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野莽：萧鸿和她的记忆之河
野 莽
萧鸿，我没写错，一个与鲁迅曾经关心和培养的，百年前出生于东北的那位本名叫张乃莹的现代女作家萧红同音的女子。只不过，萧红借用了她祖上的姓氏，她没有，她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叫萧红，后来才忽然想，自己早晚要像鸿雁一样飞过东北的高空，告别仰望的同名前辈。她们甚至在同一条名叫呼兰河的河边诞生，也不过好比是余光中的诗句，一个在那边，一个在这边。
我更愿意把她的《在呼兰河的这边》比作她的记忆之河，她以这条河流为此书命名，想必是记起了她们生命与文学的共同的发源地。地理上的呼兰河发源于黑龙江的中北部，但在她的这本书中，这位少年漂泊者却无意识地改变了它的流向，还是逆向的，散漫而错综的：云贵高原，新疆戈壁，黑龙江中俄边境，北京西四，鄂西北武当山下。其间还有，隐伏或闪烁跳过的洞庭湖之南，多少次出现在舅舅口中，萦回在自己梦里，终于有一日亲眼见到了的鄂南的向阳湖。这是蜿蜒长河一路留下的几个深潭，有的阴森，有的凶险，也有的因盛开的马兰花而美丽了一汪原本的死水，还有的在貌似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蜂蝶与虫蛇共舞的斑斓。这些深潭不可忽略，潭水间时而九曲回肠，时而旁逸远去的浅流，以及常常被卵石激起的粼波碎浪最好也别放过，因为它们随时会牵动一件埋没在某个深潭里的往事，即便终于没有，也只会在看过以后才能知道，于是再跟踪着它的浪花看向前方。
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承认了所谓文学就是语言，与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小说相比，散文可以不要故事和人物的支持，仅靠写景、抒情和表达心理也能与小说平分秋色，足可见散文写作者需要多么非凡的语言魅力。他们用左眼向故事大王冒充的小说家发出挑战，右眼又发现身边有眉飞色舞的朗诵诗人，心想就这么着吧，散文是内秀而矜持的，既不分行，也无须出声。当然，更多聪明的散文写作者则不排斥人和事件的干预，干嘛要这么傻，这些材料本来就是写作者共享的资源，无非是散文不必精心营构，反倒要成心将它们碎片化，然后掺入自身的情绪。
在这本书里，这两类散文一开始就参差交叉着，一如河流的清浅与洪浑，迅疾与徐缓，宽阔与一线，直下与迂回。随着时代 、地理、人文的变化，作者的语言风貌也随之多异，如写到新疆戈壁语言是苍凉的，写到贵州山村语言是凄苦的，写到北京西四语言是欢乐的，写到异域他国语言是洋气的。这些都容易让人理解，这是一个走出自家小院子依然能在广大世界从容漫步的写作者，她会用变幻的语言复制出她所眼见的一切。但是，让人略为有些不解的是，当她的语言一旦进入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那一片中国版图上最寒冷的地域，她的语言反而一下子热烈了起来，人世间最灿烂最鲜艳最妖冶的修辞几乎倾巢而出。分明是皑皑的雪，却感觉是红红的火，呼兰河边，白桦林中，小木屋外，一丛一丛的冰凌花一瞬间粉身碎骨地怒放着，发出的惊心动魄的咔啪声像是春天就要到来一样。
她本是无心地这么写着，这种语言意外产生的效果与季节无关，与景物无关，与她如数家珍的寒风暴雪坚冰棉袍冻得麻木的手脚和紫红的小脸蛋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因为她那枚被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妈妈从小捏得挺直的鼻子一闻到这片故土的气息，潜伏在童年记忆里的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儿时就驻扎在心中的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高呼口号臂挽着臂投进乌斯浑河的八个女兵，以及无以数计的抗日先烈们，这时候浮雕一般，全都复活在了她的眼前。即便是冬天的北国极地，她的每一个字也会因此而变得热烈和蓬勃，它们自自然然地燃烧着，发出激动人心的光芒和响声，那是点着了她保存在心中的一颗故乡的火种。
尤其还有，在今天的文人们茶余饭后闲说不已的身穿旗袍的民国才女榜上，那位唯一写了日本侵华时期东北人民苦难命运的民国才女，便是和她出生于同一条河边，叫做同一个名字的萧红。那个天才而苦命的女子成了她这一生的仰慕，那个女子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文字也成了她这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她为那个女子而自豪着，她的文字也因之而热烈和蓬勃着，像一串串燃烧的火光。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本书里让人随她一道长久记住的，是她这条记忆河流中的那几汪深潭，陷入潭渊深处不可自救的亲人们。在云贵高原，那个“偏远、蛮荒、名字拗口”，叫做盘县普古区苏座公社岩博村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大学在读女生在一个暑假里跋涉三日，寻找到了几个月后就要离开人间的爷爷。这位老人三岁丧父，母亲改嫁，寄养于叔婶，十六岁离家自立，五十年代初被划成地主净身出户，为了活命走进深山开荒种地；地主婆奶奶四十多岁含冤去世；大爹为了一家能多吃两顿饭，一袋大米与人交换两袋包谷面，以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罪判刑十一年；大妈被村霸强占；十四岁的堂哥带着三个弟妹继续挣扎，不幸得下羊角风烧死在火盆里；二爹接着也得了羊角风，黑夜里摔死在悬崖下；大姑远嫁他村仍脱不去地主女儿的皮，屡遭批斗，姑父不甘受辱悬梁自尽；大爹的两个儿子砍柴路上又累又饿，躲闪不及，双双被汽车轧死……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相比逊色，这是一家人的遭遇，一个家族和一个民族的遭遇，被他邻邦的一位女子不动声色地写进这篇寻根的惨文。三天三夜，孤身一人前往远方寻亲的少女，第一眼寻到的是“拄着拐杖急切地移动着碎步”向她走来的瘦弱老人，走进搭在村边的一间茅草房，“阴暗的小屋只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个炉灶”，“早饭吃的是从火膛里扒出来的烤洋芋和烤包谷，中晚饭是包谷面饭就着水煮白菜”；在二爹的儿子家，她看见“全家四口人只盖一床破棉絮”。作者锦心绣口的才华和流光四溢的文字哪里去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哪里去了？灿烂鲜艳妖冶的语言哪里去了？粉身碎骨地怒放着的冰凌花哪里去了？惊心动魄的春天的咔啪声哪里去了？热烈而蓬勃的激动人心的燃烧火光哪里去了？而恰是这些一粒粒像洋芋和包谷一样本色的文字所组成的，一句句像破棉絮一样裸露的大白话才让人潸然泪下，无语凝噎。用一袭香艳的婚纱修饰一位病妇遍体的疮痍，那不是有良知的写作者，那是造假的文学骗子。
钱谷融先生于1957这个诡异的年代，首次在国内提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已是必然，其实这个口号，高尔基早已在苏联提出过了。六十年后懒得有人再提，文学是一个风雅的菜市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狗肉羊头，也都能卖。认为是人学的就真正写人，人性人生和人之命运，认为是政治和商业的就假装写人，虚晃一枪直奔权力和金钱。这本书的作者嘴上不说，心中自有主见，她才不跟小说打擂，才不把故事和人物排除在散文之外呢，故事者人人都有故事，人物者有故事才有人物，散文不也是属于人学的文学么？因此当她的记忆之河涓涓潺潺流淌到了下一个深潭，暂停在北京西四一个大大的四合院里的时候，她实在忍不住把她本人的故事，一下子全都抖了出来，这可是精彩极了！
这个故事的开头，颇似姑苏城里的林如海先生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送进贾府，正好也是舅舅家，也正好有一个表哥和两个表姐。然而这个怀胎于西北戈壁滩，出生在东北军马场，已把豪爽和率性长进肉里的胖胖的北方小女孩儿，她可不是多愁善感，顾影自怜，时时觉得寄人篱下的林妹妹。她在舅舅家里调皮捣蛋，为非作歹，北京话叫“从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她能哭着闹着，撒着欢儿地要舅妈给她做同学那样的花裙子，能千方百计地找到一把天狗牌的钥匙，打开密柜偷吃舅舅的生日蛋糕，能不经许可擅自拿着一分钱去买两只蓝色的玩具水桶，以至于迷途忘返害得全家兵分数路满大街地把她找着。
在一个物资特别匮乏的时代，一个对美怀有特别渴望的小女孩儿，她的爱美之梦一个一个地遭到破灭，是的，一个一个。即便是同班女同学张一平那样的泡泡袖白衬衫和荷叶边花裙子，张一平那样的白色小球鞋和包脚松紧鞋，也只能是她站在不近不远处偷偷观看的风景。她一次一次地伤心绝望，又一次一次地死灰复燃，最后她这被这不可抵御的美的渴望冲昏了头脑，在一个大冬天里穿上一双夏季的方口布鞋勇敢走进校园，那可是她最摩登的一样时装，一件唯一可以参赛的藏品。这次行动产生的后果，多少年后被她幽默地写在书里，却把我读得阵阵心寒，心酸和心疼，欲语不能。一个畸型的社会扼杀了一代豆蔻少女爱美的天性，同时又创造出一种畸型的美，红卫兵的发式，伪军装，宽皮带，手捧红宝书的早请示和晚汇报，大批判的飒爽英姿和战斗步伐，这些荒唐画面在这本书里偶或一现，让人对那个革命时代所宣扬的美发出由衷的哀叹。
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在这本书里也不尽然。请看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妈妈为女儿抹完雪花膏的动作，双手顺着弯弯的眉毛往下一捺，然后用火柴棍儿轻轻划过双眼皮之间的那道纹线，收工时再捏一下鼻梁，以及由她原创的，汉语中未曾收录的“姿雅”一词，那恰是对女儿的美的启蒙。于是作者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审美，爱看军马场的父亲穿那条上面很宽下面很窄的骑兵裤，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资产阶级小姐冬妮亚，欣赏上海女老师卓尔不群的气质和风度，羡慕以至嫉妒澳大利亚小华侨张一平所有的衣服，几十年后她还能把它们的式样、颜色、搭配、点缀，一件一件准确地描述下来。但是当她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一条红裙子，回到家里却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生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都被剥夺了爱美的权利，一个地主的儿子，曾经受洗的天主教徒，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军人，他的女儿更是如此。
我们从书中看到，这个以父母为主体的小家庭在革命时代受到的伤害还有别于贵州老家的亲人，命运还没有把他们打入社会最黑暗的底层，还为他们留下了一丝体面，因此在作者的童年记忆中温馨多于苦难，她只是通过偷看信件，懵懵懂懂地知道了一些父亲反复诉说的冤屈，小小心里才会感到世道的不公。这些记忆反映在她以后的文字里，也仍然是哀怨大于悲愤，只有那次假日寻根之后，她亲眼见到的悲惨现实让她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她的文字立刻变得冷冽，坚硬，即便骨肉三代千里重逢，也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书中居然还有幽默，这是我没想到的，幽默是上天难得赋予一位写作者的特殊资质，无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诗人，一旦有了这个好东西总能快速打通人类的心灵，让知音者付之一笑。其中最精彩的，是有一次她出门一跤把Mp4摔失灵了，这当然是在苦难的家史已经终结，河水跳跃着流过了深潭。她使出百般手段也制止不了它不合时宜的放声歌唱，无奈之际只好用衣服紧紧包裹再放进高压锅里密封起来，让全世界轮番上阵的大牌歌星们耗尽了电力，次日凌晨才复归安宁。这是一出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不受约束的狂欢将为人类带来灾难，也将让自己蒙受羞辱。当然她不会这样解说，她在书中谈到弗洛伊德，弗氏的潜意识在她的很多篇里都能找到暗示。但我最看中的却是她的另一处幽默，它属于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公元1972年，作者用庄严的语调写道：“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导演来到北京，要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消息从上面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全国人民如临大敌。当年在北京就读的本书作者，这样描写社会的紧张气氛和师生的愤怒情绪：
……班主任张洁老师走进教室巡视一周，语气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告诉你们一件事。意大利有个记者来到中国，背着照相机到处乱窜。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尼。他照什么呢？他不照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不照我们宽阔干净的柏油马路，而是专照曲里拐弯的小胡同，专照穿破衣服和打补丁衣服的人。他这是别有用心，这是仇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专给我们伟大祖国脸上抹黑呀。看到老师那气愤而激动的表情，我的心也气愤得怦怦乱跳。所以同学们，你们这些天一定要穿干净整齐的衣服，尽量不要穿带补丁的衣服，不要给他们可乘之机。放学以后呢，不要在外面玩儿，要直接回家。如果看到外国人，最好绕道而行，避免和他们碰面。听到没有？听到了！同学们大声回答。张老师又补充说：万一碰上了或他们跟踪你了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跑，要镇静地往前走，或拐进街边的商店，假装要买东西的样子，要让他们看看，我们不穷，我们有钱花，我们生活好着呢！听懂没有？听懂了！同学们再一次大声回答。
几十年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她的心可能不再“气愤得怦怦乱跳”，但她却把张洁老师教给同学们的“千万不要跑，要镇静地往前走”，变成了千万不要笑，要镇静地往下讲。她就保持镇静，继续往下讲道：
张老师大概对我们还不放心，又说了下面这段话：有一天，这个意大利记者在街上看到一个补丁摞补丁衣服的妇女，就在后面悄悄跟着她，这位妇女发现有不怀好意的外国人跟踪，她就灵机一动，转身去了猪肉铺，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块钱买了两斤猪肉，那个外国人见状转身走开了。你们看，这位妇女同志多么有政治觉悟，机敏灵活顾全大局呀。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向她学习。好了，同学们，这件事就说到这，现在开始上课。
从那天起，这个安东尼奥尼成了我心中……
读了此篇的读者，大概可以确认作者是东北那圪垯的人了。东北人的幽默不靠声色渲染，仅只依赖于事件的本身，表情严肃，作古正经。当读到那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妇女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机智地打败不怀好意的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的时候，作者的脸上依然没有笑容，因为那原本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时代，不是喜剧，而是悲剧。讲述这类故事她不必使用“据说”，而统统以自身的亲历，如文化大革命中吃饭前的早请示，睡觉前的晚汇报，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迎接刚刚发表的最新最高指示，把最知心的话儿讲给毛主席听，等等。她的记性真好，还原得也真不错，早知道几十年前有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儿长大以后，会把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告诉后来的年轻读者，从而引起如此滑稽的效果，有些人真该后悔和不好意思了。
正如同安东尼奥尼拍摄这部电影的本意，他只想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无所谓丑化，也无所谓美化，作者叙说这个故事，同样是把教室和师生作为时代的缩影，真实再现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紧张，无所谓讥讽，更无所谓嘲笑。这部因遭到巨大阻碍而匆匆完成的纪录片，遭到举国民众的奋起批判，拍摄者狼狈地滚回老家，中意两国之间也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三十多年以后，在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它却成为一部回顾历史的重要资料，四十多年以后，渐入老境的当年亲历者回想起来更是无限唏嘘，从而怀念起了那个仇视社会主义国家，专给我们祖国脸上抹黑的“别有用心”的人。但是，那个“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我只想了解中国，然后热爱”的辩白，此时已经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作者以一位北京小学生的回忆，传神地记下了那个有国际影响的政治事件，意义之重大，应该作为纪录片《中国》的拍摄花絮，收藏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档案。
由于作者的笔触细腻，并能伸向事物的本质和特征，我对书中的很多人物都过目不忘。除了以独立或主要篇章叙写的萧红、父亲、母亲、爷爷、婆婆、女儿、一个眉发和皮肤统统雪白的休学女生、一个万里飞来武当山参加武术节的美国乐手，在其他的大量篇章里她也总会瞅准空子，零零散散地塞进一些与她生命有缘的人物。舅舅舅妈，表哥表姐，老师同学就不说了，观光泰国，她记下了一个很早就要死去的人妖，造访新加坡，她记下了一个很晚不能结婚的导游，还有一个和她交换吃食又放飞刀砍了她鞋后跟的疯妇，一群大山深处看似羞涩怯懦转眼却泼皮大胆的情歌好手，一代一代古城上津的美艳女子。在北京西四大街的街头，一位大婶怀里抱着一个簸箕用筷子蘸肉馅儿动作飞快地包馄饨时永不坠落的一吊鼻涕，不小心也被她观察到了，那一吊无比柔韧的鼻涕经过她漫长时间的提心吊胆，判断等候，以至于离而复回，依然在一簸箕馄饨的上空悬而未决，其惊险的程度不下于疯妇放出的飞刀，同时又堪比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垂死之际，他深爱的大女儿眼中那一滴始终也没有掉下来的泪。
我为这一吊鼻涕欣喜不已，一个写作者对于生活的观察、想象和表现的能力，决定了读者对她热爱的程度，观察得越细致，想象得越奇妙，表现得越精彩，越能让读者津津乐道，久久不忘。当然我在这里仅指文学的技巧，若是涉及思想和意义，巴尔扎克在那一滴泪里融入了金钱社会的丑恶和父女亲情的悲哀，我们与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距离却在，街坊大妈的那一吊鼻涕只反映了天气的寒冷和工作的繁忙，除此还没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但是，从这里已能看出作者可怕的观察力，惊人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表现力，有朝一日她就会把这一吊鼻涕挂在巴尔扎克也会看上的地方。
作者对北京西四的精彩回忆，让我也回忆到三十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单位分给我的临时住房在府右街光明胡同9号院，与住在53号院的神童和右派作家刘绍棠是邻居，那里过去一站地就是西四，再过去一站地就是西单，骑车和步行一会儿就到。也可以花一角钱乘坐102、103次无轨电车，所谓无轨电车就是地下没有轨道，头上有一根辫子顺着空中电缆向前行驶的载客工具，现在已经没有了。她的舅舅能够住在西四一个大大的四合院里，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沈从文、冰心等人一道下放五七干校鄂南的向阳湖，证明也不是普通人物。不过我那时不知好歹，嫌这个四合院的内部没有设置厕所，房东为了防贼一到晚10点就紧锁院门，这对我的读书写作非常不利，后来我就买了一架行军床放在编辑部，每天夜里整个外文局大楼就我一人，任何时候可以上任何厕所。我对府右街的印象浅于西四的原因，是我住在府右街时经常去西四书店，西四通往西单的十字路口有一个红楼书店很有名气，我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都花在那里。我很想从这本书中看到这个书店文革时卖的是什么书，要有也可以顺便发表几句看法，可惜她的眼睛重点放在百货商店的花衣服和玩具水桶上，要么就是为了对付安东尼奥尼，书店被改成肉铺了。
不仅是街头大妈，她对命里相遇的所有人都怀有巨大的好奇心，并迫切希望知道对方的前世今生。譬如远方的旅游者惊羡于郧西女子的美貌，她能跨越时空，展开想象，追思遥远的大唐时代，锦绣江南向长安进贡佳丽，船泊此行必经的上津古渡，这些不愿与杨玉环们为伍的女子冒死逃逸，为了自由宁可嫁给附近的民夫，在这里生根开花，此后像果树一样世世代代结下香艳的果子。一篇游记，只有碧水青山，旧街古树，土产美食，再美丽的辞句念过之后也就念过，但只有写到人，写到生灵，便是书中那只为了后代而吃掉丈夫的名叫黑寡妇的红背母蜘蛛，也会让同是生灵的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哲思，并且记住生命曾经有过的样子。
我欣赏本书作者写作的姿态，这个姿态并非她的妈妈从小教导她的淑女应有的“姿雅”，而是她写作的时候身心端正，目不斜视。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在国人心中的崇高与神圣地位不同，我们现在已身处一个文学功利化的时代，太多的写作者是东张西望，观风看草，抑或盯着一些重要机构和人物的脸，两只非文学的眼珠轱辘辘地乱转，察其颜色而定调宫商角徵羽。幸运的是，我从这本书的绝大多数篇章，从那些最能牵动人心的文字中，发现了作者的心无旁骛，写爷爷就想着爷爷拄着拐杖急切移动的碎步，写女儿就想着如何解答女儿与芳龄不符的忧思，写曾经同过寝室因为贫病而休学的女生，她只是偶尔地想起来，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多给一点关心和帮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她——这个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姑娘。似乎只有记下她，心里才能获得些安慰。”
遑论他人，就连那位叫不出名字的姑娘本人，不管在世与否都不会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更深夜静的时候，一个无法入睡的女子在灯下为她写了这么多牵肠挂肚的文字！相比那些写作目的过于明确的同行，她的写作目的是多么的不明确！她放弃了目的，以及技术，直接让记忆的沉浮提供写作的人事，时代的阴晴决定文字的色调，亲友的悲欢选择作品的旋律。她要让自己做一个诚实、率真、纯粹的写作者，自己不受委屈，也不要为了自己而委屈书中那些已经受过委屈的人。
文中没有标出篇名，一篇也没有，这是我的故意，我是想说这本书需要通读。它几乎在每一篇里都隐藏着作者这条记忆之河的某种秘密，哪怕一些看似闲情逸致的风花雪月，草木山水，也都无心地泄漏着她对世事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悟。浪花轻溅，点点都是长河的水。
2017年12月31日夜写于北京旧居听风楼
补记（题为《一本书的遭遇》）：
2013年的7月，是我三年中最轻松也最快乐的一个月。三年前母亲去世，我把父亲接到北京，朝夕相守，共同居住了一年半的时光；恩师刘道玉先生八十寿诞在即，京城同学选我为之作传，以作贺礼，我竟写了洋洋八十万言，分上下两卷出版，并于2012年11月23日赴母校武大作演讲报告，次日代表全体同学献礼于寿宴之上；母亲突然离去是因医院失责，我的网上声讨和法律诉讼得到支持，2012年9月26日法院开庭审理，宣判胜诉；同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我孝星奖章；也是这个9月，儿子在美国考取博士；我本人则写完传记，接着又写了关于母子的长篇小说，初稿近五十万字。
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大事，全部发生在这三年，虽是悲喜交加，却也艰苦卓绝。最困难的是对医院的追责受到对方的反扑，以周女士和她的男朋友杨先生的火力最猛，因此我当时的口号是：白天给老爹做饭，晚上给恩师写传，抽空再打一打王八蛋。当这所有的大事都胜利完成之后，家乡十堰市的共青团书记蒋科带了人来，邀请我回乡参加一个有关青少年教育的活动，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他，然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踏上南去的列车。我躺在软卧车厢，扳着指头总结自己的成绩，尽了子孝，报了师恩，惩了罪人，得了奖章，替母亲出了恶气，教育上也结了硕果，文学上还获了丰收，这么想着就睡着了。
团市委的活动结束，市作协主席滕家龙召集一帮朋友设宴欢迎我的还乡，满席旧雨新知，首次见面的萧鸿座位挨着家龙，由此我便明白了她在本市的地位。宴毕回到酒店，我戏作小诗一首，烙在自种的小葫芦上赠予家龙：“世上有二者，得名天下一。龙君赐其号，严生奋其须。圣宫纵酒后，道馆品茗时。应惜雁未舞，幸却冷香袭。”家龙称我为“天下第一二”，并由我的学弟市政协副主席严炳洲书写赠我，然后再去饮酒品茶，我将此事烙进葫芦，第七句影射萧鸿席间没有表演。次日我回竹溪，看望离京后和姐姐住在一起的父亲，然后返回北京，和家乡朋友的欢聚暂告一个段落，其间见过一次萧鸿的名字，印在家龙主编的一本刊物上。
过了两年，2015年的10月，我携妻儿回乡为八十八岁的老父祝寿，完毕送母子二人到十堰登车，妻子回北京，儿子返美国，而我还要到我童年生活和读书的竹溪天宝乡，接受称我为老师的天润农庄庄主李彬邀请，参观他的庄园。家龙这次没在市里为我举办宴会，却用汽车把我拉到郧阳一个名叫绿谷的地方，参加他们的采风活动，一行作家中又有萧鸿，她说她出版了一本名叫《在呼兰河的这边》的书，回到十堰送我，但她明日又要出差，只能把书送到我下榻的美乐酒店。但是次日，她去的那个美乐酒店不是我住的这个，酒店大堂的服务生无法把书交到我的手里，而她送罢书后随车去了火车站。于是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的确送了书，一个的确没收到，就这样阴差阳错，我们又没有了联系。
又过了两年，2017年的9月，父亲九十大寿前夕，我再一次带着妻子回乡，手机里忽然收到一条短信，问我是否记得一位能够“望其项背”的人？我立刻想起一件事，两年前从绿谷采风归来，为了感谢家龙，也给大家助兴，我在车上说不了少的话，萧鸿坐的副驾，我对她说后面的人能够望其项背，意思是说她的创作再领先一步，大家就望不到了。此外，给我母亲生前养过丁香花，母亲去世又写了纪念文章的祝东红坐在我的身后，她刚在全市乒乓球大赛上得了女子冠军，我又说她踏足文坛，挥手乒坛，干革命靠这二坛子。我回复萧鸿说我还记得，她说她刚看到蓝善清一篇写我的文章，想起绿谷，问我何时回家路过十堰？我说我现在就在老家，为我老父拜寿，不过往返都从陕西安康，想见面只能来竹溪。 她立刻就决定来了，这时我才记起，这是个东北女子，东北有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
老父大寿的前一天，她从十堰驾车赶来，还给我捎来了市文联首任老主席欧阳学忠，作协主席滕家龙，副主席冰客，还赶在了祝东红夫妇、蓝善清、周国军等三辆车子的前面。见面她首先掏出一本书，正是《在呼兰河的这边》，展开扉页，竖行，从右往左，四行，工笔写道：“请野莽老师指正萧鸿于十堰乙未年九月初七”，这个很重要，她用了老式文人爱用的阴历。阴历乙未年，就是公元2015年，阴历九月初七，就是老父寿日九月初二过后第五天，我送走妻儿被家龙拉到绿谷的次日。原来两年前她从外地出完了差，到家又去那个同名的美乐酒店，把那本我没收到的书取了回去，勤俭节约地保存下来，打听我何时回去再送给我。这次可算是打听到了，当着面给，肯定能够收到的。
这个北方女子的思维不同于常人。悠悠两年，七百多天，她应该向我要一个地址，邮寄给我，或者快递给我，也可以托老家到北京的朋友代交给我，这些年来我家的老家朋友不少。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给我了，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人也拉倒。当然我也是有问题的，我应该主动把地址写给她，毕竟是她送我书，而不是我送给她书。不过心眼这样多的大抵是南方女子，要是这样想我这辈子就读不到这本书了。
这本印制精美的书她从十堰带到竹溪，我又从竹溪带到十堰，再从十堰带回北京，害怕损坏四角我用衣服包着装在行李箱里。想着它的一波三折，我的失而复得，我决定把它放在右手的桌边，择一个良辰吉日开始拜读。此时还是十月秋末，我住在南城的小院竹影居，电脑里的长篇已经中断了很久，美国之行，西藏之行，一年两次的故乡之行，花去了我太多时间，我想回京以后先把长篇接起来。有人写长篇要把自己密封在一间小屋子里，丈母娘送汤圆来也不开门，直到一部传世之作完成以后才毛发覆面地再现人间。我做不到，我总会为一些临时发生的事情改变日程。随着秋天的过去，竹影居的果蔬罢季，花木凋零，只剩下落叶和秃地的院子不好看了，按照历年的规矩每到十一月的中旬，我要回到京西的旧居听风楼，在一层一层的保温墙里舒舒服服过到明年的清明再回南城种地。我记着这次临走时得把这本书带上。
旧居的暖气烧得很热，在家我只穿一件衬衣还要开窗。这是原单位分给我的房子，冬天的暖气按住房面积收费，单位退休的老同志以及年轻同志的岳父岳母们，室温一低于25度就给北京市政府打电话，这么一来因为窗外冷气入室，不久我就得了感冒。但我还在坚持写作，只是写得更慢，同时记着读书的事，我造了一个计划，年内必须读完，并且必须写篇读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作者时隔三年的一书二送。我采取的办法是每天晚上利用洗脚的时间读十页，因为这时要离开电脑，时间是浪费的。我本以为烫水洗脚能使感冒减轻，却没想到读得时间长了烫水变成凉水，病情反而有了一定程度的加重。不过终归是没大事的，咳一咳嗽，流一流鼻涕也就罢了。
对我造成影响的是另一件事，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越来越看不清字，总有小片的阴影在眼前晃动，我把症状写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希望得到高人的指点。高人来了，家乡太和医院的陈婧告诉我说，老师你这是飞蚊症，赶快去做检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诗意的，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想着将来用这名字写个短篇。不料检查完毕吓死我了，虽然它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但它第三个可怕的名字叫早期白内障。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我不敢问这个手术是怎么个做法，想象中可能是把眼球表面的那层浑浊的玻璃体，也就是类似塑料薄膜的东西揭下来，用刷子刷洗清亮了再贴回去。我的心中翻江倒海，嘴里却镇定自若地说：好吧，让我回去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不跟任何人商量就决定下来。我知道凡是手术都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做好了，像年轻时那样炯炯有神；一种是不好不坏，或者比现在还差一点亦未可知；一种是做坏了，从此变成一个瞎子，看不成书也写不成作了。我的决定是暂时不做，年前先把桌上的这本书读完，接着把电脑里的这部长篇写完，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豁出去，因为总是一瞎。我把这件事情第二次发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次来了一位真正的高人，潇湘中医世家，著名作家诗人和文化学者，与我三十年老朋友的聂老夫子，他紧急发来鸡毛信一封：“千万别做手术，授你一方，必见奇效！”
他授我的方子是菊花五朵，苦丁一根，绿茶两匙，每日早起以开水冲泡，将杯口置于眼下熏蒸。我闻之大喜，次日便去中药铺里买了菊花和苦丁，绿茶是我常年饮用之物，家里现成，我按他的吩咐三样备齐，就开始了实干兴邦。但仍想着这本书，几日之后，忽然鬼使神差，暗思夫子授我之方，是将三味放入茶杯，而非饭碗和脸盆，如是碗盆可同时熏蒸二目，茶杯只能一次对付一只，熏左眼时右眼闲着，熏右眼时左眼闲着，若是将闲着一只眼睛利用起来，因为限于垂视，不好写字，认字却行，年内读完此书岂不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于是每日晨起，我遵聂夫子之嘱以开水冲泡菊花、苦丁、绿茶熏蒸浑浊的玻璃体时，便让二目轮流工作，左眼读十页书，右眼读十页书，十日期满，竟然读完了这本《在呼兰河的这边》。这时候我又想起一个名叫独具只眼的词来，我对这个词的革命性的理解是，独自用一只眼睛观察生活和读书。这样的人，借亚圣孟子一句吹牛话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感谢神奇的中医，连同将它传授给我的朋友，让我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独具只眼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为作者用各种语气讲述的各种故事，伤心催泪的故事苦中有乐的故事和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打动着。
2018年1月1日夜写于北京旧居听风楼
2017年10月于竹溪
野莽：小说家，学者。着有各类文学著作50余部，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2016年出版有长篇小说《黑鸟》，中篇小说集《少年与鼠》，文化随笔集《诗说新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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