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中数字赋能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基于“两微一抖”平台的疫情信息传播图谱分析

编者按

在风险沟通中，存在着“信息发出-信息中转-信息接收”的三阶链条，在信息中转环节，“大数据+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使得新媒体平台在信息中转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么在信息中转过程中，是否有出现信息变形或其他现象，这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深层机理；今日荐文为大家带来詹承豫老师的《风险沟通中数字赋能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基于“两微一抖”平台的疫情信息传播图谱分析》，通过信息传播图谱分析风险沟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放大效应。

作者简介

詹承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明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风险沟通是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环节，而当前数字赋能已广泛应用于风险沟通过程。数字赋能会不会放大风险沟通中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不对称性？从公共安全治理角度该如何回应？基于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三个新媒体平台疫情风险防控信息的传播数据，运用Gephi软件绘制传播图谱，验证了风险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放大现象。研究发现，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以风险信息不对称为前提，通过技术工具、个体选择和风险认知三方面催化，形成了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并在政策导向、治理工具与扩散路径等方面就如何保障信息公平提出了政策优化建议。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 风险沟通 数字赋能 不对称放大 信息公平 

一、问题提出：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是否放大了信息不对称

二、现象观察：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信息传播特征

    （一）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二）图谱绘制及其传播特征

三、理论分析：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机理

    （一）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概念构建

        1. 基本前提：信息不对称现象

        2. 催化过程：放大效应

        3. 信息传播：不对称放大效应

    （二）基于技术工具、个体选择与风险认知的机理分析

        1. 基于技术工具的不对称放大

        2. 基于个体选择的不对称放大

        3. 基于风险认知的不对称放大

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回应之道

    （一）推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导向

    （二）形成结构更加均衡的风险治理工具

    （三）促进技术赋能更具包容的社会扩散

五、结论及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风险沟通是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良好公共风险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播生态的根本性变革，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媒介传播快速迭代，涌现出社交媒体、新闻聚合传播平台、视频分享平台等许多新兴传播媒体，风险沟通中信息传播也呈现出媒介的多样性与融合性特征。数字赋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公共风险沟通过程之中，其在提高风险沟通效率的同时是否会同步放大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不对称性？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又该如何进行回应？这些问题都需要由信息传播数据和风险沟通效果来进行验证。因此，笔者拟结合微信、微博、抖音（以下简称“两微一抖”）等公众广泛使用的平台数据，研究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中的风险信息传播机理，从公共安全治理角度来探讨如何保障公共风险沟通的信息公平。

一、 问题提出：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是否放大了信息不对称

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促使新兴传播媒体广泛应用于风险信息传播，推动实现风险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风险沟通反馈互动的高效性。新兴传播媒体基于兴趣、人际关系甚至算法推送等方式，建构起了连接和组织个体方式的不同的信息传播网络，这就直接决定了风险信息传递的方式和路径，从而致使信息传播的覆盖群体产生了差异。公共风险沟通旨在促进风险治理中各主体更好地理解风险，笔者所研究的风险沟通主要是指狭义的风险沟通−面向公众的风险沟通，作为公共风险治理手段之一，其整体目标是提升公众的整体利益，即满足公众风险信息需求、减少公众对风险的信息弱势。在此基础上，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应当提升公共风险沟通效能，促进风险沟通目标的实现，进一步减弱风险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扩大风险信息传播的范围与效果。然而，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技术使用“必然是一件好事”，但数字技术是否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增益尚不明确，技术应用只有通过管理创新才能实现赋能，且“与此相关的后果影响和种种危险受害者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

笔者拟聚焦在不同媒介形成的信息传播网络中，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是否导致了风险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放大。因此，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风险沟通的信息传播和获取是否存在不对称放大效应？什么样的机理引发了不对称放大？公共安全治理该如何回应这种不对称放大？笔者将以2022年11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公布的“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措施”）为例，通过大数据获取“两微一抖”三个新兴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数据，使用Gephi软件绘制信息传播图谱，来验证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是否存在，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归纳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演化机理，以回答上述核心研究问题。笔者无意专门区分数字赋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也无意通过指责其负面效应来限制数字技术的运用，而是尝试重点分析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不对称放大效应背后的生成机理，并探讨如何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通过关注公共政策与优化技术工具，在推进数字赋能风险沟通过程中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提升公共风险治理效果。

风险沟通因其能有效提供风险信息而被普遍认为是减少公众恐慌、帮助公众有效应对风险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治理手段。风险沟通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丰硕、进展迅速。当前，风险沟通效果受到了传播媒介的影响，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关学者也对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开展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一是分析技术运用对风险沟通的赋能作用。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使风险沟通的渠道、方式、内容等发生了明显变化，风险沟通的新兴媒体渠道在迅速传播风险信息、了解社会反馈、监测舆情谣言以及促进公众参与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二是探讨数字赋能背景下风险沟通的信息竞争。信息技术给予了公众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信息获取渠道，但也产生了信息渠道偏好和信息内容方式依赖，不同媒体平台的使用对公众如何获取风险信息及产生何种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三是提出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进阶路径。在新兴媒体技术的应用下，风险沟通的内容需要更加关注与公众的互动效应，以及结合自身技术特点和群体心理作用，对新兴媒体进行应用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多个构面进行了研究，且已有学者认识到了风险信息传播在内容、方式、效果等方面均会产生群体差异。政府和公共部门是风险信息的信源，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社会个体和组织拥有风险信息知情需求。尽管学者们从渠道选择的角度提出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但多聚焦于单一视角，以信息传播网络法为基础的系统理论探讨相对较少，且多用理论分析或案例实证的方式来描述这一现象。因此，笔者拟通过数据分析来呈现风险沟通中数字赋能的不对称放大现象，并结合理论构建来探讨这种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产生机理，以期能为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改进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二、现象观察：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信息传播特征

(一)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两微一抖”平台作为分析载体，原因在于，“两微一抖”平台基于不同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方式的差异性，方便进行赋能效果的比较。笔者选取“二十条措施”作为研究对象，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二十条措施”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转折点，该措施的发布客观上说明了自疫情暴发以来病毒危害已经发生了变化，该措施提出了适合当下疫情风险的防控优化路径，能够有效帮助公众形成理性认知，是典型且重要的风险沟通内容；其二，“二十条措施”与公众生活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符合笔者所希望探讨的需要广泛向公众传播的信息的特征，且其风险沟通过程运用了多元渠道并获得了较多公众的关注，具有数据基础。

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信息发布行为和信息分享行为，因此，需要综合获取信息发布数据和分享数据来作为网络构建的基础。笔者依托“人民众云”大数据平台，以“二十条措施”作为检索词来采集“两微一抖”平台所发布的数据。“人民众云”大数据平台以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官方权威媒体近十年来发布的舆情数据为基础，能够全面搜索各平台的发布内容，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能够满足笔者研究的需求。此外，笔者还运用数字爬虫技术来采集信息分享数据，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转载引用、微博平台的多级转发以及抖音平台的同源发布数据，以此来分析“二十条措施”如何产生分享和再传播路径。笔者通过观察“二十条措施”在各平台上的发布及传播情况，选择以2022年11月11日14:00至2022年11月16日23:00作为信息采集时间段，该时间段是“二十条措施”官方发布的集中时间段，同时也是传播行为产生的高峰时间段。

(二) 图谱绘制及其传播特征

传播网络分析法是研究信息传播现象的一种网络分析方法，由相互连接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之间则通过信息流动的形式连接起来。基于信息传播理论，有学者认为，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信息、媒介及反馈是信息传播的基本要素，通过“信息发布—信息传播—信息获取”形成信息流，多个信息流又交织成为信息传播网络。通过分析信息传播网络结构，能够反映出双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反映出宏观传播结构、中观社区聚类和微观节点属性等特征，为研究信息传播现象提供抓手。当前，学者们已经开始较为广泛地运用传播网络分析法来分析信息传播现象，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和流程，如以此方法来分析传播网络的具体属性，从而分析媒体平台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机制。

基于信息流数据分析，笔者发现，“两微一抖”平台的抓取数据难以形成一个结构较为完整的网络，而多是一种信息的发散性扩散结构。信息的流通使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联系，为呈现出信息流个体及其传播的关系，笔者拟借鉴传播网络分析法的思路，以信息传播载体为节点、信息传播路径为边，使用Gephi软件来实现疫情信息传播可视化，将信息传播路径绘制成传播图谱，从而发现疫情风险信息传播的特征。由于数据体量较为庞大，在此不做全面展示，仅以分享数量超过200次为标准来筛选数据，共获得微信公众号平台节点3101个、微博平台节点2614个、抖音平台节点1112个。笔者旨在探讨不同平台信息扩散特征，即从宏观结构上来观察其传播路径上存在的结构差异，分析信息在不同平台上是如何传播给受众的，以此来反映信息的可传递性和扩散规模。Gephi软件在布局时根据某种策略对节点和边进行排布，笔者运用力引导布局算法，通过模拟粒子间的力场来反映节点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微信公众号平台信息发布较为集中，拥有单一信源并形成了多个影响力较高的传播账号，产生了多个二级传播引爆点，传播图谱呈多点爆发状；微博平台信息发布具有多级特征，信息传播较为深入，即产生了较长的传播链条，形成了深度传播，实现了广泛的群众意见表达；抖音平台信息传播图谱具有多中心特征，传播行为较为发散，且各节点传播范围局限于局部关注者。既有研究表明，热点信息传播往往表现出少量节点大量连接、大部分节点很少连接的特点，即呈现出话语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但在风险沟通中，如果整个社会网络集中使用少量途径传播信息，则可能会影响风险共识的形成。“两微一抖”三个平台在“二十条措施”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信息传播话语权高度集中的特点，表明这三个平台的传播均倾向进行核心节点的集中传播，也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即新兴媒体渠道的增加并没有改变信息传播路径单一的现状，仍然多依赖于通过少量途径向外进行信息传播，未能补齐原有风险沟通信息无法覆盖的“缺口”，且依然不利于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共识的形成。

三、理论分析：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机理

(一) 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概念构建

1.基本前提：信息不对称现象

信息不对称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是指“相对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关于交易相关的知识或概率不对称分布”，即实施经济交易的双方掌握的信息有所差异的现实现象，其中一方所拥有的信息明显超过另一方，在此情况下，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地位。除经济活动外，信息不对称现象还广泛存在于社会运行发展的各个领域，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传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信息不对称就无所谓信息传播。

在对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又延伸出了意思相近的专有名词，如“信息鸿沟”（digitaldivide）、“认知裂痕”（knowledge gap）等，不同表述方式的实质是不同学科视域下对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的不同解释视角，如“信息鸿沟”主要关注技术弱势、技术排斥等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认知裂痕”则更多关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等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将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优先占据任何一种资源都在可能在交易中获得优势地位，因此，人们倾向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分配的状况决定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从而划分出了社会的信息优势方与信息弱势方。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风险情境具有复杂性和变动性的背景下，风险信息的传递内容、传播渠道、传达范围更加受到限制，信息不对称现象愈发凸显。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必然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发生，对信息不对称的讨论也是风险沟通中绕不开的话题。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不对称放大效应的基本前提，只有存在不对称现象才能论述其不对称放大效应，从而进一步探讨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中信息不对称的演化机理。

2.催化过程：放大效应

“放大效应”本身是工业生产中的术语，来源于放大过程的效应，即工业生产在相同的条件下仅放大生产装置往往不能同比例放大产出成果。原因在于，装置的放大使影响物质流动、传热、传质等物理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对某些条件的变动反映更为敏感，因此产生了特别的反应和变化。除工业生产领域外，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也提出了典型的“放大效应”，即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其论证了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提高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实际价格，降低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表明国际贸易在提升整个国家福利水平的同时，并不对每一个人有利，即一部分人收入增加，另一部分人收入则减少。经济学家Jones则对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进行引申与发展，提出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产品价格的变动幅度，并将其称之为“放大效应”。

综上可知，放大效应是一种常见的作用或影响，其阐释了某种场域的扩大对不同群体所形成的影响程度的不同。从风险沟通上来看，风险信息传播本身受到信息接触、媒介占有、个人认知等因素的影响，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拓宽了传播渠道，从而导致原有影响风险信息传播的因素所形成的影响差异更大。这就是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后果产生的催化过程，分析哪些因素产生了放大效应，有助于了解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根本原理与化解之道。

3.信息传播：不对称放大效应

不对称放大效应是一个复合概念，由信息不对称和放大效应组合而成。由此，不对称放大效应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信息传播中原本存在信息获取的不对称，而数字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在传播中具有放大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笔者以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为例，通过对“两微一抖”三个平台的疫情风险防控信息传播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新兴媒体的运用并未弥合风险沟通中信息传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反而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限制，为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现实案例。基于此，不对称放大效应以“输入—催化—输出”三个环节形成作用系统：输入环节是不对称放大效应的起点，以既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作用对象；催化环节表明了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作用，即对信息不对称现象产生了不对称放大效应；输出环节是不对称放大效应的结果，即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现象。

基于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概念，通过对信息传播的相关研究进行原理归纳，能够较直观地反映出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原因。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解释了技术赋能的“部分改进”效果，即由于技术的使用加大了群体风险信息传播及获取的差异性，且明确了新兴媒体的扩展增强了风险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因此，探讨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效果的实现，可以从剖析风险沟通系统中产生不对称放大效应的因素出发，为探索其化解之道提供参考。

(二) 基于技术工具、个体选择与风险认知的机理分析

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机理分析旨在回答风险沟通系统中各要素的作用方式，以及这些要素如何在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并产生放大效应。媒体在风险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兴媒体的发展使风险沟通中不同层级信息交流成为可能，是跨层级信息流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希望通过推动新兴媒体平台的广泛应用、促进信息传播媒介技术变革等来营造有利的沟通环境。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中媒介作为信息载体，对信息传播效果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与其相关的因素也是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不对称放大效应的内在机理就是：在数字赋能情境下及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媒介特征催化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放大效应的规则与原理。因此，从媒介传播特征入手，可以将风险沟通不对称放大效应的原理归纳为技术工具、个体选择和风险认知三个方面。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机理，如图2所示。

1.基于技术工具的不对称放大

技术工具是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基本要素，表征了数字赋能情境下风险沟通系统中信息传播的本质变化。但是，技术工具本身在风险沟通系统中不产生催化作用，而是以技术工具的使用产生技术赋能的“筛选”。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接触壁垒，数字技术的使用虽然有助于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但是由于技术普及和应用的不平衡，导致部分人群被更加边缘化，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并认为其源于社会不平等。以技术工具特性阐释信息公平的视角被学界称之为“信息鸿沟假说”，且基于传播学研究敏锐发现，社会贫富分化群体所占有信息的巨大差距及财富创造对个体信息获取的依赖性，提出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越多，群体之间的信息差距越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利用互联网来开展一系列活动，并为实现高效的信息传播提供技术环境支持。互联网作用于社会的方式是联通一切，大量信息的涌入，使得想要有效获取信息就需要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也使得技术接触差异向技术使用差异转变从而产生“第二数字鸿沟”。技术工具的使用“门槛”加剧了信息获取内容的差距，使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变得更加复杂多面。信息不对称的来源包括技术获取和社会获取，涵盖了物质层面上技术的可获得性与社会层面上使用技术所需的专业知识，即要求受众既具有获取技术工具的可能性，又具有使用技术工具的可为性。同时，在新兴媒体传播中，传统媒体信息传播中的“强制性通过点”位置也在逐渐被消解。新兴媒体传播的增加，也意味着风险沟通系统中的信息传播过程被“一分为二”：以传统通信技术为基础的风险信息传播通常能够到达每一个个体，而以新型数字技术工具为基础的风险信息传播往往只到达那些能够获取且有效使用该类技术工具的个体。因此，基于信息鸿沟假说，原本具有信息优势的群体往往是更容易实现新兴技术工具可得与可为的群体，相较于信息弱势群体，他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运用新渠道获取信息，从而放大信息接触机会的作用。

2.基于个体选择的不对称放大

个体选择是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核心要素，反映了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改变了公众行为与传播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必须能够与接收者的行为选择具有实质关联，否则“就只是信息发布者的独白”，而公众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又契合了注意力经济学的逻辑，即把注意力更多地分配在常用渠道承载的信息上。风险沟通中良好的信息传播效果的实现依赖公众与风险信息的良性互动，即能否有效实现信息传播取决于个体对信息资源的把控和整合能力，且以公众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接收为具体表现。

公众对风险信息的获取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客观作用的结果，更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主导的过程。数字赋能风险沟通拓宽了公众接收风险信息可选用的传播渠道。渠道扩展向信息扩展转化的关键在于公众对渠道的选择与使用。有研究发现，媒体用户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差异，新兴媒体的使用加大了这种差距。尽管传统媒体中存在信息的选择性接收现象，但因受传统媒体形式、结构、内容的限制，公共信息供给较为同质化，人们并没有太多的信息选择，某种程度上减少了选择性接收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信息传播从“媒介控制”转向“个体控制”，信息内容的供应是差异化的。为了更多地获取公众的注意力，算法技术的使用提升了渠道使用的黏性，以公众兴趣作为推送导向，实现了不同群体的个性化信息流。这种信息的“过滤泡”使得个人媒体偏好以获取风险信息为导向的受众和以获取休闲娱乐信息为导向的受众之间对有效信息接收的差异变大。文化、思想、兴趣等个体要素差异，导致了公众对不同信息传播渠道的理解存在偏差，且会基于主观判断有选择地采用部分渠道接收信息，所以，在此情境下，那些能够主动扩充更多信息渠道的个体与不断增加的供给渠道形成正向合力，进而使得这部分个体的信息优势进一步放大。

3.基于风险认知的不对称放大

风险认知是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主导要素，体现了数字赋能风险沟通面向风险的决定性变化。风险情境下公众的恐慌心理往往易引发非理性行为，难以运用已有的知识系统来对风险信息进行理智判断。同时，公众多以个人风险感知形成信息需求并有目的地获取信息，即风险沟通系统中风险信息的接受性最终取决于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倾向接收与个人风险认知匹配度较高的信息，选择性忽视或不信任有悖风险认知的信息。风险感知较高的公众通常具有更高的信息需求，且往往会主动关注或搜寻风险信息，从而导致由于公众有限认知的主观性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

风险文化理论中提出的风险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主观风险认知建构的结果。面对未知风险，公众的认知判断多依赖经验惯性，通过将风险与个体过往经历进行比较来判断其危害性，容易形成客观认知差异。风险沟通过程本质上就是促进社会主体间形成风险认知最大共识的过程。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传播让公众普遍处于信息过载的情境之下，存在更多的信息噪音，只有具备理性的风险认知、良好的信息鉴别能力的群体才能够获得有效的风险信息。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新兴媒体使信息发布出现“去中心化”现象，降低了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传播者的门槛，信息生产者竞争更为激烈，政府权威信息、专家科学知识等有效信息需要与各类社会观点进行声量竞争，且往往由于权威信息与科学知识需要以风险研判和风险决策为支撑，从而导致时效性、针对性与互动性难及公众需求，进而导致传播有效性降低；另一方面，新兴媒体信息传播具有碎片化特征，公众面对大量的信息，越来越倾向选择刺激性强、易于阅读、能够佐证自己信念的信息，多数自媒体为了获取公众的关注，以舆情热点或网络情绪作为信息发布方向，从而导致风险信息中一些意见引导者的作用大大增加。由此可见，风险认知偏离客观风险情境的公众更加难以有效获得正确且有用的风险信息，信息脆弱性更为显著。

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回应之道

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对当下公共风险治理的信息公平形成了一定的挑战。风险沟通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实现和维护公共价值为导向，即面向全社会的公平有效。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风险沟通的信息不公平，因此，如何平衡技术运用的导向和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在上文现象归纳与机理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回应之道：

(一) 推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导向

治理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效率与公平是公共治理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不对称放大效应的背后是公共风险治理之中技术“发展主义”和社会“公平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技术“发展主义”反映了风险治理中对效率的追求，希望以技术工具的进步改进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在这种技术赋能的发展导向之下，政策体系大力鼓励技术运用，甚至觉得“越新越好”“越快越好”。社会“公平主义”则反映了风险治理对公平的追求，是其公共性的基本体现。当前，数字技术已经成熟运用于风险治理之中，且取得了较为卓越的成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外部性，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公共风险治理的公平价值取向遭到了破坏，以风险沟通为例，风险信息本质上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取的公共资源，数字赋能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获取分配不均、差异加大，造成了风险沟通的目标偏差。

公共风险治理是一项旨在追求有效增进社会利益和公平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共行为，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导向互为表里。因此，公共风险治理在以技术赋能作为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的同时，应当更加强调技术赋能过程中化解风险信息传播不对称放大效应，其关键是对公共价值的弥合，即转变政策导向，从注重技术赋能向注重技术赋能与信息公平并重转变，在政策制定中更加关注信息弱势群体。这要求公共部门风险沟通的开展必须重视公众需求，形成广泛的公众反馈与发声渠道，统筹好风险治理的效率提升与公平实现。

(二)形成结构更加均衡的风险治理工具

风险治理工具是实现公共风险治理任务和目标的方法、技术、策略的集合。风险治理工具应当以治理目标为构建标准，以风险沟通为例，其旨在满足公众风险信息需求、减少公众风险信息不对称、形成社会风险共识等目标。数字技术赋能是一种推动风险治理目标实现的效率化工具，其在风险沟通中作为解决风险沟通的信息公平诉求的改进机制，发挥着塑造良好沟通环境、实现高效信息传播的作用。不对称放大效应的产生反映出了技术赋能这种效率化工具对风险沟通效果改进的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的产生又体现出了效率化工具“唯技术论”的治理桎梏，即认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实践探索通过拓展沟通的新兴媒体渠道弥合信息差距，是一种单纯的利益补偿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传播渠道的资源紧张局势，但并未真正矫正信息资源的分配差距。

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公共风险治理工具的结构，以契合公共风险治理价值与目标为基础，均衡使用风险治理工具，发挥治理工具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公共风险治理过程中，加大以公平性价值为基础的治理工具运用比例，改变与提升公共利益不相适应的工具理性、技术逻辑和策略思维，将治理工具的运用与治理价值的实现有机统一。同时，以维持社会公平的治理工具、规范风险沟通信息传播的规则来促进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风险沟通机制的优化，在新兴媒体渠道发展建设的同时，增加对传统渠道信息传播的关注，且以公众普遍需求为技术生长点，鼓励更多公众可触可及技术的面世，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增强对社会价值的彰显。

(三) 促进技术赋能更具包容的社会扩散

数字技术的运用所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的信息技术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需要缓解数字贫困，即提升数字技术的供给能力、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技术本身是一种工具，不具备解决现实问题、达成治理目标、实现公共价值的功能，需要通过对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从而在社会发展中产生影响。公共风险治理中技术的社会化运用与推广，本质上是技术赋能的扩散，“是一种以赋能为目标的技术应用路径扩散”。技术赋能以技术与管理的双向促进来实现治理目标，并以公共治理目标为核心来推动技术赋能效应的扩散。技术赋能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广泛扩散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层面的技术应用，最大程度地实现风险治理效果，是化解不对称放大效应的根本之道。

聚焦公共安全治理的模式转型与风险治理的现实需求，需要以技术赋能来实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有序运行等目标。因此，应当以管理需求牵引技术赋能扩散，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技术赋能模式：充分结合公共风险治理发展趋势，有的放矢地将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全流程风险治理，降低社会对风险隐患的未知性，完善防灾减灾体制机制，防范化解潜在风险，为实现安全发展提供保障；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技术赋能的社会普遍扩散，以技术赋能推动韧性城市、韧性社区建设，提升社会应急处置、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实现技术赋能的社会化效益；推动社会稳定有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最大化地挖掘新兴技术的利用价值，探索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大趋势下公共安全治理的回应之道。

五、结论及讨论

数字技术推动的传播生态变革背景下，新兴媒体的使用为风险沟通提供了扩展平台，经由网络传播使得风险沟通更加具有时效性、更加深入公众，从而实现数字技术对风险沟通的赋能。笔者基于“两微一抖”三大新媒体平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风险防控信息传播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赋能风险沟通存在不对称放大现象。基于此，笔者以“输入—催化—输出”框架构建了不对称放大效应解释框架，分析归纳不对称放大效应产生的机理，并以此提出了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回应之道。

当前，关于数字赋能风险沟通中信息不对称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研究聚焦“两微一抖”平台的部分传播现象，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一定的机理解释框架，但仍有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研究，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深化：

其一，丰富数字赋能风险沟通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实证数据及案例分析。笔者在归纳不对称放大效应时，仅采用了“两微一抖”平台上相对较短时间段内的断面数据，对风险信息传播数据进行相对简单的可视化及传播路径分析。实际上，不对称放大效应的表现形式多样，且背后存在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未来笔者将通过补充更多的实证案例和数据来开展更加深入的探讨。

其二，构建面向数智时代风险沟通的系统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数智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更多数字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风险沟通之中，笔者之研究仅揭示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放大效应，后续仍需进一步关注技术运用、技术扩散、技术赋能等相关领域，深入研究其作用机理，为面向数智时代的风险沟通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其三，拓展分析数字赋能风险治理领域中全流程各环节的问题。笔者以风险沟通作为研究进路，归纳出数字赋能产生的不对称放大效应，这对于发现和分析数字赋能风险治理各领域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数字赋能被视为提升风险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已渗透进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决策、风险沟通及风险处置等全流程，当前虽然已有较多学者研究了数字赋能对风险治理的模式优化与效果提升，但是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也应引起重视，注重进行深入研究并保障信息公平。

本期编辑：歆欣

文献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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