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博来稿】新技术与博物馆展览

众所周知，自从17、18世纪近代博物馆萌芽、发展开始，博物馆事业已经走过了三四百年的历程，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也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信息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国范围内大量博物馆新馆建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智能手持终端（智能手机、平板）在观展人群中得到普及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进行利用这些新技术手段的新型博物馆展览形式的探索。

但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进行这样的探索与尝试，原因有下：

一.可能性方面：

今日网络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日新月异，3D测量、摄影、打印技术不断成熟，且中国博物馆界也已经逐渐意识到了信息化的必要性而进行这方面的探索。1999年落成的南京博物院艺术馆大量地利用了多媒体展陈技术，使观众耳目一新，并于次年完成了大陆第一件以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数字文物；2004年，上海博物馆在自己的网站中推出了青铜馆的三维自由浏览功能；2005年，故宫博物院在展厅中开设了全高清、可无级放大画面的电子画廊；2014年，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团队，历时4年完成了复制敦煌220号洞窟里里外外的所有细节、具有高保真还原度的“克隆窟”，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进行展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并且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必将成为博物馆布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必要性方面：

1.博物馆在今天的主要作用，已经由收藏、研究文物藏品逐渐向教育、服务大众倾斜。而与此同时，人民大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但现在却有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有限的文物藏品、展览场地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举例而言，今天中国各种文物藏品分布的总体规律是越是高级的文物就越向高级博物馆聚集，国博、故宫博物院集中的一级文物数量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但一个中国人若想要看到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不世之珍几乎只有前往北京一 44 34535 44 15262 0 0 2913 0 0:00:11 0:00:05 0:00:06 3030，即便不考虑经济问题，想要成行在非节假日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国人而言是不现实的，但是，节假日国博、故宫的客流量就不用我来赘述了。可以想见，一个家住乡村、县城的中小学生想要去一趟省博也是类似的情况。就这样，无数国人对博物馆的向往就在没钱、没时间、没精力的迟疑中被逐渐消磨殆尽。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完善正为这一困局的解决提供一条新路。

2.与人民大众欲往博物馆观展而不可得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物馆的许多藏品也难觅与参观者见面之机，背后的原因则是博物馆场地的限制和文物保护的要求，比如一些书画作品就有展出的时限规定。虚拟现实技术同样有助于这一局面的改善。

3.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国家对于人民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视，文博事业的经费逐渐不再是主要的发展瓶颈，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文物藏品的保护工作虽然有众多预防措施，但还是时时有纰漏出现，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损害事件就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实事求是地讲，对于文物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库房，但这显然与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兴办目的——宣传教育相悖。同时，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能看到这些先人智慧、汗水的结晶，我们有必要让部分藏品进行各地之间的交流，例如兵马俑、青州龙兴寺造像等国宝级文物的出境展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古代的技术与艺术；2014年11月底，浙江省博物馆将进行“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展”，文物也来自千里之外的河北定州。但毫无疑问，大批量重要文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实在难以让工作人员安心，而偏偏有价值长途运送进行展示的大多又必然是举世无双的珍品文物。虚拟现实技术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浙江大学科技团队自主研发的精确壁画拍摄仪器在全方位拍摄

浙江大学副教授刁常宇在解说敦煌220窟的复制窟上的佛像壁画

观众在参观敦煌220窟的复制窟

广泛应用各种新技术的未来博物馆展览与传统展览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普通传统展览布展的基础上，通过各大博物馆藏品信息化成果的共享、移动终端应用软件（APP）的制作传播、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等最新技术在观众参观前、参观中、参观后全过程的使用，力图在动用藏品实物少于往常的前提下完成效果不逊于甚至超过常规方式的展览活动。

可以说，这种展览的“布展”重心在“展外”。我们以参观前、参观中和参观后的顺序来进行阐述。在观众参观前，组织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以网络为中心的宣传工作，包括微博、微信、论坛等信息流量巨大的传播平台。为何要注重宣传工作，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国内的博物馆由于体制等问题对于宣传工作非常马虎，前段时间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的地下一层进行了主题为“广西民俗”的特展，据了解，这次展示耗资高达数千万，但令人痛心的是此展参观人数几乎不满万，相当于浙江省馆在每一个参观者身上花费了数千元。经济上的浪费尚在其次，关键在于这个事件透露出博物馆宣传工作实在是很不得力，这不但不利于博物馆本身的发展建设与职能的达成，而且是对所有参观者、潜在参观者的不负责。事实上，宣传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怎样的一个展览，同时也是一个普及教育工作，很多基础性、前提性的知识完全可以在宣传过程中予以介绍，分摊展示过程中的知识密度，使参观者在参观中更容易接受，在参观后加深认识。另外，一些参观辅助APP也可以在宣传阶段就开始提供下载，使参观的开始也成为这些APP使用的开始，而不是所有人在进入展馆后再进行下载，还要因为网络等问题影响心情。

我们在布展时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能用于展示的藏品，其背后的信息一般都非常丰富，但我们不能把所有信息全都在展板、说明牌上表现出来，否则会显得非常拥挤，大量的文字内容对于无心了解展品背后信息的参观者而言是一种折磨；但如果说明过于简单，则对有好奇心的参观者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于这一矛盾，APP应用可能给我们带来一条新的解决途径：参观者通过专用的手机APP，扫描某一件展品对应的二维码，或搜索该器物的名称，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件商品的所有信息，包括器物名称、出土信息、长宽高内外径等尺寸、平剖面图、制作工艺、归属单位等等，同时这些内容不但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做成语音讲解，方便参观者边看边听。而实际展品只需要最为简单的名称信息和对应的二维码即可，参观者获取信息不但可以在方便靠近展柜时扫描二维码，而且可以在接近不便时从远处直接搜索该器物的名称完成这一过程。

除了这些常规信息，如果前期已经采集、处理了展品的三维数据，那么也可以加上三维展示内容，陕西历史博物馆前不久推出了一套颇具创意的文化纪念品——“文物魔卡”。利用专门的手机APP，魔卡持有者可以通过手机、以魔卡为媒介，看到立体、可三维旋转、自由放大缩小的多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重量级藏品，同时，文字、语音的介绍一应俱全。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魔卡

效果图

“文物魔卡”背后的展示技术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文物展览的新路，许多布展人和参观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展品的各个角度都有看点，但由于实际条件所限，最多只能安排在展厅中央位置以便参观者可以看到其四面的情况，顶部的情况只有在参观者身高足够的时候才能看到，要观察底部则需要非常费力地蹲下才有可能。这还只是观察那些绝对高度比较正常的高足器物。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器物根本享受不到展厅中间的最佳位置，只能背靠墙壁布展，可见的也最多不过三面，甚至镜面展示都只有寥寥数件可以享受。但是如果一旦应用这个虚拟成像技术，不论器物的绝对大小高度、展厅的可用空间，每一件器物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展示，甚至可以展示到非常精细的细部。这一切都是现在参观者隔着玻璃柜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并且在这样的展览方式之下，参观者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动手拍摄的必要，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在最好的光照、观看角度之下取得的最优欣赏效果，相比于他们自己动手拍摄，甚至看专业图集，这种欣赏方式都有更好的展示效果。

上面是新技术对于展览效果的提升，其实这些技术同样可以用于博物馆文化纪念商品的展示与营销：展品二维码获取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加入此展品对应文化商品、纪念品的淘宝链接、支付宝付款功能，参观者可以在纪念品专柜亲眼见到、亲手感受商品实物，再决定是否消费。而如果决定消费，在外地（旅行途中）观展、携带不便时，商品可以直接由销售方快递到参观者家中，本地观展或带走方便时，可以在离开时通过现金、在线支付方式完成消费过程。

此外，我们在博物馆参观时，有时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观展时看到一个内容、制作都非常精良的视频或者互动游戏，由于参观时间所限，我们无法完整地看完或者操作完成就必须离开，有时甚至是看完（操作完）一遍之后依旧觉得意犹未尽，但我们毕竟不能无休止地在博物馆放映厅、展示区盘桓不去。此时，布展方就有必要在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情况下将这些展示视频、互动软件通过各种方式使参观者有机会带回，比如留下邮箱地址、扫二维码下载、USB接口提供拷贝，甚至与纪念品制作单位配合，将这些内容放入博物馆纪念U盘中进行销售，使参观者购买到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纪念品，同时也有无形的知识产品（甚至为了增加产品的保值性、独特性，这些知识产品可以借鉴使用现在发达的游戏防盗版技术）。

此外，对于参观者在分叉路口“不知何往”问题的解决，虚拟现实技术也有用武之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日本一个水族馆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使参观者可以通过手机看到一群活蹦乱跳的小企鹅指引从周围前往馆址和在馆中的参观方向，这对于我们博物馆布展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一些路径错综复杂、又很难进行修改的展馆更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设计指路、讲解二合一的AR软件。

日本水族馆的小企鹅变身GPS

只是上面的一系列设想虽然非常美好，但对于资金、技术的要求甚高，我没能了解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套“文物魔卡”的数据采集过程，但有幸亲历过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三维数据采集团队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对著名的龙兴寺佛教造像进行的三维数据采集和后期数据处理工作。数据采集时，几乎每一尊造像都要经历将近半天的拍摄才能取得足够的影像资料，后期处理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几十件造像的数据采集就用了团队月余之久，而有能力完成这类工作的专业团队，在国内可谓屈指可数。因此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这样的展示只能用于少数几件价值极高的展品，大规模推广尚需时日。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经验的累积，这项工作必将得到更快的推进，因为这不但有利于展示，同样也是未来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

上面我们说，参观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展品的信息，但我们应该发现，扫描二维码的过程同样在帮助布展方获得参观者信息。参观者为了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展品信息，就会自发的对相关二维码进行扫描，这样，作为布展方或博物馆学研究人员就无需再通过蹲点统计、回看监控录像等方式获得参观者信息，甚至，如果在移动终端安装APP后，设置对使用者个人信息进行注册的环节，那么解答“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参观者关注哪些展品？”这样此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信息采集分析的问题，现在将变得无比省力。而在结束参观之后，参观者会非常兴奋地发现，他/她在这次展览过程中走过的路径、花费的时间、扫描过的展品（二维码）、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等等信息都自动被制表、展示在其面前，而这些信息的自动产生对于以“记录每一天”为信念而不断刷微博、微信朋友圈的现代年轻人而言，将会变成在社交网络“炫耀”的最好材料。而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这次展览的“口碑效应”也可能以指数爆炸级的速度增长，成为后续宣传的最好方式。这几年诸如《地心引力》、《泰囧》、《星际穿越》等电影的高票房，主要就是通过这一方式达到的。相比于需要付费的电影，免费的博物馆展览则无疑更具吸引力。最令人振奋的是，以上情景已经不仅仅是想象，山东博物馆2012年底进行的“孔府旧藏服饰展”就已经使用了部分相关技术（微博传播、APP讲解等）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当时邻省甚至南方的文博爱好者在看到微博状态甚至专程跨省前往济南观展。这就是大数据、社交网络，服务于未来博物馆展览的展望，展览组织方可以籍此获得参观者的信息，以促进展览的优化完善；参观者则完成了对展览参与热情的提高、参与深度的加强。

但我们看到，上述这类展览计划最终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参观者手中智能终端的普及和对它的熟练使用，虽然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也不可过于乐观，因此，我们也要考虑到那些没有智能手机、平板，或者使用不熟练的参观者，比如在入口、大厅接待处出租专用的扫码、讲解硬件设备，在展厅设置固定式的查询、讲解终端，并且招募志愿者进行指导（可以想见，这种职能的志愿者相比于传统的讲解志愿者将会变得容易培训得多，因为他们的任务变得非常专一——指导使用终端，而非讲解本身）。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谨记，虽然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已经不断发展、甚至日渐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但“实物性”毕竟是博物馆的最主要特征和藏品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的展览必须要保证实物展品的存在与凸显，在不失实物性的前提下用非实物形式完善、扩充展览，提升展览效果、促进宣传教育功能的达成。

作者介绍：

蔡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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