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纯专栏 | 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理论的关系 ——以博物馆展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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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纯，台湾博物馆专业协会发起人/理事长，辅仁大学、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开设课程包括博物馆史、台湾博物馆史、博物馆学研究方法、博物馆评量、博物馆展览评量等，著有《文化载具－博物馆演进的脚步》、《如何实施博物馆教育评量》等，译有《提升标准：美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认定标准》、《持续的假设：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前置评量》等国际博物馆界经典书目。
现代博物馆在国内的建立无疑是一个“舶来品”，在我们博物馆的成立过程中，直接给我们这些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所谓“博物馆专业人员”最大的感受是：好像西方的博物馆运作术（museography）与其成立、存在的哲学理论背景（museology）分立于两个学术范畴。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建立一个博物馆时，都很少去想到馆员的职能（competency）是否足以应付这个博物馆机构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功能，也很少去思考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或原则来支持这种负载着特殊文化背景的博物馆，以维持其永续发展的存在理由。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要对展览主题内容做深入研究，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除了我们自己了解、诠释之外，我们无法借用他人之手；可是我们却没有对展览主题如何让社会与观众了解，再利用、再创造的讯息传达上有所研究，尤其没有对博物馆传统所用以传达讯息的特殊方式——展览——做深入的研究。
我们诠释的缺失，就像我们有钱去买飞机这个运输工具，却没有自行培训飞行员的机制一样。这种运作与哲学未能合一的理由所产生的现象，在我们国内并非孤例，其它非博物馆原发生地的社会中（尤其是后殖民国家）也常常出现这种问题。其中有两个层次的原因要探讨，我们只要细察西方今天对博物馆运作术（实务）与博物馆学（理论）这两领域的定义就可以明白。
以历史事实而言，博物馆运作术这个词汇出现于博物馆未成形时代中的“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 ），1727 年由D. F. Neickelius 出版的Museographia（该书仍保存于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中）书中采用了该词，书中提出了一些照顾这些珍奇收藏的方法。这个词汇演进至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博协（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 旗下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ICOFOM） 赋予该词汇的定义是：“一套发展出来的技术是为了实践博物馆性的功能，而且，特别是那些与博物馆的整修、保存、修护、安全与展览等功能相关的面向。”但是这个词汇好像也仅流通于法语系国家的博物馆界，而且倾向于针对展览空间与博物馆保留空间（仓库与行政区等空间）的功能性。
当然，除了展览区给观众使用之外，做为博物馆专业人员还必须考虑到收藏的科学与管理计划的必要条件，准备收藏的典藏专业人员要知道公众的需要、把收藏内容放到台面上，然后呈现物件，来说明人类与其环境所经历过的事物。
我们可以在英语系的博物馆界发现，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所利用的理论是在博物馆实际功能面的考虑。尤以一位2005年刚过世的博物馆学理论家Stephen E. Weil的说法最被普遍接受，他把博物馆存在的基质用一个简单的矩阵做说明，如下：
事实上，博物馆专业成为博物馆运作术的原动力，无论是由学术领域对博物馆研究所之学程安排，如何使学程架构可以增进博物馆实际运作与管理的知识与技术；或是博物馆协会（association）与学会（society）为增进与交流专业知识与技术时，根据在职实作人员的知识、技术与经验，为应付社会变迁而安排的持续培训课程，都早在20世纪的初期就具备了这项看法，而且各国的协会与学会早已成为博物馆从业人员培植与发展专业的主力，所以在西方博物馆领域中，都是按着一个专业机构的架构来一体作业的。
任何专业领域的成立都有其必要条件，博物馆专业也不例外。由于专业人员在工作上辛劳地学习与付出，一般人对其专业知识却无从评判优劣程度，因此，社会经常会给予他们独占职场（市场）的利益（薪资）做回馈，也需要给予他们属于团体内部伦理性质的自我评量之自由与尊重。
简约地说，专业的一般特征有五个条件：
（1）这是一份全职的职业；
（2）它有专属的专业团体，让这些专业人员互通并累积专业的知识、技术与经验；
（3）有专业方面的教育机构，给专业人员与对此专业有兴趣的人员，进行提升专业水平的培训；
（4）由在地当局授权予这个专业团体可以颁发有共识的“证照”；
（5）博物馆有专业伦理规范性质的内规与自治权。
以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能来考虑博物馆运作术与社会进程的配合，目前这“博物馆专业化”已经是全球性的取向，国际博协的网页（http://icom.museum/）就是证明。
当新博物馆学在20世纪80年代广泛地影响到博物馆学时，大部分新的博物馆规划都是把文化遗产当作博物馆所得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以便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理念来运作。
这个英文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 词汇就在20世纪80年代铸成(Vergo, 1980)，而博物馆的社会与政治的角色上出现了重要的论述，对于传播这个法文词汇museology就有些帮助，因为原先这个词汇在英国英语的民众中并不是广为人知的。
国际博协于1982年出版一本《考古遗址博物馆》（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事实上，这种“现址”的说法就是在强调文化资产的在地性，20世纪70年代有名的博物馆学家Kenneth Hudson在环视世界各地博物馆之后，细查现址博物馆性质而将之分为四类：生态的、民族学的、历史事件的与考古的，这些都属于以地方的独特性、在地性为博物馆倡导的具体目标。
这项运作与理论一体作业的说法或作法，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是在文化遗产的概念产生之后才结合起来的，在西方国家的生态博物馆与工业遗址博物馆就是在后工业时代才被定义为文化遗产的。
很多现址的物件即使为没有市场价值的文物也被作为具用共同记忆的文化资产来收藏，这时，这些物件就像博物馆的珍奇对象一样，被博物馆中性化、不再被使用。由于这类的收藏需要博物馆有一套哲学理论，作为它们使用社会资源做永续经营的支撑。
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国内的遗址与考古事业来说，却是证据确凿的历史遗产与证据，是珍奇的，甚至很多是我们正史上根本没有历史记载的文物也渐渐出现。
例如在史书上仅仅几页记载的南越王国，考古学家如何从对南越王墓与广州其它遗址的发掘中，找到那几千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古人的生活，然后呈现给当地的居民与外来的游客并使之了解，这就是今天国内很多博物馆的成因。回到现实面，在展览的规划上，我们很难在正史的那几页中，找到诠释丰富出土文物的原则，我们可能要从现代与西汉两个世界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找方法论，就已出土的对象来说明它们在当时生产这些物件的那些人的“事物”（故事）吧！ 它一定比那几页正史更精采！
所以无论是在博物馆中收藏的文化资产，或博物馆存在的理论学术界，这两项之间的分辨，仍是对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向做诠释，并不是在两件事情上做层次上的选择，这是我们讨论博物馆的运作与其原则时必须牢记在心的，这在西方博物馆界是非常重要的起点，不容分开讨论。
在法国，博物馆法甚至属于文化资产法之下；在大陆的“物权法”中也有一项“文化传播媒介法”，就是在说明博物馆这项实作与理论并存的原理。也就是说，谈文化资产的人不可不知博物馆学，讨论博物馆学的人一定要基于典藏的文化资产来说明理论与实作，无论它是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
在美国更是强调这实作与理论的并行，他们的英文字典里中没有museology这个词，培训与增进博物馆的学术领域是以museum studies来代替，以硕士研究所的学历为起跳，这也说明了不同博物馆专业要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本科学术领域来支持。在museum studies研究所的师资也都要在博物馆领域工作过的资深馆员（一般是六年的实务经验）来担任。
图一 博物馆学架构之形成
☛博物馆学是一门后设学科，我们从运作的案例研究中回推理论，这是经过方法论中的扎根理论，对从研究案例的研究对象所取得的资料做分析，产生新的理论；或从已经存在的基础学科的理论推论，建立及丰富博物馆学之学科理论。
☛在博物馆实际运作中，我们专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技能与知识，以形成适用于博物馆主题之专业，而后才能将专业运作所得回馈到博物馆学理的建构。
至于在“陈列”（展览）的技术上，确立了上述哲学性诠释的立场之后，便开始了三段式展览策划过程（图二）。
这份评量要从展览的概念建立之前就要收集观众的相关资料，而不仅仅是在观众的满意度上做“ 自足感”（self-contained）的慰藉。
至于这种“展览评量”的改进方法论，在西方博物馆界已经完备成熟，但是在博物馆非原始发生地的国度中，其接受度仍是相当狭窄的。按笔者的经验，曾在台湾有关博物馆学的研究所开过近十年的课程，翻译将近30本（15本已经出版、另15本却只让学生们当参考资料使用）的参考工具书，但是至目前为止，台湾还没有任何博物馆曾经采用过这套办法。
2002年，大连的两岸博物馆论坛中笔者也发表过相关的论文之后，2003年在复旦大学文博系与台湾研究生共开过两周的课程，来年就带着台湾的研究生与馆员在上海科技馆做了两个月的总结评量与教育节目的评量；2008年年初又带着金门技术学院与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共同进行杭州两个馆的形成评量； 接着就是2009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为期两周的培训馆员的9堂课，其中都会简略地提出观众调查在展览规划、设计与制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再加上2010年集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门大学的博硕士生与南京博物院及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员共70人左右，由南京博物院陈列艺术研究所陈同乐所长、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贺云翱教授与笔者担任讲师，针对南京博物院的展厅作评量，终于使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员，可以基于两次培训所学到的这些方法论之技术与理论，用在他们馆内2010年改陈后的新展览，自己完成了一次补救评量来改善展览。
笔者仅作观众资料分析上的局部修改与指导，虽然尚未全程利用三段式的展览评量，但是按着观众调研资料的补救评量作改善却是国内首次，应当可促成可见的效果产生。如果我们要有全国性的展览进步，这些评量报告要有发表的空间是第一步，让他们在国内的专业界呈现，累积一段时间，必可见中国人自己博物馆学的建立； 如果再能有类似美国博物馆界在1982~1986年间，芝加哥费氏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所举办的四年、500位由300个博物馆展览人员的培训规模（Open Conversations: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Museums,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形成，则需要由上而下的政策取决方得有效。
最后要提出的是这项展览观念的改变，当然需要社会对博物馆要求的改变，来驱动由上而下的政策改变。
20 世纪西方博物馆学家Kenneth Hudson在他的第一本书 Museums for the 1980s–A Survey of World Trends曾经提到，博物馆的变迁必须经过三个步骤：
（1）必须要持有不同创新观念的、有创意思想的人来发展、坚持；
（2）时间与社会环境氛围必须完全的配合正确；
（3）有转化这种思想的方法，能造成运动，得到社会资源（包括人、事、物）及财源的力量来支持与完成。
如果这三种因素不出现，无论人有多坚持和新的建议有多好，即使是用革命的方法，也很难成功，甚至连被接受的机会都没有，这无关于个人的新思想有多么睿智或多么敏感，而是博物馆人员是否有团队合作的可能、当局是否可以执行博物馆人员专业化的培训与事业发展、这些是否合于时代的要求，等等。这都考验着我们博物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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