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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痛失两院士,世间将如你们所愿食医无忧

科技导报 科技导报 2022-04-19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去世,享年99岁。吴孟超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
两位院士都曾接受《科技导报》的邀请撰写文章。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笔下的文字,了解两位院士的科学精神以及家国情怀。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袁隆平

经过7年的努力攻关,2011年我们胜利突破了大面积示范(就是100亩示范)亩产9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达到了926.6公斤。

从1996年超级稻育种立项开始,每5年左右就上一个新台阶,这个台阶很高,示范田是每亩增长100公斤,大面积生产是每亩增长50公斤,我们都跨越了。

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经常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谈不上什么秘诀,我的体会是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首先,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


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你是个文盲,是不可能成功的。“知识就是力量”,道理大家都很明白。

我认为在知识方面不一定要博古通今,成为一个学问家,但是除了要对自己从事的专业很熟悉以外,还应掌握一些相关领域的知识,以开阔视野。

要了解最新发展动态,因此你还要懂一些外文,在科学研究中我赞成标新立异,但大方向要把握好,要正确,一定要避免盲目性,以免走进死胡同。

过去有聪明人研究“永动机”,这违反了能量守恒的自然规律,走向了死胡同,所以是搞不成功的。

第二点,是汗水


要脚路实地苦干,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

我们搞育种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要实践的,要到田里去干,肯定要流汗。

我们在攻关的时候,在水稻生产基地每天都背上一个水壶,我带两个馒头,中午下田,顶着太阳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流了很多的汗。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乐在苦中,因为我感觉有很强的希望在激励我。

我培养学生,第一要求就是要下试验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培养你,我说书本知识非常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来,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来,只有在田里才能种出水稻来。

第三,要有灵感


我的体会是灵感在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中,具有几乎相等的重要作用。

灵感来了,一首好诗、一首好曲就来了,没有灵感,挖空心思,搜肠刮肚也写不出一首好诗和一首好曲子来。

什么是灵感?我体会是它以思想火花的形式出现,一闪就来了,但一闪又过去了,你要是去找可以找到,它往往是由一种外界因素诱发产生的。

我体会到,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孜孜追求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它往往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突然产生,擦出火花来。

比如我当年从发现“鹤立鸡群”的稻株,到忽然产生它是“天然杂交稻”的念头,就是一种灵感。

第四是机遇


雄性不育野生稻的发现,为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

有的人说我们发现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是靠运气,我看这里是有运气存在,但不是单纯靠运气。

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有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中国古代的韩愈也有一句名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我的助手们在海南为什么能找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呢?是他们慧眼识珠,而别人不懂这些,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识得出。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先生在他的书(《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曾谈到,从统计学上看,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事件明显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了。

他还列举科学史上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巨大作用,如弗莱明研究导致人体发热的葡萄球菌时,观察到无意飘落的青霉菌可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由此他发明了葡萄球菌的克星——青霉素;爱德华·詹纳看到挤牛奶的女工免出天花,从而发明了接种疫苗……

这些发明、创造的共同特点是,当事人都是从常人不曾注意的现象中,通过内心领悟很快抓住了这些事物的本质。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本质。

机会成就有心人,偶然的东西带给我们可能就是灵感和机遇,所以我们说偶然性是科学的朋友。

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偶然性的表观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

如今我们研究的杂交水稻已在许多国家大面积推广,2010年在国外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5100多万亩。

其中有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美国,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越南近几年杂交稻年种植面积有1000万亩左右,单产是每亩420公斤,比本地品种增产近40%,由一个粮食比较短缺的国家跃居成为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大米出口国。

菲律宾近两年年种植面积是300万亩,平均单产达到每亩470公斤,而当地灌溉稻的平均产量是300公斤。

美国近几年也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推广杂交稻,去年的面积达到600万亩,占到全国水稻面积的113,增产的幅度是25%。

杂交水稻在非洲、南美等十几个国家试种都非常成功,大概平均每亩增产150公斤。

全世界有22亿多亩水稻,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稻,每亩增产150公斤,每年就能够增产1.5亿多吨,会多养活5亿人口。

发展杂交稻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是一件造福世界人民的大事。







提高肝癌诊治水平的挑战与希望

吴孟超

肝癌是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的疾病。全球每年新增60-70万肝癌病人,其中约55%发生在我国,是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第二大肿瘤杀手,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30万左右。

同时我国有庞大的肝癌危险人群,即近1亿名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因此,肝癌的防治工作一直是我国医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经过几代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水平都有了飞跃性发展。肝癌手术后5年生存率由1960-1970年代的16.0%,上升到1980年代的30.6%和1990年代的48.6%,最近10年则达到了50%以上。

手术死亡率则由20世纪50年代的33%,降低为1960-1970年代的8.48%,1980年代的0.43%和1990年代的0.31%,现在为0.3%左右,小肝癌的术后5年生存率则达到66.1%。

虽然取得上述成绩,当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肝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第二,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仍然不高;第三,肝癌的疗效还不能令人满意;第四,肝癌的治疗还存在不规范现象。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着手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工作。

肝癌发生的早期预测和早期干预的研究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肝癌病人群,如何从源头上减少肝癌的发病率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能从“治已病”发展到“治未病”,将从根本上提高肝癌的防治水平。如果能从政府层面建立肝癌高危人群的定期筛查机制,就可以大大提高肝癌的早期发现率。此外,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系统生物学及整合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癌前病变进行预测和干预成为可能。我们正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筛选出肝癌发病过程中的预警分子和标志物,从而鉴定肝癌的高危人群,并对其进行肝癌发生的风险预测,以实现早期诊断,进而研究早期干预的方法。对于前期已经获得的肝癌标志物,我们正加快转化研究,争取早日完成临床前研究。肝癌的分子病理机制研究和转化研究无论是抗转移复发的治疗,还是中晚期肝癌的治疗,都涉及到肝癌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病理机制。
它可帮助我们设计治疗靶点,还可以对肿瘤进行分子水平的分型。从而发现抗转移复发和治疗中晚期肝癌的新方法、新策略。实验室研究提示,肝癌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数百种基因和数条信号通路有关,如何将这些研究发现与临床治疗联系起来,这就涉及到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转化医学强调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患者的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及预后评估。其基本特征是多学科的交叉合作,针对临床提出的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并使研究成果得到快速应用。肝癌的转化研究的实施方法包括:首先建立包括病人临床资料、手术切除标本以及随访情况的数据库,这将奠定研究基础和平台。其次是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和临床情况及治疗预后联系起来,利用信息生物学技术进行高通量的临床相关性研究。从而确立与临床表型相对应的基因型,找到肝癌分子诊断的标志物和分子靶向治疗的靶点,还可实现肿瘤的分子分型。将来,我们对肝癌病情的认识,将不仅包括病人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等临床情况,还应包含有更重要的信息——肿瘤的分子分型。要通过后者解决以下问题:不同类型的肝癌病人的关键分子改变是什么,据此设计靶向治疗的靶点;不同类型的肝癌病人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以此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体化治疗。未来,肝癌治疗的模式可能是以分子诊断、分子分型为先导,以手术、局部治疗、药物治疗(包括分子靶向治疗)肝移植等治疗方法为手段的个体化治疗。建立和完善肝癌规范化治疗方案

上述肝癌分子病理机制的研究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乃至应用于临床都还有待时日,在现阶段,要针对肝癌规范化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等薄弱环节,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工作,探索肝癌治疗的新技术和新途径,依据临床研究获得证据,进行推广应用,指导临床实践,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肝癌的规范化治疗方案。

由于国情和疾病基础的不同,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肝癌治疗指南。当前和今后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大量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RCT)来对现行的各种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评估,回答临床中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国际认可的肝癌治疗指南。

可喜的是,现在国内已有大量的肝癌相关的RCT在实施之中,我们要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还要严格执行RCT的技术要求,做好质量控制,这样才能产生真实的、有说服力的结论;还要提倡多中心的参与和密切合作。

在肝癌的临床研究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肝癌病人是一人3病。即病人往往同时罹患肝炎、肝硬化和肝癌。这3种疾病虽然相互关联,但又各具发病规律,它们都会对研究的设计和结果造成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会避免在试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时步入误区。

当前,在治疗指南还未建立时,如何开展肝癌诊治?

借鉴其他肿瘤治疗的成功经验,可以考虑以MDT(多学科治疗团队)的方式进行肝癌的诊治。

针对一个肝癌病人,肝外科医师、消化科医师、肿瘤内科医师、放射介入和超声介入医师,以及放疗医师―起协商,拟定最佳治疗方案。

当然,在具体实施中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协商中谁为主导,国外是消化科医师,我们呢?另外,中国的肝癌病人众多,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实践中解答。

当前,肝癌的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以分子靶向治疗为先导,以肝癌的综合规范化治疗和个体化治疗为途径,以转化医学研究为手段,突破肝癌疗效的瓶颈,乃至最终攻克肝癌这一顽疾的前景已经曙光初现。

在攻克肝癌的征程中,我们中国医生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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