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中为何不断上演各种离奇的行为？

抗疫中，有许多人热心地提供帮助、做出贡献，也有人横行霸道、趁机渔利。根据英国科学记者劳拉·斯宾尼在《苍白的骑士》中对1918年大流感的挖掘，这些都不新鲜。

《苍白的骑士》书封

在巴西，卫生防疫部队投入了一场战斗，与假想的斑疹伤寒疫情作战。“他们闯进穷人家里，勒令人们脱光衣服，洗澡并刮掉体毛。在帕拉尔和康塞普西翁，他们强制驱逐了几千名工人并将房屋付之一炬。这种策略很可能反而加剧了疾病的流行，因为它使得大量无家可归者不得不相互暴露在风雨中。”

大部分人在危机时刻都能展现慈善的行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日内瓦一家酒店里，出现了流感症状，服务员拒绝进入他的房间。如果不是他年迈的母亲恰好去探访他、悉心照料他，恐怕他就活不下来了。在疫情爆发期间，医生让我们远离患者，可我们还是反其道而行。心理学家解释说，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会生发出“集体复原力”，不再被视作个体，而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行动，在集体内部帮助其他成员。因此大多数医生坚持工作，直到体力支撑不下去，或者他们已经对病人构成了威胁。

根据集体复原力理论，群体认知在某些时候会发生分裂，人们又返回到个体认知上。这往往发生在最严重的情况刚刚过去、生活开始回归常态之时。不道德的行为才会出现。瑞士红十字会发现，一些护士是假冒的，穿着各种制服，有的还伪造了执业资格证书。

医生没有高倍显微镜，没有CT，为了解决问题只能倾尽药柜里所有的药品，大量开出阿司匹林、金鸡纳霜（可治疗疟疾的奎宁）。商贩们大肆宣扬酒精的药用价值。有些医生声称吸烟可以杀死病菌，瑞士建筑师柯布西耶躲在巴黎的家中，啜着白兰地吸着香烟，仔细思索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各专利药厂销售效果存疑的非处方药，日本的汉方是利用草药进行的古老治疗方法。在中国，除了抬着龙王的塑像巡游，人们还去澡堂里发汗祛风，或者服用银翘散。这些疗法中的大多数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

西班牙流感共造成5亿人感染，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共造成0.5到1亿人死亡，死亡率2.5%以上。大多数死亡病例都集中于1918年9月到12月的13个星期内。“相对于战争的有限空间和漫长时间，西班牙流感发生于广阔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中。”

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创造了超现实主义一词，在战争中头盖骨被打穿了一个洞都挺过来了，却在38岁时死于西班牙流感。最后一波疫情在1919年和1920年之交袭击北半球，可能夺去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生命。

大多数死亡病例是由细菌性肺炎所致。病人很快就发展到呼吸困难。红褐色 的斑点出现在两侧颧骨处，几个小时内就布满两耳之间的整个面颊，病人最后手脚、躯干和腹部发黑。有病人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人们的症状还包括，头晕眼花、失眠、失去听觉和嗅觉、视力模糊，许多病人说他们眼前的世界看起来苍白混沌。这次流感偏爱那些20多岁到30多岁的人，被感染者以男性和孕妇居多。

病毒传播得非常快。在1918年，如果你听见一个邻居或亲人在咳嗽，或者看到他们倒下，你就知道自己很可能已经生病了。“恐惧改变了一座城市，所有夜生活全已消失。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他一定是匆忙而过。人们总是在奔跑。熬过那段日子的人，他们的记忆总是失去了色彩。没有一丝色彩的晨曦，没有天空中蓝色的荫翳，也没有薄暮的晕影或银色的月光。每一件东西都蒙上了烟灰或锈红，让人回想起阴雨和葬礼，烂泥和黏痰。”

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导演英格玛·伯格曼都出生于1918年。马克斯·普朗克在那一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汽车还属于奢侈品，世界人口远不如现在健康。影响健康状况的最主要因素是传染性疾病。美国在1917年对应征入伍者体检，370万人中，有55万人被认定为不合格。

在现代化城市中，抗击传染病必须要由一个集权政府自上而下地执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局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有能力及时确诊病例，进而确定感染者的旅行轨迹；对疾病传播方式的了解以及对可能阻断其传播的措施的了解；还有具备确保人们遵守这些措施的某些方法。当这三个要素全部到位，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对疾病进行控制。但是，连中三元的帽子戏法并不常见。经常会有一两个因素缺失。

流行病的典型样式是一个钟形曲线，病例逐渐增多，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当易感个体的密度低于某个水平时，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消亡。扩大社交距离可以将流行病迅速终结，也可以降低死伤者的数量。

1918年，学龄儿童并不是病毒的首要攻击目标，而且即使儿童生病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者中间的什么地方感染的，如果不是在学校感染的，关闭学校既不能保护儿童，也不能阻断传染。纽约没有关闭学校，约瑟芬·贝克的理由是，在学校里的儿童更容易监控，一旦出现症状也更容易治疗，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得更好。

对于口罩是否真的可以减少传染，卫生官员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消毒剂的使用上，他们也分成两派。一名记者问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埃米尔·鲁询，消毒剂是否有效。鲁对回答说：“绝对没有用处。让20个人待在一间经过消毒的房间，再放一个流感病人进去。如果这个人打了喷嚏，旁边的人接触到一点点鼻涕或唾液，他们就全都被污染了，不论这个房间是否已经消毒。

流感让一些人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嗜睡病。1918年前后，欧洲人口出生率虽然大幅度下降，却在短短两年内就恢复了。流感通过清除“不合格者”，在缩减了人口规模的同时提高了人口的健康水平，使人们可以更高效地繁衍后代。死亡率越高的地方，1920年代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越高。但人类为这种恢复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保险行业赔付了200亿美元，其中一个德国移居到美国的人得到赔付，投入了房地产业，这个移民的孙子就是特朗普。但大多数人却不能期盼如此灿烂的前景。瑞典的一项研究表明，每一个死于流感的病例，对应四个人堕入济贫院。

专家一直说要为传染病的爆发做准备，有的预测说，如果再一次爆发1918年那样的流感，全球会有2000万到30000万人死亡。“该怎么劝说人们每年接种疫苗呢？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反感强制性的卫生措施，自愿选择时，这些措施的效果才会达到最佳。在美国只有在某种疾病的死亡率达到1%以上时才能执行强制措施。这意味着只有因流感而死亡的美国人超过300万时，疾控中心才会建议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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