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管荐书|《走向公共管理新范式》
编者按
作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前身，中国行政管理专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以来，所采取的发展策略是先翻译借鉴，然后消化吸收，最后是理论创新。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经验基础，《走向公共管理新范式》 就是基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实践，在中国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创建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复合治理新范式。
本书不仅承载着一位读书人的治学抱负和经验，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新时代对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诉求。
作者简介
张昕，男，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复合治理理论、公共政策执行和第三部门组织。曾师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瑟特罗姆夫妇学习比较制度分析与设计，撰写的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市场经济的论文获得奥斯特罗姆工作坊的成就奖。已出版专著：《转型中国的治理与发展》，以及《公共政策与经济分析》《行政组织学》《公共政策执行》等教材。
内容简介
基于命令—控制的政府官僚制不足以应对全球在地化带来的公共服务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由此将需求公共管理新范式纳入了议事日程。本书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构建了基于复合治理的公共管理范式。复合治理强调：公共服务及其供给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公共服务是多元复合的，供给组织也应该是多元复合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供给组织间不仅存在劳动分工和专门化，而且存在基于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的组织化协同，如伙伴关系化、集团化、社团化、共同体化和网络化；供给组织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还呈现出多重尺度和尺度重构的空间结构。
书籍目录
1.1 全球在地化时代
1.2 寻求公共管理新范式
1.3 界定公共组织
1.4 政府增长的逻辑
1.5 本书的结构安排
2.1 新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
2.2 公共服务及其供给
2.3 产业组织经济学
2.4 复合治理模式
3.1 简政放权
3.2 适度政府规模
3.3 促进基层民主
3.4 培育市民社会
4.1 界定教育服务
4.2 分类供给证据
4.3 公平性诉求
4.4 协同供给策略
5.1 医改价值反思
5.2 界定卫生服务
5.3 复合供给体制
5.4 公平性诉求
6.1 文化政策演变
6.2 界定文化服务
6.3 复合供给体制
6.4 地区差异
7.1 科技创新投入
7.2 复合供给体制
7.3 元治理模式
7.4 地区差异
第三编 规制与治理
8.1 界定环境服务
8.2 复合供给体制
8.3 应对气候变化
8.4 流域治理体系
9.1 应急管理实践
9.2 应急管理理论
9.3 扁平化应急管理
9.4 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10.1 城市治理研究
10.2 理论框架体系
10.3 社区治理模式
10.4 复合治理体制
11.1 改革开放政策
11.2 宪制框架体系
11.3 转型中国治理模式
11.4 复合治理的经济绩效
前言部分节选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公共管理的传统范式深受政府与市场二分法影响，认为政府关联于公共物品的公平而有效供给，市场 (企业) 关联于私人物品的公平而有效供给。确切地讲，公共管理关联于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这里公共服务既包括公共物品，如国防，也包括私人物品，如食品券和居家养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发现政府存在失灵（如官僚预算最大化、寻租、征税所带来的净福利损失、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兼容），正如市场存在失灵一样（如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公共选择经济学认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模式呈现出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公民消费者委托立法者决定供给什么公共服务，向谁供给，如何融资；立法者再委托官僚生产相关的公共服务，并向目标群体递送；官僚向立法者负责，不向公民消费者负责。
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1967年在 《人事行政》杂志上发表的 《未来的组织》 一文就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我们将为现存的官僚制送终。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纲领主导着政府再造运动，即 “最小化政府，最大化市场”，反映在公共管理领域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即用私人部门的治理模式来转变公共部门的治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后官僚制时代。由于全球在地化的影响，事物变化的外部性影响不断涌现和扩大，作为大机器生产的产物，官僚制不足以应对全球在地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理论上讲，内部化外部性影响相当于公共物品供给或公共服务供给。公共管理研究已经处于一个后官僚制时代，学者和实践者正在不断探讨超越政府官僚制的新范式。
斯蒂芬·奥斯本（Stephen Osborne）在其主编的 《新公共治理》 一书中指出，公共服务不是孤立的物品和服务，而是相互依存的体系；建议重新界定公共服务供给组织，政府官僚机构只是其中之一，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也是公共服务供给组织；强调公民共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奥斯特罗姆夫妇代表的布卢明顿学派给新公共治理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奥斯特罗姆夫妇认为公共服务存在四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公私两种；公共服务供给涉及的是一种产业组织，称为公共经济，不同于市场或私人经济。公共服务供给涉及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供给组织。公共管理研究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分法范式，探讨复杂经济体制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然而，奥斯特罗姆夫妇并没有建立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与供给组织的多样性之间的对应关系。
正是在这种范式变迁背景下，在治理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建构了复合治理新范式，把公平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作为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依据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对法人行动的界定，本书建立了组织 (法人行动) 多样性的混合理论，任何组织都是三种法人原型 (公共、私利和社会法人) 混合的产物。基于劳动分工与专门化的逻辑，本书提出了公共服务的分类供给理论，即一种类型的供给组织专长于一种类型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分类供给的基础上，复合治理新范式还强调组织化的协同，例如伙伴关系化 (如公私部门间的伙伴关系)、集团化 (如重点学校集团)、社团化 (如山东新泰市平安协会)、共同体化 (如医联体或医共体) 和网络化 (如互联网+公共服务)。基于供给组织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的复合治理模式还存在空间维度，表现为具有静态特征的多重尺度和动态特征的尺度重构。就应对全球在地化而言，复合治理体系呈现出政府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镶嵌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