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对中国出口和就业的影响
为实现“美国再次强大”，工作岗位回归美国的竞选目标，特朗普竞选期间在个人官网公布了7条贸易政策，其中3条直接针对中国[1]。考虑到特朗普不可预测的个人风格，近期任命对华贸易鹰派人物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美国贸易代表，设立国际谈判特别代表等举动，特朗普上任后有可能兑现竞选中贸易政策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推行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
假定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出于政治需要，促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美国，尤其是增加白人蓝领的就业岗位，那么他可能采取的一项措施是援引贸易法，以应对国际收支逆差为由，对中国产品加征最长150天，最高15%的临时性关税。在产品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将对中美以及全球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冲击。但如果特朗普不计后果，一意孤行，那么提高关税将对中国相关行业出口和就业产生怎样的负面冲击？本文将对此做出回答。
[1]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trade
一、美国可能对中国提高关税的产品
选择依据是这些产品在中美贸易中存在较大的逆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贸易数据，2015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3657亿美元。中美逆差占比靠前的15类产品（SITC2分类）占2015年中美逆差产品总额的82.6%[1]。其中，逆差排名前4的产品类别依次是电信、录音和放声设备（占逆差产品总额20.1%），办公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16.5%），服饰及其配件（8.4%），电气机器、仪器和器械（8.4%），这4类产品合计占中美逆差产品总额的53.3%。
[1]根据美国提供的数据，2015年SITC2分类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存在逆差的产品金额为4139.7亿美元，存在顺差的金额为482.7亿美元，合计中美贸易逆差3656.9亿美元。
表1 中美逆差2015年排名前15的产品类别
排名 | SITC2分类 | 2015年占中美逆差产品的比例% | 累计比例% |
1 | 电信、录音和放声设备 | 20.1 | 20.1 |
2 | 办公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 | 16.5 | 36.5 |
3 | 服饰及其配件 | 8.4 | 44.9 |
4 | 电气机器、仪器和器械 | 8.4 | 53.3 |
5 | 家具及其零部件等 | 5.1 | 58.4 |
6 | 金属制品（未另作说明） | 4.3 | 62.7 |
7 | 鞋类 | 4.2 | 66.9 |
8 | 一般工业机械和设备 | 3.8 | 70.7 |
9 | 杂项制品：婴儿车、玩具、游戏及运动商品，印刷品，办公器材和文具用品 | 3.4 | 74.1 |
10 | 纺织用纱、织物和纺织品 | 2.6 | 76.7 |
11 | 旅行用品、手袋和类似容器 | 1.8 | 78.5 |
12 | 非金属矿产制成品（未另作说明） | 1.4 | 79.9 |
13 | 发电机械及设备 | 1.1 | 81.0 |
14 | 软木及木材制品，不包括家具 | 0.9 | 81.9 |
15 | 钢铁 | 0.6 | 82.6 |
数据来源：CEIC，美国人口普查局。
从美国就业岗位看，本世纪以来，中美贸易逆差排名靠前的行业在大多数年份就业人数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增加了特朗普对中国相关产品提高关税的动机。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美逆差排名前7的产品所在行业的就业增速基本为负，就业岗位在逐年减少。其中，中美逆差排第1的产品所在的通讯设备业，在2015年就业增速虽然较2014年有所好转，但也下降了5.7%；2016年前11月，其就业仍然下降3.9%，同比减少3.8万人。中美逆差排第2的产品所在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元件仪表业，2016年前11月就业同比下降1%，同比减少21.1万人。虽然研究表明[1]，支持特朗普竞选成功最关键的铁锈地带，其就业机会的减少并非都是因为全球化，更多是由于自动化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升级造成的。但这些行业同时存在就业岗位萎缩、对中国贸易大额逆差的情形，无疑刺激了特朗普就这些产品向中国大幅提高关税的意图。
[1]“特朗普的胜利与经济学的失败”，FT中文网，张欣，2016年12月14日。
图1 58美国就业人数同比增速
二、关税提高对应的中国出口
从统计上看，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统计既包含了从中国的直接进口，也包含从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1]。从而，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也将包含这两部分产品。研究关税对中国出口和就业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这两部分产品对应中国以离岸价表示的出口金额。
对第一部分的分类产品，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出口额，可以大致等于（美国提供的从中国进口额 - 香港提供的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出口额*到岸离岸转换比例）/到岸离岸转换比例。通常外贸统计中出口按离岸价（FOB）统计，进口按含成本、保险加运费的到岸价（CIF）统计。本报告借鉴冯国钊与刘遵义（1999）的研究[2]，将到岸离岸转换比例设定为1.1。此外，公式中的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转口分类数据需要估计。由于中国经香港转口美国的转口额，占所有国家经香港转口美国的比例接近87%，占比较大。因此，我们假设SITC分类的转口数据也满足这一比例关系。根据所有国家经香港转口美国的SITC分类数据[3]，我们估计得到公式所需的，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SITC分类数据。
对第二部分的分类产品，需要将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出口额，转换回以离岸价表示的中国出口分类数据。关键是剔除香港转口商在转口中的毛利润，转换公式为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SITC分类数据 *（1-转口毛利润）/到岸离岸转换比例[4]。
[1]中国将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计入中国对香港的出口。从而，美国提供的从中国进口数据，与中国提供的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口径并不一致，这也是造成双方统计的贸易逆差显著不同的重要原因。
[2]冯国钊与刘遵义（1999）：《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国际经济评论》，第5-6期。
[3]图表1第9项“婴儿车、玩具、游戏及运动商品，印刷品，办公器材和文具用品”来自SITC2杂项制品中中美存在显著逆差的3类细项。由于香港提供的对美国杂项制品转口只有总额数据，没有细分数据，这里按美国从中国进口杂项制品中上述3类细项的比例，来估计香港对美国转口的这3类数据。
[4]假定中国对香港的转口毛利润（SITC分类值）等于中国对香港的转口毛利润，后者根据香港政府统计提供的香港总体转口毛利来估计。
三、美国提高关税对中国出口的直接影响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选择中美逆差占比靠前的6类产品（SITC2分类），作为特朗普可能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范围。这6类产品可以大致对应中国最新的201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3个行业。其中，中美逆差最多的两类产品：电信、录音和放声设备，办公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可以合并归到中国行业分类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业。中美逆差较多的服饰及其配件（排名第3），鞋类（排第7），旅行用品、手袋和类似容器（排第11）可以归入中国行业分类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中美逆差排第4的电气机器、仪器和器械直接对应中国行业分类的电气机械和器材业。以上6类产品合计占2015年中美逆差产品总额的59.2%。以下将从短期和中期看，美国对这6类产品提高关税对中国出口可能带来的直接冲击。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关税对中国出口商的冲击可部分由贸易伙伴进口商分担。这是因为Jensen[1]的研究表明美国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很可能是同一批企业，征收关税很难在不影响美国出口商的同时单独惩罚进口商。美国排名前1%约1300家公司的进口商，其中96%是出口商，共占美国商品出口额的60%。从而，对于中美中间品贸易占比大，生产链条长的两个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器、仪器和器械，我们假定短期内，关税提高对中国出口商的传递系数为0.5，也即关税提高的一半由中国出口商承担，另一半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对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行业，其生产链条和美国进口商关联少，假定关税传递系数为1，完全由中国出口商承担关税提高带来的影响。
第一阶段，假定特朗普以应对国际收支逆差为由，对中国这6类产品征收15%的关税，为期150天。假设中国出口商在关税改变前后，产品成本保持不变，产品出口市场竞争程度高，价格不能提高。关税提高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利润率来消化关税提高带来的冲击。那么当成本利润率低于关税比例时，企业的成本利润率即使降为零也不足以弥补关税提高带来的冲击，企业将面临亏损。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4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成本利润率为5.2%，电气机械和器材为6.5%。根据这两个行业短期内关税传递系数为0.5的假设，中国出口商完全负担的关税提高幅度为7.5%，略大于行业的成本利润率。这两个行业对美国的出口将面临1%-2%的亏损。如果企业预期关税提高在150天后将结束，那么短期内企业可能承受这一亏损，不减少对美出口规模。
对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行业，由于关税传递系数为1，中国出口商完全承担关税对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2014年该行业成本利润率为6.7%，明显低于15%的关税水平。这表明企业出口在短期内也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受冲击规模大约为1371亿人民币，约196亿美元。数据来自2016年美国提供的，从中国进口纺织服装鞋帽等制品数据，经调整后得到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含香港转口）规模。
第二阶段，假设特朗普继续对中国这6类产品征收15%的关税，为期150天。此时，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行业受冲击的出口规模仍然是1371亿人民币。对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这两个行业，如果美国进口商预期关税将持续征收，那么从中国以外地区进口替代品的可能性增强，关税传递系数由原来的0.5可能慢慢调整到1，中国出口商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关税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亏损至减少出口。以2016年数据为基础，经估算，第二阶段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对美国出口（含转口），受关税影响的规模约为3600亿人民币，约514亿美元；电器机械器材对美出口受影响的规模约为1109亿人民币，约158亿美元。加总三个行业出口受影响的规模约为6080亿美元，约869亿美元，占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含香港转口）的21.2%，占201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1%。
[1] J. Bradford Jensen，“Importers are Exporters: Tariffs Would Hurt Our Most CompetitiveFirms”，2016-12-7,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四、美国提高关税对中国就业的直接影响
根据投入产出表方法，最终需求中的出口受关税影响发生改变后，假设主要由生产工艺决定的部门间投入产出系数不变，那么出口改变带来的产出改变量等于部门间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乘以出口改变列向量，进而，就业改变量等于直接就业系数行向量乘以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以及出口改变列向量[1]。对应前述两阶段，我们估计美国提高关税对中国就业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
在第一阶段，关税征收期为150天。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两个行业的出口商在承担一半的关税提高后，短期内承担1-2%的亏损，可能不减少对美出口规模，就业不受影响。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行业的出口可能受影响的规模为1371亿人民币。基于最新的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该行业对应受影响的就业为29万人。
在第二阶段，特朗普继续征收150天的关税。根据行业出口受影响的程度，我们的估计表明，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就业约90万人受影响，程度最严重；其次是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受影响的就业大约为29万人；最后是电器机械和器材行业，大约23万人受影响。合计三个行业约142万人受影响，约占2016年中国工业平均从业人数的1.6%。
以上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引用时需加以注意。
其一，本文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采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得到关税提高对中国出口和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没有考虑中国出口减少后，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的间接影响。
其二，受数据所限，本文没有考虑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有可能造成出口和就业结果的高估。原因是受关税提高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减少的同时，加工贸易进口也会相应减少，造成最终需求中净出口的减少量，比不考虑加工贸易时的净出口减少量小。
其三，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后没有公布工业分行业的产值数据，本报告所用的就业直接系数矩阵，最新的数值只能截止至2012年。一些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单位产出需要的就业人数将下降，这将造成就业影响量的高估。
其四，受数据所限，最新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是2012年表，数据滞后，这将给估计结果带来偏差。同样受数据所限，在把美国从中国进口数据，转换为中国对美行业出口数据过程，存在一些估计偏差。如对分行业的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转口毛利润的估计，货物到岸价和离岸价转换比例的设定。
[1]类似于刘遵义（2007）中出口对就业影响的模型思路，后者运用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刘遵义（2007），《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_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五、结论
2016年4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形势回稳向好，但未来可能遭遇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负面冲击。我们以2016年为基础的直接估算表明：如果美国对中国59%的顺差产品征收150天15%的关税，纺织品业约1371亿人民币的出口，29万人的就业将受影响。如果美国征税再延长150天，其结果可能是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电器机械器材，纺织品三个行业合计约6080亿人民币的出口将受到影响，约占201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1%；相应受影响的就业为142万人，约占2016年中国工业平均从业人数的1.6%。中国受损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消费者，以及征收产品所在全球生产链条上的相关各方都会受损。
在此背景下，美国可能以提高关税为由增加同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本文的实证研究为特朗普提高关税对中国出口和就业产生的潜在直接冲击，提供了一个估计方法，其结论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谈判，提早做好应对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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