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河 王远航】基辛格逝世：一位现实主义者与美国现实主义外交远去了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在这位历尽世界风云的“世纪老人”身上有着几个相互之间格格不入的标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被舆论指控的“战争罪犯”，最杰出的战略家与谄媚钻营的政客，书斋内的学者和情场上的风流人物。

基辛格一生的政治活动完美诠释了何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然而可惜的是，如果将基辛格与同样在冷战期间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相比，那么后者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梦想成真，而基辛格在卸任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亲眼目睹美国外交一步步背离他所偏爱的轨道。

从难民军人到学者政治家

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当时，他的名字是充满德国味道的“海因茨”。在他十岁那年，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作为犹太人的基辛格一家开始遭到迫害。1938年，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德国，途经英国前往美国纽约定居。然而，基辛格至少有十余位留在德国的亲属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罹难。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塑造了基辛格的悲观主义宿命论性格，影响了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的规划，但是基辛格本人坚决反对这一观点。

不论纳粹的迫害是否形塑了他的性格特质，这的确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美国定居五年后的1943年，时年20岁的基辛格应征入伍并归化为美国公民。在第84步兵师服役期间，他结识了同属德裔犹太人的弗里茨·克雷默。在克雷默的举荐下，基辛格被分配到美军情报部门，并在美军占领德国后先后被任命为克雷费尔德市的行政官员和本斯海姆地区的情报官员。这成为了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在政治领域的首秀。

退伍后，基辛格听从克雷默的建议，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先后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任职，但却尝试走上与传统学术路径不同的政治道路。借助担任哈佛国际研讨会主任之便，他与各路政要广结善缘。1955年，他谋到外交关系委员会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绝佳场所。果不其然，这成为了基辛格日后从政的跳板。顶着这一头衔，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引发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议，并得到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美国大财阀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赏识，成为他的政治幕僚和铁杆外交政策顾问。

1968年，洛克菲勒在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不敌尼克松，但这反倒给基辛格创造了机遇。次年，45岁的基辛格成为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正式由学界步入政界。1973年，基辛格兼任国务卿，两年后卸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专任国务卿。1977年，由于总统福特谋求连任失败，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一职，从此再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

美国战略家中的“异类”

基于力量分配的现实主义是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任职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对现实主义外交的青睐最晚也能追溯到他在1954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其题目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基辛格仰慕维也纳会议上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认为他通过均势战略缔造了一代人的和平。他反对单纯由道义塑造外交政策，而是主张现实与道义原则的结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需要有道义上的“方向感”，但是必须脚踏实地，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力量相匹配，也能够为美国必须与之共处的其他大国所接受。

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引领下，基辛格不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刻板”和“不切实际”的新战略信条：美国无法孤立地实现和平与繁荣，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失序最终都会危及美国，因而美国必须确保所有地区处于“有序”状态。他并不赞同无远弗届的杜鲁门主义，对美国的物质和道义力量也没有充分自信。可能正是因此，虽然基辛格和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是哈佛大学的同事，也不时参与一些政策研究工作，但到底是与肯尼迪朝气蓬勃的班子格格不入。直到美国政界的另一个异类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才意外得到了实践自身外交理念的机会。

基辛格和尼克松这对搭档在合作期间一直在“冒美国之大不韪”，主张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放弃“天定命运”的幻想。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已成定局，美苏两极体系已是“过去时”的大环境下，美国应当更加积极地尝试与苏联缓和，通过一系列协议和规则“套住”苏联，构造一种五个或者更多力量中心相互平衡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在尼克松的指挥下，他开启了中美“破冰”的进程。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世界为之震动。以此为杠杆，美国撬动了与苏联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次年2月，尼克松如期访华，这又推动了同年5月美苏首脑峰会的召开，使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到达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从推动中美、美苏关系的改善，基辛格可以说是一位“和平使者”。

然而，对于中小国家，基辛格则远非温情脉脉。上任之初，他就坚决要求和执行了轰炸柬埔寨的“菜单行动”，继而支持和鼓动尼克松不顾各部门的强烈反对在1970年悍然入侵柬埔寨。对越南，基辛格强调“脱身”决不能等同于“放弃”，力主战争的“越南化”，在撤出美军的同时加紧对南越部队的武装和训练，企图使越南分裂永久化。在南美洲基辛格参与策划了“秃鹰计划”，支持智利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支持皮诺切特的白色恐怖，支援阿根廷军事独裁者魏地拉的“肮脏战争”。

在一般的美国人和更加“美国”的战略家眼中，基辛格推行的外交政策已经是“相当糟糕”。而赏识他的尼克松更是二战后美国总统中最大的“异类”，基辛格的政治风格也如尼克松一般，把“均势”“合作”的概念完全置诸脑后。上任伊始，他就在尼克松的支持下让美国国务院完全“靠边站”。在1969年至1973年的四年间，从“越南化”到中美缓和，几乎所有重要外交决策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小圈子，国务卿罗杰斯及其领导的国务院则被屏蔽在外。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焦头烂额之际，基辛格还“空前绝后”地同时兼任了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职。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梗——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审读了国务卿基辛格提交的备忘录。也正是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这对搭档常被一起视为违背美国传统的“不义联盟”。

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主义外交

基辛格的现实政治缔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大战略，使美国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脱离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巩固了对西半球的控制，美国由此得以在冷战中期赢得喘息之机。然而在他去职后不久，现实主义外交和“缓和”就迅速地失去了市场。

自1978年秋季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政策上压倒主张对苏缓和、对伊朗谨慎从事的万斯以来，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更是绝口不提大国之间的平衡，而是追求对世界所有地区的主导乃至绝对掌控，践行所谓“首要地位”战略。当美国在全球实施所谓民主促进和人道主义干预时，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只能被当作不光彩的“黑历史”束之高阁。即使被拿出来，往往也是被当作反面教材。

不过，即使是“异类”或者说“非主流中的主流”，基辛格的过往履历和外交成绩依然让他有着极高的被关注度。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基辛格曾就如何解决危机给出过自己的方案，那就是让俄乌边界“恢复原状”，即2月24日冲突暴发前的状态。鉴于基辛格早已被牢牢地贴上了“异类”的标签，美西方政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他的建议可谓“见怪不怪”，没有引发太多波澜。乌克兰政府更是尖锐而轻蔑地予以回应：“基辛格仍然活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前基辛格在白宫中大刀阔斧地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时可能没有想到，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所谓的价值导向居然会如此强韧，以至于在冷战终结之后不到三十年就再度引发了新的全球范围内的激烈大国对抗。

“生活即是痛苦，生命包含死亡，转瞬即逝乃生存之命运。文明无一能永世长存，热望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必然性，是历史的宿命，世人的困境。”时年27岁的基辛格在他长达377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如是写道。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思想无一能永世长存，战略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基辛格的命运，也是当今人类的困境。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远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研究助理。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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