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有用吗?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暴力行为往往源于当事人缺乏自制力,“在当今世界,自制成为越来越紧要的美德,因为我们已经驯服了自然的灾难,我们的痛苦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暴饮暴食、抽烟、聚赌、透支信用卡、轻薄滥情,沉溺于海洛因、可卡因和电子邮件不能自拔。”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书封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有一天被一个奴隶惹恼了,他当时正在写字,就用笔去戳那个奴隶的右眼,结果把他那只眼睛给戳瞎了。后来他冷静了下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就把那个奴隶召过来,问他想要什么补偿。那个奴隶沉默了很久之后鼓起勇气说:“我只想要回我的眼睛。”
斯多葛派哲学家认为,愤怒比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更有害,愤怒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愤怒让人失去理智,所以比赛时,有的选手想法激怒对手,让他们变得鲁莽、浪费体力、放松戒备。有人说,喝咖啡吧,咖啡让你能更有精神、更快地干傻事。愤怒也是,可以然你更快、更有精神地干傻事。
愤怒是我们的一种本能,让我们去应对威胁、争夺资源、强化社会规范。当我们的期待和现实不一致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发出警告。当我们感到愤怒时,我们对他人的看法更加负面、更加歧视,认为一个人的负面特征是由于他的本性而非环境。
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给出了制怒的九个方法,第一个是“假如一个人触怒或反对你,思考一下,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被创造出来之时,就注定要相互合作。”
《沉思录》书封
20世纪90年代,在论证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的10种能力时,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经跟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争辩过,是否应当把“义愤”列为人的一种能力。努斯鲍姆担心愤怒会导致暴力,但麦金农让她相信,愤怒有时是“一种信号,表明自尊没有被轧碎,表明人性在被认为已经泯灭的时候仍在燃烧”。
2004年,努斯鲍姆在《躲避人性:厌恶、羞耻和法律》一书中说,愤怒是建设性的,因为它要求正义。但是在对几百年来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了批判性思考、研究了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甘地等人的著作之后,她认为,复仇的欲望会阻碍社会进步。要求正义不等于要求偿还。她在新书中说,愤怒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源于软弱,最终是有害的。
她写道:“愤怒有害但很流行。即使人们承认它有破坏性倾向,他们仍然经常依恋着它,把它视为一种强烈的情绪,跟自尊和男性气概(或者女性对平等的要求)紧密相关。如果受到侮辱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你不生气,人们就觉得你没有骨气、遭到了践踏。传统智慧认为,当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你时,你应该使用合乎情理的愤怒羞辱他们,实施惩罚。”
努斯鲍姆提出,发火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一个人在他在乎的东西或人受到损害后的反应,而且这个愤怒的人认为这种损害是不公正的,愤怒包含要求偿还的希望。愤怒包含一种反击的倾向。当代研究愤怒的心理学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愤怒包含一种从痛苦到希望的双重运动。
努斯鲍姆提出,要求报复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不管遭受到了何种不公正的对待,无论是谋杀、强奸还是背叛,向加害者施加痛苦都无助于恢复失去的东西。“报复的想法非常人性,但却是错误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努斯鲍姆说,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主流是认为愤怒是不对的。圣人如佛教中的菩萨都是冷静、自我控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会发怒,但他们不够完美,只是力量特别大但有缺陷的人类。愤怒只有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被抬高了,在那里,上帝的愤怒是正当的。
人们通常以三种方式为愤怒辩护。第一种是,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愤怒,温顺的人默不做声,遭人羞辱。其次,如果你对犯错的人不动怒,你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无助的、不需要负责任的孩子。最后,愤怒是反击不公正的重要动机。
努斯鲍姆对这三种观点一一做了反驳。她说,在政治领域,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证明了,可以不带怒火而又有力、有尊严地反对不公正。第一种她称之为偿还道路,认为不义者的苦难有助于修复被损害的东西。第二种是地位道路,目标是扭转加害者对自我的贬低,更厉害地去贬低他。这犯了自恋的错误,它把所有的伤害变成了地位的高低问题。
她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后非常愤怒,想去反击,不久他会到达一个分岔路口。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他选择了注重地位的道路,认为这件事关乎他和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报复计划是合理的,但他的规范性焦点是自我中心的、狭隘的。
第二条道路:他关注最初的侵犯事件,希望去报复,让罪犯去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规范性焦点是对的,但他的想法不合理。第三条道路:如果他是理性的,在探索和拒绝了前两条路之后,他会注意到第三条路在向他敞开,它是最好的:他可以转向未来,专注于去做合理的、真正有帮助的事情。这也许包括惩罚罪犯,但其宗旨是制止而不是报复。
她认为只有过渡性的愤怒是可以允许的,其全部内容是:“太愤怒了!这种事不可以再次发生!”大部分的日常愤怒是希望让加害者受苦。过渡性愤怒需要做出道德和政治上的努力,需要向前看的理性,以及宽宏大量和合作精神。
努斯鲍姆除了分析愤怒的各种形式,还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一次乘飞机时,一位男子走过来帮她把行李箱放到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并没有寻求帮助。“我说,不用,谢谢你。这时行李箱已经被放了进去,他又抓住行李箱,继续往里推。我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先问问呢?’他说他是一个德国创伤外科医生,见过许多这种病人。接着他看到了我的脸色,可能这让他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病人。我不那么礼貌地说,我每天在健身房花几个小时时间举重,可不是为了被人羞辱,我敢说我能举起的杠铃要比他能举起的重很多,因为他虽然块头很大,但身体状况并不好。显然他是那种对病人的个人历史不感兴趣的医生。我非常生气,我的反应相当愚蠢。我愤怒到问空姐能不能给我换座位。直到两周后我还很生气。”努斯鲍姆的反应确实过于极端了,她没有想到,那个人并不是想贬低她的地位。也许他只是习惯了要有绅士风度。
努斯鲍姆的分类好像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愤怒。当父母对顽皮的孩子发火时,他们往往并没有惩罚孩子的想法,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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