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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那场关于“叫魂”的恐慌与解读 | 公管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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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作者：[美国]孔飞力译者：陈兼；刘昶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2年5月页数：368页
围绕这一事件，本书有三条线索，这也构成了故事的几个不同版本。即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
对于妖术，整个社会同样地感受到危险，但所感受到的却不是同样的危险。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着，社会上存在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尽管如此，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所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和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第一条故事线索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百姓的经历。
虽然地区间关于“叫魂”妖术流传的版本不尽相同，但是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了相似的要素。即，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与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这种对于灵魂认知与“叫魂”恐惧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社会意识——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是唯此为大的事情。因此，“叫魂”妖术的传言在普通民众中掀起巨大的恐慌。
“叫魂”有时和“偷魂”是同一意思，进行这一行为的有两方主体：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前者试图要将魂唤回体内，后者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术士以谋命为目的的作法程序竟然同挚爱孩子的父母所从事的礼仪活动有着相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这正是整个事情令人特别感到憎恶的地方。它将正统社会生活中平常的礼仪活动颠倒了过来，成为对这种礼仪活动的一种嘲弄。
本质上，对叫魂的恐惧是对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的恐惧。综合各个关于“叫魂”的案例，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因此，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法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而如果考虑到和尚依靠化缘得以谋生的实质行为，和尚也是一种乞丐。尤其是见习修行的和尚，作为没有获得僧侣、处于过渡状态的和尚群体的一员，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只是一批社会边缘人。普通百姓对和尚的态度受到了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见习修行和尚本身身份的模糊性，二是一般人对于乞讨者的暧昧态度。再者说，民间通常认为“鬼”是一些缺乏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那些在阳间（或在世俗世界中）没有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危险的，而其危险性又是同那些在阴间（或在神鬼世界中）没有地位的危险精灵密切相关的。
在这种意义上，似乎能够以种种社会的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也就是说，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也许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的影响力会“偷走”他们的生计。虽然这些观点并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社会普遍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
第二条故事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他们即使不相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
在“叫魂”事件中，各级官僚因责任所在需要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到头来，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反倒是那些对他们提出指控的原告却因为成了笨蛋或作假者而陷于难堪。当官员们在审讯大堂里站起身来的时候，一定轻轻舒了一口气，在他们退堂后下去用茶时，一定感到自己对于无知大众的轻蔑态度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但与此同时，官僚承受着来自弘历的巨大压力，又不得不对叫魂相关案件进行严厉的审判。甚至出现较为普遍的刑讯逼供与屈打成招，以至于口供漏洞百出，远离事实，所谓“夹杖所取之供，亦未必尽可皆信”。在关于“叫魂”妖术的审讯中，公共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公堂上的用刑虽然能逼人招供，却往往因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级官府翻供而使供词难以作数，当某件案子达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谁说这是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一桩早已司空见惯的丑事。
第三条故事版本关于专制君主乾隆的。虽然弘历只是一个人，但他代表的是满清帝国整个制度，或者说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在这个角度上，本书首先界定了“政治罪”，认为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更关注政治罪的是君主而非官僚——君主是帝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并非远离这一制度又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者。
在各种“叫魂”妖术传言中，存在“剪辫子”的共性。如果说“辫子”是作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标志性意向，那么“剪辫子”就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谋反意味。弘历在统治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重要的问题——谋反与汉化。
谋反方面，在满清征服中国的年代里，“留发不留头”政策的推广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以抵制削发令为中心的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在很多地方社区，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抗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抵抗运动不仅是来自抵抗者的主观意愿，其实也是统治者的有意为之。也就是说，这个文化的胶着点对于满洲入侵者也有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运动最顽固的中心。这样一来，削发令实质上是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些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成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以便能够被迅速荡平。
因此，当叫魂妖术较为明确指向“辫子”这一意象的时候，弘历等统治者其实很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弘历可以保守这一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弘历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旦存在政治危机或者是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做出暴力的反应。
直到叫魂妖术清剿的后期，弘历才给七省督抚发出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开始指出，迄今为止所有抓获的罪犯显然都是有一个更大阴谋的工具。一方面，阴谋家们雇募乞丐和流浪汉为他们偷辫子，而不告诉他们这辫子作何用。但是谁能说减掉整条辫子以避祸的谣言不是妖人奸党制造出来，以便让人们在惊恐之余减掉辫子，象征性地和满清王朝作对呢？由此，清剿的底蕴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汉化方面，在弘历看来，是谋反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但是汉化的危险更加隐蔽也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尽管弘历是主要包括汉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但是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仍然是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实质上，这虽然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本族人或是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做到的，但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几乎毫无希望。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和官僚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作为统治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始终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但是，为了将成千上万的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阵营，保有自己与众不同之处的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因此，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是不可想象的，而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这就是在关于统治者弘历角度的专制君主版本的故事核心所在。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既是满人对叫魂危机兴起之地江南的看法，同时也是其对汉文化的看法。令北京的满人统治者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者的政治控制。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因此，弘历宁愿最终将叫魂妖术与谋反相联系，也要忽视其背后具有的种族含义。
除此之外，国家对叫魂妖术的态度还来自两个方面。在非政治性质方面，纽伦堡悖论是重要原因。纽伦堡悖论是指，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需要受到惩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管妖术的存在是否能够得到确证，人们都会援用刑典中处置妖术的法规来对付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罪行。“妖术”这个词也被用作一种比喻，以便将特别残忍恐怖并涉及某些最大禁忌的罪行突出表现出来。第二方面与国家“君权神授”的根本存在相关性。“君权神授”作为封建帝国统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意味着国家在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上立场暧昧不明。第一，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种种联系，有自己的天地崇拜，并且一直通过宫廷星相家从事着解读天象的活动。第二，为了避免间接承认民间私自同神灵时间建立联系的合法性，国家非但不可能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而且只能从反对他们“诱惑”民众加入非法团体或参与谋反的角度出发进行“清剿”。
当然，所谓“叫魂”妖术最终被证明只是产生于一个谣言。一个得不到香火的穷困潦倒和尚嫉妒香火鼎盛的观音殿，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而会遭到毒害。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叫魂”妖术谣言。
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从同一个叫魂故事的百姓、官僚阶层和统治者三个层次解读来看，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衍生成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共同的主题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总而言之，不同阶层对于妖术恐慌有不同的原因。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是对自己“君权神授”地位是否持久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
这本书从“叫魂”这一小的切入点入手，在学者们普遍从外部角度界定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最初动因时，转变思路，认为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从大处转向小处，研究重心必须从上层转向下层。也即，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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