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公共卫生改革与学术批评

吴味发言

公共卫生改革与学术批评

——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公共卫生学术会议·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自由发言

吴味 

    【按】本文是根据发言记忆整理而成，增加了因时间等原因在现场发言无法展开谈的内容。

吴味/2019年7月29日于深圳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2019年7月28日太原），并与各位交流！我是深圳市宝安区疾控中心（宝安区CDC）的一名基层公共卫生工作者，与刚才做“公共卫生与疾控系统改革的思考”主题发言的中国疾控中心（中国CDC）的曾光教授曾经是同事（硕士毕业到他的研究室工作），后来成为他的学生（参加了他创立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培训），再后来我们更是能够真诚交流、平等对话的朋友。我从中国CDC调到武汉大学医学院（原湖北医科大学），再调到中国疾控工作最基层的宝安区CDC，可以说，我的专业工作是“每况愈下”（会场笑声），但我对中国公共卫生的忧患之心却是每况愈上，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也。

我现在想谈一点中国公共卫生改革忽视的问题。

6月18日曾光教授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众号发表了其在6月15日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论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改革》，引起了公共卫生系统（尤其是其中的疾控系统）的强烈反响，几天内文章点击4万多，还有各种观点的大量留言讨论，显然触及了公共卫生改革的一些焦点问题。为了呼应曾教授的文章，我连续写了三篇有关公共卫生改革的文章：《疾控中心的“生死存亡”——“疾控中心融入医疗集团”的问题何在？》、《浙江公卫改革——观念与方法论的贫困》（以下简称《浙江公卫改革》）、《疾控机构有指导医疗机构的职责与能力吗？》，加上在这之前于6月12日写的一篇《公共卫生定位思考》，连续四篇文章发表在我的《问题主义》公众号，也引起了不少反响（点击和留言讨论都比较多）；而且我还准备再写几篇谈公共卫生改革的文章。

我几篇文章主要侧重于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学术批评——对问题的状况、实质、根源和不良影响等在科学逻辑上的学理辨析（包括价值判断）（曾教授的文章也有不少学术批评）。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改革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展开公开性的学术批评的专家极少，在业界有较大影响的专家我只发现曾教授一人。为什么只有极个别专家公开发声，而其他专家都噤若寒蝉呢？是对问题不敏感？还是没有勇气？如果是对问题不敏感，那说明我们的专家的专业视野和感受力就普遍很成问题；如果是没有勇气，那说明我们的专家就普遍缺乏文化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我们的专家就不是已经启蒙的知识分子，而不过是没有启蒙的、无法摆脱自身功利桎梏的拥有某种知识的专家（功利压抑了勇气），因为，启蒙是指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否则，其就处在由于自己的懒惰与怯懦而导致的不成熟状态。这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的论证。理性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精神，还必须有人文精神。如果公共卫生学界都是这样一些或对问题不敏感、或没有学术批评勇气的专家，公共卫生系统还能够掌握自己的改革命运吗？

文化大师陈寅恪先生

事实上，我们的公共卫生没有学术批评（包括学术争鸣）的教训是深重的，例如：

在非典（SARS）流行早期，关于非典到底是什么疾病的问题就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洪涛院士认为非典是衣原体引起的衣原体肺炎，而衣原体肺炎用红霉素特效药就很容易对付了；另外是一些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认为非典不可能是衣原体、而应该是某种不明的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治疗不可能有特效药（后来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当时国家行政部门采用了洪涛院士的观点，并在媒体广泛传播；而拥有其它观点的专家没有展开公开的学术质疑和批评（尽管有国情的原因，但专家缺乏勇气是重要原因之一），导致全国放松对非典流行的控制，直接导致了非典疫情的大面积快速扩散，损失惨重。直到现在，公共卫生学界也没有针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严肃、公开的学术批评——反思其状况、实质、原因和危害以及深远影响。

还有，曾光教授刚才报告中提到的许多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公有制的卫生防疫站改成半公有、半集体单位”问题、“上世纪90年代卫生防疫系统一分为二而分出了疾控系统和卫生监督系统”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安监部门管理劳动卫生而现在又不管”问题、“国家取消疾控机构收费服务项目而导致职工待遇严重下降”问题、“公共卫生学院名不副实”问题，等等，其状况、实质、根源及得失都缺乏学术批评——即我在《浙江公卫改革》一文中所说的“严肃的批判性史学研究”，没有严肃公开的学术批评，并吸取教训，公共卫生各方面的荒谬乱象还会层出不穷，根本无法避免。

我之所以要在此针对公共卫生改革谈学术批评问题，就是因为公共卫生改革根本不能没有学术批评。没有广泛、深入的学术批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改革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搞清楚其实质，并对如何解决问题达成基本社会共识（学界与业界），从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科学、有效的改革，所谓的改革只能是我在《浙江公卫改革》一文中所说的“一种现实功利主义行为，甚至是长官意志行为。”

我在《浙江公卫改革》一文中分析了我一直思考的公共卫生的八个维度：哲学、价值论、医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政治学（文中包括法学。法学可单独列一维度讨论）和批评学。这八个维度中的价值论、文化学、政治学和批评学，我们的公共卫生学界都很欠缺，而批评学维度尤其欠缺。学术批评本身一门科学学科，但我们缺乏对公共卫生批评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论的研究，更缺乏公共卫生批评的实践，我们没有形成公共卫生学术批评的习惯和传统。刚才曾教授讲到了许多问题——如对国家高层领导的观念（思维）开发、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程序、疾控中心体制改革和人员待遇、公共卫生专家无法参与公共卫生改革核心小组、改革追责，等等，很大程度上是还涉及公共卫生的政治学问题，涉及公共卫生的民主、权利、公平、正义等等（其中包含权力之间的公平、正义的博弈），都需要展开学术批评，这本身就是公共卫生政治学的需要——学术批评本身就构成了政治学的一维。我们的专家只重视公共卫生的科学真理性，却忽视了公共卫生的公平正义性。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广泛、深入、公开的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学术批评，则很难把问题的实质真正搞清楚、并对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基本社会共识，没有这种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基本共识，公共卫生改革怎么搞得好呢？

我之所以敏感于公共卫生的学术批评问题，是因为我还有科学、文化、艺术的学术批评跨领域研究，我已经发表了近200万字的科学、文化、艺术批评文章（艺术批评还获过奖项），出版了近150万字的五部学术批评专著，包括涉及公共卫生问题的《中医的迷魂阵——中医玄学批判》一书（2009年《社会教育出版社》第一版。现准备出版增加了近9万字的第二版。中医的公共卫生问题何其严重！）我发现，在文化艺术和思想界，学术批评非常兴盛，且成果比较丰富，奈何我们公共卫生领域的学术批评荒漠如此，不禁让人唏嘘！

在此公共卫生改革的多事之秋和关键时期，公共卫生专家及其大本营“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是否应该着力反思，并做出改善学术批评的有效行动呢？在信息时代，公共卫生分会是否应该有效利用电子信息媒体以倡导学术批评，发出、并广泛传播公共卫生界自己的针对公共卫生改革的学术批评之声呢？公共卫生的各种纸媒是否应该尽快针对公共卫生改革开辟学术批评专栏呢？

鉴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改革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充分发现，已经发现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更没有对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基本的社会共识，所以我呼吁、也希望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呼吁国家及地方暂缓公共卫生改革，以免发生不合适、乃至荒唐的改革而后患无穷。

2019年7月28日发表于研讨会现场

2019年7月29日晚整理于深圳

【吴味】——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士、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硕士，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第五期短训学员，主任医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硕导，CFETP基地指导老师，广东省卫生统计学会委员，深圳市预防医学会理事，深圳市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长期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业务工作与科学研究（尤其熟悉基层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以及科学、文化、艺术的学术批评，出版了五部学术批评专著（包括涉及公共卫生的《中医的迷魂阵——中医玄学批判》）。曾在中国疾控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原湖北医科大学）工作，现就职于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