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以色列国运在手”的极右翼犹太人》的推荐参考资料。原资料为《纽约时报》podcast“The Daily”9月18日一期内容《Israel’s Existential Threat From Within（以色列来自内部的生存威胁）》介绍了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势力如何一步步走到台前，掌握以色列的国运。当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加沙的战争，这场战争似乎没有尽头。但在另一个巴勒斯坦地区——西岸——发生着另一场冲突，局势变得愈发不堪，同时却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今天，我邀请到了《纽约时报》的同事Ronen Bergman，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局势还可能恶化。此外，他还会介绍以色列内部极端主义政治的悠久历史，而这些力量正将以色列推向生存危机的边缘。
Ronen，最近几周，我们看到加沙的战争看不到停火的希望，而西岸的暴力也在加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都在上升。你和我们另一位同事Mark Mazzetti不仅报道了那里发生的事情，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探讨这一切背后的原因。而你的发现是，这与以色列极右翼的崛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没错。目前西岸的暴力大幅升级。要解释起来，不得不从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从头讲起。以色列过去六十年内部斗争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许多以色列人希望拥有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但他们正在败给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右翼分子的影响力。他们现在在以色列政府中拥有强势地位，正在将国家拖向生存危机的边缘。Sabrina Tavernise：你是从哪里开始调查的，最后得出这个结论？Ronen Bergman：2015年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追踪这个故事。当时，犹太恐怖分子在西岸的Duma村纵火焚烧了一栋房子，导致巴勒斯坦人一家三口（其中包括一个幼儿）遇害。整个事情令人发指。在报道这个可怕的事件时，我和一名叫Ami Ayalon的人进行了交谈。Ami Ayalon少将。他曾经是辛贝特（Shin Bet，以色列安全局）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对应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当时我问他，辛贝特为什么无法防止这种可怕的攻击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因为对Duma村那个可怜家庭的袭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几十年来，犹太极端分子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层出不穷，破坏财产，各种暴力，杀戮牲畜，还有谋杀案件，都是屡见不鲜。由于辛贝特在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阿拉伯武装分子的各种恐怖袭击方面享有盛誉——至少在10月7日之前人们都这么认为吧。我试图向Ayalon了解：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对待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那样对待犹太恐怖分子呢？抓恐怖分子的手法肯定有某种共通之处吧。但他跟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么”，辛贝特陷入了一个更大的现象之中，就是整个以色列的行政部门、国防部门、检察官、法官、警察……所有一切机构，都无法对极右翼民族主义定居者执行法律。他说一切都来自政治层面：内阁、政府、总理都在向辛贝特和其他执法机构发出信号：如果一个犹太人被恐怖分子杀害，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但如果一个阿拉伯人被恐怖分子杀死，虽然不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在此基础上，当我询问各种信息来源，询问以色列官员有关调查犹太极端主义的问题时，各种官员、前官员都做了非常悲观的预测。其中一些人表示，由于针对阿拉伯人的暴力行为是被容忍的，在不久的将来，目无法纪者、逃犯、犹太极端分子，甚至犹太恐怖分子，都将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成为以色列政府合法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官员在近十年前就告诉你，犹太恐怖分子被以色列政府如此容忍，以至于他们将来会成为法律，成为政府。是的。有时人们会来找我，各种信息来源、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给我讲各种故事，这些故事实在太夸张，以至于都不真实了，就像剧本一样，一个很好的奈飞剧本。但实在太离谱了。我和同事兼好友Mark Mazzetti和Natan Odenheimer在过去八年半时间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数百人，包括许多以色列高级政府官员、美国政府官员、前辛贝特和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前总理；我们查看了许多迫害阿拉伯村庄的视频记录。我们查看了大量的、大量的秘密文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那些官员多年前的悲观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以色列对此选择视而不见。
而经过对以色列的多年报道，我清楚地意识到，以色列最终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的敌人，但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它关系到这个犹太人国家还能不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关系到它作为一个能够保护所有人、对所有人公平实施法律的法治国家存在。而这种挑战的深度威胁着我们国家的根基。
Ronen，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你所讲述的一切，你所做的如此深入广泛的研究，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从根本上，这其实是关于以色列未来走向何方的斗争，而以色列极右翼（以及他们对国家的愿景）目前看上去正在赢得这场斗争。那么，现在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讲呢？我认为一个好的起点就是从“六日战争”的结束开始，即1967年6月。当时，整个中东都被卷入战争，但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六天。
以色列从埃及手中夺取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从约旦手中夺取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基于此，以色列夺取了相当于其原有领土两倍的土地，向四面八方扩张，控制了大约有一百万巴勒斯坦人所在的领土，取得了对三支庞大阿拉伯军队的不可思议的标志性胜利。这场转变发生得极为迅速。以色列公民一觉醒来，感觉到他们现在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从第一天开始，战后的第一天，以色列对接下来要如何处理这片刚刚夺得的广阔土地并不明确。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要通过土地换得和平，基本上就是将土地归还给阿拉伯国家，或者为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及其侨民建立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国。
但对另一些人有宗教背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相信夺取这些领土是上帝的旨意，是犹太人回归圣经中的以色列。根据他们的信念，这片土地，这些领土，西岸、加沙地带，都是上帝承诺给犹太子民的，让他们成为犹太人，成为以色列人，成为这片土地的所有者。
所以，以色列突然掌控的所有这些土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人认为可以通过将这片新土地交易出去，帮助以色列换得和平和安全，本质上是把它看作一种谈判筹码；另一种人则认为犹太人可以借机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于这两种想法，我想谈谈每一方的支持者到底是谁。让我们先从无意永久占有土地（例如西岸），而希望通过交换土地换取和平的人们开始。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与以色列最初立国者在政治上的想法大体一致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世俗的，倾向于左翼的。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能够确保犹太人安全的犹太人国家；他们也明白，以色列的邻国、阿拉伯邻国——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接受以色列占据整片领土，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巴勒斯坦国，而这始终是在中东推动任何积极进展的重大障碍。
这些人愿意就以色列的撤军及巴勒斯坦的建国进行谈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的安全，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对他们来说，安全不仅仅意味着防御外部力量，还意味着拥有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那么另一边呢？那些希望将那些领土（例如西岸）永久纳入以色列的人.他们是谁？他们的背景是什么？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同一种人。广义上说，他们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就是所谓的世俗右翼。他们是有可能讨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但他们认为，纯粹从安全角度看，让以色列控制西岸会更安全，而不是把西岸交给一个可能敌对以色列的国家或实体。
另一个群体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情况：他们相信，控制这些土地可以加速“弥赛亚”的到来。而为了确保弥赛亚尽快到来，正确的做法是在这些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确保这些土地永远不用归还给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人民。但以色列是通过战争控制这些领土的，为什么还要对其进行定居？从官方关系上看，这些是占领领土。根据国际法，占领领土是在军事指挥官的权威下的，受到军事法律的管辖。但许多宗教极端民族主义以色列人意识到，如果出现了某种和平协议，则军队可以被下令撤离，因为军队需要执行命令。但如果你有了一些小的前哨根据点，然后有了定居点，再然后有了城市，撤离起来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以色列占领了这些土地。一些以色列人视这些土地为手段，当作和阿拉伯对手或巴勒斯坦国进行交易的筹码；但另一群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则认为：这片土地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我们绝不想用任何东西交换这些土地。为了防止土地再次转手，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到这些土地上定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犹太以色列人居住在那里，土地就很难被转手。是的，确实如此。但有一个小问题。根据军事命令——也就是管辖这些领土的军政府——这些行为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些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以色列政府不允许的，但这不妨碍他们依旧朝着这个目标行动。
以色列最主要的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团体被称为Gush Emunim ，“信仰者联盟”。1975年的一天，他们突然来到西岸一个废弃的约旦军事营地，宣布这里是他们的前哨根据地。这看上去只会让他们更加大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没错。这给了他们巨大的动力。这个早期的定居点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许许多多遍布整个西岸地区的定居点，并在后面几年最终去到了加沙。到1970年代末，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各种定居项目全面启动。他们认为不会再遇到任何阻力，因为在1977年，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右翼集团掌权了，即Menachem Begin（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党（Likud Party）。
在第一任政府初期，他和埃及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作为和平交换，他在撤离了犹太人定居点后归还了整个西奈半岛。是的。虽然梅纳赫姆·贝京政府支持持续的定居活动，但也归还了定居者认为绝不能以任何代价、任何条件归还的土地——他们认为那些土地是圣经中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将这种做法看作一种威胁，担心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是的。因此，撤离西奈半岛的行动导致定居者爆发了暴力。一些极端定居者想向以色列政府发出信号：如果再和阿拉伯国家谈判交易任何的土地，他们都将制造混乱。因此，他们也开始在西岸和加沙攻击巴勒斯坦人。
然后，1980年6月，定居运动中一个名为“犹太地下组织”（Jewish Underground）的草根极端组织企图炸死三位知名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市长。他们在汽车上安置炸弹，导致其中两人重伤。一些高级官员表示，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军方未能对此进行谴责。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在谈到炸弹击中了市长们的下半身时，以色列的西岸军事指挥官说，很遗憾炸弹没有瞄准更高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暗示希望这些人被炸死。可以想见，定居者们，犹太地下组织的成员们，当他们听到当地军事指挥官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就都明白了：这是一种鼓励，而不是谴责。这不是在执法，而是微笑地点头示意。他们为什么不瞄得更高一点呢？他们应该杀掉他们。所以，这些本来应该负责执法的人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不仅不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那么，Ronen，在1980年代这段时期，以色列民众是否试图反对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生命的漠视？或者反对西岸有法不依、践踏法律的问题？我想以色列人对这些事会感到震惊。理论上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没错（即以色列民众对这些事确实会感到震惊）。但我认为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些事。以色列人民、以色列公众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些事很遥远，对于以色列来说相对很遥远。媒体也几乎从不报道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但有些人意识到了这种情况，这种践踏法律的问题，他们意识到情况非常可怕。于是，一群来自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法学教授们给以色列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他们说，你们应该对犹太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展开调查。
总检察长对此感到震惊，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是国家的总检察长，但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于是他请来了副手叶胡迪特-卡普（Yehudit Karp），让她领导一个委员会，彻底调查那些教授提出的说法和表达的担忧。
当他们开始调查时，很快意识到实际情况比教授们信中描述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们发现整个体系完全玩忽职守，完全无法对犹太人的犯罪进行有效、公正的审讯调查。他们发现警察完全无力胜任工作，而军队尽管负责该地区的安全，但却完全无法为巴勒斯坦居民提供任何安全保障。非常负面。但这份报告也是高度保密的，因为这份报告无疑会在当地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但部长们向总检察长保证，报告将被提交内阁，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长期负责公安事务的部长邀请卡普到他家去讨论这份报告。
一开始，卡普以为他想听到更多的内容，也许也是对她完成这项工作表示祝贺。但据她回忆，这位部长却在攻击她所做的一切。很快她就意识到，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做的。最后，卡普辞去了领导小组的职务，因为她意识到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回想起来，卡普说，“我们当时太天真了”。
结果，在 1980年代和1990年代，西岸和加沙的动荡日益加剧，定居计划仍在继续。以巴双方极端分子的袭击也越来越多。
1987年，对以色列人的持续占领和定居点项目的强烈不满终于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大起义”（First Intifada）。
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由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领导的左翼的工党在 1992 年的选举里赢得了胜利。原因在于，以色列人民希望寻求解决方案，寻求和解，而拉宾试图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拉宾是一位著名的军事指挥官，毕生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但在努力确保以色列人民安全的同时，他也承诺会努力和巴勒斯坦人一道，通过谈判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人们相信，如果有谁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一定是拉宾。
这时，每个人都明白，要与巴勒斯坦人或其代表“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达成任何的协议，首先需要达成一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协议。而在这个巴勒斯坦国中，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定居点都要被拆除，居民应当撤回以色列境内。你的意思是说，拉宾的当选代表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定居者们的愿景是个严重的问题，是时候改变方向了，应该与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并最终把土地归还给他们？是的，首先，他下令全面冻结所有新的定居行为。其次，他同意与巴解组织建立秘密渠道，并最终达成了我们熟知的《奥斯陆和平协定》——这是一个与巴解组织及其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最后，巴以双方签署了一份路图——虽然没有用明确的措辞表述——但确实是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国路图。
人们一时对未来充满了巨大期望，也正如伊扎克·拉宾在讲话中所讲的：
“今天，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一场没有死伤、没有流血、没有痛苦的战斗。这可能是唯一一场令人愉快的战斗，一场为和平而战的战斗。”
你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但只是对某些人来说，对吧，并不是对所有人。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估计他们的反应会完全不同。没错。在他们看来，这无异一种亵渎。他们当然明白：这将是整个计划的中介。因此，极端民族主义者要行动了，就像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后从西奈半岛撤离时他们做的一样。他们要再次破坏这一和平努力，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会导致以色列放弃更多的土地。所以，他们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了更多的暴力行动。
随后，骚扰和袭击不断升级，并在1994年2月25日达到了顶峰。一个叫Baruch Goldstein（巴鲁克·戈尔茨坦）的人（辛贝特列出的以色列当时最危险的极右翼分子和定居者之一），身穿以色列国防军制服，手持 Galil 突击步枪，进入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朝拜圣地——麦比拉洞。当时正值斋月，那里挤满了前来朝拜的巴勒斯坦当地人。他来到他们跟前，没有被任何的安全检查程序所拦截。以色列警方和军方本应设置这些程序，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站在那里，扣动扳机，一次又一次地更换弹药。
这个事情震惊了所有人。而最受震动的是拉宾。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演讲，他说：“那些为Goldstein所作所为喝彩的人，你们不是我们的一部分。你们不是犹太人的一部分。我们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他想驱逐这些人。
当然了，这并不能扼杀运动，不能消灭其精神，也不能阻止狂热者和追随者的行动。这些人甚至被Goldstein所鼓舞，因为他们认为戈尔茨坦代表的是一种勇气，不仅应该对那些受害者这么做，而且应该对所有阿拉伯人都这么做。他们一切照旧。结果是，以色列极右翼极端分子不仅没有停止暴力，反而大肆讴歌暴力，并最终将暴力升级到了任何以色列人都无法想象的程度。
在以色列政府不允许Goldstein葬在西岸的希伯伦之后，一个极端主义支持者（可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在附近的定居点Kiryat Arba为Goldstein修建了一座坟墓，墓志铭上写道：“Goldstein是一位圣人，他死于干净的双手和纯洁的心灵”。
这个支持这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年轻极端分子，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加入了一个主张将阿拉伯人驱逐出以色列的政治团体旗下的青年运动。多年来，每逢这次大屠杀的纪念日，这个年轻人都会游行庆祝，为“圣人”Goldstein“干净的双手和纯洁的心灵”载歌载舞。当时，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来说都无足轻重：他名叫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 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可能是当今以色列极右翼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内塔尼亚胡内阁的成员之一。不仅是内阁成员，他还是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长，负责警察事务。他曾数十次被捕、被起诉，还被判处煽动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组织罪。现在，他成了警察的负责人。目无法纪者变成了法律。也许每个以色列人都记得，同样是这个伊塔玛尔·本-格维尔，在1995年10月的时候拿着一枚凯迪拉克车标，说这是他从总理的车上偷来的。他说，既然我们能偷到这个……他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能接近拉宾的车，我们也能接近拉宾本人。所以，他举起了明显是从拉宾的车上扯下来的车标，说，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个车标，我们就能接近他。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杀了他吗？没错。在1995年11月4日，就在伊塔玛尔·本-格维尔炫耀凯迪拉克车标几周之后，辛贝特没能保住拉宾的生命——一名刺客近乎无防备地通过了所有安检，拔出枪，杀害了这个犹太国家的总理。这样，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极右翼中最极端分子的目标：在圣经中所有的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并阻止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我们也看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愿意在这些土地上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恐怖活动；他们愿意杀害巴勒斯坦人，杀害以色列人，杀害犹太人，甚至杀害以色列犹太国家的领导人。随着那次暗杀，拉宾所领导的阻止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和定居计划的努力也随之终结。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告诉了我们这场历史性的土地争夺战的源起，以及两种关于以色列未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愿景：一个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一个是由极端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我们看到了极端分子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总理拉宾的，只因为拉宾打算通过交换土地换取和平。
从拉宾遇刺到现在，包括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内的这些极端分子都成为了以色列政府的核心人物。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拉宾遇刺后，奥斯陆和平进程摇摇欲坠，最终分崩离析。当然，这正是极端分子所希望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点项目继续扩大。道路、电力继续通向越来越多的定居点。事实上，这段时期，以色列政府自己也在通过政府官员网络，秘密地资助和建造这些非法定居点，并且系统性地掩盖政府的参与。 换言之，以色列纳税人的资源被秘密用于开发西岸的非法定居点。是的，没错。当然，正如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比如第一次起义，当巴勒斯坦人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并没有致力于阻止非法定居点，也没有真正致力于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就会产生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利用。
他们努力煽动局势，也再次获得成功，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况要更糟糕。暴力严重爆发，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又称“阿克萨群众起义”）。
第二次大起义是在 2000 年 9 月 29 日爆发的，以色列军方完全失去了控制。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动了无休无止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当然，以色列也以武力回击。结果，在五年暴动和袭击结束后，约有1,000名以色列人和3,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在那以后，以色列民众在政治上大多向右转，与巴勒斯坦人合作实现和平的愿望基本上消失了，对巴勒斯坦人实行铁腕政策的意愿最终得以实现。
2001年，以色列人选举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为总理。多年来，沙龙以其对定居项目的狂热支持，以及在军队任职和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对巴勒斯坦人的苛刻待遇而闻名。
与第一次大起义不同的是，在第一次大起义中，以色列人选出了一位以和平为目标的人，而这一次，以色列人选出了一位右翼领导人，他们认为这位领导人可以用武力镇压起义。是的。然而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也是由于美国正在利用其强大的影响力推动两国解决方案，沙龙很快就意识到他需要进行彻底的政治逆转：要让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在世界上继续维持良好地位，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达成两国解决方案。而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必须取缔非法定居点。所以，沙龙基本上得出了与拉宾类似的结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对定居点项目一开始的态度也完全不同。最终，他们都得出结论：实现以色列安全的唯一途径是与巴勒斯坦人谈判，这也意味着要通过归还土地来换取和平。是的。所以他做了几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布撤离加沙，同时拆除了西岸的一些定居点。这不受他的基本盘欢迎，也是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非常反对的。当时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一起事件：一群极端右翼分子，定居者，试图炸毁以色列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只是为了阻止撤离加沙。这一阴谋被挫败了，但也表明了极端分子多么痛恨沙龙的这一举动：他曾是定居点项目的最大拥护者，现在却试图撤出加沙。尽管这些人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撤离最终在2005 年实现了。阿里埃勒·沙龙成功撤出了加沙。但他撤出约旦河西岸的计划进展如何？他下令拆除定居点，但不知为何故，没有任何的结果：这些命令在体系里“蒸发”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对非法定居项目的秘密援助已经成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政府部门已经被定居点的同情者们深度渗透，因此，想要绕过为阻止拆除定居点而设置的人为障碍需要很长的时间。
沙龙总理下令，试图克服来自政府内部的阻力。但在 2006年1月，在很多工作还没有到位之前，沙龙总理就中风了。他陷入昏迷，从此一蹶不振。是的，但那些极端分子从这件事中得出的结论是，未来确实可能有更多的撤军、撤离威胁，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更多的和平谈判。而他们必须阻止这一切。如果像沙龙这样的定居运动拥护者都愿意撤出加沙，并试图撤出西岸，那么将来任何领导人都有可能再做尝试。没错。他们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在多年后告诉我说，他们的结论是，只要国家还有这些机构，最高法院、司法部、军队，就永远会有再次撤出的威胁，也许从整个约旦河西岸撤出，而他们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地盘。为此，他们需要更进一步，不仅仅是建立更多的定居点，而是真正参与或控制这些国家机器。他们必须打入内部，渗透到他们痛恨的政府里去。换言之，他们必须成为政客。于是，一些极端分子决定走出阴影，他们剪了头发，穿上了西装。你还记得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吗？那个在希伯伦庆祝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家伙，那个在拉宾遇刺前从他车上偷走引擎盖车标的家伙。本-格维尔上了法学院，成为一个很小的极右派极端主义政党——“犹太力量”（Otzma Yehudit）——的领导人。光听名字你就能知道他们的性质。
另一个极端分子，一个名叫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的定居者，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还记得沙龙撤出加沙时他们炸毁高速公路的阴谋吗？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斯莫特里奇参与了这一阴谋，尽管他从未被起诉。和本-格维尔一样，他也成为了一名更加公开的种族主义、反阿拉伯政策的活动家。他还加入了以色列另一个极右翼小党派——“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因此，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这两个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属于极右，但现在他们都成了职业政治家，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担任要职。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他们是如何从极端边缘走向权力中心的？这是花了点时间的。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对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避之不及，他甚至不愿与他们同台。但到了2018年，情况不同了，内塔尼亚胡因腐败罪名被起诉。其结局是，没有一个中间或左翼政党愿意加入他的政治联盟。他们说，内塔尼亚胡，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你正在接受腐败、受贿和其他罪名指控的审判。你不能再当总理了。最终他也在 2021 年失去了总理职位。
但内塔尼亚胡从来没有对复出放弃希望，他希望重返总理宝座。内塔尼亚胡明白，只有与那群很小的极右翼党派及其领导人（如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合作，他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并再次成为总理。
结果，就在几年前，内塔尼亚胡还不屑和那些积极支持恐怖主义或鼓吹极端种族主义思想的人走到一起，现在他却和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了。这下，内塔尼亚胡可以再次成为总理，但这要归功于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的支持，他们现在是内塔尼亚胡联盟最主要的台柱。
作为对他们支持的回报，内塔尼亚胡让他们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相比于与暴力极端分子结盟，自己失去权力才是最糟糕的。因此，本-格维尔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长，斯莫特里奇既担任财政部长，负责国家的预算，又担任国防部长，负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所有政府活动。为了重新掌权，内塔尼亚胡与极端分子一拍即合，并让他们控制了他们毕生都在争取的那些土地。那么，在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这样的领导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后，右翼势力的崛起对约旦河西岸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2023年2月。就在新政府宣誓就职两个月后。两个定居者，一对兄弟，坐在一辆汽车里，穿过Huwara——这是西岸的一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经过。哈马斯恐怖分子走近他们的车，拔出枪射杀了他们。不久之后，极右翼分子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复仇的呼声。定居者地方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说，他们应该到Huwara去，消灭这个村庄，在被问及此事时，国防部长斯莫特里奇说：没错，我认为我们应该消灭Huwara。
为了让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他认为应该由政府而非个人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当他被威胁禁止入境美国后，他又说，我被误解了。当然，这一切全部都有记录可查。
最重要的是，西岸的定居者懂了。那天晚上，他们中的400 人袭击了Huwara，烧毁了房屋、汽车，屠宰了牲畜。一名巴勒斯坦人Sameh Aqtash被谋杀。
地方上一名以色列指挥官在后来和我们交谈时称，这是一场“pogrom”（大屠杀）。很显然，他选择了一个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词，因为pogrom这个词是当年东欧地区专门用来描述对犹太人迫害和杀戮事件的。
辛贝特、警察、军队，尽管他们监控社交媒体，知道这个事明显会发生——咱们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得到警告，因为这些事情都在社交媒体上。但以色列政府根本懒得管这些。他们已经失去了耻辱感，而且他们已经不屑于隐藏。
几个小时后，我到达了Huwara，那时那里的火还没有熄灭。我开始关注这个事件。400 名定居者袭击了一个村庄，虽然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但没有任何人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受到指控。军方表示，我们不确定这个巴勒斯坦人是死于枪击还是其他“健康问题”。我有他离世时所在医院留下的尸体照片。他身上有明显的子弹痕迹，一个巨大的子弹伤口就在他的胸口。我向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发送了这张照片，说，是的，他死于“健康问题”——枪击造成的“健康问题“。他的死因是很清楚的。然后我了解到，警方有一段用 GoPro 摄像机拍摄的视频，这是一名警察胸口佩戴的摄像机拍摄的，拍下了定居者开枪的视频。他们甚至都没有逮捕那个定居者。
如此的难以置信。一个人死掉了，他们最起码有一段GoPro视频，知道谁是嫌疑人，并且可以逮捕他。我只想说，这些人对生命完全漠不关心。所以，只要一涉及西岸的定居者，他们就停止执行法律了吗？没错。我们掌握了一份秘密文件，显示斯莫特里奇自从负责西岸政府事务以来，就停止了对非法定居点、非法道路、非法定居点基础设施等一切问题的执法。10月7日之后，整个以色列、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加沙，一切也几乎完全陷入冻结。而另一封机密信件显示，根据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指令，警方几乎完全停止接听巴勒斯坦人在遭到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时的求助电话。 所以，10月7日以后，根据本-格维尔的直接命令，如果一名巴勒斯坦人报警说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回应。是的。这就是军方和辛贝特在机密文件中所说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西岸的经济正在崩溃。斯莫特里奇首次担任财政部长时就故意阻碍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经济。他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向巴勒斯坦人支付以色列代他们征收的税收，基本上就是巴勒斯坦人的钱。这些钱是向通过以色列机场和海港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大约占到巴勒斯坦整体预算的70%。
就好像西岸的经济形势还不够坏一样：有15万巴勒斯坦人获准在以色列工作，这样，他们可以带回大量资金。但开战以来，斯莫特里奇禁止他们这么做。因此，他们无法带回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赖以生存的资金。
今年夏天，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在镜头前带领公众祈祷。现在看来，这看上去似乎不是一个什么巨大挑衅，但对于穆斯林来说却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心目中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目前的协议是，犹太人禁止在这个地方祈祷。因此，本·格维尔的做法是一种巨大挑衅，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本-格维尔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很清楚光因为这件事就可以挑起一场战争。这些年来，因为这样的挑衅已经流了不知多少的血。你所描述的，摧毁巴勒斯坦人的村庄，极端定居者们实施的暴力，以色列领导人的蓄意挑衅，这一切听起来都是为了引爆冲突。正是这样。就在今年八月，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引爆炸弹身亡。这是近十年来以色列境内发生的第一起自杀爆炸事件。然后，在八月下旬，也是对这名自杀炸弹袭击者的回应，以色列军队对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Jenin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突袭。这是多年来对西岸开战的最广泛、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以色列陆军表示，打死了 14 名武装分子，拘留了另外 30 人，声称他们都是武装组织的成员，或正在策划不同类型的袭击。当然，突袭还造成了大量其他损害，例如很多无辜平民被杀害。城市本身也遭受了大量的物质破坏。结果，暴力往复循环又重新开始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我们都在问的问题，也是许多以色列官员向自己、向同事认真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第三次大起义即将到来。
但与“第二次大起义”结束以后发生的其他危机不同的是，二十年前，每每出现这些迹象，人们都会非常担心，以色列的执政者、政府、国防体系、部长、内阁都会团结起来设法降温，采取措施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爆炸。现在，虽然国防体系还在警惕，警告所有人说，注意，我们正在处于边缘时刻，但政府官员、内阁部长虽然也关注同样的迹象，但他们丝毫不担心。相反，他们很高兴。他们正在寻找一场起义、一次爆炸、一场破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的话，可以说这是“第三次大起义”的开端。在我们这次谈话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说这种升级是极右翼势力数十年来崛起的结果。那些一直想要控制这些土地的人现在掌权了，他们愿意让以色列陷入越来越多的暴力，只是为了得到这些土地。最近几周，辛贝特的负责人给内塔尼亚胡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我看到过这封信，后来以色列媒体也报道了。这是我读过的来自以色列情报界的措辞最严厉的信件之一。他写道，目前在西岸发生的犹太恐怖主义是“犹太教的重大污点”，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污点；它会导致以色列“全球的去合法化”——甚至对于我们最好的朋友（即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来说也是。此外，定居者的暴力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犹太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将“导致大量的流血”，并会使以色列的面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并牺牲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因此，内塔尼亚胡和其他官员应该明白事情有多么严重，形势有多么严峻。但如果他们的权力依赖和本-格维尔及斯莫特里奇这样的人的联盟，那么情况会改变吗？大概率不会。
以色列的民众，那些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围墙后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但如果他们愿意去看看围墙后面的话，那么这一切根本不应该让他们感到惊讶。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领悟到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变得如此清晰：当你宽恕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小规模的暴力、掠夺、恐吓等小规模犯罪活动时，当你对针对巴勒斯坦人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给予完全免责时，得到的结果是更多的暴力、更多的免责，最终导致支持或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加入到你的联盟中。目无法纪的人最终变成了法律本身。
我认为，我和Mark Mazzetti,、Natan Odenheimer在报告中想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把现实呈现在所有想知道的人的面前。我希望我们能带来这样的一些信息，向世界展示，但也向以色列公众展示，让人们知道围墙后发生的事情，免责、对法律的彻底漠视。如果不停止这一切的话，整个以色列的事业都将面临极大、极大的危险。这将使这个地区常年陷入到剑拔弩张和暴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