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保障女性权益，就别谈“催生”

今天生活在中国，尤其是女性，实属不易——

单身虽无罪，但是有税；不想生孩子可以，但是要为别人家的孩子交费。

总之，仿佛每一位女性都欠国家一个孩子。

上周，新华日报又刊发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为鼓励生育，撰文的专家建议40岁以下的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生养二胎的需要在退休后才可领回。

在关注女性生育这件事上，我国专家总是能“出其不意”，在某些专家的语境中，女性生育的义务性远远高于权利性。

但好像他们都忘了，人的生育，是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德黑兰宣言》指出：“父母有自由、负责任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人权。”

尽管生育率下降、社会高龄化等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并不是依靠口号，或是利用征税、收费等强制手段就能鼓励生育的。没有良好的生育环境、没有安全的成长环境、加之高昂的养育成本，每个家庭面临的生育压力又由谁来分担呢？

真要谈及“催生”，还是看看70多年前的瑞典是如何做的吧——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补助住房，还提供480天的父母育儿假期，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权益，让年轻家庭对于生育没有过多后顾之忧，如此可能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补助住房，

看看70多年前的瑞典如何“催生”

讲述 | 梁文道

1

家庭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上个星期，我曾跟大家谈过生育率下降、社会高龄化的问题，这些是实实在在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今天的年轻人，就算已经结婚成立家庭了，身体也健康，却仍然不愿意生孩子。

究其原因，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因为生不起。

针对这个现况，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在过去几周时间，想必我们都已看到国内盛产的某类型专家提出的建议。

比如有专家建议，应设立一个「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的公民每年要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一笔生育基金，如果不生育二胎（及以上），就得等到退休时才能领回这笔钱。

此外也有人提议，要对“丁克”一族征收社会抚养税。这些建议几乎都被社会舆论驳斥批判，或者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后来出面澄清是大家误会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就是很多省份已开始设法限制妇女堕胎，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堕胎曾经是中国“一胎政策”这种计划生育政策下，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过去堕胎曾被鼓励，现在堕胎却开始被限制。

前不久，爱尔兰公投通过改革堕胎，

废止《第八修正案》，女性终于夺回身体自主权

这让我想起今年的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世界人口日”是由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建议，为唤起人们对人口发展问题的关注，所订立的一个日子。

今年世界人口日大会的主题，被定为“家庭计划是一项人权”（“Family Planning is a Human Right”）。它所针对的，就是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许多国家采用种种手段去限制妇女堕胎，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一个极端地步，连女性被强奸而怀孕都不准许堕胎。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日大会上提出，肚皮是妇女自己的，生育权是属于女性的权利，而家庭计划，即一个家庭要生育几个小孩，应是这个家庭自己决定，是一项不可被侵犯的基本人权。

如果我们不应限制堕胎，如果我们不应处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那该怎么办？很简单，当然是奖励，为什么总是想要处罚而不想想奖励措施呢？

2

鼓励生育，

瑞典政府用免费教育、医疗和补助住房

话说回来，我们国家很多地区也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政策，这些奖励政策背后的基本思路，都可以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老书中追溯到。

这本老书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它没有中文译本，网上勉强找得到的英文版本，原文则是瑞典文的，这本书叫做《人口问题的危机》。

《人口问题的危机》这本书，大概是全世界最早将人口减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来对待的一本专著。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夫妇，丈夫叫做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他是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那一年他与海耶克共同分享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这本书贡纳尔的合著者，就是他的夫人——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则是一位社会学家，后来担任在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瑞典代表团团长，因她在世界核裁军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获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贡纳尔·默达尔&阿尔瓦·米达尔

也就是说，这对夫妇分别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曾经写过不少非常重要的著作，但《人口问题的危机》这一本书在瑞典之外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为什么我说这本书重要？是因为，书中作者明确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的增加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人口减少才是问题。

相信有很多人会质疑，认为今天地球已经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口了，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谈。先回到我们原来限定的框架中，为什么默达尔夫妇会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个问题呢？

主要是由于存在供应问题，例如年轻劳动力不足，接下来下一代年轻人要负责承担全社会高龄人群的巨大赡养费用支出，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危机，而最早把这种危机当成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来讨论的，就是这本书。

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办？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给当时的瑞典政府参考，因为瑞典当年就已经苦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问题。

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大家听听看，就会了解瑞典在1934年就已经达到何种先进水平。

他们首先建议，家庭与儿童应享受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以及免费的学校午餐。

他们又提出，恶劣的住房条件会造成儿童心理及身体上的损伤，有些父母就因此决定不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糟糕。

由此两位作者就建议，政府应当建设更多更好的公共住房来支持他们。假如有人仍然选择要在私人市场上租房居住，那么应由政府资助他们的租房费用。

我知道，今天有不少年轻人正苦于租金疯涨带来的困扰，一个月的薪水大半被租金吞食。瑞典人在1934年就提出应由政府来负担支持，包括孩子出生之后的抚养成人等一连串的事情，政府都应有所作为。

这本书产生的直接影响的效果，我们陆续就会认识到。

3

不提高女性地位及权益，就别谈“催生”

譬如，1939年，瑞典率先订立一条法律，雇主不可辞退孕妇及已婚妇女，不能以已婚为理由来辞退一位妇女。

到了1970年，瑞典政府开始实施六个月的产假制度。1974年的时候，又将产假改成另一种概念的假期，称为「父母育儿假」，这种假期在今天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是瑞典一项很特殊的政策。

这项政策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假如一对夫妇生了小孩，马上这对夫妇就能够获得480天的假期，而这480天的假期，并不用一次性休完，也不需要生产完马上休完，而是在这个孩子成长到八岁之前，父母都可以轮流申请这480天的假期。

这480天里有390天雇主须要照付工资，按照原本工资的80%支付。另外剩下的90天，由政府向夫妇提供补贴。

除了这些建议之外，《人口减少的危机》的作者还提及一个问题，他们注意到决定是否生养孩子这个问题，说到底仍然有关妇女的自我选择。

肚子是属于女性自己的，即使在计算生育率时，也是由一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计算，所以，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应该想办法提高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提升女性的生活品质。

于是作者建议，应当鼓励夫妻双方都能够毫无负担、不具心理压力地自由工作。

这个想法在今天某些国家听起来，大概也都还很前卫、很先锋。因为我们知道，近期包括日本和我们国内都有一些人提出，女性最好还是乖乖回家当家庭主妇。

试想今天的现代女性，在进入职场后想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满足自我一种成就感，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假如她一旦结婚，就该回家生养孩子，不能够继续工作，那么大家认为她们会如何选择？想必多数女性的选择是继续工作，甚至放弃家庭，放弃养育儿女。

也就是说，传统父系社会里的某些观念——比如父亲应全职工作主外，母亲当全职主妇主内——这套想法已经行不通了。

故而，瑞典听从了默达尔夫妇的建议，反其道而行，设立许多优质的托儿所机构，并配有专业的看护和教养人员，使得夫妻双方都能够自由地在外工作，除却生育孩子的后顾之忧，这么一来，许多夫妇便可以放心生育了。

此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之后瑞典的生育率仍然有高有低，但是一个世纪以来，平均生育算下来每个家庭都还是有两个孩子。

直至去年，瑞典的生育率为1.88，在全欧洲排名第二，而全欧洲排名比它高的就只有法国——达到2.7的生育率，相当惊人，这是为什么？理由却并不惊人，就是因为法国女性的地位很高，获得了保障。

4

一个社会没有办法维护女性工作权益，

生育意愿势必降低

当女性的社会地位高，权益获得保障，女性的工作机会及工资等各方面，都与男性相当的时候，通常她的生育率就会提高。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判断，而是全球老龄化学会（Global Aging Institute）现任的执行长理查·杰克森所提出，一个社会若没有办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降低她们的生育意愿。

他还提到，性别观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韩国，大家如果常看韩剧，大概就能够了解韩国女性的地位了。

据了解，韩国女性薪资的平均水平仅有男性的63%，有许多韩国女性在30岁结婚之后就会离开工作岗位，从此进入家庭，结果韩国在2017年的生育率是1.05，排名处于全球倒数。

或许还会有人提问，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提高生育率呢？有的，我们看看2017年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尼日尔，居然平均一位妇女生六个以上的孩子。

但是，尼日尔现在是全球最低度开发的国家，它的政府还是2010年凭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政府，是一个极端穷苦、生命存活率非常低、儿童夭折率非常高的国家，所以尼日尔的家庭都要多生小孩，因为即使生出来五个，也起码可能死去四个，只有多生才能够保证生存。

先前已提到，妇女的地位与权益保证是能够确保生育率提高的方法之一，让我们看看我国目前女性的地位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我最近看到招聘网站前程无忧所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二胎政策出台之后，有75%的公司在招聘女性时，会有点犹豫，具体的考虑就在于，当公司招女性求职者时，万一她将来结婚生育，公司不就要让她放产假，那不是很麻烦吗？

全国妇联也做了一次调查，显示有55%的中国女性在求职时，会被招聘者问及何时生育小孩、有没有男朋友等私人问题。

另一个招聘网站智联招聘网，也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被访女性称，在生育之后她们的薪资下降。这就是我国女性所面临的一个现况。

这些统计或许也都还不够客观，不够完整，但是我斗胆凭直觉认为，今天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的收入状况，实实在在是不如男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我们是不是应该参考1934年那对瑞典夫妇所提出的建议？

提高女性地位，妇女的权利越得到保护，生育率才有可能提高。

本期八分问答

本期提问【提问者|子起】： 请问我能知道您怎么看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价值，我一直认为要的是生存质量而不是数量，尤其是对不能自理的人，从人性角度分析更应如此，反之是伪人性，不知道我的认知正确与否，请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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