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归来”：湘博原创大展“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再现青铜器发展的历史画卷
近日来，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而湖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湘博”）筹备三年的青铜原创大展“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也因疫情两次延期，在2021年12月30日才得以开幕。
2022年3月29日起，湘博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再次临时闭馆，至4月9日恢复开放。就在这近三个月来严格控制人流量及外省人员48小时核酸的前提，以及期间还遭遇闭馆的形势下，“王者归来”展依然受到观众追捧，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展小高峰。不少观众表示非常愿意购票去一睹此青铜“盛宴”的真容，并留下了各种好评，为疫情下的湘博带来了宝贵的人气。目前已有7万余人次参观展览，其中青少年观众为主流。展览也得到了专家学者好评，媒体广泛宣传。
展览海报
这个展览到底有何吸引力？弘博君认为与湘博的品牌效益和展览创意不无关系。为此，特走进湘博，与该展策展人、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袁建平一起聊了聊这一原创大展。
湘博作为一座央地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尤其注重展览品牌。近年来，湘博致力于打造展览体系:世界文明系列、中华文明系列、区域文明(文化)系列、湖湘文明(文化）系列、馆藏系列、古今中外艺术系列。针对本展，决策层伊始就将其定位为中华文明系列重磅展览。
青铜器，自古便是国之重器，也是我国博物馆历史艺术类展览中的永恒话题，湘博也曾推出过“商周青铜器陈列”、“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复兴的铜器艺术—湖南晚期铜器展”。近年来各种视角的青铜器展览更是层出不穷。如去年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上海博物馆“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再早两年，则有苏州博物馆“大邦之梦：吴越楚青铜器特展”“吴钩重辉：吴越青铜兵器特展”、成都博物馆“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深圳博物馆“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等大型青铜器主题展览。
深圳博物馆“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海报
这些展览或以地区为限，展示区域内的青铜文明；或聚焦商周，回顾最为光辉的青铜历史。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各地博物馆馆藏多以本地出土青铜器为主，难以将各地不同类型、不同年代的器物组织起来；或是由于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的繁盛使人们难以将目光移开；亦或是因为以青铜器发展史这样宏大的主题入手更容易落入求大求全却不精深的窠臼，策展者不敢轻易尝试。
此次“王者归来”湘博、国博联袂，撑起展览的是从国博借展140余件（套）及湘博组织的本馆和省内外10余家文博单位的140余件（套）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在这280余件（套）文物中，不少是青史留名的重器或备受关注的“明星”，如商代早期的兽面纹单柱爵，商代中期的兽面纹鼎，商代晚期的人面纹青铜方鼎、人面纹青铜钺以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还有西周早期“天亡”簋、西周晚期“逨（lái）”钟及“六年琱（diāo)生”簋，春秋早期秦公壶、春秋中期“许公”簠(fǔ)、春秋晚期“蔡侯申”尊等。此外，很多难以来到现场的重器如四羊方尊、何尊、莲鹤方壶、曾侯乙编钟等，以及不同区域青铜文化遗存的代表，如盘龙城、炭河里、大洋洲和吴越地区青铜器，也都以复制品或图文方式在展览中悉数亮相。如此丰富的来源让本次展览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一次庄严而隆重的“巡礼“。
展览内景
展览名称中的“王者”则具有多重含义。据袁建平介绍，首先，青铜时代是王的时代。其次，展品中汇聚了南方特色青铜器尤其是湖南本土多件“王者”，如被称为“罍王”的皿方罍、有“铙王”美名的象纹兽面纹大铙、被公认为“瓿王”的兽面纹铜瓿及被称之为“卣王”的动物纹提梁卣等；再次，不少展品是青铜时代中原王室、地方诸侯王国、方国的“王者”用器，象征的是王权与礼制。
那么，“王者”又如何“归来”呢？袁建平说，本次展览不仅是具有“王者”风范的特色青铜器的归来，更是青铜器所承载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归来，“我们期待借由此展向观众诠释青铜在王政、国事、贵族生活及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凸显青铜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回望中国文化的起源，展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激起观众对古代中国的亲近感，增强我们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
观众参观展览
提到青铜器的历史，人们想到的无外乎是冶铜铸造技艺的发展、器型纹饰风格的演变、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但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究竟如何？从商到周，青铜器的功能与地位有何变化？三代之后，青铜器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次展览便通过解答这些问题为观众揭开青铜器的神秘面纱，让青铜器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更加“平易近人“。
以历史发展阶段为展览框架虽然常规，但无疑是讲述历史最为直接的方式，尤其博物馆在面对普通观众时，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能够让观众对青铜器的发展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但以发展史为整体讲述，往往容易落入“大而全”的陷阱，让观众无法抓住展览的重点。湘博本次展览便抓住了青铜器在中国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以如何从庙堂走入民间这一过程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将青铜器的发展与时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展览体量很大，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各部分包含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与时代相对应聚焦一个主题的内容，为观众呈现出一幅重点突出、清晰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历史画卷。
展览框架
中国青铜文明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进入正题之前，展览在序厅将中国青铜器放在世界青铜器发展的背景下，对青铜的起源、冶炼与铸造技术、青铜时代文明的发展作了介绍，并点出了中国青铜文明区别于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特征——“礼”的象征，为展览主体内容的展开奠定基础。
第一部分“王的时代”，讲述在夏、商、西周王国政权出现的背景下，青铜器得以大规模生产。青铜器掌握在王族手中，与王权相伴相生，与王政互促互成。这一部分包括“青铜之兴”和“王制之铭”两个单元。“青铜之兴”聚焦夏商时期，青铜器已从早期的偶然闪现发展为规范化、规模化，器用制度开始形成。商代铜器纹饰复杂，神秘、狰狞的兽面纹是神性的象征，体现了青铜礼器沟通人神的功能。除了发现于黄河流域夏商王朝中心地区的中原青铜器，南方长江流域也活跃着发达的青铜文化，如盘龙城遗址、炭河里遗址、大洋洲遗址、三星堆遗址等等，这些文化遗存与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共同开启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时代。
兽面纹单柱爵（左）、兽面纹鼎（中）、人面纹方鼎（右）
第二单元“王制之铭”，顾名思义，即青铜器及其铭文如何体现并记录了在周朝得到定型的各种“王制”，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井田制，以及“公侯伯子男”的五级爵位制度及“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等。此时，青铜器已不再以人神沟通作为其最重要的功能，而是成为了区别等级、亲疏的重要载体，也因此其纹饰由神秘、繁复变得更为简约。青铜锻造技术在西周早期由周王室垄断，诸侯国的鼎、簋等重器大都由周王所赐，如体现宗法制度的“宗人簋”，体现周王朝册命、赏赐制度的“召”簋，体现监国制度的“鄂监”簋等，还有体现周朝盐业生产管理等经济制度的“典”簋、“任”簋。然而，及至西周晚期至春秋，周王朝日渐衰落，这也直接表现在青铜器上：诸侯僭越自造礼器的情况屡见不鲜，战国时期各国还发展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其铭文更记载了各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由于铭文是这一部分的重要展示对象，展览将很多器物的铭文挂框展示，加之文字的释读、译文和器物说明，使得每一件展品想要说明的内容都清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召”簋（左）、“宗人”簋（中）、“鄂监”簋（右）
带铭文挂框和铭文释读的展示组合
“六年琱生”簋（左）、“许公”簠（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第二部分“国之大事”，其重点聚焦于商周时期邦国、王国乃至皇朝政治的两个重大内容——祭祀与战争，此二者也是青铜器的主要使用场景。第一单元“祀·祭祀”展示青铜器在祭祀、陪葬等礼仪活动中如何使用，并成为具有制度意义的礼器，体现着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逐步确立。有铭青铜器依然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展品，如直接记载西周初年武王举行的重大祭祀典礼的“天亡”簋，细致描述祭祀仪礼和膜拜心理的“伯㺇”簋，祭祀祖先、求保佑长命福禄的“逨”钟等。除了列鼎制度中的鼎、簋等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农器、人像等多种器型都出现在了祭祀活动中，他们分别代表了怎样的祭祀礼仪？有怎样的功能？这些问题都能在展览中找到答案。
“天亡”簋（左）、“㺇（xī）”鼎（中）、“逨（lái）”钟（右）
上：“司
下：蛇形铲（左）、铜立人像（右）
征伐与礼乐一样，不仅是王室政治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特权。“华夏”的观念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的争斗与联合中不断确立，影响至今的“华夷”“五方”的天下观也日渐形成。第二单元“戎·战争”讲述了先进的青铜兵器如何将战争的规模和格局直接推入了新的阶段。展览从商代的重要战争及记录战争的有铭青铜器开始，讲述了几场重要的战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兵器也成为礼器的一部分，展览展出了众多造型优美、装饰复杂的礼兵器，如镂空人面纹钺、嵌绿松石钺，以及显示出高超铸造技术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青铜剑“越王州句”剑。
上：“作册般”甗（左）、“启”尊（右）
下：玉援戈（左）、“楚公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士大夫、家臣及新兴军功贵族势力的不断壮大，青铜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青铜器开始走下“神坛”，走出王室，进入贵族阶层的家族祭祀、宴饮、射御、畋猎等诸多礼仪场合；同时，青铜小件等日用品更进一步延伸了青铜器的世俗用途。这便是展览第三部分“庙堂之下”所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依然简明地分为“宴飨”“日用”两个单元。宴飨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礼仪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相关的席间礼仪也逐步固定下来，“礼”在贵族阶层得到了全方位的渗透。用于宴飨的青铜器也随之改变，成为更轻巧多样的实用器，如用于 “沃盥之礼”的兽首盘、匜组合，为“尚礼”之用的鸟形盖瓠壶，和大型祭祀结束后用于分肉的王子臣俎。这一时期，各地发展出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青铜容器，如典型楚器蟠虺纹铜浴缶，具有南方越文化特色、反映兴盛的养蚕业的桑蚕纹尊等等。
鸟形盖瓠壶（左）、蟠虺纹铜浴缶（中）、王子臣俎（右）
兽首铜匜及蟠虺纹铜盘（左、中）、鹰首形盖提梁壶（右）
在日用器方面，展览选取了铜镜、铜带钩、佩剑、铜印、铜车马饰等贵族使用的小件器物，及铜量、铜砝码、铜钱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青铜器类型。总之，丰富的展品充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庙堂、国事之外的多层级、多方位的社会功用。
上：羽状纹地八叶四山纹镜（左）、错金嵌绿松石铜带钩（右）
下：“越朝”铜印（左）“燕客”铜量（右上）、“视金四朱”铜钱牌（右下）
第四部分“古典余辉”是本次展览区别于其它青铜器主题展览的主要特点之一。展览的叙事并未止于我们常说的夏、商、西周所代表的青铜时代，而是延伸至明清时期，从而将青铜器的故事补充完整，凸显其在夏商周三代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连结青铜器与当代观众的重要桥梁。自汉至唐，青铜器制造技术继续向前发展，并结合新的时代思潮融合发展出新的特征，如体现汉代神仙思想的博山炉、摆脱礼器束缚的彩绘雁鱼釭灯、反映民族文化交流的胡人牵马铜俑等等。
青铜像一组
上：彩绘雁鱼釭灯（左）、“敕庙”牛形铜灯（右）
下：博山炉（左）、胡人牵马铜俑（右）
及至宋代金石学兴起，商周青铜器成为公私所爱的收藏品，并随着文化复古运动的热潮，青铜器以仿古铜器的方式再次回归庙堂，成为宗祠祭祀用器。明清时期承续并发展了以仿古铜器祭祀的朝堂、宗祠及书院祭祀等等诸多制度，在再现“三代”礼器的同时，还发展了宣德炉等新品类、铜制日用器及清玩小件等世俗用途的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青铜器在保留了尊崇地位的同时也更加深入社会生活。
上：“黄钟清”钟（左）、文靖书院青铜祭器一组（右）
下：兽面纹方罍（左）、陶澍家祠礼器（右）
就这样，当观众来到展览尾声，才惊觉吉金的余晖从未消散，而是早已深入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当中。
青铜器不仅与当代观众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其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也和当代的流行大不相同。那么，如何让观众看懂青铜器，并读懂它所在的时代，进而从感情上与其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链接，是展览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上文提到的，展览选定了一条主线，即青铜器如何从庙堂走向民间并深入我们的文化基因。围绕这一主题，展览每个部分的重点突出，都在向观众阐释青铜器如何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青铜器是绝对的主角，但每件文物均服务于展览想要传达的信息，并未仅仅因为某件文物是重器而“炫耀”似的展示给观众。
此外，不与展览主线直接相关却是有助于观众理解文物内涵的重要信息，往往以辅助展示的方式呈现。如展览第二部分“国之大事”第一单元“祀·祭祀”部分的重点展品——殷墟妇好墓出土“司
将不同类型的资料组合展示也是展览为了将古人活动阐述清楚所用的方式之一。在介绍“投壶”这一活动时，展览运用汉代画像砖、近代画家作品等材料共同解释这一历史悠久、民众喜闻乐见的游戏。
投壶背景图
对于文物细节的展示，也有助于观众看清、看懂古老的青铜器。除了重要铭文的挂框、释读和译文之外，展览还将一些典型或特色纹饰通过拓片或线描的方式展示。展览通过图片详细解构了兽面纹的各个部位；对于象纹兽面纹大铙的象纹也用线描的形式突出呈现。
兽面纹解构
为让观众进一步感受青铜器的独特魅力，此次展览在尾厅设置了数字互动体验区。互动体验区共安装了三台感应装置，每个感应区分别放置了人面纹方鼎、“司
数字互动展示区
如今，尽管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需要观众仍需从严入馆，期间还临时闭馆，但公众还可以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从不同角度了解青铜器的各种知识，或是了解器型、纹饰，或是探索青铜器中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如之前在妇女节当天推出的活动：带观众一起了解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妇好。这些都是策展团队为了让观众看懂展览，传播知识所作的努力。
历史文化展览的策划，除了把历史文物“拉回到”当时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中，准确体现文物的艺术、文化、历史等各类价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把文物“拉回来”，亦即寻找到一个与现代观众实现情感链接的纽带，这样才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体会到文物承载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的价值，从而让民众生发出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古代祖先多厉害”这一阶段。
就“王者归来”展览论，青铜鼎一度被称作“中国文明的一种象征”。以青铜鼎为代表的青铜器到底为何被学者赋予了如此高的地位？这古老神秘的青铜文化与当下的我们又有何关联？湖南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尝试通过观照现实的出发点、清晰明了的叙事线索和贴近观众的阐释方式来解答前者，从而带领观众思考后者。至于效果如何，或许通过观众留言可略知一二，“这称得上是掷地有声的吉金铸史！”
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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