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魏少军主讲“全球芯片产业现状、问题及前景”。本次论坛由世经政所党委书记、智库副理事长姚枝仲研究员主持。魏少军教授详尽阐释了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历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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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和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任赵海、《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崔晓敏，与美方就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国际金融地位、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人才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供稿：《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崔晓敏）往期精彩回顾

为“债”所困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死循环。尽管不同时期美均出现过“收支不平”现象，但今年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恐创新历史新高。债务上限问题本质上是两党的政治博弈，试探债务上限筹码的“深渊边缘”策略成为两党危险的政治游戏，暴露出美式治理体系失灵，对本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其外溢效应还可能扩散至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在不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情况下，财政部最快6月1日就会耗尽现金，这加大了国会共和党人与白宫在未来几天达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的压力。美国史上首次债务违约将至？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问题1：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因为党争而为债务上限争执不休。这一次又有什么特点？为“债”所困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死循环。美式“债务上限”是指政府可以累积的联邦债务总额的法定上限。自1917年，美国会通过《第二自由债券法》设置债务上限以来，美政府在多数年份均出现了债务总额逼近上限的情况。通常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通过上调债务上限或暂停债务上限的方式。2001

2023年5月22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和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21个文明。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型。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的。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1945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是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达到了六分之一。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火等，将成为未来30年的常态。202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30年全球总升温也有可能达到1.5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大可能达到1.5摄氏度这一指标的。2021年，1.4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31项“生命体征”来“诊断”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31项指标里面，有18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2022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69%，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9月20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12%一样。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这个指数和GDP有很大区别。首先，GDP是流量概念，指人类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20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30年甚至40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GDP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出来的。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是GDP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IWI很难计算，但是在2014年和2018年上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原子弹等都计入了GDP，但这部分GDP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其他一部分GDP。二、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2021年总和生育率是1.28，欧盟是1.5，韩国则是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2.1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会缩小。中国202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18，估计2022年会低于1。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7.46，马里是7.42，索马里为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24.1岁，叙利亚23.5岁，伊拉克21.2岁。非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18.5岁，苏丹18.3岁，赞比亚16.9岁，安哥拉15.9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14.8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也较低，如菲律宾24.1岁，巴基斯坦22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龄就偏高。中国是38.4岁。日本是48.6岁，仅次于摩纳哥的55.4岁而居全球第二。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显示，日本2021年10月举行的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岁青年人投票率为36.5%，60—69岁老人投票率为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易影响选举结果。在1970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2010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关。根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9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年穆斯林人口是2000多万，占比15%。据估计，到2050—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1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2018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2024年，2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目前，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3户人家，则这3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等。如果该村有300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2022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1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45%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如Zara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的欢迎，直接挑战了Zara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三、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的损害。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GDP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虽然GDP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年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不到7%，到2010年变成了40%，2015年上升至60%，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70%，2021年更是达到了77%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代，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美国是1万美元左右。现在，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8万美元。双方的人均GDP原来相差1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6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或分配的压力。大约30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2—2.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2010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织，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摧枯拉朽，必然促使国际关系发生新的变革。中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念，核心是合作共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新型国际关系必然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一、相互尊重比恃强凌弱更符合现代文明思维相互尊重是指各国以平等为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相互尊重的哲学根底是“和”，蕴含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体现了平等思想；而恃强凌弱来源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达尔文法则，宣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是等级制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文明，平面化、网络化、平行化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随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权力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权力归属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必然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民主不是坐等来的。新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外交领域的工作部署，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四个抓手：一是大国关系，格局是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二是周边关系，理念是亲诚惠容，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三是发展中国家关系，理念是真实亲诚，秉持正确义利观；四是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基础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不看社会制度，不计较历史恩怨，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别，主张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些原则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法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必须摒弃傲慢自大、唯我独尊的西方偏见，落实和谐共生、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二、公平正义比零和博弈更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根本问题在于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提出合理方案。现代以来，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家围绕“公平正义”问题的争论日益深入，并逐渐达成了“政治学必须关心价值——关心确立实质性正义、激励民主参与，并将我们的意识从平庸的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基本共识。然而，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完全背离现代政治理念，面对欲望的无限性与物的有限性、欲望的平等性与地位的不平等性、德性与恶性等矛盾，展现“赢者通吃”的丑陋姿态，以零和博弈挤压崛起国的上升空间。“东升西降”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变革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背景。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的新台阶，迅猛势头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不能适应”。特别是美国，随着其国内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扭转，民粹主义兴起，煽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并寻求外部原因。挑起贸易争端，滥用出口管制，强推单边制裁，操控和修改国际规则，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谋求一己私利，种种表现都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其实，国家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间有竞争也是常态，应该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进行积极和良性竞争。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肩负重要使命，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而不是凭借“胳膊粗力气大”，或者掌握“小圈子”话语权，对别国进行遏制和封杀。零和博弈思维将正当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反映霸权国气量狭窄、有失公允，而且德不配位，最终必遭反噬，结果只能是本国的威信下降，甚至失去盟友。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历史建构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案，利用矛盾、化解矛盾、推动矛盾向有利方向转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但绝非对和平有片面的认识，也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在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挑战时，固守冷战思维，搞阵营对抗，或以大欺小，搞围追堵截，只会加剧世界的紧张局势，给各国经济发展蒙上阴影。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更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了前进方向。三、合作共赢比巧取豪夺更符合现代经济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水平提出了新挑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此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从未真正实现过一体化，全球化目前也困难重重。世界范围内金融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本来就非中性的国际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继续向既得利益者倾斜。美元霸权是世界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主要根源。2022年，美联储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激进加息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经济陷入停滞或倒退。美国操纵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在援助他国时施加附带条款，为本国资本投机减少阻碍。美国还用经济胁迫手段打压对手，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制订《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在国内军工集团的推动下，美国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冲突，大发战争财。种种巧取豪夺的工具在美国手中运用自如，早已彻底背离其标榜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离公平正义更是天差地远。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不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而是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作为一项开放包容的倡议，“一带一路”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倡议国——中国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解决上投入更多力量，在国际援助上从受援国转为援助国，且援助金额和范围不断增加。根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度47.30%，重点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中国的援助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而是尊重受援国主权，融利于义、以义为先，帮助受援国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前提，向未建交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不仅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而且主动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与世界各国分享，表达了共同发展、共创繁荣的心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高利率抑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国内国际深层次矛盾制约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中国提出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号召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新胜利！（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6日。）往期精彩回顾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江思羽。）往期精彩回顾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本文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框架：从发展融资理念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强调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从参与者范围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全面性，强调解决机制应包括所有债权人共同参与；最后从债务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强调了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多种债务处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案。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突然从长期低利率政策转向高利率政策，这些都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主权债务的脆弱性和风险大幅上升。截至2023年1月末，70个低收入国家中已经有9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28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占到样本低收入国家的53%。这对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本身还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过去几十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欧美等传统债权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的双边债权人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则大幅上升。2020年中国在低收入国家(Low-Income

1.美国4月零售环比上涨

欧盟计划就对俄发起新一轮制裁，并于近日对此进行了首次讨论。

者的热烈反响，尤其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托马斯•萨金特等专家学者的积极评价。《世界开放报告2023》将在今年上海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供稿：臧成伟

欧洲央行预测202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0.6%

美国凭借技术优势窃取监控他国政要、关键人物的政策倾向，追踪民众思想动态，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持。而美国也将此行为视为一种全球竞争战略资源和维护霸主地位的工具。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因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再次站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暗中监控韩国等所谓的“亲密盟友”……如若这些事件属实，这起“泄密门”事件将成为美国破坏他国安全、制造全球动荡的又一例证。美国监听全球都有哪些“黑历史”？监听行径暴露了美国怎样的心态？而这些事件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与思考？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一、大规模监控全球的“惯犯”问：作为全球头号“监控帝国”，美国有哪些监控全球的“黑历史”？答：美国是大规模监控全球的“惯犯”，监视他国的做法可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的监控规模就高达每周国际电报35万条、国际电话2.5万通，每封途经美国的信件都会被拆开仔细审查。二战结束后，美政府通过“黑室”（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身）的“三叶草”和“尖塔”项目，组织通信企业监控国际通信往来。直至197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被盗，才揭露了美国不受法律约束、严重滥用监控的行为。“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直接授予总统更大权力，并大规模实施监控监视计划。而后，美国又颁布了《保护美国法案》和《外国情报监控法》修正案，取消了监视外国目标需要获得授权的规定。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康纳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承认，网络窃密是国家安全局的“头等要务”。2013年，“斯诺登事件”详细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运行的监视帝国，其“棱镜计划”监控了全球数十个国家超过10亿用户的网络和电话通信。随着智能手机、电子眼、无人机的普及，美国政府如今通过软硬件技术实施各类监控的行为更为频繁。据德媒统计，美国平均每天监控200万个法国通信、1亿多个德国通信。美国实施大规模监控屡被曝光，却未有收敛。“泄密门”事件让美国监控丑闻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并不是美国开展全球监控行动首次被曝光。但令人惊诧的是，每每丑闻曝光后，美国政府从未对非法监控行为做出过否认，实施监控的情报部门虽公然违法却一直逍遥法外，而美国政府一边口头许诺不再监控，一边继续打开监控大门。2010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曾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报告过对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监控活动，奥巴马指示该机构继续实施监控。2013年，“斯诺登事件”引发全球哗然后，奥巴马政府为监控项目辩护称，“对隐私的适当侵犯”是“值得我们做的”，更抛出网络监视的目标是住在国外的外国人而非美国人的歧视性逻辑。2021年，丹麦媒体曝光的“监听门”，发现美仍通过私下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继续对盟友进行监控。近期，“泄密门”事件曝光后，拜登政府也如前任般，没有对大规模监控滥用进行反思和整改，反而试图安抚情报界高层，向他们承诺美国政府致力于保护情报。美国实施监控霸权，却常常污蔑别国。2020年，360公司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网络攻击武器“穹窿7”，从2008年9月到2019年6月，持续对中国政府机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等实施网络攻击。2021年，美媒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华为公司的设备，并制定了秘密网络攻击计划“击杀巨人”，对华为在中国的电信设施实施网络窃密。然而，美国政府却反过来不断游说其他国家，称“华为制造的设备特别是5G网络建设威胁信息安全”。此外，美国议员还一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责TikTok大规模窃取用户数据，一边考虑要求谷歌、脸书母公司Meta、苹果等企业在设备或软件中“开后门”，以便针对海外非美国公民开展不受限制的监控。“泄密门”事件曝光后，美媒仍倒打一耙，反过来炒作中国气象无人飞艇，称中国的无人飞艇搭载先进侦察设备，企图混淆视听。二、美维护霸权地位的工具问：凭借技术优势对全球实施大范围、无差别的监控窃密，这背后暴露了美国怎样的心态？答：美国对全球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监控窃密凸显霸权本质。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提及“斯诺登事件”时，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负有特殊责任”。“泄密门”事件中美国广泛窃取他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研判和抉择，顺应了美国政府一贯的逻辑。美国凭借技术优势窃取监控他国政要、关键人物的政策倾向，追踪民众思想动态，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持。而美国也将此行为视为一种全球竞争战略资源和维护霸主地位的工具。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家入伙，在“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基础上，与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德国、丹麦等国建立了特殊的情报关系，给监控披上了“国际合作”的外衣，用所谓的“共同利益”掩盖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建立排他性“小圈子”巩固其监控霸权和监控特权，将本国权力渗透到全球各国的政府和民众中。这种不断为非法监控窃密掩护和辩护，暴露出美国政客对“自由民主”价值观表里不一。美国一边强调现有国际秩序中道德、规则和合作的一面，用“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说辞说服他国遵循其价值观行事，一边对美国所谓的“个体权利至高无上”原则置若罔闻，允许美情报部门对全球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网页浏览等各类国际通信进行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监视。而被美方监视的外国目标往往不一定是间谍、恐怖分子或罪犯，还包括记者、学术研究人员、科学家、商人、意见领袖等普通民众。可以说，美政府主导下的监控大网覆盖了几乎每一个人，严重威胁了他们的隐私权，特别是对有色人种不成比例的监控规模还涉嫌种族歧视。这表明意识形态上的美式“自由民主”不过是美国政客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其价值观一旦涉及核心利益，就要让位于政治现实。在监控对手或敌对国家的同时，也不放过盟友的做法，暴露出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收益”自私心态。在“斯诺登事件”中，美将监控的触角伸向“老朋友”，反映出其对德法等欧洲大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自主倾向感到警惕，试图阻止欧洲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如美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麦戈文所言，美国所谓的盟友，实际上只是美国的附庸。在经济领域，美国还利用监控搞不正当竞争，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原则。2020年，欧洲法院因美国数据保护不达标裁定欧盟-美国“隐私盾”协议无效，而此前有约5300家美国企业曾享受过该协议传输距离数据带来的商业便利。三、不利他国维护国家安全问：美国监控全球的行为被接连曝光，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答：其一，美监控行为或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业内人士普遍对“泄密门”所曝光的监控行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泄密无非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可以想象“泄密门”风波后，美情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全球大规模监控窃密行动。鉴于当前中美博弈日益激烈，美恐将一边炒作网络安全、领空安全、海洋安全等涉我利益的议题，一边拉拢传统盟友和周边盟伴国家加大对我监控窃密力度，服务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目标。此外，也不排除未来美将采取发动破坏性网络攻击、建设网络武器库等手段进一步升级“监控霸权”。这将对我维护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其二，美利用情报优势，打造“监控小圈子”。与以往曝光的监控丑闻不同，“泄密门”并未在美国国内和盟伴国家间掀起太大的舆论浪潮。被美方监控的韩国、乌克兰政府也未如法德等欧洲国家一般做出强烈抗议，反而在第一时间为美辩护，否认被监听，不愿该事件影响双边关系。这不仅反映出部分国家缺乏挑战美国霸权行为的意愿和能力，还显示出美国不断扩大“监控小圈子”的潜在能力。未来，美国或可构建更为立体和复杂的情报网络，以“五眼联盟”为基础，与欧洲盟友、印太盟伴开展不同层级和领域的情报共享。其三，新媒体成为情报信息往来的重要传播载体。据悉，“泄密门”事件最先曝光在一个名为Discord的视频游戏聊天平台上，一位游戏用户因俄乌冲突与其他玩家争辩了几句后，就附上了关于俄乌问题的10份文件，其中一些文件还带有“绝密”标记。文件遭泄露几个星期后，被社交媒体转载和媒体广泛报道后，才引发美官员警觉。新媒体平台具有去中心化、用户身份私密、传播迅速、不易被政府部门发现等特点，一些小众媒体平台可能成为情报信息往来的新途径，值得相关部门预警防范。（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2023年4月20日。）往期精彩回顾

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表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并不见得为西方所理解。这种“理解赤字”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米特的一篇极具代表性的分析中国全球抱负的文章中就有很好的集中体现。鉴于理解和信任在国家交往中的极端重要性，文章将在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平天下”智慧和愿景意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以米特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在读懂中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意识形态偏差，并探寻相应的解决之道。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一步一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日渐彰显之际，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提供的智慧与愿景也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将其与中国古人讲的“平天下”表述相对接，并主张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发布的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阐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却并不见得为外界所重视和领会。虽然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从中国获取信息的便利，国外思想界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时俱进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他们要真正读懂中国还存在不少巨大的挑战。这种进展和挑战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就有很好的体现。为此，本文首先阐述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回顾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主要内容，然后以米特文章为例剖析西方读懂中国相关智慧的进展和不足，最后得出一些有关消解中西方“理解赤字”的思考。首先，对于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决定的，而且二十大召开的特殊时间节点，即国际上东升西降、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国外各界对我内政外交走向最多关注也是重要的因素。再者，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理解和信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正如中国古籍《左传》所言：“信不由衷，质无益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任，那么即使有抵押也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对理解和信任的重视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失斧疑邻”寓言故事中就有体现，其表明主观偏见/先入之见很可能成为达致客观真理或现实的障碍。其次，“平天下”作为古代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其与当前中国外交和世界愿景的内容非常契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并且在未来的征程中，明确将“坚持胸怀天下”上升为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包括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智慧、中国愿景和中国方案。具体来看，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平天下”智慧和愿景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这在二十大报告集中阐述中国外交思想和世界愿景的第十四节开篇就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大报告去掉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并增加了“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表述和判断。第二个层面是有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和内容。这包括四个方面：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并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基于五千年文明向世界提供的愿景。这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此，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上述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西方最前沿的中国观察者在读懂中国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理解障碍。以米特文章为例，在进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外界对中国的解读体现更多的是观察者的偏见。第二，对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有所认识。第三，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正当目标有所提及。第四，承认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第五，认为中国的走向取决于未来政治的开放和封闭因素。在深层次的障碍方面，则主要体现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认识不到中国当前与西方迥异的政治道路其实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十八大以来内政变化是针对党领导弱化的“再平衡”，外交政策的变化其实是自信积极外交政策的体现等。那么如何才能消解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赤字”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在认知方面，西方需要重新认识、反省并摆脱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植根于超出简单理性审查所能及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如对自由民主具体、排他性和狭隘的理解以及狂热的推广和输出等。这要求西方进行一场认知革命，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具体路径包括诉诸并因此欣赏非西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的智慧与洞见，同时转向西方传统中成功摆脱其偏见与不足的一些远见卓识者的智慧和洞见，比如尼采、歌德、康德、马克思、叔本华、斯宾格勒等。

Haddad此前表示，SHEIN计划通过在当地生产来实现部分巴西销售的本地化。SHEIN预计，到2026年底，巴西约85%的销售额应来自当地制造商和销售商。7.

待观察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上任后表示，日本央行将继续货币宽松政策，直到通胀目标稳定、可持续地实现；日本消费者通胀目前约为3％，但可能会放缓。4.

特朗普被“起诉”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对共和党内其他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均造成干扰，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情打破了刑不上“总统”的美国政治潜规则，更加凸显了美国宪法危机、选举争议、党派利益与司法机构和州政府管理之间的问题。两百多年来，美国总统深陷犯罪丑闻并不鲜见，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中止人身保护令）、克利夫兰（被控强奸）、肯尼迪（涉嫌暗杀越南总统）、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克林顿（宣誓撒谎/妨碍司法公正）都曾有惊无险，但第45届总统特朗普打破了这一先例，成为美历史上首位遭刑事指控的前总统。实际上，纽约检方史无前例的起诉，其罪名严重程度不仅不及华府历任总统，甚至比不上特朗普个人此前涉嫌煽动国会山暴乱、推翻2020年大选，或者在海湖庄园存放涉密文件等。根据纽约州相关法律，向艳星支付“封口费”本身并不违法，但其付款记录却称是用于法律费用，相当于伪造商业记录，属于较为轻型刑事犯罪。而检方欲借此进一步指控特朗普违反选举法财务管理，属于轻度重罪，最高可判处四年监禁。不难想象4月4日，特朗普自首和提审的每一帧细节都将被媒体无限炒作和放大，但一般来说，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因非暴力、轻度重罪不太可能会被判长期监禁。即使特朗普被定罪，也不意味着他有牢狱之灾。这件富有戏剧性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司法审判，比判决结果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它让2024年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十一月大选前颠覆选情或政局的事件）提前到来。退一步讲，即使特朗普被定罪，也并不会影响他参加2024年美联邦大选或是担任总统的资格，甚至这件事对他在党内选情有弊还是有利也仍是未知数。本来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初选支持率停滞不前，劲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有望取得一定优势，但后者在“起诉”事件中也站出来为特朗普鸣不平，称不会协助纽约警方引渡居住在佛州的特朗普。刚刚高调宣布参选的前驻联合国大使黑莉和盟友南卡参议员斯考特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竞选纲领造势，就被特朗普抢去了聚光灯。事件的主人公特朗普本人更是拥有过人的煽动能力，经常突破美国政治底线，他早早做足了准备，呼吁支持者“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及他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共和党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法院官员、特勤局都在为“起诉”事件摩拳擦掌。各方围绕2024年大选利益角逐的过程中，许多此前不可能发生、难以想象的问题正在湍急的水域中不断积累，美国本已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加鲜明地浮出水面：一是两党一面谴责美国司法的虚伪，一面借此捞取政治利益。民主党和左翼人士认为，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是否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诉讼可能会引发暴力冲突的争论本身就揭示了一个腐败、不平等和荒谬的法律体系，这是值得反思和令美国民众感到羞耻的事情。而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认为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起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猎巫”，将神圣的司法武器化。与此同时，两党又不约而同地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引发的公众愤怒和情绪，将其转化为竞选资金，并争取更多的同情票。二是进一步暴露和激化了美国政治的分歧。尽管针对特朗普的起诉仍在审理中，但民众心中早已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美最新民调显示，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上，民主、共和两党基本盘选民存在巨大分歧，持中间立场的民众比例极低。56%的美民众认为起诉特朗普是公平的，41%的民众则认为是政治迫害。46%的美民众认为特朗普做了与调查相关的违法行为，29%的民众认为他仅是不道德但不违法，23%的民众则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三是为了选举更加不择手段。纽约检方此次起诉的罪名是一项相对较轻的刑事犯罪。共和党指责民主党人将国家机构政治化。而共和党执政的州县也不乏利用执政优势操纵选情的事件。无论孰是孰非，为了个人或党派利益，不惜颠覆（不承认2020年选举结果），利用情报（私存涉密文件）、外交（通俄门事件）、国防（军工联合体利益）、选举管理（改变选区结构）甚至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操纵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打击竞争对手，达到选举目的的做法频频出现在美国选民面前，选举过程和手段进一步恶质化和无底线。四是煽动暴力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有了国会山骚乱的前车之鉴，特朗普“起诉”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察局就开始加强安保，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抗议示威，国土安全部也在加紧网络暴力言论监测。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各界普遍对事件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感到担忧。特朗普的右翼极端支持者还在试图通过激烈的言辞、挤兑银行等手段制造混乱。美国政治的“文斗”随时可能在政客的煽动下升级成为“武斗”。特朗普被“起诉”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对共和党内其他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均造成干扰，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情打破了刑不上“总统”的美国政治潜规则，更加凸显了美国宪法危机、选举争议、党派利益与司法机构和州政府管理之间的问题。极端主义并未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而销声匿迹，它潜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随时准备反扑。极端两极分化、激烈的党派恶性竞争、暴力事件威胁将美国政坛进一步推向未知的水域。（本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23年4月5日。）往期精彩回顾

习近平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并致辞

同比下降17.6%）。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2.5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22.8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6.2%和49%。8.

【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梁子晗,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助理。为何明月照沟渠——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一项量化研究王雪莹

待观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新德里发表演讲，发布了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构想的新计划。他提出到2030年，官民携手向印太地区投入750亿美元以上资金。5.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极端化导致作为世界和平稳定基石的大国关系严重恶化，事实上在推动形成新的冷战格局，毒化世界和平发展的氛围，对人类文明发展构成长期威胁。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人民，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为基本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与动力源。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实现互利共赢，已经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指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对外开放是中国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它是遵循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选择，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中国在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对外积极开放，重点对象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逐步转向全方位、宽领域。这在三个层次有不同的表现：器物层次，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制度层次，大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与教育制度；观念层次，强调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位居世界首位，摆脱了贫困状态，实现了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器物层面，在强化出口、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强化对外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内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度层面，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之发展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观念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8%，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2021年新划定的12695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标准，初步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14亿人口步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数量超过了10亿这个发达国家人口总量，有力推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中国依然处于中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教育与科技将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为全球消费、投资、贸易的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经济是增长的三大动力。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是全球第二大社会商品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和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萎缩、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首位，利用外资方面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学研究表明，全球产业分工有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稀缺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并通过全球贸易与销售分别提升参与国和消费者的福利。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增加值，各类产品通过进出口助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服务全球企业与消费者。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任务，为全球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全球脱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全球共同发展中的中国角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人民，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同时，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长期坚持、不断深化。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力推全球化，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建立排他性的国际制度与机制，为全球共同发展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20世纪80年代，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9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伙伴外交。这一外交理念侧重政治与安全领域以及发达国家，现已成为中国执行“不结盟外交”的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致力于建立全球伙伴外交网络。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下的“一国一策”外交传统实现了有效衔接，依据双方的舒适度确定双边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不结盟不排他，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侧重于经济和文化领域，特别是与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在经济领域，强调实现绿色发展，要求做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在文化领域，倡导文明对话，举办各种论坛，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年）、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2018年，中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这是中国政府关于世界秩序的中国主张，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等重大外交举措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五大领域，有两大抓手，分四个层次。五大领域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两大抓手是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四个层次是：全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边（如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以及专门领域（如海洋、卫生、网络空间）。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六大原则，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全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一带一路”的升级版，旨在可持续、高质量地推进“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它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伙伴外交在安全领域的具象化与升级版。三、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顶层设计，政治上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经济上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互利共赢，并推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深化改革是从上至下、从心理到物理上的全部主动式开放，是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处于空前水平下再次主动融入世界，旨在让全球工商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让世界各国充分分享中国的开放红利、让世界人民充分了解中国。对外开放让中国获益巨大，也给中国带来挑战。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消费商品市场并有望成为第一大市场，全国人民充分享受世界先进产品和服务；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引领者和稳定器，成为全球最大生产供给国、国际生产链与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素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流通容易受到外部影响，产品价格容易被外部资本操纵；汇率波动对外向型企业影响巨大；行业必须适应全球竞争环境，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加大；中国日益强大的生产与贸易能力引发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恐惧，贸易与投资摩擦不断。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必须扩大积极影响，有效应对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对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南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对外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全球商品消费的超大市场，中国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合作与分工，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产业合作与分工，是全球化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货物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与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提升。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的难度提升，制度开放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推进高水平的开放，需要强化制度性开放，包括改革不合理的规则与规制，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参与现行国际行业标准的修改与新标准的制定，培养大批人才进入各类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建设贸易强国，同样需要强化制度性开放以推动货物贸易升级，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力拓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获取全球贸易利益的主要手段。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等谈判，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更趋激烈。中国作为国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挖掘服务贸易潜力是扩大对外贸易的历史任务。为此，需要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挖掘中国在服务领域的潜力、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在网上贸易、电子支付、物流系统等方面的整体竞争力。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发达经济体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在中国政府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为投资者提供“五通一平”等服务相关政策支持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利用外资连续30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逐步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后，如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有必要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修改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奋力开创对外开放事业新局面。（本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发布》2023年第3期。）往期精彩回顾

在全球贸易网络演变背景下，中国从亚太区域集团的外围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俄罗斯则从相对独立的贸易模块到逐步形成“链接”欧亚的产业链格局。从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出口中包含一定的国外增加值，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位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其部分增加值包含于下游国家的出口中。中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增加值贸易分析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和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且对俄罗斯的增加值依赖较传统贸易指标提高；俄罗斯对外增加值依赖始终较高，且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和中国的增加值依赖。当前，中俄贸易合作面临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及全球环境政策的三重影响，这些因素为中俄贸易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预计中俄贸易将在逆境中曲折前行。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的意愿增强，特别是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密。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美国及西方对俄制裁升级，可能进一步加速这一变化趋势。自2019年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并向着2024年贸易额实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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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近日，中国商务部联合中央编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等16部门印发《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内容介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值得重视。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强调，本书为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一种来自跨国联系视角的新解释。主要包括以下理论观点和经验发现。第一，正如国际体系的结构不同于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一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也是两个不同的分析概念，而学者们对外资结构的重视尚显不足。聚焦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构成，东道国的外资结构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刻画：一方面是外国投资者的多元化程度，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外国投资者的相对占比。本书整理了1989年至2018年3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双边数据，并计算了135个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外国投资者的来源国类型则区分了东道国的外资结构以中国资本为主还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通过采用更多发展中国家较长时段的统计数据呈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影响。第二，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本书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将有助于东道国进行国家能力建设。新投资者的加入为东道国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使东道国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操作空间，通过提升东道国的议程设置权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帮助发展中东道国更好地实现自身偏好。该空间模型也可以用来理解不同类型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的影响。相较于七国集团资本对社会权力的看重，中国投资者由于其更长的时间范围、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和更密切的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期望东道国可以更多地通过提升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这将有利于东道国实现自身偏好，并且对发展阶段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第三，经验上，本书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同时考虑了资本来源国总数和各资本来源国的规模，以便较好地反映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样性程度。书中将整体国家能力及其代理变量——新生儿死亡率、人口普查实施——作为被解释变量。发展中国家跨国纵向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建模显示，当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更为多元时，其整体国家能力也越强，越有可能实施人口普查并且新生儿死亡率较低。进一步地，可以将国家能力拆分为秩序提供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保护能力，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的结果表明，东道国外资多元化程度对国家能力的提升效应在这三个维度上均有所体现。书中区分了传统的七国集团投资者和新兴的中国投资者，并用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在一国的相对占比来进行测量。发展中国家跨国纵向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建模以及对埃塞俄比亚的案例分析都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结构里中国资本相对占比的增加至少从长期而言会带来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提高以及作为代理变量的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统计模型显示，其他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里中国投资相较于七国集团投资的占比越大，该国国家能力得以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得以下降的可能性也越大。埃塞俄比亚不同时期的案例分析同样表明，中国资本的增加对其提供秩序、汲取资源和保护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概括而言，本书具有以下理论价值。第一，首次系统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对东道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为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来自跨国经济联系的新解释。国家理论对于政治学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国家能力则是国家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跨国经济联系在其国家能力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尚未充分挖掘。本书聚焦跨国联系中的外国直接投资，探究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对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第二，阐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程度与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并构建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机制。当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尽管当前利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应该还会上调，因为现在距离欧央行和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值还有较大距离。近年来全球供应链调整掺进了许多人为因素，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对我国奉行的所谓“友岸外包”政策。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对于外部环境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变化？这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就上述话题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进行了专访。张宇燕曾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他看来，高通胀、高债务背景下，今年美国和欧盟经济与去年相比均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过张宇燕也表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但仍有很多积极因素，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月底的报告中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2%的原因，“这表明IMF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一、预计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仍会上调NBD：有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局面，对此您怎么看？张宇燕：“三高一低”大致反映出了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但不是特别准确。首先，重要发达经济体高通胀是事实。美欧等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2021年初美国的CPI只有1.2%，欧盟也很低。但去年6月美国CPI高达9.1%，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超过10%。目前这些发达经济体的CPI指数均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6%~8%左右的高位。其次，高债务是老生常谈，因为发达国家的债务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债务水平特别是政府债务水平也显著上升。不过去年由于美元升值等因素，全球债务在绝对量和占GDP比重方面都有所下降。但不管怎么说，全球债务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三是利率确实大幅度上升了。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与去年1月份0～0.25%的利率水平相比，今年它的利率已经提高到4.5%~4.75%。看起来确实是利率升高，但叠加通胀的影响，我们看到实际利率仍然是负的。因为目前美国的CPI还在6%以上，欧盟在8%左右，特别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或2年期国债，其利率水平仅在3%-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欧盟连续加息，但股市并没有出现坍塌式下跌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高利率”的说法还有点保留。当然，我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应该还会上调，因为欧央行和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值都是2%，现在距离目标值还有较大距离。四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IMF1月30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调至2.9%。尽管这次上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但2.9%的增速与2000～2019年世界经济3.8%的平均增长率相比仍然显著偏低。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的势头目前看似得到初步抑制，但巩固这一势头恐怕还需要紧缩政策的配合。如果说今天世界经济还有什么特点的话，恐怕美国和欧盟低失业率值得一提。数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至3.4%，这是该指标自196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即使出现经济下行甚至衰退，那很可能也是一个充分就业状态下的衰退。这在历史上很少见。一般的逻辑是经济增速下滑以后失业率都会上升。这也给经济学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觉得对当今世界经济的粗略概括可以说是“三高两低”，即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和低速度、低失业。其中高利率的“高”是动词，指升高利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物价、利率均不高，预期增速则不低。二、需关注西方“友岸外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NBD：对于外部环境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变化？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张宇燕：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外需求下降，因为世界经济增速与进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经济下行通常又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美欧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引起的汇率波动，还会对一些高美元债务国施加负面影响，并殃及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常的经贸关系。对我国与外部世界经贸关系产生中长期影响的，还是已经开始的供应链调整。本来供应链调整属于正常情况，因为经济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全球供应链调整掺进了许多人为因素，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对我国奉行的所谓“友岸外包”政策。“友岸外包”简单说就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将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象逐步集中于与其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相似的伙伴，或是不断地与价值观相异的伙伴疏离。不难想见，这种做法会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贸易设置各类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供应链之外，势必增加美欧自己的成本，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之所以得以施行，在于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而采取的“负和博弈”策略，即我可以受损失，只要你的损失比我大。此外，从全球未来趋势看，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并会带动绿色投资和低碳增长。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转型也自然伴随着风险挑战，至少在中短期内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减排压力不会太小。面对上述各种难题与挑战，我们的政策明确而坚定，即积极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外部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我相信，只要我们秉持建设高水平开放世界经济的信念、践行制度型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化风险挑战为机遇，更何况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底的报告中，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调至2.9%，并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4%大幅上调至5.2%。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的0.2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70%。可见，IMF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三、“一带一路”建设应与全球发展倡议紧密结合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加入这个协定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张宇燕：与我们已经谈成的贸易协定相比，CPTPP的内容更全面，要求也更高，是一个更高标准的经贸协议。积极推动加入CPTPP也表明我们更加开放的主张，这实际上是与制度型开放连在一起的。制度型开放具体的做法就是要瞄准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协定，来提升我们的开放水平，让未来的竞争更加充分，投资、贸易的收益越来越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进而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NBD：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张宇燕：我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把我们的共同富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延伸，是致力于全球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当然，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一带一路”必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这其中就体现了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义利观，关键词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如何来理解“高质量”这个状语？在我看来“高质量”的基本内涵已经充分体现在“全球发展倡议”之中了。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这六条倡议科学精准地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设定了目标或行动方针。我相信在全球发展倡议引领下，“一带一路”必将更加宽广通达，从而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步伐。（本文发表于《每日经济新闻》2023年3月12日。记者：张蕊。）往期精彩回顾

作为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将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形成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良性互动，并以中国新发展创造全球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在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逆势前行，复苏势头日益强劲，展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韧劲。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为5%左右，这一目标不仅高于同期世界经济预期增速，也高于增速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预期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大动力。一、急需新动能的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短期问题和长期因素交织叠加。在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不断涌现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也在加速凸显，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利因素相对以往明显增多。从短期来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的负面溢出效应日益凸显，能源和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仍在持续，大规模自然灾害多点频发，世界经济因此陷入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境地。从中长期来看，科技进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仍不够显著，很多国家新一轮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仍然有限，一些国家和地区老龄少子化趋势更加明显，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展望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仍将延续2022年的下行趋势，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不同幅度的经济衰退。202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9%，在上年经济增速下降2.8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2023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1.2%，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相比2021年经济增速，降幅则高达4.2个百分点。IMF曾发出警告称，占全球产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的经济可能在2023年出现收缩。从当前状况和未来趋势来看，世界经济复苏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动能。作为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全球首位。即使遭受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仍充满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增长表现令世界瞩目。2022年10月，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3至202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比七国集团（G7）成员国贡献率的总和高12.9个百分点。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急需中国发挥主引擎作用，带动各国经济良性互动，共同应对掣肘世界经济增长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中国经济活力持续增强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疫情对民生冲击降到最低的同时确保了经济平稳有序运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调整，中国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经济社会活力持续增强，经济增长表现持续向好。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较上年增长3.0%，经济总量突破121万亿元，人均GDP达8569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较上年名义增长5.0%。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发展的前景更加广阔。进入2023年，随着各项稳增长政策“组合拳”的刺激效应逐步释放，中国经济景气水平持续回升，市场信心不断增强，经济复苏向好态势进一步显现，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超预期回升至52.6%，创201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达56.3%和56.4%。三大指数均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并超出市场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全面回升态势显著。从市场预期看，2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7.5%，较上月提高1.9个百分点，并升至近12个月来高点，调查的21个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全部位于景气区间。这表明，中国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明显改善，企业信心持续增强。2023年，中国政府将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精准有力，产业政策将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将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将兜牢民生底线，共同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中国还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及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不断培育经济增长动能和挖掘经济增长潜能。三、中国经济增长惠及世界作为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将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形成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良性互动，并以中国新发展创造全球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中国持续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同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市场和发展机遇。在世界现代化的新版图上，中国形成了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潜能，成为全球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和全球合作最强劲的动力源。中国有14亿多人口和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货物进口额超过18.1万亿元，增长4.3%。同期，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7859亿元，较上年增长7.2%。中国创办进博会，便是中国主动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有力证明之一。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不断将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传导到世界各国。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动能强劲，对相关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2022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实现年均增长8%；同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中国还提出了面向世界各国开放的全球发展倡议，建立落实倡议的项目库，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开放合作，不断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23年3月13日。）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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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正在过去。回顾三年来的经历，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全球经济、贸易、文化与人员跨境流动。进入2021年后，随着新冠病毒毒株不断变异，新毒株虽然传播力在增强，致病力则明显下降。因此，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逐步弱化，各国逐步把重心转向全球经济加快复苏。但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冲击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3月10日，在中国的主持与推动下，沙特和伊朗达成协议，决定恢复外交关系。沙伊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此次达成和解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希望与启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热点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理念、新模式。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问题，世界各国应理性抉择，积极开展对话合作，追求和平、稳定与共赢。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并明确了改善关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敌对状态和几十年的政治对立，被世界舆论称为“世纪和解”，得到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扎尔达里感叹道：“世界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好消息了。”沙特与伊朗和解的模式与结果，对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对百年变局中如何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丰富涵义和重要启示。一、中东地缘或迎来巨变沙特和伊朗都是中东大国，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地缘影响力。由于宗教、地缘和能源等分歧与矛盾，多年来两国一直处于一种对立、对抗状态，这左右着中东的政治格局，极大影响了中东的地缘安全。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改变了这一地缘格局和形势，有望推动中东地区其他一些热点问题迎来降温、解决的契机。比如，目前的也门、叙利亚内战可能迎来转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凝聚力可能变得更强、作用更大，更加团结的中东国家可能给巴勒斯坦更有力支持从而推动巴以问题解决。当然，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势的改善和形势的变化，会在中东内部挑动矛盾，从外部施加强压以干扰、破坏沙伊和解，这是包括沙伊在内的中东各方需要警惕和抵制的。二、沙伊和解模式为世界热点问题解决树立了样板沙特和伊朗两国保持敌对状态长达七年，政治对立几十年，宗教分歧更是可以追溯上千年。如今两国能够达成历史性和解，给处理和解决世界上其他一些仍处于对立、对抗状态的热点问题带来了启迪与希望。沙伊双方秉持睦邻友好精神、以对话谈判方式解决了分歧与争端，为沙伊今后关系的发展和自身利益的维护带来了希望和巨大空间，这一模式为其他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样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争议、印度与巴基斯坦争端等问题，完全可以效仿沙伊模式，通过对话谈判得以处理和解决。三、世界解决矛盾与问题需要新理念由于地缘、历史和文化等差异和矛盾，国与国之间必然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争端，这是世界的现实，但关键是如何看待、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历史反复证明，对立和对抗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导致两败俱伤。在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理应走向和平、理性与智慧，用一种新的、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理念和方式处理和解决分歧争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倡议，就是这样的理念和方案。中沙伊三国联合声明指出，沙伊两国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谈，是为响应习主席关于中国支持沙特同伊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积极倡议。可以说，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成功实践。四、中国开创了大国斡旋的新模式与世界上一些大国在处理地区问题上“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不同，在这次促成沙伊和解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创造出发挥大国作用的新模式。一是以“和合”精神推动和谈。“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秉持“和为贵”的原则推动沙伊双方走向了和谈、和解、合作。二是以友善、平衡姿态加以斡旋。中国促成沙伊和解的真诚愿望，得到两国高度信赖。在促成沙伊对话谈判的过程中，中方也始终保持了平衡、中立的姿态。中国这种友善、可靠的斡旋者身份和姿态保障了和谈的成功。三是以自身影响力与无私精神发挥影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沙特和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石油进口国，中国在世界和中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中国与沙特和伊朗均保持高水平战略合作关系，在中东地区没有谋求任何私利，尊重中东国家主人翁地位，真诚希望中东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中国的作用得到沙伊双方的高度认可，这也是中国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条件。还应该指出，随着这次中国调解沙伊矛盾的成功和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解决世界和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新平台、新方案、新希望、新选择，这是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2023年2月，中国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国际调解院将为国际各种争端提供调解服务。这是中国在新国际格局和形势下调解国际争端、化解国际纷争的政治与法律实践。五、世界需要认真考虑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对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影响，也严重冲击了世界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和化解乌克兰危机，决定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前途。2023年2月24日，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这是旨在通过和谈，兼顾各方利益，构建欧洲安全架构，以政治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实际上这与中国推动沙伊和解的理念和方案一脉相承。沙伊和解的成功应该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启示和样板。各方，特别是作为当事方的俄乌和重大利益攸关方欧洲，应该重视并认真考虑中国的方案，不要等到双方打到筋疲力尽、耗尽榨干的一刻才幡然悔悟。六、世界面临两种不同理念、道路和前途的选择当今世界极不太平，强权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和一己之私，不惜挑起世界的分裂与对抗，将世界推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这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攸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世界各国需要做出选择，是秉持命运与共理念，开展对话合作，追求互利共赢结果，还是秉持零和冷战思维，推动世界分裂对抗，最后是双输、都输的结局。（本文发表于“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15日。）往期精彩回顾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好“两个大局”的条件和机遇，尽量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发展更多地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下一步需要更加重视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特别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好“两个大局”的条件和机遇，尽量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以国内经济高质量增长带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经济高质量增长要由旺盛的需求推动。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条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做大做强国内市场特别是居民消费市场、培育内需体系的重点是全面促进居民消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此，需要综合考虑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条件，细化内需，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促进国内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以推进国内三次分配体系建设为契机，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分配优化与消费能力提高有助于加强国内经济的发展韧性，特别是增强供需体系的韧性，实现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国民经济和民生质量的发展目标。经济高质量增长离不开科技创新。依托科技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有助于创造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当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这些领域的发展为国内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和更优的供给结构。大力支持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更有效激活消费新市场、培育创造需求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助力。此外，要大力推动最新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以民生普遍和急迫需求为重点，以新的高质量供给催生新需求。供需的双向促进，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民生不断改善，进而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持续动力与更新机制。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促进要素配置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助于结构优化和贯通经济循环的四个环节。当前，我国改革步入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导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深化改革要素流动的激励与约束政策激发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有助于从供给侧夯实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获得强劲发展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在不断改革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以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循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尚未完全退潮的新冠疫情、持续升级的俄乌冲突，以及全球范围内抬头的保护主义等给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凸显的新趋势和全球治理引致的新变革也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了诸多机遇。我国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适应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融入以互联互通经济为特征的国际循环体系。提升高层次对外开放离不开深化的互联互通的经济发展。深入的国际交往与贸易有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贸易体系等谈判与改革，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窗口，通过适应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自身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与贡献。2022年生效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高层次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同时，深化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创新合作，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倡导公平贸易的理念；维护多边体系的国际环境和规则，以消除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的侵袭。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需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对外贸易的量质齐增有助于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下的经贸发展。特别是要提升进口中间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规模和质量，以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出口质量提升，以出口增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数字经济时代，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国际电子商务，提高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质量。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建设应依托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内需和外需、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随着产能合作的不断深入，沿线国家将会在我国或者其他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性生产经营活动，最终形成“履带状”循环运行的“一带一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结构体系。强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经济发展是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与沿线国家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将借助创建新的价值链体系得到提升，以此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以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尽管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联系却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特别是国际循环的畅通。我国与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成为我国大宗商品的重要来源国等。与周边国家紧密的经济联系直接影响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与周边国家深入发展的经贸合作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新冠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在疫情期间却实现了逆势增长。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创历年新高，达到298.02，比2020年增长23.6%。2022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6.52万亿元，增长15%，占我国外贸比重的15.5%。长期以来，东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周边国家经贸的相互依存是我国畅通国际循环的重要路径和发展根基。与周边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力促进了我国国际循环的畅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循环的外部衔接，进而服务国内大循环建设。实施超过一年的RCEP红利已经显现，进一步推动了15个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提升我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极大推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对周边国家的产业转移与衔接有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近几年来，国际上一些订单纷纷涌入我国，给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创造了空间，也有利于推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近些年来，我国部分产业或者生产环节出现了外迁至东南亚国家的现象。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高于周边国家水平，由市场主导向周边国家产业转移与衔接有助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我国不断向产业链供应链高端攀升。我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与周边国家金融资源的内外循环畅通。多年以来，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的覆盖水平，进一步完善边境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使用，鼓励和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在贸易与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为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多外部优质资源，增进全球金融资源内外循环畅通。（本文发表于“光明网”理论频道

此次“毒列车”事件让公众得以一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力之深，及其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漠视度之高。距离2月初发生的美国俄亥俄州“毒列车”脱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围绕此次被称为“切尔诺贝利2.0”的人为灾害事件，美国各级政府、政党、灾区民众、运输公司等各利益相关方展开了一场多维度多层次的博弈，充分暴露了当前植根于美国政治体系的一系列深层问题。与此同时，又一列由俄亥俄州“毒列车”运营方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运营的列车于当地时间3月4日在俄亥俄州发生脱轨事故，当地官员命令居住在事故现场附近的居民就地避难。一、“毒列车”引发“毒政治”从过往历史记录来看，每当飓风等自然灾难或是工业事故等人为灾害袭击政治分裂的美国时，“毒政治”往往紧随其后。伴随此类事件的发生，反对党通常会祭出一张政治记分卡，尽其所能对执政当局展开攻击，以削弱其执政合法性，而灾害本身与受灾民众的安全与诉求则往往成为博弈各方利用的政治工具。此次“毒列车”脱轨事件也不出意料地未能摆脱这种政治怪象。自脱轨事件发生以来，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相互指责与相互推诿就从未停止，表现出对该事件截然不同的两种叙事。这种相互攻击在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到访事故发生地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时达到高潮。一方面，特朗普不仅抨击拜登政府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没有及时甚至拒绝向当地民众提供必要援助，而且直接指责拜登本人宁可向万里之外的乌克兰伸出援手，也不愿亲临事故现场对本国受灾民众进行慰问。另一方面，白宫当局则将此次列车脱轨事件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指责其以技术益处尚不确定为由，在2018年废除了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一项法规，该规定要求载有某些危险化学品的火车使用电控气动制动器。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是另一位站在此次“毒列车”事件风口浪尖的关键人物。布蒂吉格被公认为民主党内的后起之秀，尽管交通部长的职位为其未来可能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一个积累政治资本的平台，但在基础设施问题频发的美国，该职位也会给其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风险。在此次脱轨事件发生的十天之后，布蒂吉格才首次抵达事故现场。对此，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称，布蒂吉格“是一个无能和冷漠的人，只专注于自己幻想的政治前途，应当被解雇”。作为回应，布蒂吉格指责特朗普到访俄亥俄州的政治作秀是对其之前撤销必要安全措施的遮掩。“毒列车”事件之所以导致“毒政治”的持续发酵，不仅源于美国两党不遗余力相互攻讦的常规操作，更在于事故发生的时间敏感性，以致某些美国媒体将该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视为“2024年总统竞选的预演”。有美媒指出，特朗普对东巴勒斯坦镇的访问是“一场几乎不加掩饰的竞选活动”。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2月中上旬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名单中处于领先地位，其访问之举颇有乘势而上的意味。同时，凭借其竞选经验和在拜登内阁中的影响力，布蒂吉格被不少民主党党内人士视为下届总统竞选的“黑马”选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为何在“毒列车”事件中遭到同样有意角逐下任总统的卢比奥的猛烈攻击。二、利益集团漠视民众利益此次“毒列车”事件让公众得以一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力之深，及其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漠视度之高。长期以来，大型运输公司向游说者支付数以亿计的美元，以求放宽安全规则与人员配置水平，从而在靠牺牲安全性来回报股东的同时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在游说者的要求下，政策制定者往往会削弱那些保护工人、社区、环境与消费者的规定。负责跟踪竞选财务和游说的非营利组织OpenSecrets的数据显示，货运铁路行业在过去十年中花费了超过2.54亿美元游说联邦政府。同期，行业雇员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为联邦竞选活动捐赠了436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共和党人。布蒂吉格指出，“诺福克南方公司和其他铁路公司没有支持那些可以改善铁路安全的努力，而是在法庭上花费数百万美元，并游说国会议员反对常识性的安全法规”。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对企业游说者具有的普遍影响力表示遗憾，他明确表示“国会和政府过度听取企业说客的意见是有问题的”。前联邦铁路管理局官员兼铁路技术顾问斯蒂芬·迪特梅尔称，货运铁路行业“似乎完全反对每一项新的安全法规”。根据相关专业人士的观点，此次“毒列车”脱轨事件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铁路信号员兄弟会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汉德表示，在事故发生前的几年里，诺福克南方公司就已经取消了负责检测过热问题的“关键维护”职位，这是导致此次脱轨事故的关键所在。通常来讲，铁道每25英里要安装一个使用红外传感器测量轨道热量的热箱探测器，并由被称为“电子引领者”的专业信号员对热箱进行维护。三年前，诺福克南方公司在包括东巴勒斯坦在内的地区有5名这样的专业信号员，然而在事故发生时该数字已经降到零。该职位的取消，意味着维护热箱的重任落在了信号维护人员的肩上，而他们对热箱探测器一无所知，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培训。相关数据显示，铁路行业在2022年共花费超过2455万美元买通两党政客，促成联邦法规不要求对铁路热箱进行维护。事故发生后，尽管诺福克南方公司承诺将花费650万美元帮助因脱轨事故而遭受有毒化学物质释放影响的当地居民。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将花费超过该赔偿金1000余倍的数额（75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以确保股东的收益。这种反差使受灾民众感到自己正成为强大资本的“牺牲品”，进而引发了以“利润高过人命”“化学品核爆小镇”为口号的抗议行为。三、美民众对政府信任渐失鉴于美国各级政府在“毒列车”事件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虚伪、救灾迟缓、信息模糊等问题，民众对从地方、州到联邦领导人的质疑与不信任正在蔓延。拜登总统至今仍未前往事故发生地东巴勒斯坦镇，而是在特朗普访问该地的压力下才一改起初拒绝给予紧急救援的态度，派遣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及美国环保署的官员代替他前往。凡此种种与拜登以往“首席安抚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西北大学2021年的一项研究称，拜登的经历“培养了一种同理心，使他能够通过共同的悲伤和痛苦与其他美国人建立深刻的联系”。然而，经历此次“毒列车”事件，拜登的这种亲民形象开始受到民众的质疑，特别是当他突访基辅向乌克兰民众表示大力支持的情况下，这种反差被进一步放大，因而招致诸如“你们可以成为乌克兰和全球主义者的政党，也应该成为东巴勒斯坦和美国劳动人民的政党”的嘲讽。此外，联邦其他高级官员的迟缓行动也成为人们失去对政府信任的关键缘由，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和环境保护署署长迈克尔·里根均是在事故发生后两周左右才首次抵达事故现场，遭到包括地方官员与当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来自地方政府与铁路官员的令人困惑且不断变化的信息也在逐渐削弱政府在受灾民众中的公信力。自脱轨事故发生以来，当地居民抱怨出现皮疹、喉咙痛、流鼻血和其他疾病，并在小溪中发现了数千条死鱼，这引发了民众对自身健康安全的普遍焦虑。对此，东巴勒斯坦镇举行“信息开放日”活动，但事故主要当事方诺福克南方公司竟然宣布不会参加，且没有提供有关危险化学品性质与来源的任何详细信息。居民对缺乏答案感到沮丧，敦促当地官员回答与环境和健康相关的问题。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州政府官员建议该地区的人们使用瓶装水，特别是那些平时依赖私人水井的居民。然而仅一天后，俄亥俄州环境保护局就表示，一系列的测试未发现污染物，其确信市政供水可安全饮用。此外，在对脱轨氯乙烯罐车进行所谓“受控释放”后，虽然焚烧轮胎和去甲油的刺激性气味持续在空气中弥漫，当地政府却宣布空气质量符合标准，并称居民不必过于担心。可是，越来越多的受灾民众对这些模糊易变的信息并不买账，部分居民已考虑搬离此地，称其不想因为当地政府的错误而在10到15年后被诊断出癌症或其他疾病。（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2023年3月2日。）往期精彩回顾

待观察日本1月经常项目为逆差1.9766万亿日元，创下1985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日本1月贸易收支逆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1818亿日元，导致经常账户逆差。5.

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023年，影响国际形势的各种长短期因素日益凸显和交织叠加，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力量。一、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现的种种迹象看，世界形势的动荡变革将在2023年表现得更加突出。具体来说，国际形势将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在经济复苏上，全球经济增长总体下行并呈分化格局。根据2023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较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1.2%，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为1.4%、0.7%和-0.6%，分别较上年下降0.6、2.8和4.7个百分点；日本的经济增速为1.8%，较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预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4.0%，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为5.3%，较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而2023年1月世界银行的预测显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1.7%，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0.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3.4%。在政治安全上，大国博弈和热点地区的政治对抗加剧。当前，美国及其盟友同俄罗斯的对抗仍在加剧，双方都在乌克兰扩大军事投入，因此不排除2023年乌克兰危机继续升级并波及更大范围的可能性。此外，伊核、朝核问题也出现升温迹象，其他地区热点问题呈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比如在科索沃、巴勒斯坦、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问题上，政治解决的难度正在加大，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动荡难以避免。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在经历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后的短暂缓和后，又出现了新的变数。在社会发展上，很多国家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急遽增加。在发达地区，一些国家因右翼民粹主义盛行和内部政治对立加剧而陷入失序状态，并产生显著的负面外溢效应。美国的政治极化在全社会持续蔓延，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裂。欧洲各国民众对政府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一些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游行和罢工等抗议活动。在发展中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债务危机，诱发政局和社会动荡的因素不断增加。这可能导致有关国家政权出现更迭，也可能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的对外政策以转移矛盾，从而使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更加不稳定。在全球治理上，全球问题更加凸显，但全球治理机制的功能却趋于弱化，全球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2023年，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生态失衡、极端灾害、资源短缺等全球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但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日益将全球治理机制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和机制不断弱化，联合国、欧安组织等全球和区域机制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能受到重大挑战，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在推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限制。同时，联合国系统有关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专门会议也越来越难以凝聚各方共识，全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挑战。二、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在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保持良好态势，经济增长有望逆势大幅上涨。根据IMF1月的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2%，不仅较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也较该机构2022年10月的预测值提高0.8个百分点。高盛集团2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加快复苏，四个季度的平均增速将达6.5%。这些预测充分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回暖向好的预期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在遭受各种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强大韧性，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中国拥有的14亿多人口和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尽管在2022年中国经济遭受了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达44万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总额超过57.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1%。同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门类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在全球占比约30%，居于首位。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和消费潜能的进一步释放，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二是中国调节经济政策的工具足、空间大，政策落实的效率高。当前，中国拥有多样化的工具以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促进政策，在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中国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政策调控经验。2022年末，计划中央财政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额限额合计64.35万亿元，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52%。其中，国债余额限额为26.70万亿元，估计占GDP的比重为21.6%。得益于较大的财政政策空间，2022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而同期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估计占GDP的比例超过123%。同时，中国通胀平稳，政策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均与历史最低水平存在一定距离，拥有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调控能力。三是中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17～2021年，中国连续五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由93项和122项缩减至31项和27项，缩减比例分别为66.7%和77.9%。同时，中国已同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并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3年1月1日，中国对102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并将于2023年7月1日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八步降税。这些行动和举措彰显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决心。三、持续创造全球发展机遇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始终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和机遇。2023年，中国将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一是持续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助推全球经济复苏。据海关统计，2022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达18.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4.3%。未来五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总额有望超过15万亿美元（按当前汇率约合102.5万亿元人民币），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强增长动力。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853.7亿元，较上年增长5.2%。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7859.4亿元，较上年增长7.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过1.0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得益于各领域互联互通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更加协同，经贸联系日益紧密。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8.6%；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3.8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19.4%。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410.5亿元，占同期总额的17.9%；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5713.1亿元，新签合同额为8718.4亿元，分别占总额的54.8%和51.2%。三是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重点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6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发表于《世界知识》2023年第5期。）往期精彩回顾

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利益。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助于推动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各方都希望中美经贸关系能够在2023年有所改善。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经贸正在进行趋势性的脱钩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贸易、投资、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现实情况也支持脱钩的判断。即便从脱钩最缓慢的贸易领域来看，脱钩的趋势似乎也难以避免。虽然在2022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依然有7594.27万亿美元的规模，但自2017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对各自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总的来看，在经贸领域，中美对彼此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下降。那么，2023年，中美经贸关系是否依然会延续脱钩的趋势呢？中美经贸关系受制于整个中美关系，与其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抉择。当美国愿意发展对华关系时，中国也愿意对接；当美国调整对华关系战略时，中国也会试图应对。应该将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对华战略放到其整个对华战略中来理解。美国往往在制定整个对华战略之后，在此指引下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国建国后，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美没有建交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接近冰点。中美建交后，美国奉行对华的接触战略，美国主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经历了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特朗普政府更是直接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奉行“战略竞争”或“遏制”的对华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如果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深刻调整，中美之间的对抗或冲突会波及经贸领域。中美经贸只能在双边关系不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内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中美关系难以改善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改善的空间也有限。拜登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的以重构为主的对华经贸战略。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阐述拜登政府对中美经贸的愿景时，认为recoupling是比decoupling更合适的表达。Decoupling和中文的“脱钩”对应，但普遍将recoupling翻译为“再挂钩”却值得商榷。“再挂钩”有强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意思，但拜登政府显然不会这么做。“重构”是与recoupling对应的最合适的中文词汇。重构意在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试图调整已有的存量。重构的内涵很丰富，其原因在于美国对中美经贸的现状不满，试图做出实质性改变。很显然，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只不过当时重构的节奏比较缓慢、意愿不那么强烈。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短期快速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其重构的节奏快、意愿强。拜登政府重构的意愿依然很强，但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放缓了重构的节奏。拜登之后的美国政府将会延续重构对华经贸关系的战略，但节奏和手段可能会有不同。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手段上有所区别。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双边行动，希望在短期通过迫使中国屈服和改变、满足自身的诉求来取得成效。所以出现了2018-2019年中美关税战的激烈交锋。虽然中美关税战很激烈，但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进行频繁的双边对话和谈判。拜登政府意识到无法通过单边施压的手段达到重构的目的，调整为采取区域和多边的围剿行动，意在塑造中国周边和整个国际范围的经贸环境。所以拜登政府在中美双边层面采取的行动有限。拜登政府一方面默认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既不取消也不升级，也不重视中美签署的一阶段经贸协议；另一方面在区域层面搭建印太经济框架协议、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框架。从拜登政府的手段来看，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建立经贸对话，因为它已不对改变中国抱希望，只希望通过构建“排华供应链”分工体系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2023年，美国将会继续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的脱钩趋势也难以逆转。如前所述，美国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会改变，只是手段会有所调整。但无论什么样的手段，都会造成中美之间脱钩的结果，只不过脱钩的范围和速度会有所不同。首先，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导致经贸领域的合作弱化；其次，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单边的施压手段和中国的反制会导致双边经贸大范围、快速度的脱钩；再次，拜登政府时期区域和多边围剿式的手段会使得双边进行精准的、缓慢的脱钩。拜登政府很难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使得关税继续成为中美贸易运行的障碍。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快速脱钩将得以延续。拜登政府还会通过不同的排华框架在重点产业加紧打造“排华供应链”。中美经贸仍是中国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中美存在诸多难以相让、非常敏感的分歧，但经贸不在此之列。经贸是可以谈经济利益、交换经济利益，也能取得共赢的领域。经贸不仅涉及政府之间的交往，还包括企业界、普通民众。企业界、普通民众之间的商业往来支撑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经贸关系虽然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双边关系，但是可以降低双边对抗和冲突的烈度和速度。因此，中国仍尽可能地从经贸领域着手改善中美关系或者降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正如在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说，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在俄乌冲突中，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复提醒和矫正着美西方的过火做法，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更深层次地维护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一年前的2月24日，俄乌冲突以出乎预料的方式爆发，之后迅速演变为一场严重撕裂国际社会的长期冲突，使得不同国家群体之间的隔阂显著加深并与日俱增。与之前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类似危机一样，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经纬，各国对于俄乌冲突何以爆发、何以解决以及应从中吸取何种教训，有着不同看法，甚至秉持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立场。俄罗斯一方面将这场与乌克兰的冲突表述为“兄弟之争”，认为无法也不应适用于严格的国家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主张其“特别军事行动”是对美西方无休止的地缘政治挤压的反击，是别无选择的自我防卫。美西方则将俄乌冲突及其带来的灾难视为“重大战略机遇”，不仅没有反思冷战以来其对待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种种做法，反而变本加厉地加速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集团化，试图借此彻底击垮俄罗斯，竭力将一出国际关系和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悲剧变调为“自由民主战胜威权主义”的叙事。俄罗斯和美西方对俄乌冲突的认识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在国际舆论场上压倒俄罗斯，进而增强对俄多边经济封锁和“无上限”对乌军事援助的合法性，美西方围绕俄乌冲突掀起了狂风骤雨般的叙事攻势，不仅试图借此将俄描绘为国际社会的公敌，还趁机抹黑其他不赞同美西方狭隘观点的国家。美西方尤其积极于“祸水东引”，极力将本来并非俄乌冲突直接相关方的中国拉入舆论旋涡，炒作形形色色的“中国责任论”。随着俄乌冲突局势的不断变化，美西方的舆论攻势也在不断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要旨始终是在美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煽动对非西方大国的恐惧，为自身日趋强硬的战略对抗和遏压政策“正名”，排除国内外的道义和政治障碍。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美西方就必须竭尽所能地影响在国际社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看法，并在联合国大会或二十国集团这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制中予以反映。然而，一年来的现实证明，包括在国际传播领域牢牢占据优势地位的美西方在内，任何国家或集团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塑造乃至操纵国际舆论。一方面，对于与自身并不直接相关的俄乌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保持着相对独立且更为公允的立场。它们既没有对突然爆发的冲突无动于衷，也没有因西方国家煽动恐惧和敌意而迷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发挥着国际秩序“压舱石”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危机无节制地升级和蔓延。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负面效应，由安全危机催生出一系列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深度扰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外经济联系。就此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不与俄乌冲突直接相关，但切实承担着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量负面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更有能力和手段转嫁成本的美西方，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俄乌冲突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发展中国家普遍坚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国家间纠纷，更不赞成以武力改变国家间疆界。同时，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应当正视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源，以有利于缓和而非激化矛盾的方式谋求危机的平息。虽然美西方一直将冲突爆发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俄罗斯，竭力将俄描绘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但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于此种宣传并不认可。一方面，正如美西方内部有识之士指出的，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源是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的持续挤压。这种挤压最终在美国和北约拒绝俄安全保障提议后越过了“临界点”。对于冲突的爆发，美西方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仅仅单方面对俄“问责”失之偏颇。另一方面，在冲突已然爆发的前提下，如果真像美西方所鼓吹的那样彻底孤立和“击败”俄罗斯，只会为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招致更加不可控制的安全风险、更加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差异，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对俄外交相较美西方更具包容性，反对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简单等同于惩罚俄罗斯。例如，在2022年4月27日联大通过的ES‑11/3号决议中，写有中止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等内容。与其他涉及乌克兰危机的决议相比，这份决议更具对抗性，包含了将俄排除在现有国际机制之外的明确意图。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决议未能获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24个国家明确表示反对，58个国家投了弃权票。ES‑11/3号决议成了联大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召开以来获支持最少的一项决议。美西方还一直谋划将俄罗斯“开除”出二十国集团，对当时的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更是百般拉拢施压，甚至邀请后者作为嘉宾国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然而，印尼总统佐科在俄参加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资格问题上始终毫不动摇，坚持邀请俄方代表出席。此外，代表发展中国家群体的金砖国家机制也继续支持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不仅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如期举办，阿根廷、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五国还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意愿。上述事例说明，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群体更偏好以与俄罗斯加强沟通合作的方式处理危机，不赞成“火上浇油”。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俄乌冲突时更加深刻和冷静，能够更为辩证地看待和平与发展、国际安全秩序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并未像美西方那样因冲突爆发而陷入狭隘的“应激状态”。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粮食和能源供给受到严重影响，价格大幅波动。面对这一局面，美西方利用经济优势加紧在全球范围内高价采购，确保自身资源供应，以此作为与俄罗斯“斗狠到底”的筹码。在这一“斗狠”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先是遭遇关键资源短缺，后又因美西方“以邻为壑”的政策而耗费更多资金储备，甚至逐步陷入债务陷阱和经济社会危机。正是因为难以回避危机的全方位外溢，同时还要承担大部分并不明显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才更深刻地理解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看清美西方以“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为由无所不用其极，无谓地牺牲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印度一直是美西方试图拉拢的重要对象，然而印度始终拒绝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印度总理莫迪多次公开提醒，应对粮食、化肥和燃料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首要关切，印度支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继续发展印俄经济和能源关系。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上，虽然美西方极力将俄乌冲突议题带入会场，模糊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但主席国印尼仍在各方支持下，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共同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