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作家何伟推荐的游记作品
康纳仕《旅行者》杂志去年做了一个专题，作家眼中的最佳游记，何伟推荐了7本：
1 杜鲁门·卡波蒂的《缪斯入耳》，温和、讽刺地描绘了美国一个剧组在苏联的演出经过。这篇被收在《肖像与观察》一书中，莫斯科大使馆的代表沃姆斯利预祝剧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他也确信在铁幕之下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在苏联，没有什么不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你们的演出成功也是计划之中的，因此我觉得现在就祝贺你们应当是毫无问题的。”
2 何伟的老师麦克菲的《松林瘠地》，“大部分不会把麦克菲视为游记作家，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应该把他算进去，游记是对地点和移动感兴趣的作品。”
《寻路阿富汗》书封
3 《寻路阿富汗》，罗瑞·斯图尔特，“比一般的游记对他描写的对象更加投入，这应该是游记未来的方向。”
《歌之版图》书封
4 《歌之版图》和《巴塔哥尼亚》，作者布鲁斯·查特文，“很难搞清楚他是对内容如何加以组织、把它们连为一体的。”
5 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这次旅程作者只有一个想法，但是写到的风景和人物非常广。这本书有一种美妙的自由感，完全不像是在为了履行出书的合同。”
《火车大巴扎》书封
6 《蓝色公路》，William LeastHeat-Moon，“他让我们知道了他来自哪里，然后就隐退了，让地点和人物自己继续这本书。”
其中《寻路阿富汗》是近年出版的书，迅速成为经典。在网络很发达、交通便捷、书店充斥着各种旅行指南的时代，游记还有没有前途？《格调》的作者福塞尔说，游记跟旅行指南不同，旅行指南的读者是真正动身去某一个地方的游客。游记则是写给那些并不会去目的地的人看的，但他们又需要异国风味的、喜剧的反常、奇观或丑闻等文学形式的罗曼史，这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或时代提供不了的。
用索鲁的话来说，游记作家是替读者旅行的人。“我会收到邮件说，我喜欢你写非洲的书，但是我们去的是威尼斯。所以读我的书的人并不想自己去旅行。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他们想独自旅行，前往有疟疾的沼泽，但他们没时间。他们只有几周的假期。所以我在新几内亚，男孩拿着矛说要杀了我，对他们来说很刺激。”
1983年，《格兰塔》杂志的编辑比尔·布福德说：“二战标志着旅行的伟大时代的终结。原因很清楚。战争不仅让旅行变得困难了，而且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大众消费主义的单一文化、旅行社包办的度假、美国汉堡包的帝国主义，导致年轻作家特有的感受力已经没有发挥的空间了。罗伯特·拜伦、伊夫林·沃、奥登实际上像是爱德华时代的人，他们是回到了以前。他们的作品赞颂的是黄金年代，没被现代性沾染的世界的角落。福塞尔说，人们旅行是为了发现过去。”
但二战过去几十年后，在70年代末，游记又突然复兴了。这是因为“旅行代表着逃离。人们有着逃离的渴望、不停移动的需要。”
《时间的礼物》书封
2017年，《格兰塔》第138期做了一个专题，请作家们回答一个问题，“游记死了吗？”罗伯特·麦克法伦说，1977年出现了很多经典游记，如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从荷兰徒步去君士坦丁堡三部曲的第一部《时间的礼物》、查特文的《在巴塔哥尼亚》、约翰·麦克菲关于阿拉斯加的《去乡间》。四十多年后，游记作者们仍在致力于锻造新的形式和风格，Pico Iyer的环球旅行，Rebecca Solnit融合政治、记忆和风景的作品，还有SaraWheeler, Nicholas Rothwell, William Dalrymple, Redmond O’Hanlon, Geoff Dyer,Colin Thubron and Jan Morris; Simar Kaur。
杰夫·戴尔说：“哪种写作又不是游记写作呢？游记跟地理上的远近无关。在地铁上读关于伦敦的书你也被运到了其他地方。狄更斯、Annie Dillard、Isak Dinesen狄金森都是游记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保罗·索鲁说，在伦敦住了十一年后，他感到厌倦了，“厌倦了找停车位，厌倦了人群和涂鸦的墙壁，肮脏的老建筑和丑陋的新房子，我厌倦了伦敦的交通、伦敦的厚脸皮和伦敦的自以为是……我在伦敦住得越久，越清楚英国人是多么爱吹牛，又是多么煞风景。”
英国的餐厅评论家A.A. Gill认为伦敦还是比较有味道的，他在《伦敦肖像》一文中说：“伦敦是一座幽灵之城……如果把纽约比作自作聪明的人、巴黎比作卖弄风情的女子、罗马比作舞男、柏林比作邪恶的大叔，那么伦敦就是一个喃喃低语、神神叨叨的老妇人。她有点耳聋，受不了蠢货。伦敦有深厚的文学和戏剧素养；它内向、沉默寡言，又出奇地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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