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翔宇 袁正清】歧路之思：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东欧安全观与俄乌冲突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中扮演不同角色，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最初的身份认知形成的那道影子，多重身份下的思想本质也交织在那道并不起眼的影子中。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秩序，历史发展并不会是简单的向左向右，箭镞跟橄榄枝往往纠缠在一起，要在历史的浪潮中追寻其本质，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就更需要找到自己那隐藏在过去之中的本我之影。
俄乌冲突的爆发给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增添了混乱与危险的气息，这场冲突不断加剧，一方面让人们担心在某个平凡的清晨，又一次“萨拉热窝事件”再次将世界卷入灾难；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世界秩序、大国关系等久远却依然新鲜的问题的思考。当历史与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线索都交织在这场冲突中，我们有必要对于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投入更多关注和思考，而在诸多关于东欧安全问题的论述和著作中，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无疑是不能被忽视的存在。
回望二者的人生，他们的多重身份中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重合的轨迹——作为学者，两人都毕业于哈佛，以独到的战略眼光著称；作为政客，他们都曾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主导着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外交政策；作为“外来者”，他们都有犹太血统，在欧洲经历了战乱，最终移民至美国。他们的相似之中充斥着时代造就的巧合，但更多时候，他们都走在不同甚至相悖的道路上。时代和命运划定了相似的起点，而二者自身的经历和选择又为我们今天饶有兴致地谈论他们的不同提供了可能。
二者的“歧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都具备的学者、政客、“外来者”的不同身份中。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论述中都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两人分别在均势外交和地缘政治上投入了大量的笔墨来绘制自己的战略蓝图。两人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操刀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行事风格、处理冷战期间美苏关系上走向了两个方向；犹太人身份和欧洲大陆的战乱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但是这种过去的经历在他们的情感、态度、思想上都投射出了不同的自我形象。二者关于东欧安全问题的看法和论述，为我们全面而立体地呈现了他们鲜明而迥异的个人特质。
“在现实中发现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答案。”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重点有过这样的论述。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二人也从未停止过在历史中寻求答案，无论是他们对于古典哲学思想、政治理论的提炼，还是对于历史中外交实践的关注，都为他们各自的战略思想核心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基辛格始终坚持着在均势基础上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以此来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均势理论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重心和起点，同时也是他搭建美国外交框架（尼克松时期）的根基，展现外交艺术的手段。均势理论也恰恰是基辛格以历史为镜的最直接的体现，他继承了欧洲均势黄金时期的思想，并给它在现实中找到了新的居所。无论是在《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中对维也纳均势体系的讨论，还是在《大外交》中对从黎塞留到里根时期国际关系史的回顾，基辛格强调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世界与19世纪国际关系存在着相似性，历史会继续发挥作用，均势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良方。
在这种均势思想的基础上，基辛格对于东欧地区安全的设想和分析也往往像是面无表情、手持天平的“外交商人”，把大国放在两端，再掂量着小国的分量极力稳定着天平的平衡。在尼克松时候，基辛格主张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从而在均势基础上建构稳定的世界秩序。在均势的天平中，稳定永远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和平更多的是一种额外的报酬。
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基辛格依然用均势衡量着有些混乱的东欧格局。一方面，欧洲国家需要均势，无论是欧洲无法发挥强有力的军事执行力来维护自身安全导致完全丧失自主性，或是过度关注自身安全而沦为地区霸权的附属，都会最终影响到欧洲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进一步破坏均势所强调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基辛格也赋予了东欧地区的关键结点——比如乌克兰——一些均势的“使命”，即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不应该在西方与东方间抉择，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即使俄乌冲突持续到今日，基辛格在承认这场冲突不可避免时，依然在重申外交家和各国应该在其中担当的责任：沟通，协商，均衡不满意的各方，寻求和解与稳定。基辛格背负着均势的传统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我们很少看到他对于外交政策直接而清晰的指导，他更多是像别人评价的“踩钢丝表演”，运用自己的外交智慧，以一个和平爱好者的身份来提出一些建议。相较而言，布热津斯基就像他瘦削的身形一样，果断犀利了很多。
布热津斯基同样从历史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药方，把它记在了书上，也记在了美国外交史中，只是他这一剂药比起基辛格的均势要更为直接、猛烈，因为他寻药是为了让美国保持自己的全球首要地位。就像他对基辛格抱怨的那样，“基辛格没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取代了对美苏关系更细致的分析”。
布氏更偏好清晰的外交战略、有效的措施。地缘政治理论也恰恰满足了他的学术和政治追求。相对于基辛格而言，他会更偏爱以欧亚大陆为棋盘，左右搏杀，摧毁敌人的成就感，他也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尤其在苏联解体后，这种自信得到了他想要的印证。布热津斯基直接继承了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东欧-心脏地带-世界岛-全世界”的地缘政治逻辑为布热津斯基对于美国外交战略框架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事实上，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规划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均势理念，但是相对于基辛格“原则而非药方”的均势战略，布氏在地缘政治基础上发展出的外交战略更为清晰，有更多行动指南的意味。以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为目标，在明晰欧亚大陆尤其是东欧地区重要性的基础上，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苏联进行遏制，防止苏联以“心脏地带”为基础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展。苏联解体后，布氏依然没有停止呼吁美国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东欧地区积极投射影响力。在《大棋局》中他在欧亚棋盘中区分了“棋手”和“支轴国家”，美国战略任务应当是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在该地区独大，保持自己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曾对准苏联的主矛头依然指向莫斯科，而乌克兰就是与俄罗斯对弈中的重要一环。
相对于基辛格倾向于乌克兰的中立化，布氏早早为乌克兰设置了加入北约的时间表，推动乌克兰西方化，将乌克兰变成北约或西方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也是美国在欧亚大陆防范俄罗斯，进一步收缩俄罗斯生存空间的最前线。可以说在布热津斯基的东欧安全观中，乌克兰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乌克兰的“归属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在欧亚大陆战略的成功与否。这一方面是由于乌克兰的地理位置是欧亚大陆心脏中的心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布热津斯基和他的拥护者们对于俄罗斯的警惕和敌意，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怀念和继承，尤其是在继承了敌意的同时，也继承了苏联解体为美国送去的自信和坚定。
或许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同基辛格关于核时代国际关系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的观点，也不能被布热津斯基简洁有力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论断卷入竞争逻辑中去，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能够跨越任何时空而适用的战略或准则。但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精神文明传承中思考现实，依然是我们获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不可或缺的过程。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思想中都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的色彩，无论是出于均势还是地缘政治对东欧安全做出的构想和规划，其核心都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小国更多时候是被看成平衡或遏制大国的工具。
基辛格此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地区的掌控来停止战争，引发了乌克兰政府的愤怒和讽刺。而布热津斯基尽管承认乌克兰地理位置的重要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是因为美国争夺全球首要地位、遏制俄罗斯而存在的。所以基辛格和布氏关于东欧安全问题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处理大国关系（在东欧地区即为和苏联/俄罗斯关系） 的设想，而他们对于苏联/俄罗斯不同的态度和认识也造成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设计。苏联/俄罗斯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他们的战略构想更为清晰，也有了政治上的生命力。尤其是对于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构想而言，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一直是无法绕开的主题。
基辛格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在均势基础上构建稳定的世界秩序，姑且不论他是否隐藏着为美国霸权粉饰的目的，他的论调常常带有温和且多元的色彩。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于不同地区的传统秩序进行了讨论，他反对任何一种文明或秩序认为自己是天然合理的，也认为在所有国家推广一种秩序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东欧问题上，一方面他认识到了俄罗斯民族的复杂性，在不安与征服的风浪中摇摆，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国家因素，他是警惕且小心翼翼的。另一方面，为了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美国、欧洲、世界都无法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完全隔绝在外，也需要俄罗斯的加入来完成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建设。
因此，基辛格主张尊重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安全利益，停止北约东扩，打造中间缓冲地带而不是征服的桥头堡；也不应当将俄罗斯妖魔化，不应将之视为美国和西方的天然威胁；双方应当去尝试加强对话，至少在某些地区问题上进行可能的协商，在一个框架下工作。如果俄罗斯是一只庞大、暴躁或许还饥饿、不安的北极熊，那么基辛格希望美国和西方阵营扮演的是驯熊者的角色。当然，可能驯熊者也并不是身穿制服的管理人员，而是马戏团里穿戴稍微整齐、毛发更为亮丽的其他动物而已。最终，北极熊需要心平气和地加入到东欧乃至世界舞台的表演中去。
基辛格追求的世界秩序至少需要每一个大国的参与、对话、合作，因此他始终为俄罗斯保留了一扇大门，即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欧与俄罗斯关系不断恶化的今天，他依然认为俄罗斯应当也必须被纳入到世界秩序的建设中去。事实上，他的这种态度从苏联时期便非常清晰，他在任期间与苏联关系的和缓，也的确使得美国的外交压力减小，世界秩序相对稳定。可能这种成功也加强了他对均势的自信，这种对“对手”的宽容也顺延给了建立在苏联遗址之上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以及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之后对于俄罗斯的讨论中，基辛格也一如既往地呼吁对话沟通协调。
而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叙利亚危机时，还是在对俄罗斯一直以来的态度上，另一位老人布热津斯基则显得更为激进、冷酷。
如果驯熊者是基辛格在面对俄罗斯这面镜子时看到的自己和西方阵营的模样。那么布热津斯基在看向这面镜子时，那应该是一个目光警惕、面色坚毅且带着轻蔑、手持猎枪，在鸣枪示警的猎熊者的形象。
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在幼时经历了苏德瓜分波兰，敌意一直存在于布热津斯基的心底，因此也不难理解在卡特政府末期美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基于地缘政治理论对东欧心脏地带的关注，以及对于苏联的敌意和仇视，在东欧地区对苏联进行遏制在布热津斯基的东欧地区安全规划中起着中心作用。而随着苏联解体，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终将崩溃的诅咒式预言得以实现。但这种仇恨并没有消失，而是顺延到了俄罗斯身上。
俄罗斯填补了美国和盟友在欧亚地区主要对手的空缺，布热津斯基对俄罗斯并没有给予太多信任，一方面担心俄罗斯存在恢复苏联的野心，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新的地缘政治敌手，依然对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有着威胁或者觊觎。因此，在俄罗斯的存在前提下，布热津斯基对于东欧地区的安全构想显得非常强硬。他支持北约东扩，也并不在意俄罗斯可能的不满与不安，相反，他认为一味退让只会让俄罗斯人觉得威胁有效，从而作风更加强悍，这也是他不希望在俄罗斯身上看到的（虽然他自己的想法和作风也略显强悍）。
当然，布式的战略并不是一味遏制俄罗斯，他也强调与俄罗斯合作，并最终将俄罗斯纳入到欧洲-大西洋体系中，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俄罗斯能够成为他们所认可的“民主国家”，一个彻底西方化的国家。而他又不断提醒人们俄罗斯相对于西方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和异质社会，西方社会注定对俄罗斯存在着天然排斥和不理解，因此融入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太可能的过程。同时，他又清晰地认识到国力衰落给俄罗斯留下的战略选择空间并不大，能对西方产生威胁的能力也远不如苏联。心理根源上和文化层面的对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不理解和排斥，造成了布氏对于俄罗斯这种敌视而轻蔑的态度。我想他是乐意扮演一位猎熊人，把衰老但可能野心勃勃的俄罗斯从东欧这片心脏地带彻底清除出去。
在对待俄罗斯及苏联的问题上，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展示出了基本相反的两种态度，他们年轻时的经历无疑影响了他们对于苏联最初的情感基调。有趣的是，无论是均势基础上对俄罗斯持相对包容态度的基辛格，还是在地缘政治和“仇苏”情结下对俄罗斯冷眼相看的布热津斯基，都没有为西方世界怎么处理与俄罗斯关系找到合适的答案。
多种身份、多样行为展示着不同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但这其中总会有一个模糊却清晰存在的独特影子，让他们能够成为自己，让基辛格（的思想）不至于在某一时刻被投影成布热津斯基的模样，就像他们在照片上充满辨识度的外貌形象一样。深刻影响着他们自我特征的影子，诞生在更早的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中，塑造了他们哲思的方向，串联着他们的多种身份，作为最不起眼却又重要的一面镜子，给我们映照出了二者更加生动和立体的思想形象。
生在德国，身为犹太裔，当历史的洪流袭来，可能在那一瞬间，已经被命运编排好了的残酷巧合便在基辛格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和长久的线索。正如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曾评论说，基辛格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在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基辛格则跟随父母逃亡美国开启了他丰富履历上记录着的那些生活，他的身份也开始变得多样，但却依然能在他的文字和话语中看到那个在命运面前显得无奈悲观，而又侥幸逃脱的影子。
基辛格的哲学思想乃至政治主张，我们都能在那个影子中寻找到一些根源。关于历史和命运，基辛格怀着与施本格勒相似的“历史事件命定论”的观点。基辛格的文章中常常具有命定论的色彩，“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他相对坦然地论述美国的衰落可能，思索多种世界秩序的存续。基辛格也不会试图去追求永久的和平，他明白在历史面前，人们只能维持尽可能的稳定。而追求稳定的过程，更多依赖外交官的智慧。可能是由于二战的残酷让他看到普通人面对灾难性历史事件的无奈，也看到了一个天才或者疯子式的人物会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他崇拜伟人，相信伟人会创造历史，引领人民做出改变。
如果说命定论的悲观主义色彩是基辛格思考历史的主基调，反映着那道影子中因为面对灾难显得无力悲伤的部分，那么对于伟人的推崇和期待，对于外交事业的热情，就是他得以从悲观中逃脱的幸运和希望。无论是对现实只能进行“修修补补”的悲观主义论断，还是对创造历史的伟人的信心，都能体现出基辛格对稳定的渴求和珍视，和平则是种奢望。而那道来自过去的影子确实也经历了由动荡到稳定的命运的转折，在影子之中隐藏着未来基辛格所有的身份和思想相貌。
丰富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在一遍一遍证实和详细描述那道影子在多年前做出的模糊判断，也在无形地引导着他的政治实践。在管理德国被占领城市时的克制和宽容，对于冷战大敌苏联的缓和与让步，在面对西方“天然敌人”俄罗斯时对合作的呼吁。基辛格源自灾难中的不安和悲观，对稳定与和平的向往，凝为一道影子，比任何身份都更深刻地反映着他的思想相貌。
白头海雕作为美国的象征被刻印在美国官方大纹章上，鹰爪左边抓着橄榄枝，右边抓着箭镞。基辛格那道本我的影子便有着橄榄叶的模样，但对稳定与和平的向往有时又只能作为一种美好愿景屈服于早已被命运书写的历史，显得有些虚妄，脆弱到经受不起一发弓弩，也总能顽强的留存在人类数千年来的共同追求中。
鹰爪右边的箭镞，是对布热津斯基的最好投影：自信、果断、激进、锐利，他就像是射向苏联的那一支箭。相对于基辛格的内敛和克制，布热津斯基几乎不掩饰自己对于苏联的敌意。二战期间，苏德瓜分了布热津斯基的家乡波兰，战后波兰又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作为一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对于这种国家主权的丧失无疑会更为敏感和愤怒。因此布热津斯基的那道影子，基本由对苏联的痛恨，以及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喜爱塑造。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道箭一般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发挥着作用。
从选择研究苏联学，预言苏联的剧变，到将对苏联的警惕转移到俄罗斯身上，这难以摆脱他对苏联的仇视心理和刻板印象。而在《大棋局》等一系列战略作品中展现出的对西方阵营、对美国实力的自信，以及在地缘政治角度为美国维护世界首要地位做出一步步详细的规划，也都源自于他在美苏时期形成的西方更优的观念。有趣的是，在布热津斯基的话语风格和行事主张中，也时常带着一种类似于他描述的苏联的那种强悍和霸道，很难厘清他是否在对苏联的凝视中，也被深渊投以回眸。布热津斯基的本我之影就像那把箭镞，没有柔软或者迂回的地方，一旦射出，只能飞向既定的方向，或是在飞行中丢失目标。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中扮演不同角色，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最初的身份认知形成的那道影子，多重身份下的思想本质也交织在那道并不起眼的影子中。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秩序，历史发展并不会是简单的向左向右，箭镞跟橄榄枝往往纠缠在一起，要在历史的浪潮中追寻其本质，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就更需要找到自己那隐藏在过去之中的本我之影。
尽管有诸多相似的身份，三个层次上的不同选择使得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有时会显得有些针锋相对。这种歧路不仅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也广泛存在于美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思考中。俄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这种歧路之间的隔绝和差异带来的不信任和敌意的积累所引爆的。
尽管人们仍然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视作拥有丰富经验和非凡智慧的战略家。但也不可否认，时至今日，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对于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甚微，更遑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实质的影响。一方面，无论是谁，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性，也没有人能为国际局势的演变、国际关系的发展给出一本详尽的指南。未来仍将充满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去历史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