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探索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创新机制 ——《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书评
博物馆为收藏、研究、展览、传播、教育、科普以及娱乐而建立，是一所社会大学校，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就教育而言，博物馆与学校是互补的合作关系。学校是正规教育机构，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从学校角度看，博物馆是校外教育机构；从博物馆的角度看，学校是博物馆的目标观众。博物馆如何看待、定位以及处理其与学校的关系，一个合理的合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宋娴博士《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一书对此做了系统性的解答。近日，这本2016年才出版的著作重新修订再版，这样一本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作品竟然如此获得“市场”认可和追捧，真是令人想不到！
宋娴著，《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新语境下，探讨馆校合作具有全新意义
近5年来，博物馆的科普书开始走俏，甚至专门的研究作品居然也成了畅销书，许多书籍多次印刷和再版，宋新潮和我主编的《博物馆里的中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印刷了10次以上！这与博物馆行业已经逐渐融入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大事业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博物馆从业者在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上的变化有关系，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博物馆的发展繁荣。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社会深度变革。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试图根据多元的文化变迁和多样的博物馆实际，阐释博物馆到底是什么，无论采用哪一种词语与称谓，这一时期博物馆有两种主要的变化：首先，公认宗旨即是为服务公众；其次，启蒙反思和各种批判主义话语开始解构博物馆在知识生产领域的结构与权力关系。博物馆已经从围绕自身藏品形成的藏展一体化（curation-curating）导向，变成越看越关注受众，越来越重视与受众的互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已重新界定为教育。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一系列社会因素的作用之下，尤其是伴随终身教育等社会教育理念的诞生，博物馆被赋予了巨大的教育期望和关注。因此，馆校合作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提出来所具有意义也是全新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馆校合作探讨
宋娴博士长期致力于科普教育和博物馆文化传播，结合本职工作，她广泛吸收国际学术前沿理论，比较各国在馆校合作中的做法，辨析合作机制议题。本书开篇介绍了馆校合作的背景，诸如终身教育理念，新博物馆兴起以及中国学校教育的现实，馆校合作的问题及现实需求。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兼容的视角，对于博物馆、学校以及馆校合作，做了多种角度和不同层次的剖析。在书的核心内容部分，作者不仅对博物馆和场馆教育理论，以及中西方馆校合作的历史演进，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同时还全方位深度解析了中国馆校合作的语境与现状。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基于充分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在设计实证研究框架时，作者首先建立了博物馆与学校互动的分析模型，其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宏观背景，包括资源、制度、历史等原因；二是主体因素，包括馆校双方以及其他利益主体；三是合作过程中的行为和演化；四是合作模式的构建和产出。基于这个模型，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获得数据，并通过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量化数据分析，以及合作博弈和演化博弈论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到了模型中前三个部分的答案，也即勾勒出了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包括馆校合作的类型、特征、各主体对馆校合作的认知与评价、影响馆校合作具体利益相关者的因素、馆校合作组织层面的具体动因、馆校合作中主体关系类型、馆校双方在合作中的行为策略演化规律、馆校合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演化稳定策略等。
最后基于这些科学、完整的实证研究结果，作者构建了中国馆校合作的机制，包括投入机制、组织运行机制、评估监控机制和激励机制。除了宏观层面上体制机制的搭建，作者还考虑到了馆校合作实施者的实际操作问题，因此著作的最后部分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馆校合作课程的创建与设计过程，包括馆校双方如何逐渐沟通建立合作关系，如何设计一个合作计划，如何开发课程，以及如何评估课程实施效果，其中针对每一块内容，作者又细分了阶段，并且对每个阶段的每个细小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和指导，同时作者还在附录中附上了美国历史博物馆教育者手册作为案例说明，这对于读者而言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这部分内容也是作者在修订版中特别增补的内容。
经过修订再版后，这本著作不仅仅是一部完整的理论研究，也是一本实践操作指南。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官校合作是怎么回事，国内外馆校合作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国外好的馆校合作是如何运作的等，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知识。本书既有宏观视野下的国内馆校合作的整体现状，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体制机制为馆校合作提供保障等的策略分析，同时还能从微观细节上掌握一个真正的馆校合作何如实施。
关注馆校合作所存在的复杂性
作为公共机构，学校和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公共属性，两者根本目标都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知识的增长。两者都是支撑终身教育最重要的机构，但两者隶属于不同管理体系，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合作必然存在障碍和壁垒。本书既看到了馆校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看到了两者合作的复杂性。
过去，西方博物馆的立馆之基是藏品的体系化以及围绕藏品形成的“curator制度”。这是英国的发明，从原初意义上讲，“curator”就是“馆长”。随着美国博物馆成为世界博物馆发展的领航者之后，博物馆机构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强调管理者责任，馆长对应的词汇是“president”（独立制的博物馆）或“director”，“curator”变成了兼具职称意义的“馆员”（研究馆员系列，等同于大学的教授系列）和有职业岗位特征的“策展人”。最近，美国不少博物馆因为教育功能凸显，纷纷设立“education curator”即“教育馆员（主管）”，curator的边界再度扩展了。从这个岗位的设立，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博物馆教育在形式上、结构上以及操作上与学校教育的根本性不同。但，目前所知美国许多博物馆中承担这个“教育馆员”岗位的人，大多数具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双重学位，有的原来就是学校的教师。因此，博物馆与学校如何深度合作？除了内容的研发外，在体制与机制上要走的路的确还有很多。
作者：潘守永
编辑：大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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