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辰专栏 | 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主旨演变及时代挑战（上）
本文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为个案，尝试探讨海外博物馆一百多年来收藏中国文物实践所经历的观念变迁。通过对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早期收藏历史的复原（上篇），阐明海外博物馆应该如何收藏中国艺术品及其面临的挑战（下篇）。
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收藏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坐拥近六百万件藏品，囊括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科学标本和世界文化的历史文物。最近的一次 Michael Lee-Chin Crystal新馆扩建工程于2007年竣工。如今，博物馆新设置了三十个展厅，其中有五个为中国艺术展厅。此外，亚洲地区的日本艺术和韩国艺术各自占据一个展厅。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展览之重点，无疑是 the Joey and Toby Tanenbaum Gallery （中国展厅），其前身为 T. T. Tsui Gallery （徐展堂中国艺术展厅） 。此展厅陈列超过2500件呈现中国数千年历史的ROM馆藏精品，皆精挑细选自皇家安大略博物馆35000件馆藏中国器物。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东亚文物逾50000件，大部分收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除了众多精美艺术品之外，馆藏中国文物亦以种类繁多而著称，是海外最具综合性和多样性的中国艺术收藏。它们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笔重要的资料。这些藏品并不仅限于其美学价值，更重要的还在其所具有的学术研究价值。
馆藏3万5千余件中国文物，
是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海外博物馆之一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之丰无可争辩地归功于首位博物馆馆长查尔斯•柯雷利（Dr. Charles Trick Currelly)。他对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和渊博的学识以及为征集藏品争取财政支持的不竭动力，感召了如克劳弗斯（George Crofts) 和怀履光（Bishop White)等人，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在加拿大境内形成世界一流的中国收藏。
二、查尔斯•柯雷利 (1876–1957)
查尔斯•柯雷利
Charles Trick Currelly
（1876-1957）
柯雷利的真正研究兴趣和专长是埃及考古。他在埃及和中东都参与过田野工作。柯雷利曾经与享有盛誉的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皮特里（W. M. Flinders Petrie )共事。皮特里后来成为了中国考古学先驱夏鼐（1910－1985）的博士生导师。柯雷利亲身参与的田野调查最终使得ROM拥有了全世界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埃及文物收藏之一。同时，柯雷利也最早意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收藏可与古代埃及文明媲美。博物馆最早的一件中国文物收藏，来自柯雷利在1907年的埃及旅途中在开罗收集的汉代绿釉陶。据柯雷利自述，这两件绿釉陶由他的朋友Hornblower在开罗当地商店的展窗里发现，且这位店主是亲自从中国带回的。自此之后，柯雷利开始从伦敦著名的东方艺术古董商S. M. Franck and Company处购买中国艺术品，以致于后来被这位卖家称为“大主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1912年，在建造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计划由省政府和多伦多大学接手之前，中国收藏主要由伦敦的市场流入。当ROM于1914年3月19日首次向公众开放时，其中国馆藏古物数量已蔚为可观。征集古物的资金多半来源于沃克男爵(Edmund Walker,1848-1924)。沃克男爵后任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即今之CIBC，加拿大五大银行之一）总裁。随后，沃克男爵又成为了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给予了柯雷利极大的支持。每当柯雷利发现任何适于其博物馆收藏的佳作，沃克都千方百计保证柯雷利有足够的资金做成这笔交易。
华伦太太（H. D. Warren）亦为早期热忱的博物馆赞助人之一。
1914年夏天，柯雷利带了几位博物馆赞助人去伦敦，旨在做一批大规模收购，沙拉•华伦即在其列。在此趟征集之旅的一年前，大英博物馆向 S. M. Franck收购了一尊三彩罗汉造像。柯雷利对这尊精美的十一世纪辽代佛像兴味盎然，原因之一是他听闻此乃当时流出中国的为数不多的佛教造像之一。因此，当华伦太太目睹另一尊刚刚抵达伦敦的罗汉时，她毫不犹豫地为襁褓之中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购入了这件宝物。柯雷利对这次收藏极为重视，他甚至派遣了一位专业摄影师到伦敦为罗汉造像拍照，并制成明信片作为开馆的宣传。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收藏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文物收藏史上一次重要的契机。
三、乔治•克劳弗斯 （1871 – 1925）
乔治•克劳弗斯
Patrick
George Crofts
（1871- 1925）
克劳弗斯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爱尔兰家庭。他于1896年在天津成功创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即永福洋行。其收藏中国文物进行出口贸易的爱好亦肇始于这一时期。
1918年，克劳弗斯于从伦敦到中国的旅途中经停多伦多。在他居住的爱德华国王饭店里，他偶然发现了柯雷利制作的宣传明信片。克劳弗斯认出来，这尊藏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三彩罗汉是曾经为他所拥有的一尊罗汉造像。于是，他决定造访安大略博物馆看望这件宝贝和其它收藏，此时距离他登上火车继续他的长途旅行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碰巧，此时柯雷利馆长正带着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校长在馆内参观。因此，当克劳弗斯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柯雷利并无暇给予他足够的关注，二人仅仅是互致了问候。当克劳弗斯离开之后，柯雷利突然意识到什么。马上致电所有大酒店寻找克劳弗斯。而此时克劳弗斯正准备离店。二人在克劳弗斯的酒店房间里简短地会面，克劳弗斯向柯雷利展示了若干张他现有的中国文物的照片。据柯雷利记述，这些器物“是我平生所见最精美的唐代收藏”。当柯雷利意识到克劳弗斯为这些藏品开的价钱只是伦敦市场价的五分之一时，对克劳弗说：“请您将这些照片给我，我不能让博物馆欠下债款，但是我将努力说服多伦多，不让这珍贵的机会流逝。”在这次简短的会面之后，克劳弗斯立刻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
1918年1月23日，在一封发自旧金山的信件中，克劳弗斯写道：“我想的让你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你收藏的罗汉像是从中国来的。您精美的瓷器收藏便是由我卖给伦敦 Messrs. Franck & Co.的，甚至您的丝绒、刺绣、屏风和大多数购自伦敦的展品皆源自我手。因此，我感觉我应该向贵博物馆投资，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安排合作。”后来担任远东部研究员的芭芭拉•史蒂芬曾经提到，克劳弗斯对伦敦艺术市场日渐不满，并意欲直接与加拿大的新兴博物馆做买卖。
于是，在柯雷利与克劳弗斯之间的友谊催化下，中国文物源源不断地从天津直接进入多伦多，景象之繁盛超出了柯雷利的预期。一个直接结果是，柯雷利时不时要令博物馆背上债务。他毫不犹豫地向沃克男爵和华伦夫人争取财务支持，也总能得到他们热忱的反馈。克劳弗斯将器物从他天津的货栈中装箱运出中国之前，总是周到地安排人员为器物拍照。
1921年起，即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将其公司中与中国艺术业务相关的图片全部托付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迄今可查的档案中，有属于克劳弗斯的21本珍贵的影集，共有962张中国流失文物的原始照片。这种清晰地记录着原始情境和文物集体照片的文件实属罕见。
1922年，柯雷利与沃克男爵安排多伦多大学授予克劳弗斯一个荣誉学位。“除骑士勋章之外，这便是最高的荣誉”，这一举动旨在褒扬克劳弗斯为多伦多的新兴博物馆所作的巨大贡献。乔治•克劳弗斯收藏的建立，无疑为经克劳弗斯手的每件器物提供了信誉的保证，与此同时，这个名誉也表达了多伦多文化界权贵对克劳弗斯的崇敬之情。
四、怀履光 （1873 – 1960）
怀履光
BishopWilliam C. White
（1873 – 1960）
怀履光与柯雷利的初晤在1924年，当时怀履光已经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生活了28年。据说怀履光当年抱着一幅中国绘画就来到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物市场的渊博知识赢得了柯雷利的信任与尊敬。就在同一年，克劳弗斯的生意由于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而濒临破产，而怀履光与柯雷利的会晤事出偶然。但是一年后，克劳弗斯重病去世，怀履光非正式的成为接替他作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中国征集文物的代理。
怀履光在孩提时代便随家人从英格兰移民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的Wycliffe 神学院受教育，随后决定致力于在中国传教。
1910年，他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圣公会主教并定居河南开封。来到河南后，他深深倾倒于这个地区考古发掘出土所见的历史。据其传记作者Lewis C. Walmsley介绍，1924年到1934年间，怀履光似乎有了一份新的职业以及专业，即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专职中国艺术收藏家。显然在他心目中，这一职责与侍奉上帝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与克劳弗斯相似，怀履光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千载难逢的收藏机会。
1925年，是怀履光开始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的第一个年头，单单在这一年当中，他就为博物馆寄去了8次货物，共计300多件中国文物。用Walmsley的话说，“这些器物尺寸各异，小到细碎的装饰部件和小型托架（brackets），大至体量巨大的墓葬顶盖。”在这十年中，博物馆中与怀履光相关的船运清单显示，有来自开封邮局的74次货运。而数据显示，超过8000件器物都明确地与怀履光相关。柯雷利一度为其惊人的收集速度而发愁，以致于要请求怀履光停止收集。然而，怀履光丝毫没有停步，因为他知道自己收集的器物将为博物馆带来难以估量的研究和教育价值。
在中国38年传教人生，收购运回了8000多件早期历史文物
受到柯雷利的感召，怀履光竭尽所能地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寻觅柯雷利愿望清单上的器物。譬如，当柯雷利发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拥有一件极具研究和展示价值的周代青铜头盔时，他便竭力鼓励怀履光去寻找一件类似的青铜头盔。一年之后，怀履光发来的一封电报上写道：“我发现了！我们找到那头盔了！”类似这样激动人心的电报频繁地在这对友人之间传送。
怀履光收藏极大地补充了此前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从克劳弗斯处获得的藏品。后者的收藏集中于墓葬中的陶俑、精美的瓷器、造像、织物和绘画，时间跨度从汉代到清代。由于任职于开封，因此怀履光利用其地理优势与当地古物掮客保持了紧密联系，并主要收藏安阳和洛阳出土的汉代之前的青铜器和玉器。怀履光在当地有专用中介。这些中间人会拿出到手的古物让怀履光先进行第一轮的挑选，然后才送往北京的艺术市场。怀履光向他们询问这些古物的来源并记录下其中细节。然而，由于多数器物源于盗墓或者其它非法的发掘，怀履光得到的信息未必准确。因此，怀履光在其后发行的出版物中提到的器物源流不能尽信；但是，这些信息在今日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应当得到充分的研究。
由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剧变，怀履光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古物的生涯结束于1934年。
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条国家文物保护法。
1931年，这条法令付诸实施，使得流出中国的古物数量骤减。毫无疑问，搜集和出口中国文物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1934年，怀履光回到了多伦多。
此时，来自克劳弗斯和怀履光的古物已蔚为大观，陈列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当时，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附属于多伦多大学。多伦多大学设有中国研究系，即今天的东亚系。在这里，怀履光对中国文物的巨大兴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是中国研究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同时作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第一任主任馆员。他将毕生知识倾注于教学与讲座中，感召了一大批博物馆爱好者，并获得了他们对博物馆远东艺术忠实的支持和友情。
五、明义士（1885－1957）
明义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
与怀履光相比，明义士更像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作为牧师的明义士为怀履光主教搜集河南文物过程中给予了大量的学术建议。明义士生于安大略省克林顿市，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成为一名长老会传教士，并于1910年开始了他在河南省的传教生涯，他在河南省一直驻扎到1936年才返回多伦多，其中1917至1920年他在法国服役。在河南任职牧师时居住在安阳，旧名彰德府，彼时正值商代历史因安阳甲骨的重见天日而得以证实。明义士迷上了这些考古发现，自此毕生致力于中国甲骨和青铜兵器的研究。
明义士的收藏始于1914年。他被新兴的中国考古学所吸引，并竭尽所能地探访考古遗址。他首次田野调查即搜集了来自地表的考古遗物——破碎的陶片、石器和青铜器，如今也成为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特色馆藏之一。明义士以甲骨为主要搜藏对象，并于191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甲骨的著作，因此成为第一位研究甲骨的西方学者。明义士甲骨无疑是海外博物馆中的最佳收藏。
1936年返回多伦多之时，明义士已有超过五万件考古学遗物 （大部分是甲骨），为了避过战火损毁，他将这些器物仔细打包并隐藏起来留在中国。在明义士离开中国之前，他还担任济南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的一部分）的中国历史教授一职。回到多伦多后，他总是期待再次回到中国继续研究并教授他自己的收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他再也没有踏足过中国，抱憾终身。当年明义士收藏的大部分，约三万件器物，如今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其余藏于南京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山东大学。
1936－1941年，明义士居住在多伦多。据传记作者董林夫（Dong Linfu）研究，这段时期是明义士“最消沉沮丧的日子”。在此期间，明义士在多伦多大学师从怀履光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于怀履光手下担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研究助理。明义士知道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部分馆藏都经怀履光之手从安阳而来，所以，他怀着继续研究中国藏品的信念来到了这里。柯雷利和怀履光都十分欣赏他对青铜时代藏品编目工作的严谨性。然而，在个性极强的怀履光的严格控制下，明义士丧失了学术自由，感觉怀履光像对待仆人一样使唤他。于是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满腔失望离开了多伦多。近年来，由中国学者著述的两本关于明义士传记说明，通过研究其搜藏之物和学术探索，再次肯定了明义士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
1947年，天津运来六只板条箱到多伦多，此时明义士已经离开。这是他在中国走避战争之前留在一所教会大学阁楼上的收藏的最后一部分。考虑到这些物品是明义士的个人物品，他的同事将这些板条箱寄送到加拿大联合教会海外传教总部，彼时，这一机构已经完全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这些板条箱就静静地停留在多伦多的仓库里。
直到20世纪50年代，明义士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携带这些藏品重返中国进行研究。
在他1957年离世之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决定向明义士的家族出资购买这些板条箱内的古物，但是，他的家庭成员决定将其所藏尽数捐献给博物馆。此批收藏共有约六千件器物，其中五千多件是甲骨。这成为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历史上最慷慨的单笔捐赠。在收下这份礼物之后，博物馆提供四万美金资助台湾大学中文系师从屈万里学习古文字的学生许进雄到此研究明义士的甲骨收藏，并出版图录，并基于这些材料进行博士论文研究。许进雄日后亦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一名资深研究员。
到1960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古物收藏已增长到三万五千件，当时已经是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多的机构之一。馆藏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物品所经之收藏者，深谙这些器物的双重价值。它们既是博物馆中亟需研究的物品，又是向西方世界传达其所不熟知的古代文明极佳的媒介。这种视野来自于柯雷利的感召，正如克劳弗斯在1918年的信中所述：“阁下无疑对这个领域了如指掌，而且您还比任何人都懂得高屋建瓴地甄选于我们而言弥足珍贵的藏品，您不仅仅在意器物的艺术价值，更明白其所展现的历史深意。一件残器往往具有斐然之重要性。”
事实上，明义士收藏体现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藏品背后的收藏理念。当古董商弗兰克•凯洛（Frank Caro）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评价道：“这些物件只能作为研究材料，大部分都不可能具有市场价值……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人而言，它们都价值连城。”在十年之后的另一个场合，凯洛补充到：“依我之见，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考古学收藏之一”。这些藏品，与其后的考古发掘材料一道，亟待更加详尽的研究。为了促进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这类学术研究，明义士家族最近慷慨以50万加元成立“明义士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基金”，专用于早期中国研究。
六、晚近收藏
20世纪动荡的社会历史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直接从中国征集文物制造了许多机会。然而，克劳弗斯、怀履光和明义士所经历的那种收藏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在1950年至1980年间，当中国关闭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大门，西方博物馆对中国器物的收藏锐减至仅有来自藏家本人和后裔的馈赠，数量时多时少，通常亦是20世纪前半叶收购的中国出口古物。
比如，多伦多一位卓越的收藏家、艺术爱好者、好古敏求的学者鉴赏家, Dr. Herman Herzog Levy（1920－1990），向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贡献了一批珍藏。
20世纪70年代，Levy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羁绊缘于他对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银器的迷恋。然而，他的喜好迅速转向了中国瓷器。Levy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艺术的不懈支持者，他勤奋自学成为一位收藏鉴赏行家，并独力形成了可观的中国瓷器收藏。他的知识与热情赢得了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尊敬。他1990年逝世，为博物馆远东艺术收藏遗留下一笔一千五百万加元的遗产。这笔慷慨的遗赠为博物馆在1990-1995年间增添了三百多件藏品。
露易丝·斯通（Louise H. Stone）与博物馆的缘分始于她对增进了解世界文化的热望。她少时环游世界，并深深着迷于世界文化与历史的多彩。她嫁给了一个美国银行家，后者是财力雄厚的希金斯家族成员，自此衣食无忧。老希金斯太太是一位博物馆捐赠人和筹款组织者，她身居纽约时，最初便是通过老希金斯太太加入了博物馆慈善事业之列。
1939年，斯通夫人的丈夫去世之时，她只有三十五岁。于是，她返回故乡多伦多并在多伦多大学报考学习远东历史与文化。怀履光便是她的导师。而这段在多伦多师从怀履光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她今后的生活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收藏史。斯通夫人曾经说过，“我十分艳羡美国博物馆里那些气势恢宏的捐赠，但这在加拿大却不常见，所以我寻思着，有朝一日我回到多伦多，一定要努力尝试做出改变。”
斯通夫人于1946年向博物馆捐献了她的第一件藏品，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她总共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收藏增添了将近三千件器物。然而她对博物馆的贡献超越了艺术品捐赠，她给博物馆留下的遗产还包括了各种项目计划和教育活动。
1960年，怀履光去世之后，斯通夫人成立了迄今影响深远的怀履光主教委员会（ the Bishop White Committee ），在财务上和精神上支持东亚艺术研究与收藏。
1996年，委员会成立两个研究馆员席位，露易丝·斯通研究席（the Louise H. Stone Chair）与怀履光主教研究席（the Bishop White Chair）。
1997年，斯通夫人去世，享年93岁。她遗赠四千五百万加元予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用于收藏和出版，也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历史上单笔捐赠数额最高的赞助人。这笔年度财政基金的规模之大，使其由远东艺术惠及博物馆所有领域的收藏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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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改变，西方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前提、需求、手段和方式都今非昔比。面对目前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和收藏业界，西方博物馆研究员如何保证博物馆征集的器物具有明确合法的“出处证明”，又如何恪尽职守地处理博物馆之馆藏？下文将就海外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如何打开并维系一条与博物馆政策制定者、捐赠人、私人收藏群体和古董商等各种群体沟通的渠道，进行展开论述。
【英文原文 “Objectivesand Challeng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llecting Chinese Antiquities in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发表于 Jason Steuber 主编的 《Collectors, Collections, &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2014， 245-264页。何鉴菲博士翻译, 作者校订并做部分修改，中文发表在杂志《中国博物馆》 201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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