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教育活动了解了，当然要深挖，看看2015年的亮点，传说中的馆校合作。馆校合作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议题，目前，国内一些博物馆已开始尝试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国博率先向全社会公布与史家小学的合作成果《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本期弘博名家，听黄琛揭秘国博馆校合作那些事儿……弘博网（以下简称“弘”）：国博与史家小学合作开发的教材公布以后，广受业内关注，它与普通的历史教材有哪些不同？有哪些人参与到教材设计，教材与学生课程是如何结合的，如何验证教材是否适合？内容编写原则或者宗旨是什么？内容上更注重学生兴趣多一些还是知识多一些。黄琛（以下简称“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史家胡同小学历时3年时间，组织40余名业务骨干，精心设计开发了《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课程内容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精品为依托，以史家小学多年来的实践为基础，涵盖“说文解字”“美食美器”“服饰礼仪”“音乐辞戏”四大主题，引领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结合博物馆资源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学习。课程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双师授课”教学模式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学校老师与博物馆教育人员共同探讨课程内容和授课形式，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需求，完成了课程设计、开发和实践教学等工作。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博物馆老师完成展厅内的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寻找、发现、探究为主，帮助学生认知感悟；学校老师完成课堂内的授课任务，教学内容以总结、归纳、体验为主，帮助学生梳理规则。
以《汉字的起源与统一》一课为例，博物馆老师带领学生在展厅中观察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西周的虢季子白青铜盘、秦代的琅琊刻石等6件珍贵文物，引导学生去发现汉字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在实物基础上探究汉字从起源到统一的漫长历程。
回到教室后，再在回顾以上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提问帮助学生归纳出汉字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比如陶尊上的刻画符号是古代文字的萌芽，刻辞牛骨上的甲骨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汉字；最后，总结出汉字是如何从图画诞生，一步一步发展成熟，最终变成规范统一的文字这个过程。两段教学内容相互呼应，互为基础，相得益彰。
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我们有意打破学科壁垒，同一题材的课程内容中强调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有意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汉字的起源与统一》这堂课的内容就涉及到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多种不同学科，如语文、书法、美术、劳技等等。有关汉字构造的知识是语文学科里的，欣赏和理解史前图画文字可能是美术史上的课题，书法课上老师会讲到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这里面又涉及到相应的历史发展背景。甚至，在动手体验画陶片、刻甲骨、编竹简等活动任务时，也是在考验同学们劳动技术课上练就的本领……可以说，在博物馆里完成一节综合实践课程，是在增长多种学科的知识积累乃至培养生活中需要的其他经验和见识，对学生长远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和技能，对他们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历史与艺术并重”、“认知与规则同步”教学理念 课程内容是对国博深厚文物藏品资源的深度发掘， 比如汉字，凝结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的发明发展过程展示着我们远祖先贤的杰出智慧与辛勤汗水。对有关汉字的珍贵文物的解读和学习，不仅能引起学生对祖国悠远历史的回忆与自豪，也让他们从审美的角度去发现和欣赏精美而厚重的传统书法艺术。
这套课程还将博物馆文化资源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探索出包括目标、内容、方法、评价这些核心要素在内的博物馆课程模型，帮助学生从认知与规则的角度去探索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仍以《汉字的起源与统一》为例，首先通过展示文物、讲述历史，让学生观察，认知汉字发展的过程，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再通过梳理要素、启发思维，让学生思考，总结汉字发展的规则，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引导学生实现学习内容到学习能力的提升。
义务教育导师制教学中，一个班级在上课时由两位老师辅导，两位老师各有专长，半开放的形式，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局限，使师生互动更为顺畅、答疑解惑更为及时。
在这样的课堂上，“文字”不再是书本上陌生奇怪的符号、扁平遥远的图片，而是直面彩绘陶器的惊艳，是发现甲骨文字的兴奋，是倾听琅琊刻石对人类历史的诉说；“教学”也不再是高冷在上的权威，而是学生在琳琅满目的国宝陈列中不断探寻的过程，与老师、与同伴在思维碰撞出的智慧火花。
这种模式目的在于启发学生多思考、多提问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找到“结论”，老师多数情况下只提供“帮助”和“引导”，不轻易下结论，鼓励学生多元思维。在这个激活记忆与创造力的地方，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得以保护与满足。
弘：与史家胡同小学合作是怎样的契机与初衷；国博的馆校合作项目从策划到实施到现在用了多久？其中遇到哪些阻力，实施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黄：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要不断提高其教育水平，特别是对青少年观众的教育水平，除了开发利用自身资源外，还应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教育资源，特别是学校教育资源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基于各自特长之上的优势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是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这些在内容和形式上吸引观众的博物馆系列课程的陆续推出，体现了国家博物馆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和社会价值，也使国家博物馆公共教育完成了从“教育活动”到“教育课程”的转变。这是博物馆与学校资源融合的有益实践，同时也促进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深化和拓展，进一步提高了博物馆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一个偶然的机会，国家博物馆教育活动走进了史家小学，拉开了双方合作交流的序幕……
在东城区委领导的见证下，国家博物馆与史家小学签署协议，合作开发《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
合作开发项目的启动仪式暨专家论证会举行，40余名课题组成员共同研讨。
课题组召开项目中期专家评审会，来自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和课程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在京文博单位的部分专家参与论证，专家对课程设计给予处分肯定。
在接下的一年时间里，双方课题组成员共同设计教学环节，多次实验课程内容，反复论证课程整体的内在联系，最终完成了4个主题、32个单元的教学设计，最终形成8册学生用书（教材）和4册教师用书（教参）。 课程内容适用于史家教育集团的所有师生，同时我们也通过东城区教委和北京市的教研机构推介博物馆课程。
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总结推广会》，来自全国的120余名代表现场观摩6堂示范课。北京市教委会同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在国家博物馆召开经验交流会，来自北京地区的近200名教师观摩8堂示范课。
在国家博物馆两次接待美国西德维尔友人学校的87名师生学习“汉字的起源”，课程内容得到美方高度赞誉。此后，我们还先后接待来自新加坡、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生和博物馆教育同仁共计千余人。
《中华传统文化——博物馆综合实践课程》使每年接待上课学生人数也从最初万余人迅速递增到现在的18万人。中国文化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文物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有相关详细报道。博物馆课程必将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的能力，让更多的青少年通过博物馆课程的学习爱上传统文化。弘：我在国博天猫旗舰店中也看到有销售这本教材，销售量也很高，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受众是很广泛的，是吗？不局限于史家小学的学生？黄： 这套教材，自2015年8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累计销售26000余册，购买人群已遍布全国17个省市，同时还有部分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也来购买此书，用于向其子女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弘：除了发布教材，据了解此次的馆校合作，史家小学还专门针对教材设计了博物馆课程，那么其他学校的学生如何来应用这套书呢？黄：我们安排了双方负责课程开发的老师专门录制总计106课时的样课，用于指导教学使用。
弘：关于馆校合作的效果或是说教材的效果是否有评估机制衡量，是否会纳入学生评价体系黄：教材的销售数量和国博课程的销售数量都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对成果的评价，目前我们正在和北京市教委一道，积极推进“青少年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立。 弘：设计教材应该算是馆校合作的一种，国博在博物馆与学校互动上还有那些其它方式？未来在馆校合作上，国博还有那些新动作？黄：近几年来,国家博物馆公共教育完成了从“教育活动”到“教育课程”的转变。这是博物馆与学校资源融合的有益实践，同时也促进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深化和拓展，进一步提高了博物馆教育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博物馆系列课程的开发和实践，也是博物馆教育从“同质化”向“个性化”的转变。国博课程注重内容上的独创性，所有课程内容来源于对国博丰厚藏品资源的深度挖掘和重新组合，各系列课程在内容上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构成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链条。 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完善，目前国家博物馆公共教育课程从内容上进行划分，已形成了“稚趣”系列、“认知”系列、“博悟”系列和“养成”系列4大体系。2015年，人民邮电出版社与国家博物馆签署协议，在未来2年时间里，出版社投资260余万元将“稚趣”系列课程以绘本形式正式出版，第一本预计在2016年的国际儿童节前夕即可与读者见面。“养成”系列课程全部150课时的内容也将由另一家出版社投资300万元出版，协议正在签署中，预计2016年9月即可与读者见面。弘：您认为国博的馆校合作对其他博物馆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哪方面可以推广？黄：国博和史家的合作项目，其最大特点是“共同开发，共同成长；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项目从题目上看是课程开发，但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双方师资的培训过程，项目组所有人员通过3年的合作都分别在“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弘：首博社教杨丹丹主任曾在上次的社教年会中说，博物馆教育应该服务于学校教育，您如何看待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黄：国内青少年，目前从接受教育的环境不同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家庭教育是指接受教育的环境处于家庭生活中，父母或亲人则是其中的老师。家庭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家长通过言传身教，从孩子出生之时便开始了这种教育，到孩子开始上学，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为学校教育打好了基础，也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学校教育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目前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一部分，学校按阶段可划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学习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拥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学习制度，通过强制或共同约定来完成各个阶段的教育，学校中有专门的老师承担教学任务，组织严密，系统完善。从一定程度而言，学校教育决定了个人社会化水平与能力的高低。社会教育与前两者相比更具复杂性，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也利弊相伴，实施社会教育的机构众多，例如，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在这些机构当中博物馆教育可称为非常重要的一支。
博物馆教育对于青少年而言是实践教育的一种补充，博物馆的场地以及展品都足以成为学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博物馆展品相结合，可以全面系统的学习各个学科知识，青少年的审美与认知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在博物馆中得到提高。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转向综合素质教育，教育评价标准也在面临着转型，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对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尤为重要，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场所，应及时在青少年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发挥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也是当下博物馆事业前进的方向。
弘：上次论坛中重庆三峡博物馆的社教人员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其实也面临并不均衡，那么对于远郊区以及偏远地区的学生和孩子们来说博物馆教育资源该如何惠及到他们的学校及博物馆？国博在这方面有做过哪些尝试？黄：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就“基础教育”而言，均衡性和均等性是必须要遵循的。但就“素质教育”而言，因个体的差异性，很难做到真正的均衡和均等。我们现阶段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形成博物馆教育的自身特色，特别是如何更好地和学校教育进行结合；如何和社会教育机构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区别……我们在还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的阶段就去谈均衡性和均等性恐怕还为时过早。我想，随着博物馆行业在教育领域的不断积累再辅以适当的科技手段一定可以解决好因地域原因造成的差异化的问题。
最近，国博又依其特展“大象中原——河南历史文化展”（展期：2015/12/30 - 2016/3/31），为广大少年儿童观众特别策划、推出两场专题教育体验活动：“寻根——巧夺天工为哪般”、“问祖——赐名命氏因何故”，践行着博物馆的教育使命，详情请登录国博官网（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