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Shot丨毛晨雨：农业语言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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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演讲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文章下直接留言提问，我们会邀请毛晨雨回答）
毛晨雨，农民，艺术家。
在洞庭湖边包了30亩地做一个"稻电影"计划，从摄像机后面的观察者变成镜头前的耕作者，他将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与脚下的土地融在一起，尝试在语境变迁的动态情境下，重构乡村社会主体、重构乡村社会知识生产的现代体系。
（原文有删节，观看老童完整演讲内容，戳视频呀！）
非常高兴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农业感受，我今天讲的内容跟前面三位分享者会有交接的，比如说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今天所采用的自然农法，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公共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主要还是在农业语言上。从土地出发，我们到一些乡村的自然村落去，很多村落都会有一些土地庙。基本上每一个南方村落，都有很多的土地庙、水神庙、山神庙，它还是有一种边界，来保护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所以我们说这个边界神，在很多意义上还是跟我们的农耕文化的精神，跟我们今天生存的空间，有很多潜在的、叙事的故事在里面。
大家看看今天我们当地的生产状况，前面是小型机械，中间是牛耕，一些老年农民还在使用这些耕牛，而后面大家看到隐藏的两个蓝色的点，是大型的农机，现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多元化了。多元化肯定会面临生产力状况的变动。但是在某些地块大型的机械还是不太适宜耕种，因为有些深水田。在粮食紧缺时期，农民已经把周边很多不是太适合耕种的地方，进行了深度的开发，所以像这些地块，严格意义上还是不适合大型机械耕种的。有些老年农民很爱惜土地，他们就会把机器到不了的土地，用牛的方式去复耕。这个时候我就提出第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生产力和土地的关系。在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问题中，非常的明晰就是生产力的状况，包括机械能够带来的一种快速的方式和土地的状况，有些有地者有田耕，那些耕田者要有利用，有些老年农民他有一些土地，但是的确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适合这种深度的发展了。有一些资本，有一些特殊的生产经营方式，他们可能需要土地，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达到土地制度的一个新的思考，提出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发现有一些很基本的逻辑，它会在我们的判断中发挥一些作用，比如生产力是不是已经对应了一种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动。但是现在我们从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看来远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决定那种逻辑到我们把它的一些看似很表现的符号去掉以后，它还是很冗长的，它并不能带来一个非常快捷的变动。我们拿掉它的一些语言的外套，可能生产出来的一些新的思考方式，还是有很动态的内在内容的。
这是我拍的稻电影的一些照片，所以在现实面前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新的、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不悦的关系。因为今天无论是在当代的知识领域，还是在当代这种愁绪情怀这个领域里面，对于农业要作为什么，和农业将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有过很多的描述，也有很多的农业的分享者，会强调我们如何去面对今天的化学农药状况的问题。我们如何吃到安全的食品，同时我们又如何让这么多人吃得饱。所以在传统的二元化的方式之间，我们很多地在强调反化学农业，比如强调自然农法，我不是公开批评和批判自然农法，我只是在提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像自然农法不锄草，这个是一个挺好的立体开发，稻蛙共作这样的深度开发计划，建一个产品的立体化的资源的再配置。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些方法、有一些理论会出现一个它内部的危机，或者内部的危险，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某种特别偏执的想法，把它进行某种神圣化，认为我们绝对安全的食品和绝对安全的一种隐私的方式，要跟传统的农耕精神，或者跟传统农耕中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要完全的复古，或者要完全回到一种过去的形态中间去，我个人感觉这种声音还蛮普遍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理念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到底在哪里，我们所处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的农耕状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估计我们还是不能够脱离这个整体的语境，来回到乌托邦化的一种个人设想里面去。所以我们说以前的碾米、摏碾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文化，一定程度上这在今天看来是个景观。它不是一个动态的，真正能够产生深刻语言对话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在1800年左右化学农业的元素没有介入到中国的农耕情况中间去的时候，当时的人尽其力，物尽其能，这个时候粮食的最高产量也在三担左右，就是每亩田每年300斤左右。当时也并没有排斥肥料的介入，就是人能够见到的一切的想法，都会使用到农业的生产和种植中间去了，也就能够达到300斤左右的产量。但是当时的土地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张表格，1800年之后的人口在急剧地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也在持续下降，包括现在可支配粮食的额度也在逐渐下降的。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18亿亩红线，和我们现在将近14亿人的安全食品的问题。粮食，在我看来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产品。因为在我们很多人有饥荒记忆的时候，各位发现缺粮所带来的危机比吃得坏这个危机还要糟糕。当饿死人的情况，和对应起来的人道主义未来可能的危机，也是一个思考的问题。
这是江西省省会城市南昌的一个低收入家庭的支配情况、支出情况。大家看到在这种低收入家庭中间，食品支出还占到家庭构成的接近40%，就意味着这种不断地在精品化的农业不断地在品质化的这种农业，使对应的价格上涨。对这样一些中等偏低收入家庭来说，它的开支结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我的意思是会定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穷人不能够吃到安全的食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隐藏着一个被我们包裹起来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在考虑粮食安全这一个大话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整体的情境，所有阶层人的消费情况。
问题它是在变的，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状况，我们去分析，在用传统农耕的方式来对应今天一个在变动的话题，所以在60年代左右我们谈到了农业的现代化，我们想象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到了今天，一些文创的产业，所面临的一个农业乌托邦化的个人想象空间，还是一个很私密的、很美好的田园。这里面我觉得它自身在逻辑的惯性之上，已经生长出一些类似我们所谓的现代性，一个内部的文化危机，就是我们到底还要在今天的这种情境之，下去开发出另外的逃离出一刀切的逻辑之外的另外的可能性吗？我觉得农业语言可能自身面临的就是一个如何反抗一刀切这种总体化的思维，去重新思考每个人的路径，还要思考一些在社会公共价值面前，我们可能发生出来的一些新的可能性。我个人在重视农业方式的时候，我可能思考更多的还是我和当地的地方性资源，和它的传统文化，建立一种机缘性关系的同时，去思考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价值的时候，它中间的一种平衡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光要吃得好，而且还要让更多人能够吃到同样有效的食品。就像我们所能够把根系挖到的同时，还要能够找到让它变得更丰茂的一种可能性。至于在食品质量和安全，以及我们现代农业的效率这个问题之上，这就是刚刚我陈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命题。
在现实的工作中，我是2000年从同济毕业，然后2003年开始做农业电影的拍摄。我一直拍农业电影，而且一直拍水稻。主要工作区域就在湖南老家，岳阳周边到湖北的神农架，到贵州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叫环洞庭湖的大区域里面拍摄水稻，以及跟水稻相关的文化、农耕，以及它相关的社会关系的问题。有的时候一定工作层面上叫人类学工作，这可能有点陌生，更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田野调查"，在地实践。
这是我2008年制作的一条船，就跟我们所谓的乌托邦的一种想象一样的，我们对于未来的很多想象，可能我们觉得是不是要逃离到一个温柔之乡去，逃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扰的问题。包括到2012年的时候我也在想，中国乡村是不是面临着整个魂魄的离散。我们是不是要用文化，用另外的结构去对它进行一次新的招魂的工作，还原其魂魄。在2012年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各种现场的想象，我们还是要回到身体的工作中间去，我们如何去像农民一样地去从事、感知土地跟我们身体的关系，最后我们还是要种，不光是站在那里去看、去拍摄。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把门口的30亩稻田承包下来，建了一个实体的小型农场：稻电影农场。
这是2012年的开犁的仪式，把牛作为一种图腾的概念引入的一个开犁仪式。
在整个水稻作为一个特定的媒介，或者水稻作为一种特定的种植样品的时候，我还是在稻田把它视作一个宇宙的系统。这个宇宙系统，我做一个解释。
在2012年种田之初，我们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献的记录上，设计了这样一个种植的体系的图块。大家看到我们可能还要从土层之上，从历史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的因素，各种相关联的营养元素，包括化肥和文化的元素，相关联一起构建出来的一个体系。而且如何去营造这些体系，跟我们生长出来一种黄金水稻（不是转基因的黄金水稻，是稻电影最早提的一个概念）如何体现个体的价值，体现农民性等，它在历史长河中间所要辅助的主体的价值的命题——黄金水稻的一个概念。
在现实中，这是2012年的时候，我门前不远的地方很多农田都已经荒废掉了，其实都是平原地区，这个地方很适合种。牛也不再用它耕田了，这些牛主要是用来吃的，所以人力非常的缺失。我们的耕种用到了一些大型机械，第一年我父亲在这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区块，因为都是饥荒年代过来的人，他比较爱土地，说这些田我们不能荒废。然后我们也主动设计了很多区块，我们把整个稻田设计成一个像人体、像生态系统一样，它有一个肺叶，有呼吸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保证85%左右的耕种率，中间有几个区块设计成肺叶，我们叫它小生态之肺。这是个特定的语言概念，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稻田视作一个跟它周边的系统不构成权力之上的侵压关系，所以这个地里的青蛙，在耕作的时候，它们都还有个暂时逃避的地方。我们也用到了肥料，我们还是在追求如何高产和稳产的问题，而不是要放弃掉现在的力量的介入。
这个是茶枯，茶枯在传统经验中间，是控制病虫害的，控制发生倒伏等各种特殊疾病，这都是纯的，是生态的原料，更多还是来自于当地的作坊。然后在前期我们也要人工除草，而且要做很系统的人工除草。因为草长得比稻要快，就跟农民一样，它的变化会比国体变化要快很多，但是等水稻长到不威胁安全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人力投入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系统还是安全的，它们自己可以各得其所。
对于生态系统的修复，当时我用青蛙作为一个特定的指数去分析，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指标之一，我们叫它"蛙指数"。一个蝌蚪，它从很细小，到它变成一个青蛙的过程，我觉得这跟生态系统中间也会提出一种反应、一种回馈。
还有瓢虫，在一些特定的文献中，瓢虫还是被作为一个在生态系统中能够进行生态自治的特定的符号提出来的，所以我也很关注它在稻田中间的自然分配和增长的比例。人能吃的才能进稻田，我们家的猪粪都不能进稻田的。大家知道猪粪里含碱性，二次排出的时候，大概也会对稻田有一些污染。所以有一些用饲料人工饲养的猪，排泄物浇的菜都会死掉。
整体它还是有一个框架，我们还是把种田这种身体实践，更多地视作重新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今天的状况，也就说种田能不能跟种社会本身产生一个内部的交联。最终还是要去重新理解，为什么今天农民不种田了？我们站在那里可能看不清楚，我们去种个三年、四年，也许我们的很多想法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说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下，去生产特定的地方性，浙江有浙江的变化，洞庭湖有洞庭湖的问题。包括稻鱼共作我也做过实践，湖南不大适合，洞庭湖夏天的气温太高，鱼都是要死掉的，所以在贵州的高原日夜温差大一些，在夏天的那个水温没那么高，它还是在苗族地方东北地方更适合，稻鱼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系统，所以它是因地制宜、各地不同。
我父亲在耕田，2012年第一年种田的时候，我在拍他种田。我发现他在种，我在拍，我们当时对这个生产的方式理解不一样。到第二年，包括耕种和管理，我完全是主体的，我父亲只是在一些零散的劳动力上帮我做调整。其实种田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没那么复杂，自然农法恰恰就是不管理，这多省事。
这是我的诱蛾灯，我觉得挺漂亮的，因为我自己是做电影的，这个晚上拍出来还有种特殊的奇幻感。
我做了一个灯光的设计，这个角度看它就不一样，这也应该是在我的概念中间，它是对基因工程本身提出的一个疑问，我们也只能够意会。
第三年，也就是2014年开始，我发现我考虑的问题，在我看来耕种这个事情本身还不属于身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种子在土地上，要去长出土地之上的一个统一化的树、一个水稻。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有生产的情节的，所以从第三年开始，我觉得我更多的工作在关注农民所在的生产现场，所对应的一个知识结构的外部语境的问题。这个时候，一个环境的问题会提出来。今天的农民到底是谁？我在当地种一下田出来，发现我是农民，他们不是，因为只有我在种田，而且我是最年轻的耕种者。的确是从行为主体、生产关系，我都是当地的第一，最年轻的农民，当然我也快40岁了。很多老年农民也不大种田了，他们更多地是把田交出去，或者放在那里。因为在一个劳动力投入到市场上就达到150块钱，而粮食价格一直维持在120块钱左右的时候，土地所能投入的力量还是看不到它的收益的。所以老年人，这些农民特别在医疗成本过高的情况之下，他也在考虑身体是不是也是一种产值，身体也是一种资本，他的投入也是要有效的，有的放矢地去选择。劳动力以前没有办法转移到市场去，没办法把劳动力变成一种资源的情况之下的那种无偿地把农耕变成一种行为、一种生活、一种日常必要去展开的。
我们早期这些文献研究，特别像《天工开物》这种明朝时期的经典，它已经对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经济阶层是如何看待农民、如何理解农业生产，做了非常深度的，我甚至认为在今天来说，还是比较精准的描述，说农民懒惰的，说农民不思进取的，这个声音应该是不绝于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反思知识的问题，像我自己应该算地方精英，我父母亲用非常高的成本，借信用社的高利贷，把我送到上海来读大学，最后发现我不回去，对于我父母来说是很高兴的。但是很多农村输送出来的这些青年、精英们，有几个真正在重新思考回乡的问题，重新在思考一些无论从知识建构来说，去回馈所在的乡土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于今天知识生产、知识的贡献，或者知识在地方性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乡村难道都是在提供一个劳动力的输出，而且把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转移成城市工人，或者城市劳动力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知识中间的生产的不对称的问题，这是一个感受。
我自己2012年的时候扛谷子，大概七八十斤，我扛着还只能背一半，我就丢下来了。到了2013年国庆节我们收水稻的时候，一百一二十斤我都能够扛到家里去了。那个时候我发现，有时候你非常的忙的时候，汗水流到眼睛里头你都没有时间去擦它，因为说不定你去擦眼睛的时候，下面一个坎、一个沟，你就会摔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能够亲身感受到为什么像我的很多父辈们，他们的土地就在门口，他都让它荒芜掉了，因为他摔一个跟头，他去医院治要花四五千块钱。老年劳动力在面对土地的时候，和今天整个社会的体系安全问题，已经产生了各种换算的关系，他有经济计量的方式，对他的劳动力投入和带来的风险，有非常深刻的内部经验。这个经验更多不是我们从外面的知识结构上可以去辨别的，应该是要在他的心底内去种它，而且是去感受它。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从电影的角度上，我发现中国农村的问题核心轨道有两个点。一个是劳动主体：到底什么是劳动？谁是劳动者？劳动在今天的状况到底意味着是一种组织关系，是资本，是大机械，还是人体的问题。所以身体在外化出去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劳动主体是什么，我们曾经去看待乡村中间，如何去理解在农业生产中间，那种对于劳动的定义的问题，以及知识生产。今天我们关于一个农业的政策，对乡村的各种知识和媒介之上的投放，包括传播之上的一些大量、很情怀的作品、文本，有多少又是真正从土地本身的这一角度，由农村的那些生产者本身，所释放出来的和所输出来的一种知识？我们还是在谈一个知识的输出的问题，或者所有的状况。这当然也是我自己长期非常关注的一个文献的工作。我非常想了解，把乡村中间的文化资产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我非常想明白现在的乡村还有哪样的文化资产，土地庙是文化资产吗，还是信仰什么，人还要去哪里？骑着那么快的摩托车，在90度的弯道上飞奔过去，然后摔下悬崖摔死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很普遍的这种现象。
去年年底，我跟上海的一些艺术家、一些电影人、一些知识分子，还有杭州的一些朋友，以及美国等几所大学的一些教授们，我们讨论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情境之下，我们遇到的关于乡村的文化，关于中国自上而下的知识构成的问题，所面临的真正由土地所产生的知识中间的一个严重的对位，或者一个严重的缺失。这个时候我觉得如何去重新构造一个可能性，在土地之上重新构建起我们关于理解土地的价值，理解土地的意义的这种可能的媒介。我们把这种空间、这个计划叫麋鹿大学。这个计划在去年年底，就开始在上海和杭州各地，在做一些社会化的工作，包括很多对这带有公共价值系统的公共的行为，抱有很多良好意图的一些行为，包括商业资本，我们都是非常欢迎，而且也一直都有对谈的问题，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对中国未来的状况意味着什么，能不能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是不是有一种关于公共性质上的一种可供参照的更广泛的意义，它如何被生产出来。所以在中国今天特定的文化管制的体系之下，去谈一个大学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们去谈一种身体跟当代的土地的这种交互，跟土地之上生产出新的知识，向城市、向我们的知识阶层、向媒介释放出不同的信号，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思考的路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
这是洞庭湖散养的牛群，不是麋鹿。
这是候鸟在洞庭湖上被捕杀。
这是被毒杀的候鸟，我有几部点电影是关于这个的。
这是我们家乡门前的河，基本上捕鱼的方式已经从原来的网，变成了电打鱼了，破坏性非常大。
这是今天的河流，基本上变成一个工地了，挖沙、淘金等各种破坏性的工作。
所以当前，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当地跟村和镇一级的地方领导说，环境是第一胜者，我们现在可以暂时不谈选票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谈它如何有效地保护环境的问题，至少要产生这样的意识。
这是投票的现场，农民们在田里面随便画了一个符，也不知道被选人是谁。然后我觉得这会儿还是回到麋鹿大学所在的关于教育、关于乡镇中，我们要重新跟它投放进去的一种知识对话的问题，我们不能叫知识的教育，应该叫知识的对话。
年轻的小孩们，这些都是很好的小朋友，在农耕等这些基本的工作，他们都努力参与，农药瓶这些废旧残余垃圾，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他的父母亲、爷爷奶奶乱丢东西，他们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做，他说对面的那个谁谁谁说了不能这样做。我们当地这些社区从2013年开始，不断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个日常工作，清理残余物，把垃圾等这些东西找专人来负责。现在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份工作，觉得社区方面的这种卫生，联系着疾病，可能意味着很大的风险。
整体而言我觉得核心还是想提出，到底农场在生产接近的粮食，投入到一种更为有效的去重新梳理乡村知识的和城市中间的这种文化对话的平台的同时，我觉得在构建平台的同时，如何作为一个努力的社会性的参与者，或者如何去把一个由商业机构去完成的事情，由一个社会性的事物和今天的社群、和商业的机制联动起来的这种可能性的方法，就是如何在信息教育系统中间去构建一种参与的方式和系统。就像我们看到挖掘机在农村这些荒山，都会被挖掘掉，但是我把它视作是一种新的转移。我觉得挖掘机应该是一种考古的发现一样的，它在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运动中间，在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法认识到我们所吃的东西来自哪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源头在哪里的这个情境之下，重新去发现我们也可能能够面对的这个现实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生产性的根系和地方知识系统的问题，我想这些都是稻电影工作的一些经验。
图丨毛晨雨
责任编辑丨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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