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临终遗言是什么？
作者简介：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出有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眉批天空》《浪漫的骑士》等四十多部。
【1989年3月26日的秦皇岛，海子好像无意又好像刻意地选择了某一段铁路卧轨自杀。据说他自杀前的周五和初恋女友见过面，他喝醉了，酒醒之后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伤害她的话，万分自责。但海子死后，人们发现他留的一张字条：“我的死跟任何人无关。”这算他的临终遗言吗？说好了和别人无关。那只能和自已有关了？和自己的命运有关了？命运啊你到底姓什么？ 我更愿意把海子在死前两周写的奇怪诗句，当作这个苦孩子倒出的苦水，当作这位诗人分行的遗言：“北京啊/你城门四面打开/内部空空/在太平洋的中央你眼看就要海水灭顶/海水照亮这破碎的城/北京”。】
海子：诗歌烈士，诗歌隐士
洪 烛
题记：这组文章，是根据我在秦皇岛第二届和第三届海子诗歌艺术节、德令哈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的几次发言，以及我在燕山大学的海子诗歌讲座，而整理并扩充的。
20世纪末，或者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末尾，海子以诗成名，以死成名。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大诗人。他所创造的诗歌奇迹并不孤立，和离我们最远的那位大诗人屈原遥相呼应。无需讳言，非正常的死亡方式，既为他们的创作与人生打上一个惊叹号，额外还划出了一个问号。屈原天生就是问号型诗人，在《天问》中一口气浪掷了多少个问号啊。甚至他怀石自沉于汨罗江的结局，都不像是结局，更像是开始：由此展开了更多的悬念与疑问。比其任何一篇作品留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海子投奔北戴河，卧轨于山海关，并不是出于对屈原的模仿，更不是因为模仿得成功而进入绵延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在他之前和之后，并不缺乏自杀的诗人，但死了也就死了。诗人之死，只是一根导火索，关键还得看其作品是否具备爆炸性，是否能获得读者的口碑。那才是站得住、站得久的惊叹号。
我不知屈原的命运是否对海子产生过心理暗示？那已和屈原的作品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笔遗产，影响过李白、杜甫，以及历朝历代无数的文人。我一直觉得，中国诗歌有几大传统：烈士的传统，隐士的传统，战士的传统，名士的传统，诸如此类。 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烈士传统，无疑是屈原开创的。
海子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作为诗人又不乏幸运之处：骨子里天生有一份诗歌烈士的精神，使其情感与思想都能达到沸腾的程度。读者几乎无法不为其人其诗而动容。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尤其该诗结尾，简直是对自我宿命的预言：“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及太阳必将胜利……”
一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诗人，即使这一个，也常常浑然不觉。他不知道自己属于万分之一，体现着命运那强有力的选举。他拼命地想与众人保持一致，可不是快半拍就是慢半拍。他并不是被铁钉钉在十字架上，他本身就是一枚钉子，用力地钻进去，直到成为十字架的一部分。海子那落日般悲壮的自我牺牲，是在为一个假设的王国殉葬吗？还是想让虚拟的诗歌成为自己最华丽的殉葬品？这不是破罐子破摔，更像是破釜沉舟：以命赌诗，以死求生，以肉体的加速毁灭换取灵魂的提前复活。
如果说海子身上真能找到某种与屈原的神似之处，那只能是：他们都用热血和生命写诗，并且淋漓尽致地塑造出自我，塑造出烈士一样的诗人形象。以梦为马，问天问地，从战士到烈士，这种为真善美献祭的形象，必然比一般意义上的作品更有震撼力，使读者无法不刮目相看。屈原正是因此而成为中国诗歌的大传奇，端午节就是他的祭日。海子出生虽晚，但从目前来看，也已构成一个小传奇：每年的3月26日，相当于端午之外的又一个诗人节了。
中国诗歌的烈士传统，以屈原为源头，到了海子这里，已有所演变：诗歌烈士，不见得非得是政治的烈士，殉道与殉美，同样令人无限感叹。海子是在诗歌受到挤压日渐边缘化的时代而鸣不平的，以命殉诗，好像是螳螂挡车，但还真起到某种震聋发聩的效果。至少，每年春暖花开时节，谁也不能说中国已无诗人，中国已和诗歌无关。
中国诗歌除了有烈士精神，还有隐士情怀。除了有屈原的慷慨激昂，还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王维的空山不见人，等等。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堪称诗歌烈士的自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有归隐之心。诗歌隐士，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乃至隐于书斋，都无不可。隐退不见得真的看破红尘，有时也是以退为进，仿佛姜太公钓鱼。唐朝许多诗人隐居长安之外的终南山，其实等待天子招安，好像绕远了，事实证明是在抄近路，因而有“终南捷径”一说。海子在这方面做得很决绝，索性隐于死亡，隐于另一个世界。可自他辞世以来，一直是中国诗坛“缺席的在场者”：生命虽然停止了，灵魂仍然在前进。不仅未被遗忘，反而广受传播。
海子比几乎所有活着的诗人获得了更大的名声。仅就知名度的一路飙升以及作品被各种媒体竞相转播而言，他似乎比那些“幸存者”还要幸运。海子因自杀这一爆炸性新闻而成名，并且逐年提高着“利率”、递增着“利息”。我们这个时代坚持写作的诗人们，靠作品说话，等于是用加法点点滴滴地积累着名气。而海子的知名度是在做着乘法，成倍增涨，二十几年来不知翻了多少番。除非未来哪位中国诗人获得诺贝尔奖，否则很难追赶上这位荆轲刺秦般豁出去的死者。活着的诗人大可不必为之感到心理不平衡：这就像蜗牛的爬行速度跟火箭的上升趋势没有可比性一样。况且，海子付出的代价，你能舍得吗？你有那么大的勇气吗？你有那么大的本钱吗？
当然，海子自杀，并不是为了成名而采取的“曲线救国”策略、而走的一步险棋。谁刻意若这么干，要么是聪明过头了，要么是太傻了。以真善美为宗旨的诗歌，需要自杀式冲锋的神风敢死队吗？不需要。如果为诗歌而负责，意味着可以对自己乃至亲人不负责，这样的艺术就是邪教了：拯救它干吗？不如早灭亡早好。以亲人们永远的痛苦来换取自身成名，这种自私的自杀才是最可怕的，是假借诗歌的名义对自己乃至亲友而施行的“恐怖主义”。我更愿意相信：海子是因无助、因精神上遭遇到某种不可抗力，而不能自拔的。
在德令哈看过海子塑像之后，我梦见海子与死神对话。“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非要放点血才舒服？”“为了使一座塑像血肉丰满，我只能让锋利的车轮完成剪彩。”“可这座塑像即使落成了，也是卧倒着的啊。”“那也比麻木地站一辈子，痛快一些。”“你是否想过：人变成塑像之后，就不再生长？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我愿意成为所有塑像中最年轻的一个，以及最另类的一个。”“你写的那些诗怎么办呢？留给谁呢？”“如果没人要的话，我就把它们带走。你若是喜欢我就送给你。”
记得2012年3月26日，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子诗歌分享会，我朗诵了我专门写的《致海子》：“当你面朝大海，大海却背对着你／她的意思是：你的笑、你的哭／都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兄弟，醒一醒吧，快转过身来／面朝大海不如面朝自己／面朝镜中的自己，面朝水中的自己／诗人的泪水比海水要值钱／胸怀里的波涛涨起来就无法退下去／大海只是个老熟人／你对自己却越来越感到陌生／做朝圣者，不如了解你自己／与其膜拜那大得不能再大的废墟／不如耕好两亩三分地，不如把自己的脸／雕塑成别人眼中的奇迹／告诉你吧：诗人的黑眼睛，即使是单眼皮／也比空虚的大海埋藏着更多的秘密……”
诗人致海子，就是致同类，就是致自己。
【海子之死：诗人不死】
海子是一个干净的人，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经历很简单，但他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影响非常之大。今天在德令哈，看着海子雕像那灿烂的笑容，我感觉非常地温暖，那诗碑上每一行诗句都浸透着诗人火一样的情感。海子当年的突然离开让中国文坛上许多年轻的诗人一下子清醒，诗人不仅需要理想和坚持，同时也需要理性地面对现实。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诗人已经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智慧了！
1989年的北京，海子走了，我来了。很勇敢地给自己打气：“谁愿意谁就为诗歌死去吧。我不是不热爱诗歌，更不是怕死，我要做活着的烈士。其实这意味着更大的牺牲。你难道不觉得吗？在一种绝望中坚持写诗。绝望似乎比希望更令我感到兴奋。我要在有生之年就成为别人仰叹的雕像：瞧，他居然还会眨眼睛！”我来北京的那一年，诗人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人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从此他的诗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许多人都把他当做这个时代年轻的诗歌大师来看待。据说他死时已两天没吃饭，胃里只有几瓣清香的橘片。又听说他生前一直是处子，甚至没正式谈过恋爱。这也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吧。可他却写过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时期暗恋的三个女孩比喻为草原上的三位女神。还有一首在戈壁滩上写的《姐姐》，结尾是“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
这就是海子，单纯而又丰富。读读他的作品吧，那里面延续着他的心跳与脉搏。可以忍受海子离开我们，但我们无法离开海子的诗，他的抒情品格独树一帜。
海子曾经被我视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不仅直面人生、而且敢于正视死亡的诗人。他有着唐代李贺般的鬼才，长期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城离群索居，日子也过得郊寒岛瘦，穷且多病。当这块国土上的伪诗人们忙于给少男少女签名、讲课或者索性改行、下海之时，最后坚持着的诗人却远离尘嚣，躲在象牙塔里写诗，熬自己的心血点一盏灯。我无法猜测他是否考虑过向世俗作最后的谈判与讲和，但有一次，他恐怕孤独到极点了，开始怀念人群，怀念人间宴席的氛围，便拐进离住所最近的酒店，和老板商量：“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我的诗，能否给我酒喝?”长得屠夫般壮实的老板答复，既客气而又冷酷：“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我这儿念诗。”诗，在人间似乎成了最多余的东西。
海子不久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原因与其在酒店里的这番遭遇无关。但听他生前好友追述了最后一则人间诗话，我骨髓感到一阵阴冷。那蔑视诗人的酒店老板，在我想象中如地狱里的鬼脸判官般冷漠无情，他以一个傲慢的手势就裁决了艺术在尘世间的价值与命运。或许，他是无知的，因而也是无罪的，但他的神情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态度。如果把城市夸张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那肯定失之偏颇，但步步退让的艺术，确实快被拜金主义的仪仗队挤进墙缝了。
海子写完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就死了，据说在某些宗教中，自杀的人是无法升人天堂的。但穷人最好不要相信天堂，天堂只会使你加倍尴尬，因为天堂的门票，可能都已经涨价了。
海子的故事——世纪末一位诗人和一位酒店老板的对话，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对这个黄金时代的讽刺诗，一首哀悼艺术的长恨歌，是投向地狱的匕首与投枪，然而地狱不会流血，地狱的伤口并不感到疼。受伤的还是我们，疼痛的还是我们。诗歌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神话了，海子卧轨了，神话破灭了。所以我想到了天堂、地狱和人间，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所以我给诗人画了这么一幅肖像：头戴着高尚的光环，脚踏着的却是世俗的荆棘，当你瞻仰着那神圣的桂冠，也千万不要忽略那滴血的脚印……
每当谈论海子时，我总希望中国也能有歌德那样的大诗人：直到80多岁还在创作《浮士德》，超越了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诗言志，也励志：应鼓励诗人的生命更坚强，创作寿命更长久。诗歌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似血缘关系。它可以在我们忧郁时、不快时，起到镇痛的作用，慰藉我们的心灵。
我不赞成海子的做法，其实他原本可以像歌德那样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为他惋惜，就是不希望这样。能把酸甜苦辣都视为人生财富，就坚强了。
海子若想通了，就不会破产。大俗与大雅互为滋补。艺术不是凌空蹈虚。乱世出诗人，闹市也出诗人。没有抗击打能力，理想甚至会变成灾难。对于经得起折腾的人，理想才是正能量。所以诗人需要加倍的坚强，才能在现实中保存住理想。保持理想不见得非要逃避现实，而是策略地面对现实。能改变现实的理想才是强大的理想。诗人永远在协调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来自人性的诗意才是真正的诗意。要让诗歌成为正能量，得有良好的心态。
我20多岁写《游牧北京》一书时说过：“能做毕加索就别做梵高”。能做自己就别做别人，能做第一就别做第二。写作既要直面人生，更要直面自己。能做活着的战士就别做烈士。我还在《我的诗经》里写过“活着的诗歌烈士”。诗歌精神也许不需要烈士，但需要勇士。那得有超强的平衡能力。难啊，走钢丝，又不掉下来。掉下来本无所谓，最好打一个滚就好了，才叫本事。爬起来还是一条好汉。不，应该更棒了。诗人作为爱的歌者，应尽量避免对别人乃至亲人造成伤害。从屈原开始，诗歌就是弘扬真善美的艺术。诗人在生活中也是有底限的。诗人的好，却应该是上不封顶的。诗人就该是好样的。还是该祝愿诗人、艺术家创作生命更长久。
从海子的时代走过来，诗人们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智慧。诗歌可以言志、励志，可以产生一种内在的能量，塑造一个人的精神层面。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歌的生命是无限的。不敢入世就不会出世。不会出世就不会入世。中国文人如苏东坡者，最拿手的就是出入自如。文化跟宗教不是一码事，但绝对比政治更长久。
世人认识一个天才的过程，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还要漫长，还要艰难。某些被追认的大师，生前没有发言权，只能忐忑不安地期待着：让自己的尸体说话！我们应该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诗人之死”，并且缅怀那些因为各种非正常原因提前离去的朋友。至少对于一部分诗人而言，他的死不见得就是暮色苍茫，其中也隐含着命中注定将出现的曙光。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束，反而有可能是一次新的开始、新的出发。他终于可以完全地挣脱现实的羁绊，在自己留存的作品中继续生活（像鱼在水中用腮呼吸），以他那永褒青春的才华和泳姿，赢得留守在岸上的我们的欣赏与感叹：“瞧那个人几年（或几十年、几百年）前写的诗，新鲜得就像是几天前刚刚写下的！”是的，我们将不断衰老，可那个人——却一直那么年轻！死神并不能一笔勾销他的创造力及其价值，我们将一遍遍地重温他那沾有血迹与泪水的诗篇，甚至会下意识地期待：他活着时尚未完成或尚未写出的作品。祝福他吧，他已以有限的生命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也许，诗人逐渐成为这个物质时代的弱者。好在诗人自古即以能发出声音而著称的。假如诗人都沉默了，他所代言的那整个弱势群体将失去申诉的信心。
优秀的诗篇，恰恰是在高烧状态写下的，在饱受煎熬时写下的。心中有一座炉火不息的炼狱。这种高烧并不仅仅发生在海子一个人身上，它还袭击过荷尔德林、兰波、叶赛宁、尼采、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堪称是诗人或艺术家的“职业病”——当然，许多人也正是通过这不幸的高烧而幸运地获得了艺术的升华。布罗茨基说过，“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要更为具体些；一件艺术作品，总是被赋予超出其创造者之生命的使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炼狱。文学属于那些饱受煎熬、苦难深重的人们。虽然许多人已把炼狱装修得像豪华别墅一样舒适，但你仍被看不见的火焰灸烤着，热血沸腾、大汗淋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同时又是自己的狱卒。你理解并无条件服从的所谓人生，其实是一部个人的受难史。自从你选择做一个诗人，就可能成为不死的人。你的诗篇将代替你的肺叶继续呼吸，制造着最微弱的风。话又说回来，做一个诗人是你所能选择的吗?是一种更为博大的命运选择了你。你只能服从。逐渐跟别人活得不一样。甚至对所谓的死亡都要做好多种准备。
“诗人之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诗人之死”可以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上演许多遍。我正在亲身体验着“诗人之死”——即使我还活着。但只要我写不出诗来，我体内就有另一个人死了。当然，他也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复活。我一生中感受过太多对自己的哀悼或庆祝。
无知的我，最早知晓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是因为中国诗人海子的一篇文章。海子在自杀前，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我很好奇：究竟有谁，值得这位后来在山海关卧轨的年轻诗人如此眷恋?或许，悲剧性的诗人才可能跟荷尔德林靠得很近吧。但真正接触到荷尔德林的诗篇，我像发现了一块被遗忘的大陆，它越是荒芜，带给我的感受就越是丰富。在后人的挖掘中，荷尔德林体现的不是喷涌而出的清泉，而是如夜色般沉积的博大的矿藏。他带给你的远远不只是简单化的惊奇——同时还令你肃然起敬，仿佛窥探到了远古的神述。
在海子心目中，荷尔德林乃至梵高都属于另类的诗人，他们流着泪迎接朝霞，光着脑袋画天空和石头，让太阳做洗礼——这是一些把宇宙当作庙堂的抒情诗人。“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忍受你的痛苦直到产生欢乐。这就是荷尔德林的诗歌，这诗歌的全部意思是什么?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海子眼中的荷尔德林，实际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也可以说，海子身上，有着荷尔德林的影子。就像黑格尔、海德格尔、里尔克、茨维塔耶娃，都曾经被荷尔德林的影子感召过。
自杀的诗人海子，在我心目中就是一粒过于敏感的沙子，一粒中途渴死的沙子，诗歌是他最后的水分了，也还是被时间蒸发了。他在青海的德令哈写过一首叫《姐姐》的情诗：“今夜我在德令哈……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他在高原上的戈壁滩回忆着那位以姐姐相称的美好女性，肯定就像沙粒在思念远方闪烁的泉水，只可惜这幻影只赋予他有限的活力，他还是被精神上的沙漠给吞噬了。我想，比拯救现实中的沙漠更为迫切的，还是拯救那些面临绝望的心灵，不要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如果缺乏这种悲悯与同情，则说明你已变得冷漠甚至冷酷。心灵的沙漠化或许不像土地的沙漠化那么明显，但更为可怕。
【海子和海】
海子和海的关系，不亚于海子和诗的关系。海子196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查湾村，据说因命中缺水，而被父母起名为“查海生”。也不知这种所谓的命运是否可信，更不知这种一厢情愿的补偿是否有效？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自生命的起点就和海发生了关系，哪怕他面对的只是一个虚拟的海：名字里的海。直到他长大学会了写诗，果断地把名字给改了，为自己另起了一个叫“海子”的笔名。虽然连原初的姓氏都抹掉了，但“海”这个字却保留了下来。他似乎认可了个人的天命，依然维持着和海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海，仿佛比他的父姓更为重要，更不可或缺。海，仿佛成了他后天性的父姓，一直继承到生命的终点，乃至永远。他又似乎并没有另起炉灶地改名，更像是换了个说法：海子，海的孩子，海的儿子，原本就包含着“海生”的意思。
当然，在蒙古语里，海子又指湖泊，湖泊等于小海，譬如中南海、什刹海之类都是这么叫起来的。海子一定是来到那座拥有中南海、什刹海的北方名城之后，才学会写诗的，才更换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既是对命运的认识与刷新，而且同样需要从头再来的勇气乃至不可一世的灵感。他怎么预感到自己将以新名字而流芳百世？哪怕这种“千秋万岁名”，注定只能是“寂寞身后事”，未能突破杜甫形容李白而总结的那种“天才诗人生死荣辱的周期律”。但不幸的海子已经足够幸运了，在身后几年、几十年就大名鼎鼎，无需再等若干个朝代。海子的不朽，现在已基本可以肯定了。作为诗人，他简直比李白成名还要快、还要早。他永远都是二十五岁，永远都是二十五岁的名人。即使把死后的年龄加进去，他到今天也才五十岁，刚刚知天命。海子要么早就未卜先知天命，要么就永远不可能知天命。可这天命却让与他同时代的世人清清楚楚看见了，视为奇迹。
是海给了他这种好运气，还是命运给了他这种好运气？是意味深远的名字在暗自帮助他成名，还是他以诗成名无形中使自己的名字篷壁生辉？不仅海子的原名与笔名都和海息息相关，他的成名作同时又是代表作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他献给海的礼物，或者说是海回报给他的一份厚礼。我相信海子从海那里借得了神力，这首在短短时间内就不胫而走的诗，才可能像海潮那样由远而近以加速度撞开无数读者的心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面上是对大海的赞美诗，其实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不便与常人道的牺牲精神：诗人对世俗的幸福可望而不可及，留下对别人的祝愿，转身将自己献祭于大海。此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海子在冬天盼望着春天，在城市里眺望着大海，身不由已，情不自禁。海对于挣扎在红尘中的诗人，不仅代表远方，还象征着来世。他渴望完成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超越。
没隔多久，海子果然这么做了。同年3月26日，他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搭车前往秦皇岛，是私奔，又是践约。那是和春天的约定，又是和大海的幽会。同时，还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他在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镇龙家营村卧轨自杀。这里离山海关不远。大海近在咫尺。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成了挡住25岁的海子去路的鬼门关。
海究竟对海子意味着什么？母亲？故乡？童年？诗人的乌托邦？蓝色的理想国？也许兼而有之。也许还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总和。他投奔大海，作为一生的最后旅途，也就等于回到了起点。父母给起的名字海生，以及自己给起的笔名海子，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对他的生死抉择也不是没有一点心理暗示。
海子为什么选择秦皇岛作为人生的终点站？道理好像很简单：这里有一片离他蜗居的北京城最近的海。为尽快地投奔海、回归海，他走了一条捷径：缩短了必经的苦难，也省略了可能的幸福。但若往深底里追究，还在于海子对这片海最有感情。海子曾和在中国政法大学相识的初恋女友，于某个周末，即兴去过北戴河，享受了一小段美好的时光。我不知那是否算海子第一次和大海的约会？但这个跟他结伴去看海的女孩，绝对是他临死前一个月追忆爱情履历的《四姐妹》里的第一位。后来由于对方的高知父母嫌弃海子出身贫寒，投了否决票，这段恋情半途而废。海子却不能自拔。1986年以后海子多次一个人重返北戴河，凭吊初恋的遗址。虽然爱情的沙塔早已沦陷为一片废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在这种没有回应的祝福和强作欢颜的痛苦中诞生的吧？1989年真的春暖花开时，海子最后一次去看海，却再也找不到回头路。他被海留下了。正如海也在他的名字、他的诗篇、他的命运里永远地留下了。海子海子，海的孩子，爱的赤子。他为别人的幸福而夜以继日地祈祷，却忘了祝福一下自己。他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却接受了命运对自己的无情，独自拥抱着一片苦海。正如他那首《眺望北方》的结尾所述：“我的七月缠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它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这是海子对自己的预言，也将由自己来实现。
海子命中真的缺水吗？不，他缺的是爱。缺爱比缺水更使他倍受煎熬。
海子真的因为命中注定的干渴而对海情有独钟吗？他恐怕想不到：海水是咸的、是苦的，不仅没法解渴，还会使人加倍地焦渴。
好在诗人总是有办法的：用大海的千顷苦水，酿出了心里的一滴蜜。也许无济于生前事，却有助于身后名。读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深情诗篇，世人哪里猜测得到：甜美可口的语言，居然是诗人满肚子的苦水酝酿而成。不，他的人，他的诗，更像是天成。他的人生和他的诗篇，浑然天成：“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爱上我”、“当众人齐集河畔高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太阳太远了，否则我要埋在那里”、“人们啊，所有交给你的都异常沉重……没必要痛苦地提起他们没必要忧伤地记住他们”……
海是苦的，却不是无情的。以另一种方式回报了诗人的多情，安慰着诗人的苦心。没有按其所愿施舍给他幸福的瞬间，却赋予他永恒的光明。
1989年3月26日的秦皇岛不知天气如何？海子好像无意又好像刻意地选择了某一段铁路卧轨自杀。据说他自杀前的周五和初恋女友见过面，他喝醉了，酒醒之后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伤害她的话，万分自责。但海子死后，人们发现他留的一张字条：“我叫查海生，我的死跟任何人无关。”海子卧轨时装在衣服口袋里的。这算他的临终遗言吗？说好了和别人无关。那只能和自已有关了？和自己的命运有关了？命运啊你到底姓什么？
我更愿意把海子在死前两周写的奇怪诗句，当作这个苦孩子倒出的苦水，当作这位诗人分行的遗言：“北京啊/你城门四面打开/内部空空/在太平洋的中央你眼看就要海水灭顶/海水照亮这破碎的城/北京”。那座城市里有他的爱和恨，他的无奈与无助，他的希望与失望。他把最后一行绝望的诗句，用自己的血，写在了仅仅相隔几小时车程的秦皇岛。
海子赴死时，包里装着四本书。特意随身带上的？是没有读完，还是准备在天国再读一遍？让我们记住海子血染的“四书”吧：《新旧约全书》、《康拉德小说选》、梭罗《瓦尔登湖》、海雅达尔《孤筏重洋》。
《孤筏重洋》的书名，令我沉思良久。海子，一条孤独无比的竹筏，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投身于汪洋大海，像一滴水般融于其中，了无痕迹。不，他还是留下了一个谜。
【海子在西藏的一场单相思爱情】
2012年8月，我随中国诗歌万里行采风团走进西藏，拉萨诗人贺中在仓央嘉措的爱情遗址玛吉阿米餐厅摆酒相招。聊起近几十年哪些诗人来过西藏，海子的名字就在我们的脑海里以及高原的星空中出现了。
算起来，我首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与海子离开西藏，中间整整相隔二十四年。1988年，二十四岁的海子第二次游历西藏，8月19日在萨迦开始写一首叫《远方》的诗，三天后完稿于拉萨：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遥远的青稞地
除了青稞 一无所有
更远的地方 更加孤独
远方啊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
这时 石头
飞到我身边
石头 长出 血
石头长出七姐妹
站在一片荒芜的草原上
那时我在远方
那时我自由而贫穷
这些不能触摸的姐妹
这些不能触摸的 血
这些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
远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
这是一首写给远方的诗，更是一首写在路上的诗。声声泣血。莫非西藏使海子加倍地孤独，加倍地痛苦？可他分明是为寻找幸福、触摸幸福而来到这远方的远方。只收获了失望，只收获了一无所有。甚至青稞也与他无关，那是属于别人的收获。
同样是在路上，海子此行还留下了另一首以《西藏》为题的诗：
“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没有任何黎明能使我醒来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
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
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宝座”
灵感可能来自于青藏高原星罗棋布的玛尼堆。在藏南的旅行途中，因车辆抛锚，海子下车，看见路边的玛尼堆，堆砌着刻有经文的玛尼石，还不乏造型独特的石佛雕像。他拾捡起两块沉甸甸的浮雕佛像，装在登山包里带回北京，供奉在昌平的宿舍，在读书写作之前烧香跪拜。可以说他生命最后大半年的诗歌冲刺，是在佛的凝视下完成的。第二年3月海子于山海关卧轨之后，这两尊佛像随其遗物被托运至安徽怀宁老家，至今仍镶嵌在他坟墓边上。
这就是海子的第二次西藏之行：带走了两块神圣又神秘的石头，留下了两首诗。
据说，海子准备把自己的心乃至童身都交给西藏的。他爱上拉萨的一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女诗人，两人的诗作曾在骆一禾编辑主持的《十月》杂志“十月的诗”栏目重点推出过。彼此还通过几次信。渴望温柔的海子，在情感上把这位女诗人认作姐姐。难怪他在《日记》一诗里写道：“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青海的德令哈，是青藏线火车经过的一座小城。
在拉萨，海子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姐姐。一天晚上，诗友们聚会在女诗人家里，气氛热烈。曲终人散，海子又独自回来敲开女诗人的门，向她求爱，可惜被拒绝。离开之后，他心有不甘，还想再努力一回，又去敲门，却被拒之门外。
海子在西藏的一场单相思爱情，以失败告终。他留下的两首诗，充满难以掩饰的失落。他是带着梦想来的，原本应该给西藏写更多的诗。可情感受挫的诗人，再也没有力气了。
海子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西藏。这不能怪女诗人，她并不想伤害年轻的诗友，是海子的幻想伤害了自己。这也 不能怪他自作多情的幻想，只怪他的生活太孤独，太缺少爱太需要爱了。
【海子和王子】
海子为何成为中国诗歌的王牌？中国诗歌为何把海子当成王牌来打？
在中国的这位叫海子的青年眼中，诗歌的历史散发着封建社会的气息：自从人类摆脱了集体回忆的创作(譬如荷马史诗)之后，就一直由自由的个体为诗的王位而进行血的角逐。所有优秀的诗人都本能地渴望获得惟我独尊的霸权，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一脉相承的地平线便屡屡为群峰竞争的场面所打破。桂冠可以有无数，而纯金的王冠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顶，并且只属于捷足先登的父亲势力：但丁通过中世纪神学的全部体系和罗马复兴的一缕晨曦，莎士比亚通过力量和天然接受力以及表演天才，歌德通过秩序和训练，先后在诗歌帝国称王。这构成了我们视野中(视力范围所及)难以超越的三位一体的诗神。王代表着父，代表着亚当，这是三位幸运的亚当型巨匠——终于为王的少数，开创了属于他们的世纪。
而在此之后的大多数人呢，只能在王的巨大阴影下俯首称臣，抑或颇受局限地扮演着王子的角色, 况且是哈姆雷特那样的悲剧王子。
“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海子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爱伦。坡、韩波(即兰波)……席勒甚至普希金。“他们的疯狂才华、力气、纯洁气质和悲剧性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他们是同一个王子的不同化身、不同肉体、不同文字的呈现、不同的面目而已。他们是同一个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他们悲剧性的抗争和抒情，本身就是人类存在最为壮丽的诗篇。他们悲剧性的存在是诗中之诗。”
那些早夭的天才，疯狂的天才，失败的天才，虽然远离金碧辉煌的王冠(甚至头戴滴血的荆冠), 但似乎都可以跻身于王子型诗人的行列。
尼采是赞成歌德的：“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一切诗人的事业。”海子也同样如此，同样羡慕王者的至尊。他敬佩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位创造了永恒的史诗并且成为诗歌不灭的象征大师：“他们是伟大的峰顶，是我们这些诗歌王子角逐的王座。对，是王座，可望而不可及。”
虽然他不乏雄心：“但丁啊…总有一天，我要像你抛开维吉尔那样抛开你的陪伴，由我心中的诗神或女神陪伴升上诗歌的天堂，但现在你仍然是王和我的老师。”但更多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与王的隔阂，以及对王权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疑虑。
相比之下，海子更珍惜那些没有成为王的王子，一方面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悲剧命运，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并且从相似的命运里获得慰藉与支撑。在雪莱这些诗歌王子的诗篇中，海子感到分外亲切：“他们悲壮而抒情，带着人性中纯洁而又才华的微笑，这微笑的火焰，已经被命运之手熄灭。”他甚至会在一刹那间，觉得雪莱或叶赛宁的某些诗是自己写的，觉得自己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们已经融为一体。
海子是痴迷的，但又是清醒的：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和这些王子型诗人属于同一种性格、同一个阶级，而与古老的王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况且也没有多余的王杖了。
海子啊海子，无形中把自己视为王子中的一员了，视为当时的最后一个王子。
事实也果然如此。和许多还没有等到谢幕就匆匆退场的王子一样，这位叫海子的青年诗人也死于非命。1989年3月26日，他留下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短命王子了。一个没有成为王的王子。更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几乎无人承认他王子的身份。
且看海子是如何评价其他饱含了天才辛酸的王子的：“这些人像是我们的血肉兄弟，甚至就是我的血。”也许，天才是一个集体，是可以在不同时空出现的孪生兄弟——是一种贵族的血统。
海子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把这位神智混乱的德国诗人奉为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的神的儿子：“一个半神在河上漫游，唱歌，漂泊，一个神子在唱歌，像人间的儿童，赤子……”可见王子必须首先是自然的赤子，有一颗永远的童心。所以王子会死，但不会老；会疯狂，但不会市侩或谋略；会断裂，但不会屈膝……还有很多很多出众的优点和致命的缺陷。
在这篇文章里海子还把画家梵高列为与荷尔德林遥相呼应的同一类诗人，梵高在其眼中也是一个额外的王子，一个以血为颜料、以死亡写诗的异族王子。他还曾在另一首诗里亲切地称赞梵高为“我的瘦哥哥”。
以《醉舟》而一举成名的法国诗人韩波，同样是海子心目中一个悲怆的王子，他特意写过一首《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称韩波为“我的生理之王，我远嫁他方的姐妹早夭之子，语言的水兽和姑娘们的秘密情郎。”从诗的标题可以看出，海子不仅有王子情结，还有烈士情结。他认为在平庸的生与壮烈的死之间，王子肯定选择后者。他果然也这么做了。他授予韩波的勋号也可用来形容自身——至少，带有自勉的意味。
为何说海子是自杀的诗歌王子?海子继承着古老的王子们的遗产，而且从这一系列先躯身上映照出自己的思想。他在以诗歌的方式寻亲或探亲。他欣慰于自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孤儿。
除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位并驾齐驱的王之外，海子还很推崇荷马，把荷马的行动力和质朴未凿比喻为诗歌的黎明。只是，他并未让荷马列席于王座，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归纳的巨人(接近神的境界)，已构成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
在海子死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他的联想——代替他呼吸：在那三位父性的王之上，是作为始祖的荷马, 相当于太上皇了。荷马是史前的王，同时也可以说是退役的王, 他掌握着最遥远的皇权。荷马，无冕之王，众王之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荷马开创了史诗的传统，纪念碑的风范、神殿的框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神曲》、《浮士德》乃至莎士比亚诗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海子按照自己的诗学理解，勾画了一幅全景式的诗歌家庭谱系，而这谱系的排列也许比诗歌历史本身更为复杂，或者说更需要洞察力。
我受到了海子的启发，但并不感到满足。我觉得这幅海子版诗歌家族谱系又是不完整的，带有单亲家庭或父系氏族的倾向。当然，海子也说过，在那三位挣脱了上帝的亚当型父王之外，也存在着挣脱了亚当的夏娃——正是这浪漫主义的母亲，哺育了一批永葆童真的王子型诗人。但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夏娃的面目是模糊的，就像缪斯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夏娃缺席。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女神。有王和王子，却没有王后，没有王妃和公主。
有必要加以补充。哪怕是以一种不完整来弥补另一种不完整。
假如说荷马是诗歌的太上皇，皇太后则必属萨福无疑了。萨福同样是古希腊的一个巨大的幻象，一个写诗的海伦。她被柏拉图称为九位缪斯之外的第十位缪斯。可惜她流传下来的乳汁有限，无法提供直接的营养。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缪斯那女神的形象更为人性化了。她是一个母性的象征。
白朗宁夫人也许只是一位小小的王妃，但她咏叹爱情的十四行诗多多少少回应着萨福那竖琴的绝唱。温香软玉，导致她无法真正地介人诗歌政治之中。更多的时候她仅仅作为书斋的装饰品而存在。一个诗坛的花瓶。
真正的王后是谁呢?是如下几位：狄金森、西尔维亚·普拉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并不仅仅是王的配偶，她们简直称得上是诗歌的女王。这是一座彻底摆脱了寄生性的自足的后宫。即使在王的尊严与王子的清高面前，热烈如火的她们也毫不逊色。她们赢得了诗歌的女权。
狄金森是十九世纪的修女，她借助神的指点在晦暗的闺房里完成了自己的炼金术，蜜蜂的刺构成其诗歌的骨头。
普拉斯呢，她是一个女性的荷尔德林，生活在忧郁、绝望乃至疯狂之中，造成了黑夜与白昼的分裂；而且她像一些崇尚烈士之风的诗歌王子一样孤注一掷，以自杀的形式早退。
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更像是俄罗斯的一对姐妹花。虽然她们拥有色彩相异的花瓣与梦境。有月亮之称、与作为太阳的普希金相抗衡的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幸运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而她的后半生又因世事变幻成为一尊受难的女神，她的光环与泪水都是白银打制的。至于茨维塔耶娃，则是一团呼啸的乌云，以侵略者的姿态占有着审美的天空；这位承担着圣殿祭司的神职的女巫，自缢于倾颓的后宫……
人类诗歌的四王后哟，体会到了另一半世界的苦难与焦虑，却又保持着精神上的清洁与尊贵。她们是女王，是女王子——她们的爆发力与耐力不亚于那些强壮的王、冲动的王子。
我该以什么献祭这比肩而立的四王后呢?还是以忽略了她们的存在的海子的诗吧。我以这种方式代替海子作出补偿。
海子有一首诗叫《四姐妹》，是怀念自己一生中爱过的四个女孩的——可借用过来，形容远方的这四位女诗人：“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尤其还强调了：“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
假如说这四位女诗人也是糊涂的，那只是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向诗歌的王挑战了，由此便展开了悲剧的命运，由此便比所有女性承受了更多的苦难，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她们一点都不知道逃避，反而以血肉之躯迎上去……这勇敢的四王后哟，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比王还多一个!
在海子出具的王子名单里，没有被点明的(或者说被省略号概括的)，似乎还应有：济慈、拜伦、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直至金斯堡, 一位嚎叫的混血儿王子。
诗歌的李尔王，诗歌的埃及艳后，诗歌的哈姆雷特王子，共同构筑起舞台一样的星空。而这张时间的地图可以一直上溯到荷马，上溯到萨福。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诗歌家族。这就是流浪的诗人们的祖国。
梦见海子与死神对话
洪烛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非要放点血才舒服？”
“为了使一座塑像血肉丰满
我只能让锋利的车轮
完成剪彩。”
“可这座塑像即使落成了
也是卧倒着的啊。”
“那也比麻木地站一辈子
痛快一些。”
“你是否想过：人变成塑像之后
就不再生长？笑也笑不出来
哭也哭不出来。”
“我愿意成为所有塑像中最年轻的一个
以及最另类的一个。”
“你写的那些诗怎么办呢？
留给谁呢？”
“如果没人要的话
我就把它们带走。你若是喜欢
我就送给你。”
10月31日，鲁迅文学院的邱华栋副院长的《光谱》读诗朗诵会在媒体人咖啡馆举行，全国十佳青年作家的洪烛老师、新世纪十佳青年女作家安琪老师等文学大咖周末莅临，让媒咖顿时沐浴在文艺气息中。咖啡的韵味让诗歌更香,朗诵的声符让诗意更浓,一句句诗歌敲击着一段段音乐,一声声朗诵碰撞着一个个心灵。随着音乐洪烛老师讲述着一段跟邱华栋老师的往事，让大家也慢慢沉浸在曾经的诗歌岁月中。
（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诗人洪烛）
我和邱华栋都是校长刘道玉带入武大的
因为好几个朋友都是武大校友，一下把我带回到了武大时光。我，邱华栋都是武汉大学培养出来的，但是之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写诗。为什么我觉得邱华栋这本诗集特别有意义，它是三十年的作品，也就是说，他三十年前就写诗了。这是他保持三十年精神上的需求吧，诗人心灵的需求。
八十年代，在中学时期也有很多小诗人。喜欢写诗，我和华栋这点上很像，但是那时有一大批！大概是在1985年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是中学生，喜欢诗歌，就比较偏科，如果要考就考不上大学。这也是当时很多诗人面临的一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理想中自己是帝王，但在现实中常常变成一个败北者。
当时在很为难的时候，我们学校把我的作品寄送给了武大，武大的校长刘道玉看到我的获奖证书和发表的诗，就派老师老南京把我接到了武大去面试，面试就是让我当场写一首诗，证明我当时八十年代发表的诗不是像现在代笔这样的情况，当时就是写了一首诗进入了武大，当时很多报纸都做了报道。
这时候我们校园诗歌另外一位小领袖级的邱华栋，他比我小三岁，他看到了那个报纸校园诗人的消息，他就把他的诗集和出版的小说集就寄给了武大校长刘道玉，刘道玉看到之后就觉得这中学校园人才真厉害，也把邱华栋录入武大，所以这点上我们俩都没有高考，都是靠写诗进入了武汉大学，当时很多报纸都报道过这些事情，而且很多学校也在模仿这件事情，造就了很多小作家、小诗人。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
八九十年代，诗歌被遗忘被失落的时代
洪烛：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参加诗歌会要知道诗歌的生态是什么?实际上每个年代都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么一个媒体人咖啡馆举办这个沙龙，很有新世纪这个特色。在八十年代，海子曾经想进军咖啡馆，88年前后，海子对咖啡馆老板说我是一个诗人，我想在这里给大家朗诵诗，是否可以给我酒喝，老板是这样回答的，我可以给你酒喝，你别在我这朗诵诗！所以海子最后89年自杀，也跟这种怀才不遇有关系，同时也跟诗歌整个失落有关系。
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诗歌诗人们可以凭借诗歌进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且还有好多好多农村农民诗人因为发了一首诗就调进了省会的文化馆，变成了干部身份，当时很多这样的因为诗歌而跳龙门，而改变了命运，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诗歌就面临失落，连咖啡馆都在拒绝诗歌，所以最后海子自杀，面朝大海，他觉得大海更能包容他的灵魂吧。
海子自杀作为一个导火索，九十年代诗歌也是出于一种被市场经济屏弃和遗忘的地步，诗人们基本开始转入地下了，包括邱华栋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89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然后隔了两三年邱华栋也来到北京，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他在中华工商时报，当时诗歌诗人没法成为我们生存的身份，所以我们要需找其他的身份，我的身份是当时出版业的一个文学编辑，他是报社的记者编辑，我们诗人要换一种活法，但是有一点，诗歌就像是一粒种子，虽然在冻土层下面，但只要春风吹又生，但只要随时有温暖的时候，他就会发芽，他就会开花结果。
（主持人郑紫豪）
新世纪，精神钥匙打开了紧锁的诗歌之屉
洪烛：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又开始繁荣起来，有很多中间疏远过诗歌的人，又开始回到了诗歌现场，还有很多把诗歌作为一个秘密，或者一种隐私来保持的人，他可以公开他的隐私，公开他的爱，我爱诗歌！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诗歌在新世纪又获得了光荣的一面，跟社会有关系，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钱财基本上已经没法比了，社会变得富有了，再有钱的人也会遇到更有钱的人，你也不可能夸耀自己有多少财富，精神追求开始作为我们的一种需求。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里，人需要一种慢下来的时间，哪怕瞬间，就像今天相聚在媒体人咖啡馆！
实际上平常我们都会很忙，会有各种各样世俗的事情，但人是多么渴望能在那么一瞬间可以忘掉这些事情，能够纯粹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心灵活一把，所以邱华栋的这次诗歌分享会，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面对自己心灵的机会。
邱华栋也是一个文学界的传奇，80年代他成为一个媒体人，资深媒体人，所以在这个媒体人咖啡馆作为他诗歌分享的地方是非常合适的。那时候中华工商时报是特别火的，他就是记者编辑，他最主要是后来又写小说，小说他写的特别火，在90年代小说的潮流里他就是一种代表人物。一方面他的小说把他的诗歌遮蔽了，更主要的是他把自己的诗歌作为隐私给保护起来了。
所以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本诗歌的意义是：每个人的心灵都有很多抽屉，有些抽屉随时都可以打开，有些抽屉是有密码上锁的，诗歌对于邱华栋来说是他有密码的抽屉，但是这几年他把密码给公开了，大家都可以进入他的诗歌世界。对我来说他的诗歌一点不逊色于他的小说的成就，因为他的诗歌更跟他的心灵相关，同时也跟读者的心灵靠的更近一点。
刚才朗诵的这几首诗带来的感觉非常好。那个小伙子朗诵《城市中的马群》，让我感觉朗诵会就应该是这样，诗歌朗诵会需要这样的一种元素这样的一种风格，免得大家都产生一种都是在央视演播厅或者舞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朗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邱华栋的诗是非常符合的，都是发自自己内心的声音。
“诗歌朗诵，久违的美好”
文/张睛
在文艺范儿很浓的媒体人咖啡馆，参加 “穿越时间和光的语言之旅-----邱华栋诗集《光谱》诗歌朗诵会”，那久违的熟悉的感觉，曾经在我们自己创办的“爱文文学院”，把第三届“爱文文学奖”颁发给了著名诗人西川，那时，多么年轻啊！我们常常听西川谈诗，并几乎每周都去酒吧参加诗歌朗诵会，理想、浪漫、诗意、纯粹、文学、狂热、激情……
似水流年，已经有十多年没触碰过诗歌了，今天得以重温诗歌的美好，心好柔软啊！
分配朗诵的诗，叫《夏天的坏消息》，是一首描写夏天失去父亲的诗，而我恰恰在去年夏末失去了亲爱的父亲，多么巧，仿佛冥冥之中，要让我以配乐诗的美好方式，怀念我深爱的父亲！我给这首诗选配的乐曲叫《丝绸之路》。
我更愿意叫它“丝愁之路”，乡愁、亲情之愁、文学之愁及最高审美的心灵乡愁等一切美好而忧柔的愁绪，如丝，如丝，缕缕牵引，悠悠人生！
诗如光，给人以纯美、照耀和暖暖抚慰，真好！
“秋日读诗体悟纯粹美好”
文/如黛
分享会虽是在周六上午，秋日寒意袭人，但仍旧没能阻挡诗歌爱好者的热情，人民网主持人郑紫豪担当全场主持。
活动伊始先进行了诗歌朗诵环节。朗诵者都是诗歌爱好者，尽管大多不是专业水准，但一开始朗诵就“诗人”气场全开，或慷慨激昂或情意缠绵，让人陶醉其中，胜在有情怀、感情真挚，也别有一番情味。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位回龙观朗诵艺术团团长周老先生，已近古稀之年却精神矍铄，朗读起来气势磅礴，一首诗读罢全场掌声雷动；人民网主持人郑紫豪压轴朗诵的长诗《你飞来了——仿聂普达》把全场气氛带到了高潮，他充满磁性的声音，和着邱华栋老师优美、纯净的文字，把诗歌给人们带来的纯粹和美好诠释得淋漓尽致。
朗读过程中，穿插着邱华栋老师对每首诗的现场解说，彼时写诗的场景、心情，以及多年后回望往昔的体悟，他都推心置腹地分享，这也唤起在场读者对少年时光的美好追忆；诗人洪烛也在现场讲述了自己与邱华栋的不解之缘，两人既是武汉大学的校友，更是相知多年的好友，关于诗歌的情缘，关于文学的趣事，都很好地活跃了气氛，惹得读者哈哈大笑；诗人安琪也分享了她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见解，深沉的爱与专注溢于言表。
邱华栋风趣幽默，不同于通常印象中内敛安静的诗人，他口才极好，反应很快，幽默逗趣、抖包袱等顺手拈来。因而诗歌在他的诠释下也变得灵动起来。
他表示：“写作诗歌是我保持语言鲜活度的唯一手段，在我看来诗歌是语言中的黄金。诗的特殊性在于浓缩，浓缩到了无法稀释时就是诗。”谈及这本诗集为何叫《光谱》，邱华栋说：“希望这本诗集能展现出我诗歌写作的丰富和复杂，变化如光谱那样，形成了色调的扇面转移和反差。”
当下，人人好像都很忙，有的忙刷屏，有的忙点赞，甚至忘了文字的面孔。所幸还有诗歌，还有这些在忙碌中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文学发烧友，他们在诗人精致的文字里，小憩片刻，安享世界之大，成为彼此心灵的取暖者。
开封网-汴梁晚报
以诗之名 传承文化
——访汴梁晚报文化顾问、著名诗人、作家洪烛
洪烛为本报题词。记者 张东伟 摄
“诗是文学的生力军，是思想的启蒙者。”这是著名诗人、作家洪烛30多年来对诗的理解。这位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的诗人3月15日莅汴，走进千年名园禹王台公园和清明上河园，沿着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高适曾经的足迹寻找诗意，在梦回大宋的荡气回肠中感悟诗歌与旅游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校园诗坛风云人物
武汉大学破格录取
洪烛原名王军，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坛中的风云人物。小时候的洪烛受家庭影响非常爱看书，也因此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从中学时代开始，他的诗先后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语文报》等一系列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诗在带给洪烛快乐的同时，也使他在中学生校园诗坛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那时候，很多读者给我写信，成麻袋成麻袋的都是。”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的“火爆”情形，洪烛意犹未尽。那段时间，在南京梅园中学的收发室里，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写给洪烛的信件如雪片一般飞来，让年轻的诗人满腔诗情。
1985年5月，洪烛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然而，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上世纪80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幸运的是，洪烛就赶上了这个最适合他的时代。在他做好了成为“待业青年”准备的时候，命运却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
当时，南京梅园中学的老师得知洪烛高考落榜后，把洪烛的简历及发表作品的样报、获奖证书等复印了几十份，以学校名义写了推荐信，投寄给全国20多所高校，希望能够破格录取这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优异成就的中学生诗人。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书生意气，在面试现场，洪烛以一首一气呵成的诗歌《长江拐弯处》赢得了武汉大学教授们的青睐。最终，洪烛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洪烛曾说：“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求学期间，洪烛对诗歌更加痴迷。“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洪烛说。他和喜欢诗歌的同学们一起筹办樱花诗会、组织诗歌社团、拜访著名诗人、举办诗歌活动，并先后在《诗刊》《星星》《青春》《飞天》等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蓝色的初恋》，成为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诗人代表之一。
左手散文 右手诗歌
“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春潮涌动，人们的思想也开始百花齐放。此时的诗歌起到的作用是思想启蒙，产生的影响轰动整个社会，形成的能量也是巨大的。感谢那个诗歌的黄金时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洪烛感慨地说。
198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洪烛来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诗歌的衰落成为必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洪烛曾一度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大众文化。那时，大众化期刊如雨后春笋。面对这种“商机”，敏锐的洪烛凭借自己横溢的才华，开始了青春美文的创作。那些年，洪烛创作的青春美文几乎覆盖了各种流行报刊，并出版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等散文集，在全国读者中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洪烛”热。后来，他的散文《母亲》自成一格，开创了片段式写作新形式，广受欢迎。如今的洪烛，在重新审视了诗歌美之后，又选择了回归诗坛，创作出版了《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两本畅销诗集。
谈起诗歌和旅游，洪烛说，诗人与旅游自古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屈原还是李白，诗的灵感都是在游历中产生的。同时，诗人在游历中创作的诗歌也增加了很多地方的名气。“中国现在有这么多名山大川、人文古迹，我觉得和诗歌无形中的宣传是分不开的。”洪烛说。洪烛也喜欢旅游。因为旅游可以使他在一路欣赏山水美景的同时，更能在诗歌读者中“推广诗意观念，传播诗歌精神”。
此次来到开封参加中国诗歌春晚研讨会暨诗歌旅游高峰论坛等系列活动，已经不知道是洪烛第几次为了诗歌传播而远行了。作为一位著名诗人，洪烛先后参与了几十场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和上百场诗会，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先后走进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等20多个省和自治区的50多个县市，行程长达十万里。每到一地，洪烛向各地的诗歌爱好者讲解创作技巧、辅导诗歌创作、传播诗歌文化、开展诗歌美育。
梦回千年 寻找诗意
在开封期间，洪烛专程来到有着千年名园美誉的禹王台公园，聆听当年司马相如在此吟诗作赋的故事，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凤求凰——司马相如传》一书寻找灵感。
禹王台又叫古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盲人乐师师旷常在古吹台吹奏古乐。汉代梁孝王刘武被封为大梁王后，曾将古吹台大加修建了一番。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枚乘等都是梁孝王的宾客，他们经常在古吹台上吟诗作赋、吹弹歌舞。李白、杜甫、高适曾相聚在此饮酒作诗，留下《梁园吟》等千古名篇。
在诸多文人墨客中，洪烛对司马相如有着特殊情结。他在博客中撰文说，屈原之后，李白之前，中国的文学史还出过司马相如。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大时代之风范的标志性人物。屈原使楚辞得以和诗经共领风骚，李白构成唐诗的巅峰，司马相如同样不简单，是汉赋的奠基者。两汉400年的赋坛，最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司马相如这面大旗。与屈原、李白相比，司马相如同样写出了足以开宗立派的创新之作，对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与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而且他人生的传奇性也并不逊色。“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卷一百一十七则是《司马相如列传》，为一个文人立专传，待遇极高。整部《史记》，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这两篇。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他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其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可见这个同时代人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看到开封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洪烛感慨颇深。他说，开封是文化的富矿，开封的文化宝藏令人羡慕。当前，随着国力的增强，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诗歌会迎来新的复兴时期。“我相信，如果海子还在，如果海子也开了博客，他应该会有很多粉丝。”洪烛说。洪烛认为，开封是八朝古都，各类文化盘根错节，应该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有效整合。“开封更有理由在诗歌和旅游上做文章，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开放度，真正打通文化遗存与现代生活中的隔膜，让文化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洪烛说。
著名诗人洪烛受聘担任汴梁晚报文化顾问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 2016年3月17日 本报讯 记者张德卿报道 3月16日，在“书香中国、诗意生活”中国诗歌与旅游高峰论坛上，著名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洪烛，欣然受聘担任本报文化顾问。开封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范志红向洪烛颁发了聘书。
2014年起，汴梁晚报先后聘请余光中、汪国真、绿蒂、屈金星、方铭、虹云、詹泽、赵冬梅、郑愁予、程步涛、吴美筠、姚风、耿占春、大卫等诗人、学者为文化顾问。洪烛在聘任仪式上表示，今后将更加关注开封，关注《汴梁晚报》，将更多开封文化元素写入诗中，传扬开封美名。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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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仓央嘉措情史》（《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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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广州日报》：《仓央嘉措情史》挖掘“情圣”内心
广州日报讯（记者吴波）日前，《仓央嘉措情史》由人民东方出版社推出。仓央嘉措去世时只有23岁，可他遗留的诗歌有着非凡的生命力，至今还在传唱。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洪烛继《仓央嘉措心史》畅销10万册后又一部力作，是国内第一本以诗性的方式写作仓央嘉措的作品。这是部关于爱的书，是洪烛从青藏高原采风带回来的作品，献给心中充满爱的人们。本书以作者与仓央嘉措的双重视角，用当代读者便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进行演绎，深入挖掘“情圣”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优美优雅、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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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节选：地图上的北京
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洪烛《名城记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洪烛《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洪烛美食书由日本青土社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京东 ：京东价22.60 http://item.jd.com/11564012.html
《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自序（节选）
我写过美食书《中国美味礼赞》，2003年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我的《舌尖上的狂欢》。那时候，出版者还预料不到几年后会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遍天下，“舌尖”会像灯塔一样吸引眼球。2012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我《舌尖上的狂欢》续集《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还记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2006年春节，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做两期跟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相关的美食节目，又是邀我主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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