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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

朱时雨 笔下求生 2018-09-03

这些年,大脑中会时不时蹦出来一个问题:一个企业,在持续长大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我的一点观察是:企业就是一个生命体,随着规模变大,企业会逐步失去部分自由意志,企业变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失控的过程。在我眼里,“失控”是个中性词而非贬义词或者消极词汇,有的时候,失控会让企业陷入困境和带来麻烦,而有的时候,失控是一种必要,本质上是企业让渡一部分自由意志,换取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增长收益。


用户失控:甜蜜还是苦涩的负担?


第一层的失控来自用户。一个残酷的现象是: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各种用户数字越来越好看,由此而来的问题会成为甜蜜或者苦涩的负担。你未必完全了解你的用户,且会陷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陷阱,譬如:会突然过来一批你原先不在计划中的用户,而现有用户的行为会不时的失控。


美剧《硅谷》第四季中,团队推出的社交应用PiperChat涨势喜人,眼看即将发生传说中的网络效应,滚雪球的情景分分钟可期,然而在一次用户小组调研中,团队意外的发现产品的用户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低于13岁以下的儿童,这无意中触犯了美国的COPPA法律(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简单的说,该法律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注册社交网站(话说,马克扎克伯格是旗帜鲜明的反对COPPA法案的)。律师很快帮团队算了一个账:按照现在的儿童用户规模,公司即将面临210亿美元的罚款,团队顿时崩溃了。 


早年我混迹雪球的时候,雪球早期的定位还是美股投资者社区,对标Seeking Alpha,那会平台上聚集了一小群高段位的投资者,那时候,国内做美股投资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开户。这个群体的专业程度令人惊讶,研究美股上市公司,会看公司的英文财报和研报,做模型算算账,线下做田野调查,然后把调研结果发上来,讨论氛围非常好。 然而,随着雪球在投资圈的名气开始变大,一群A股股民开始渐渐涌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讨论的氛围开始恶化,开始出现人身攻击,多空双方互为鄙视链上游,平台的戾气横秋,我很快就不再去了,后来有次和雪球的人聊,他们自己的运营都不太爱去了。平台后来也制定了一些社区规则来打击人身攻击之类的违规行为,但为时已晚,人来都来了,且规模数倍于早期美股用户,话语权和声量不在一个量级,失控已经发生。


产品的用户规模小,几十万上百万,我们可以理解是对社会人口做了分层抽样。而一旦产品有了几亿用户,则量变发生质变,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理解成几乎对样本取了全集,或者说,你的产品,是真实社会的一个数字化镜像。在真实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在你的平台上就会发生什么,阳光面、黑暗面、灰色面都会存在。


在百度贴吧的历史上,发生过不下十次的大规模的爆吧事件,从2007年的621李宇春吧的冲突开始,每隔一两年,总会发生一两次类似的事件。对贴吧爆吧事件不熟悉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一下,有对贴吧爆吧历史事件的完整盘点。在早期,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于平台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但是在十年之内这种情况依旧反复发生,我们很难把原因再简单的归咎到机制缺位,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类似事件依然会发生,对用户某种程度的失控,会是一种常态。


微博早期花了巨大的运营资源拉来了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的好处是自带流量,交织了一个庞大的中心化的高效传播网络,然而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在早期,这些意见领袖在平台的言行失控也时有发生,譬如某个大V发表了不当言论,意见领袖之间互相掐架等等,微博自己也因此曾遭遇过不只一次的连带处罚。积累了斗争经验之后,微博后期设置了大量的社区公约、奖惩条例,外加工具/算法来做风险隔离,如今,微博对用户的管理机制已经强大了很多,但我们依然不能说平台从此高枕无忧。


互联网公司在IPO的时候,都会遭遇投资者抛过来的问题:你认为用户的天花板是多少?未来的增长突破点在哪里?我发现公司最喜欢说的一个口径是“人群的泛化”,譬如产品以前是中青年用户为主,接下来要往学生群体泛化;产品以前是三四线用户为主,接下来要往一二线的用户泛化;产品以前太男性化了,接下来要泛化到女性群体;产品以前太偏二次元核心群体,接下来要泛化到非核心群体;如此等等。


这面临的问题在于:这种泛化是否真的会发生(大部分情况下比想象中的要难),如果发生,那意味着各种用户数字会上涨,但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了迎接这个“甜蜜的负担”吗?


外部失控:人人对你有要求


我曾在中关村创业大街附近晃悠了好几年,每天中午吃饭之后,我喜欢来这里溜达几分钟,看看各种团队在这里路演,偶尔在3W coffee喝杯咖啡,观察街边的办公楼里又入驻了哪些新公司以及哪些公司又不见了。这里一度人声鼎沸,很多创业公司聚集于此,但是又如走马观花的一样入驻和离开,这些公司消失的时候,第二天连个水花都没有,第三天甚至忘了原先这里入驻的是谁。


企业规模和业务规模的大小,是个量变发生质变的过程。用户规模很小的时候,成长更多的是个内生的循环,Organic driven,和外界发生的能量交换很小。产品DAU只有几十万时候,如果经营不善突然倒闭,可能甚至都无法引起实质性的讨论和关注,来个微博热门话题榜半日游都需要靠运气。


随着业务规模增加,譬如说有了千万级用户,业务的性质会明显发生变化,企业会开始和外部发生大量的能量交换,这些能量交换,包括数据、信息以及现金流、甚至人才的交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必要的失控,你没有必要把所有重要和不重要的东西都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能量的交换成为必然,必然有一些要素你是无法掌控的,企业让渡一部分自由意志和安全感,换取规模增长或效率。


譬如说当你的产品有一亿DAU的时候,业务就有了公共属性。你会发现,会有一批附着在你产品上面的相关利益方,会有一些人和机构开始逐步以此为营生,譬如说代理商、供应商、战略合作伙伴、广告主,等等;这个时候,各个相关利益体会对你提出要求,逐步开始对你有了期望值,包括明面上的和暗地里的,你会逐步被推到聚光灯下,越来越多的人会看到你。


腾讯在发展了很多年之后才选择了开放,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不再试图掌控或者强掌控所有的事情,放弃一部分确定性,收割来自外部的增长动力。


企业在这个时候面临很多的重要抉择,即如何和这些与平台共生的利益共同体进行博弈,平台犯的错误通常会有两种:一是对博弈力量的错误估计;二是对开放限度的错误估计。这两种错误,都会导致对外部的有害失控。


第一种错误淘宝曾经犯过。淘宝在正式推出直通车广告业务之前的一年多,曾经试探性质的推出过类似业务,当时引起了商家的大面积的抵制和反抗,于是作罢。以当时淘宝的GMV规模,其实还无法与几百万商家的来做强硬对抗,商家当时在淘宝上的业务规模和依赖程度,也不足以支持淘宝立刻做利益收割。直到一年多之后,淘宝重新推出直通车广告业务,群鸦无声。


第二种错误,大部分的社交平台都犯过。Facebook在今年上半年发生的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丑闻,一定程度上是在过度开放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社交平台的一个特点是涉及到无数个功能组件和模块,有一些功能组件和模块,适用性并不普遍,但是对特定的客户群体又特别需要,如果全部由官方自己开发,显然是不经济的和低效的,于是会开放给第三方公司来做,平台提供API数据接口,你接进来就是了。早期的社交平台,对数据API的管控非常松,接口的读写权限设置宽松,因此很多第三方公司可以拿到部分用户数据,后期,社交平台意识到问题,都做了大幅度的收紧。Cambridge Analytica问题的爆发,多少有黑天鹅的成分,但是其严重性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Facebook开放的数据接口主要涉及明文可见的Profile信息,远没有到Cambridge Analytica吹嘘的可以影响用户行为和认知的神乎其技的地步。这个由松到紧的过程,在微博也曾经如同教科书一般的经历过。


如果业务规模继续成长,譬如说有了六七亿DAU,那就是全中国每天有一半人在用你的产品,那意味着你的产品已经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是公共属性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社会器官。这并不以企业的意志和是否认同为转移,而是事实性的存在。如果企业依然认为产品是自家的自留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一种极其狭隘、短视且愚蠢的做法。想明白这一点的人很少,而Keso的知音车载斗量。


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晃悠的那几年,看见了太多的企业在这里进进出出。规模小,创始人就好像是家长,产品是自己家的孩子,还能具备自由意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改版就改版,说转型就分分钟转型,哪天突然想去看看世界,不想创业了,业务关了也就关了,和外部的能量交换戛然而止也没太大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这种能量交换并非那么容易掌控,你的孩子不再只是你的孩子,也是相关利益方的孩子,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孩子。企业在外部失控的过程,逐步让渡了一部分自由意志,以换回来自外部的增长收益。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失控,也是企业把增长要素分散到各个角落,而不是关在一个中心化的小黑屋,这延长了业务的生命力。


管理失控:从大到小更难


对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失控,是规模扩张中另一个难以避免的副产品。

2010年前后,是我在某厂工作的第三年,窒息感扑面而来。我在2007年加入之时,公司规模1800来人,按照现在互联网公司的规模来衡量,属于比较小和轻的组织,沟通成本低,路径短,决策简单。在三年之后,员工规模已过万,组织职能设置已经非常复杂,决策效率低下,那时候的感觉是:做一件事情、推动一件事情真TMD难啊。一周前,和该厂刚刚离职的朋友聚会,我问她离开前的感觉,她说:“推动一个事情真TMD难啊,大家形成一种集体共识,就是:做对的事情,然后等着被开。”


时间上也许是巧合,正好是我在的第三年,企业员工过万的时候,这种组织的低效就发生了,感受非常真切。最直接的感受是内部的沟通成本巨大,信息的效率低下。信息的上传和下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太多的把关人和二次传播,信息被曲解、优化、粉饰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组织规模扩张过程中,会从单一系统进化到复杂系统,而每一层的系统由不同的规则来主导来维系日常的运作。就像生物体一样,从低级生物进化到高级生物,也会由多个系统构成,譬如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等。


在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组织对于大的职能单位依然是具备自由意志的,譬如大脑让手和脚来做一些动作是可以的,这一层的运作方式依然是中心化的行政指令来驱动(Order Driven),不过如果再到下一层的组织/系统,失控依然会发生。红细胞和白细胞理论上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白细胞和红细胞想干什么,你并没有太多自由意志可以去操控,医生可以通过外部仪器去诊断和观察它们,但是它们并不会直接汇报给你,它们更多的时间里是遵从血液系统的基本规则,和其他器官产生协作。


KK在《失控》里说,生物进化后,底层的生命可能无法理解上层的生命。同样的,底层系统也难以理解上层系统,其实也不需要理解,能以最低摩擦力的协作就好。


前段时间,因BAT某重量级高管离开引发了对其CEO的讨论,和几个朋友饭桌上聊到此事,大家比较集中的看法是主要原因归结于CEO无法处理好和其他高管的利益制衡,一个朋友说“他也没啥办法”,另一个朋友说“可是他是CEO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啊”,我倒不那么看,理论上,一个公司的CEO可以主导所有事情,是权力和决策中心,但如果组织足够大,系统足够复杂,他不能做的事情比能做的事情其实更多。他可以掌控的是依旧由Order Driven主导的这一层系统,但是更底层的血液系统(譬如企业文化),也并非就分分钟说变就变了。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你也不能随意放干自己的血液,或者手术轻易摘除某个器官。


如何避免组织过大的带来的低效?《Team of teams》一书里面讲了美国特种军的做法:尊重各层系统的规则,把大组织做成小组织。美国特种军装备一流,素质过硬,但是打伊拉克基地组织却极其费劲。伊拉克基地组织人数不如美军,装备也一般,素质也明显不如美国特种军,但是抗打击能力很强,网状的组织结构,美军干掉一个高级将领,它会自己长出一个新的头目,这个组织有极强的自治能力,对资源随意组合,任意拼装,如同多用插座一样,你不容易找到中心化的打击点。美军花了很多年,干掉的“二号人物”有几十个了,但是依然无法动其根基。有一天,特种军司令看到一大堆的等待他签发的命令,突然恍然大悟,找到了问题所在:信息传达效率低下,决策链太长。他于是迅速改变了作战结构,取消了信息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的流转方式,把决策链做短,让信息能在系统之间流通,降低组织内协作的摩擦力。不再用控制系统去打失控系统,而是用失控系统打击失控系统,让渡一部分安全感,保留一部分不确定性,然后静待好事发生。新的作战方式很快取得了成效,一个小分队很快就自己就找到并干掉了基地组织的最大头目。


把中心化的大组织做成自治自驱的小组织,有意思的是:让失控发生的时候,反而获得了某种控制。这容易做到吗?这非常难,由小集体做成大集体还可以依靠规模效应和惯性,而把大集体做成小集体,需要智慧和魄力,甚至逆人性。


结语


重回文章的开头,企业在规模变大的过程中,每一天都站在十字路口。面对某种程度的失控,或是用户、或是利益相关方、或是内部团队,企业需要做判断和选择题:这是有毒的失控还是必要的失控?需要强化确定性还是刻意保留一部分不确定性?


企业这个生物体,到底还能长到多大,到最后,其实比拼的是组织的自我进化能力和业务规模的扩张速度,这两者之间哪一个能跑的更快。如果是后者更快,组织进化慢,那么我们对它的天花板的估计来自市场本身的静态观察,如果是前者更快,我们对天花板的估计会变得更加动态。几年前,你能想到美团会做打车业务么?你又能想到它下一个还会捣鼓出什么新玩意么?另一方面,我有时候看一些聚光灯下的企业家,发现他说的和几年前说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长进,对问题的认识深度还是停留在几年前,再看看他的企业,市值也趴着好几年没实质性增长了,我的感觉是:时间越长,这种相关性越大。


自我进化是唯一的方向,对人如此,对企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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