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四月后，五月不知道会不会变好，但至少，各种综艺陆续开播，文娱生活上有了一丁点盼头。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芒果TV推出歌唱综艺《声生不息》，致敬港乐，致敬香港的黄金年代。节目为我们呈现了熟悉的旋律和顶级的舞台，在被美好的歌声抚慰的同时，又分明知道，这一切不仅仅是“怀旧”所能概括的。
在动听的粤语歌声和它勾起的一段段回忆背后，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娱内容的“复古潮”？我们都知道香港的黄金年代回不去，但除了怀旧，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了吗？怀旧，是否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抑郁症？
在封控期间看《声生不息》，仿佛一个2020年的人，回望旧时代的香港，却发现，终不似本来的模样。这是一档香港回归25周年的献礼节目，由TVB与芒果TV合办，邀请了林子祥、叶蒨文、李克勤、杨千嬅、李健等歌手，主要唱粤语经典。从它的歌单和参演歌手可知，这档节目主打的就是两个字——怀旧。《声生不息》的制作团队来自于《我是歌手》的班底。音乐总监是谷粟，一位音乐制作人、吉他手，也是《我是歌手》第三季、《蒙面歌王》的编曲。坦白说，节目的质量离巅峰期的《我是歌手》还有差距，但在2022年综艺节目普遍遇冷的背景下，《声生不息》成了一个少有的亮点。它既有港乐传奇林子祥叶倩文夫妇，也有李克勤、杨千嬅、李健这样的实力派歌手，以及炎明熹、曾比特这样难得的新人天才，歌手阵容搭配兼顾了情怀与惊喜。第一期往往最能看出节目组的种种用意。由林子祥、叶倩文打头阵，节目显然要走情怀路线。林子祥唱《耀出千分光组曲》，叶蒨文唱《祝福》，一刚一柔，叶倩文的嗓音保持得很好，春风化雨，兼顾了岁月的质感与抒情的分寸。而这个开头也昭示出：节目组试图迎合的是内地主流观众对于港乐的现象，于是通俗和抒情被摆在了更高的位置，港乐的街头性、先锋性的一面被相对收敛。从致敬黄霑和Beyond，到邀请李健改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杨千嬅唱《无条件》、毛不易唱《遥远的她》，节目组试图争取50后到00后的主流人群，尤其是那些叔叔和阿姨辈具有港乐情怀的人，又仿佛在钢丝绳上跳舞，小心翼翼拿捏着安全的尺度。对于青年人来说，《声生不息》的亮点在于曾比特、炎明熹、单依纯这些新人，以及像“魔动闪霸”、“马赛克”这样的另类组合，这其中曾比特有着不俗的表现，作为新人丰富而不油滑，松弛又具放克迪斯科的音乐技巧。炎明熹翻唱的《蜚蜚》也十分动听，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香港新锐歌手。在撕裂与惶然弥漫的时局氛围下，《声生不息》扮演的是一个缝合的角色。主旋律任务，要拍得政治正确，又保证艺术质量，这种分寸的拿捏，考验创作者的感知和耐心。《声生不息》做得较好的，是它不说教、主持不拖泥带水，把主旋律做得趣味一些、软一些，回避容易引起撕裂的内容，找到一个柔和的、弥合撕裂的点去落地。这档节目的立意不在于“竞赛”，它更像是一场歌手们的团建，这个团建的主题叫“港乐”，所以节目里不乏对于港乐的科普和情怀的召唤。遗憾的是，《声生不息》展现了港乐的抒情性，但削减了港乐反抗的一面。虽然能理解制作方的困难，但公允地说，这对于一档呈现港乐的节目来说仍是明显的不足。香港音乐不只是岁月静好与情意偏偏，它还是士人与市民文化的延续、社会责任感与艺术品性的融合。正如同香港社会，它不只是自由主义的避风港，也是1960年代左翼运动的发生地、1970年代港督麦理浩进行城市改革的地方。香港的艺术总是与街头运动、社会议题紧密相连，资本的涌动与丰富的人才又为它拉动轰鸣的引擎。当我们说港乐黄金时代，其实是在说香港流行乐的辉煌年代。在粤语流行曲的历史上，许冠杰被认为是开山祖师级别的人物。他把粤语歌词和西方流行乐的元素结合，仿照了很多日本歌曲、爵士蓝调和西方的摇滚乐。另一方面，由顾嘉辉及叶绍德创作，仙杜拉主唱的《啼笑姻缘》开启了港剧音乐流行的前奏，而黄霑与顾嘉辉将士人风度与现代音乐技巧融合，将港剧音乐的风潮引领到巅峰。紧随其后，更具街头精神和政治意味的Beyond、太极、蓝战士、达明一派等乐队奏响理想主义乐声，Beyond的《海阔天空》在华语世界传唱极广，达明一派在香港地位很高，他们都是会被写入香港流行乐史的经典名字。Beyond演唱《海阔天空》
20世纪70到90年代，香港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一座热钱涌动的自由港。从1970年代的“莲花乐队”主唱许冠杰，到1982年—1992年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以及叶蒨文、林忆莲、关淑怡、Beyond、达明一派和草蜢乐队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再到黄金时代的尾声——王菲的惊鸿出世、谭咏麟、李克勤、张学友与陈奕迅乐坛常青树般的歌唱，三十年来，港乐成为亚洲音乐市场的标杆，也成为一代华人心中的童年回忆。港乐的流行，得益于彼时内地音乐行业尚在起步，1950年代起，全球冷战的背景，使得资本主义的热钱涌入香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人才是港乐繁荣的蓄水池。上世纪中，大量文艺界人士南渡香港，其中不乏上海和东北人的面孔，比如许鞍华1947年出生于辽宁鞍山，两个月大时，她随父母移居澳门。1949年，她的父亲前往香港工作。王家卫1958年出生于上海，5岁时就随父母移居香港。从40年代到90年代，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也是华人世界最具号召力的文艺风向标。譬如在音乐行业，依托TVB、香港电台、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香港唱片商会等平台组成的产业链，以及年度十大中文金曲这样的奖项，香港成为亚洲最大的音乐造星工厂，每一个当红艺人背后，都有港资企业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妹丁”“靓仔”要走花路，香港就是首选，在香港办一场演唱会，也成为许多音乐人心中的目标。港乐黄金时代何以铸成？除了上文提到的历史因素、人才储备与国际化产业链，香港的城市文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基础。香港是重商主义、海洋文明，香港人的主张，就是尊重市场、尊重商业，比起祈求每个人变成良民，他们更在乎构建现代化的规则和秩序，释放出市民社会和资本社会内在的活力。一言以蔽之——香港是一个充分释放出资本活力的地方，一个海洋文化、华人市民社会、自由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共同融汇之地。这是香港文化产业的基本底色，也是它利弊所在。如今回望，不必美化或丑化那时的香港，它毫无疑问是市场化的胜利，但蓝洁瑛、陈宝莲、吴绮莉的悲剧也提醒着我们，在一个父权制依然坚固的氛围下，新自由主义也隐含着使弱者陷入污名、使寒门无立锥之地的危机。但回到港乐本身，至少那时的港乐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尊重才华、尊重个性、捍卫文化的多元与包容。否则，就不会有黄霑的新型武侠乐、Beyond富有现实关怀和抗争精神的摇滚、达明一派的“实验环境音乐”，他们那将现代技巧与社会关怀结合的流行金曲——譬如那首在中文歌曲中涉及艾滋病题材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改革开放初，港乐随着武侠剧、都市剧的流行被更多内地观众听到。黄霑的《沧海一声笑》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是为黄飞鸿系列所作的歌。中国的五音阶为宫、商、角、徵、羽，而黄霑擅于倒转五音阶，在旋律中融合电子、蓝调、打击乐的元素，在作词上又极尽文人古风之韵味，为流行乐开创出一种新的风格。除黄霑以外，黄伟文、林夕等人所作的词曲也常在武侠剧出现。比如1996年发行的《天龙八部》主题曲《难念的经》，词中写道：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
欺山赶海践雪径也未绝望
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
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
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
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
贪欢一饷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在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中，TVB剧的主题曲、配乐也曾萦绕我们耳畔。郑秀文唱《值得》、关菊英唱《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主题曲《讲不出声》、张卫健为港版《西游记》唱《法术乌魔多》、陈奕迅为《冲上云霄》演唱的主题曲《岁月如歌》、容祖儿演唱的《On Call 36小时》主题曲等，旋律都很动听，而港剧一度深刻地影响到内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内地影视剧的制作。比如说武侠剧《天下第一》基本用的是港剧班底，像周星驰、张卫健、香港四大天王这些面孔贡献了太多的影视剧回忆，借由这些剧，港乐传唱到千家万户之中，这是无法复制的奇迹。那是属于香港的黄金年代，也是意识形态纷争导致的偶然年代，香港曾因历史的赐予抓住了机遇，而当改革开放深入，大量金钱和资源转移到内地，香港的偶然状态也就失去，它依然是一座国际都市，但已经不复往昔的资源倾斜。在过去是章子怡等艺人争相去香港拍戏，而如今，TVB艺人们已轮番北上。时过境迁，港乐流行已是风吹扫落叶，昔日歌单王菲、陈奕迅、张学友，如今抖音神曲与爱豆之歌垄断高位，新人难出反衬乐坛停滞的危机。近几年，中国流行乐坛青黄不接，缺乏具有革命性的、振奋人心的作品和事件。新人中既缺乏陈奕迅、张学友这样的顶级唱将，也少了周杰伦、黄霑、方文山这样的顶级创作人，而出圈的新人仅有邓紫棋、周深、庞麦郎等寥寥几人，大部分艺人只能在小圈子内火，无法成为具有国民辨识度的歌手。与其怪罪音乐人，不如说，塑造、挖掘音乐人的机制出了问题。在传统的唱片生态里，互联网打榜的流量和数据还不是唯一指标，新人有才华会被专业人士发掘，由唱片公司打造，那是一套通过发行唱片捧红歌手的模式，但互联网的玩法已不同，唱片巨头EMI百代被环球和索尼拆分，歌唱技巧也被流量所取代。以前是先有作品再红，现在是先红再有作品。早在2003年，黄霑就预见了香港流行乐的衰弱。在《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这是他在港大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书中，他认为：香港音乐未来会成为粤剧这样的古董精英文化，或许借助岭南和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支持，可以勉强生存。但总而言之，它会和港台文化一样，不再有过去的特殊地位。那个时代，过去就是过去了。黄霑的《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邹小樱的《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刘靖之的《香港音乐史论》是关于香港流行乐史的推荐读物。《香港音乐史论》提到了公民社会与香港流行乐之间的深刻联系，港乐如何受到披头士、台湾歌、日语歌的影响，香港社会又如何超出“难民社会”的界定，生发出新的本土认同。这其中，爱国主义与本土主义一直是交织在香港上空的两只幽灵。而黄霑曾提到对于音乐公司“一切向钱看”的担忧，以及在政治和资本的前后夹击下，当唱片时代落幕，新一代原创音乐人如何生存的问题。他担心有一天，老听众们干脆只听老歌，而音乐公司为了短期利益，生产出空有噱头实则质量平庸的歌曲。长此以往，老听众离去，新的听众错过了培养音乐品味的最佳时期，流行音乐就会面临深层危机。而如今，问题更加严峻，繁荣这块遮羞布已被扯去。在这个“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名人”的年代，音乐人的担忧不再是无法被看见，而是被看见后又迅速被淹没。过去唱片公司能依靠唱片、专辑和彩铃赚取收入，艺人们与公司签订合同，巡回演唱，而如今，旧的打法没有彻底消失，网络付费歌曲已成趋势，这并不坏，但对流量的迷信、造假数据的横行、商业公司急于变现的渴求、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在疫情的蔓延下，成为降临在华语音乐人头上的寒冬。而事实上，这轮寒冬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在这个背景下，《声生不息》的播出宛如对过去的缅怀，也是对现实严峻的再一次确认，因为当资本迷恋于情怀牌时，那说明一定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位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怀旧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情绪。它像是一场不具备反抗精神的摇滚派对，一次温情脉脉消解了尖锐现实的嘉年华。这不只是它的问题，而只是整个艺术生态的缩影。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什么，因此有时候不忍苛责，但如果无人指出，这一切又慢慢成为可供容忍的常态。新常态的建立总是在我们忍耐的基础上。对港乐的怀旧印证了港乐黄金时代的落幕，当人们齐齐向过去回望，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缅怀，也是现实沉重的纾解。一百年前，茨威格写《昨日的世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不忍前往的未来。这一代人下半场开始了。曾经，我们以为和平是大势所趋，慢慢发现，战争和瘟疫才是历史的常态。于是乎，当偶然的幸福疾步而去，怀旧成了一种共同体的抑郁症。《声生不息》，不过是又一个表现症结的窗口。你怀念1999、2009，那些你经历过，后知后觉幸运的年份。到后来，你开始怀念2019，那个在你眼中，为昨日的世界画上句号的年份。最后，你甚至怀念起2020，那时瘟疫已经蔓延，春天还未全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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