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站在天河体育场的舞台上，向现场两万名观众致谢：「大家能来看我，表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这是2003年2月里的一天。是时，非典已在广东爆发，官方对外进行了通报，但同时认为，疫情只会局部暴发，不需紧张。这个充满「信心」的判断，并没有阻止疫情扩散和恐慌发生。流言四起。一时间，广州超市里的白醋和板蓝根遭到疯抢，价格飙升数倍，甚至卖到脱销。不知从哪里传出的说法，这种偏方可防治病毒的蔓延。担忧并未阻挡人们的脚步，公共集会如期举行，足球赛、演唱会、万人长跑，一切如常。从官方到明星再到大众，一种无知背后的无畏，与疫情同步蔓延。非典爆发后，这些「无畏的信心」成了第一时间被反思的教训。主政地方的官员如梦方醒。2003年8月，非典平息后不久，广东率先进行了反省，总结了其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其中一条是：疾控体系不健全。那该怎么办呢？会议第二天，省报《南方日报》头版报道：广东将投入15亿筑起「防疫大堤」。「疾病预防控制」这个名词，几乎是第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一环，此前，官方语境以防疫为主。防疫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产物，不受重视。当时的防疫员甚至自嘲：「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一看是防疫站的。」大量资金的注入，改变了这种局面。防疫站升级成了疾控中心，一波疾控建设大潮就此开启。各地政府都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金，试图建立起自己的防疫体系。以广东为例，非典后十年，广东投入了超过30亿，建立了覆盖省、市、县的公共卫生体系。与此同时，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成为惯例，《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登台。大疫与恐慌，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疾控的黄金时代。如原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齐小秋所说：「政府的无措，让我们疾控部门尽显英雄本色。」如2009年，一例疑似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从韩国首尔进入广东惠州，随后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广东疾控体系在4小时内找到了患者，7天内找齐密切接触者，配合及时辟谣与每天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阻拦住了MERS传入中国的路径。这一场「阻击战」，后来被反复提及，被认为是中国疾控体系强大的注脚。它也给了许多人信心。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后，疾控官员也站出来表态：疾控体系基础完善，疫情不会造成如17年前的SARS般的社会影响以及经济损害。2020年1月29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死亡人数已超过非典。同一天，中国疾控中心也遭遇了质疑。1月29日当天，该机构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论文。消息在社交媒体流布后，有人质疑，是否提前发现了人传人证据，为何不提早公布，反而忙着发论文？两天后，中国疾控中心回应了质疑，表示论文数据源自人传人判断公布后。但回应背后，一个无法掩盖的情绪是，为什么这一次突发疫情，疾控体系反应如此滞后？一个公共卫生论坛上，有从业者叫屈，疾控中心只是一个转达命令的中转站，并没有通报权，板子不应打在疾控上。有人说，疾控体系目前也在加班加点工作，但做的都是幕后工作，不被重视。这些哀鸿之声，并没有被外界更多听到。但其中传递出的信息，恰是解开此次疾控问题的密码。按图索骥，梳理一个体系，无外乎财政、人才与组织体制。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在财政上，去年4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19年部门预算。当年，中央财政对「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项目拨款为4.5亿，其中，涉及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拨款为1.3亿，约占拨款总额30%。一个是纵向对比。2014年，该项目的拨款支出为5.29亿。与五年前相比，拨款下降了15%。另一个是横向对比，以拨款较多的2014年为例，当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为36.19亿元，几乎是对公共卫生财政拨款的7倍。疾控机构与医院不同，它不依靠效益，而是依靠专项经费开支。从官方数据来看，市级疾控机构业务专项经费，多数达不到其必须开支的50％，县级疾控则还不到30％，乡村一级投入基本没有。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在医院，收治病人越多，效益越好；而在疾控机构，工作开展越多，花销越大，经济负担就越重。2019年中，在中国医改十年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报告了一个事实：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他所言不虚。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全国卫生人员从617万人增加到1230万人，增长99.35%；但同期全国疾控机构人员却从19.7万减少到18.8万人，减少4.57%。公共卫生的弱化令人担忧。在基层，人才问题更为显著。2009年的一则报道说，县级疾控中心人员以中专、技校毕业生为主，本科毕业的专业人员不到10％。基层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看上去到今天依旧没有较好解决。1月26日，一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网上发帖表示：我们之所以加班到那么晚，是因为下面基层报上来的流调报告，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个案调查质量太差。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一个已经发病十多天的疑似病人，只有两个密切接触者。这个在逻辑上就是搞笑的。这个时候你还要去忙着给他科普什么是密接。
一个调查表中显示没有任何危险因素就是确诊病例，后来再去亲自询问，结果接触过疫区回来的，而且自己也曾去逛过商场。在这样的密封环境中，还是有很大概率去感染疾病的。
我们现在的流调报告质量太差，根本没办法从里面分析去原因。一个数据上报都存在逻辑问题，统计报表和具体详情居然都对不上。统计80人，后面详情里有88人。
对基层而言，疾控事业岗是一个没有太多吸引力的工作。许多地方，疾控从业者收入甚至不如当地中学教师。而在评价机制上，疾控系统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相对边缘化，不容易受到重视。这种上下的不如意，造成了曾光口中所说的「疾控系统人心浮动」。在WHO，关于防保的经济回报，有这样一个数据：防保投入1元，可节约医疗费用8元。而在美国疾控中心，这个比例则是1:10。换句话说，投钱给疾控防保，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事情。2016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路。但与医疗改革相比，疾控体制改革是一件更为复杂的工作。首先是公共卫生的宣传不成功。在医改中，政府和社会对医院的关注，远多于对公共卫生的关注，「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公众对公共卫生缺乏了解渠道，官方对此的投入也不够。据去年国家卫健委的预算，2019年投入到公共卫生宣传的拨款仅有700万。杯水车薪。其次是缺乏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疾控体系受限于资源与人力，在基层缺乏改革推动力，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改革。2019年的医改研讨会上，曾光列出的改革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更充足的经费和更好的人员待遇
改变考评方式，不以拼影响因子作为主要政绩
合并地县市实验室资源，提供资源利用水平
赋权专业疾控机构，简化行政审批，疾控指导防治
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目前，除辽宁在做尝试性试点外，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动静。在新冠病毒爆发前，卸任国家疾控中心主任的王宇教授，曾对学生感叹，他的学生「生不逢时」。因为当前没有大的疫情，也就没有舞台让其弟子们显身手。在今天，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感慨。但大的疫情，真的会让疾控体制变得更好吗？非典后，疾控系统借势提出了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意见。当时，国务院已有明确的要求，不再批准成立新的机构。费了虎牛之力，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最终还是特批成立了。但没想到，在批准后执行时，主管单位从公共卫生机构划到了科技口，科研变成了比疾病预防更重要的使命。齐小秋最后感叹：「如果是按原申请时的本意，主要以防病为主，那对全国慢性病防治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可就是如虎添翼、如日中天了。不过，现在这话也都是些痴人梦语了，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