常快，人口老龄化，也使得传统一代人（例如战后出生的人与“千禧后”存在巨大大的价值差异）
个体们散落在无数社区里，彼此并不相识，缺乏互动联系，缺乏共享的身份认同、文化、社会与伦理价值、历史，而仅靠极为有限的政治价值（例如“美国宪法”、“基本制度”等）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前，“自由”（freedom）可能还算一个共享价值。但在今天，大家对自由的定义完全不同：保守派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派（liberal）的社会；而自由派/进步主义者则希望保守派尽快退出历史舞台。
3）大环境不好，就没有“心情”搞民主了
经济和“物质文明”一切向好，人们有切实的幸福感、获得感时，往往意气风发，眼中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有希望。此时，“猪”都可以上天。那时，社会没有太多戾气，一派奋发前进的气象，没有什么商量不了的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经济和“物质文明”下行，陷入困境，个人缺乏幸福感、获得感，反而是充满不安全感、危机感的时候，看到的一切都不好，这时，选举政治就是生存工具了，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为了获取胜利，该撕破脸就撕破脸，要不择手段、寸土力争、睚眦必报。
美国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物质文明发展遇到瓶颈或挑战：
一方面是“饼”没有做大，甚至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一方面是“饼”的划分不合理，也是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经历的事情，受到全球化、离岸化、金融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分层加剧，且不断固化，劳动者收入占社会总体收入比重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则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美国梦”破灭。
环境变化了，人们就没有了耐心和定力，只有不满和戾气。
西式的选举民主其实是一种“风花雪月”的东西。环境不好了，也没有心情搞民主了。
4）社会价值观过于撕裂，不同群体的立场和价值观难以沟通、无法弥合
两百多年前建时，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人口（至少是选民）的价值观非常同质。
今日的美国社会，价值观极其撕裂。针对任何一个问题，人们都会分裂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反意见，并且将问题高度政治化。举例子，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这些看似是公共卫生、个人卫生里的技术问题，但在美国，都是导致剑弩拔张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右派 和 民主的/左派的持180度相反的态度。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能和“个人选择”和“自由”发生关系。在美国，这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里，不同人对问题的看法、意见、取态都可能存在差异，唯独在美国，所有讨论都是政治化的，都会被政治所影响，并反过来影响政治。
今天的美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即全体社会其实缺乏真正的共同价值观（左右派连对“自由”这种基本问题的根本定义都不同），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取态的撕裂程度已经迈过临界点，使得不同社会群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差异难以沟通弥合。
关键是：所有人现在都能看到这一点，一来人们会干脆放弃与意见相左的群体的沟通；二来人们会看到，社会撕裂还在不断扩大和加剧。
5）进入“后真相”时代，人们陷入不同的信息茧房和泡泡里
一两百年前，大家虽然意见不同，但会看一份报纸，至少在事实层面可以有一些共同的基础。
今天在美国，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看不同的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平台与频道，以及社交媒体的群组），将自己牢牢放在自己观点一致的人群中央。资本驱动的互联网媒体还会开发利用算法，为读者推送更多符合其观点取态的内容信息。其结果就是加强信息茧房和信息“泡泡”的构筑。
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分成阵营，一来大家都知道自己和反对派看到的媒体是不同的、圈子是不同的；二来大家都知道自己与反对派无法就观点达成一致；三来大家不仅仅不同意反对派的观点，而且认为对方媒体上的信息也都是虚假的，事实都是错误的，都属于“朝鲜宣传”。双方现在连可以达成一致的事实基础都没有。
这就是“后真相时代”了：你选择的、相信的就是真相。
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政治、选举政治没有基础的。
6）人们注意到了联邦政府层面的政治僵局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在基层，主要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层级的权力分立问题：先是总统权力受到国会的牵制、限制；然后是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的问题（立法需要两院取得一致意见），然后是参议院本身的决策机制问题（由于有“filibuster”，要求至少有六成以上议员支持才可能探讨除预算之外的一般法案的通过）。由于有了这些分权和制衡机制，推动立法和决策本来已经困难，现在还叠加了两个因素：
一是民主和共和两个政党完全对立，大概除了针对中国这一项议题之外，没有办法围绕任何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双方的矛盾极为尖锐，无法调和。两个政党都在自己的平台、媒体、选民群体里尽最大程度抹黑对方。这种恶战的结果是选民对政治产生整体的厌恶，政党开始也在传统政客群体之外，挖掘政治候选人（从Trump到Kari Lake）；
第二是本来不愿意介入政治的最高法院现在也加入了“战斗”，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一条后面单说。
现在的情况是，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情势下，几乎什么事都办不成。要推动大的立法，要制定大的战略，要改变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和路径，必须在联邦政府层级的选举里（包括总统、众议院、参议院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如果是这样一个命题的话，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更加猛烈的攻势，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方式，让己方上台，并不可逆的给对方造成打击伤害。
接着就是最高法院的问题。
7）人们注意到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真正利害——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最近几年，一支崭新的力量加入了美国的政治内战，即最高法院。
Trump在任期间，居然一举推选了三名保守派法官：Neil Gorsuch、Brett Kavanaugh、Amy Coney Barrett，使得9名最高法院法官里，保守派占到6名，自由派则仅占3名。
选上来的法官是要“干事”的：他们可以通过司法行为影响美国的现状与未来，而且法官一上台就是终身制，足可改变一两代人的命运。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一举推翻了有半个世纪历史的Roe v Wade案。代表着从此美国联邦政府不会再出来捍卫女性的堕胎权。这是保守派对自由派的重大胜利，也是美国女权运动遭遇的巨大挫折。民主党虽然同时掌控着白宫和国会两院，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且担心最高法院还会对其他政策和实践下手。除非民主党能够一直把控着白宫，在现任法官离任（退休或死亡）后推举自由派候选人，通过改变最高法院的构成改变其运作的方向，否则将无法改变现状。
最高法院法官非由选举产生，而由总统任命；法官一但被任命，就是终身制，也无需对民众问责。老百姓现在是彻底明白过来了：在政治僵局下，总统、国会等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最高法院是有能力的，来真格的，能够真正改变美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涉及真正的利害。而影响最高法院的办法就是赢得总统选举、控制法官的提名。总统选举也将沦为推选法官的工具。
未来，如果政治继续陷入僵局，并且最高法院的司法行为十分激进，反对派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话，不能排除美国会发展到这样的一天：在己方政党把控白宫、控制法官提名时，刺杀反对派的法官以获取提名机会。
无论如何，可以看到总统选举真正的利害在这里，一旦错过机会，就很长时间影响不可逆。为了保住法官提名权，人们可能变得愈加不择手段。
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将“堕胎”作为核心议题。可以预计，到2024年大选时，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权才是真正的利害，保守和自由派双方都将动员力量，努力确保选举胜利。
8）双方连围绕选举的基本程序和规则都无法形成一致
在撕裂的社会下，由于利害太大，双方又无法沟通，选举就变成了战场。这时，如何定义选举规则也变得很重要。美国发展到今天，两党围绕选举如何才算“公平”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围绕选举过程中各个环节、细节的操作（包括选民/选举资格、选区的划定、募资、竞选方式、投票方式、争端解决等等。双方都有重大分歧。
一个选举政治下，大家连程序和规则都谈不拢，连程序和规则都是造成对立、冲突、撕裂的原因，那这个制度从何维护？
美国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受到Trump影响，很多共和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就拒绝承诺接受选举落败的结果。“愿赌服输”的基本原则已被打破。
9）选举政治在继续加速撕裂社会
在美好的理论中，“自由民主”、选举政治可以增强选民之间的相互沟通、认识、理解，增强社会的集体认同和凝聚力，增加社会的公义与美德。
而现实情况是，在一个已经分化、撕裂的社会里，选举政治的逻辑是不断的强调差异、利用差异，结果助长和推动社会的政治极化。
此处，可以参考作者之前另一篇文章《分裂的西方与聚合的中国》：西方文化自古习惯于两元对立的思维，要寻找两元对立冲突、制造两元冲突，藉此寻找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与驱动力。种族、族裔、经济阶层、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文化等等，都是产生两元对立、撕裂社会的因素，而选举政治往往就寻找、放大、利用这些撕裂因素。
作者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文章：《拜登的政治讨伐：美国穿越临界点，进入政治内战》：拜登一向以取态温和、人际关系好、调和能力强著称，一直号称要团结全美国。现在，连他都知道矛盾不可调和，为了动员己方选民，只能吹响政治内战的冲锋号。
今天的美国人都看见，国家层面的选举政治不会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凝聚和团结。选举政治的唯一作用是驱动并加速撕裂。这其中，资本和技术驱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又在不断加固信息茧房，加速社会撕裂。
（未完待续，下文：美国案例：联邦政府层面，选举政治基础被伤害、全文的总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