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中正】 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挑战与对策
【摘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并未很好的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本文通过对金砖国家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安全合作分析发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本文建议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经济全球化势头减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联储加息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大选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不利影响，使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主要表现为相互间的贸易势头减弱、国际资本净流入下滑、金融合作进展缓慢等，这都将给金砖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为此，加强各领域的安全合作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选项。随着金砖国家间构建成功国际规范体系共同愿望的形成及其渐进成功的实践，金砖国家合作博弈的相对成功增强了未来可持续合作的预期，[①]继续加强经贸安全领域的合作博弈将成为金砖国家的理性选择。
（一）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据，2000-2013年，金砖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从5.3%持续攀升至12.6%（参见图3），但在随后的2014和2015年该比例持续下滑至12.5%和12.3%，这说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长势头有所减弱。总体而言，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受金砖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各领域改革等的影响，它们之间的货物贸易额整体出现萎缩。二是金砖国家的经贸往来表现出非对称性和竞争性特征。三是除了巴西外，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的货物贸易均表现为逆差。这种贸易结构揭示了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缺点和面临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金砖国家加强贸易领域的安全合作存在广阔空间。
（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犹存
直接投资安全领域的合作对金砖国家的内外部环境提出较高的要求。但保护主义的盛行、美联储加息导致的国际资本波动以及个别金砖国家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使金砖国家整体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持续下降的压力，这不仅导致其本币贬值压力增大，而且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2011-2014年，金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从1508.9亿美元持续降至620.8亿美元，虽然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额有所上升至860.2亿美元，但是否企稳并保持回升势头尚无法确认。
（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
金砖国家在能源安全合作领域具有互补的优势，中国和印度对原油和矿产类资源需求较大，而俄罗斯主要出口原油和天然气，巴西和南非则出口矿产品。尽管如此，但由于金砖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缺乏主动权，导致其在能源安全合作方面极易遭受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冲击，进而影响金砖国家之间能源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四）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
1.金砖新开发银行运行机制亟需完善。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合作的创新制度安排，是第一家完全由处于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兴经济体所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②]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相比，新开发银行还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在资金实力、管理理念、运营经验等方面尚有较大改进空间。首先，功能定位受到质疑。其次，业务领域存在交叉。再次，信用评级难以确定。最后，开放性不足。综上，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未来发展的羁绊，并影响金砖国家金融安全合作的进展。
2.应急储备安排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设立具有里程碑意义，[③]它不仅有助于促进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安全合作，为国际收支困难的金砖国家纾困，而且有利于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增长。尽管如此，但与其他全球性或区域性应急储备安排类似（参见表1），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属于浅层次、松散型的金融安全合作，并没有设立类似秘书处等实体机构对其专门进行运营管理。二是从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视角来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救助资金有限。[④]三是应急储备安排采取“承诺式”设置。[⑤]四是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下的借贷双方的利益契合不明显，借款方能否尽到还贷义务尚无法确定，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很难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⑥]而只具有象征意义。
3.货币互换存在不对称性。尽管货币互换对提升金砖国家在货币金融安全领域的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金砖国家间的货币互换也存在问题和不足，这可能影响金砖五国间的金融安全合作。主要表现为：一是金砖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存在非对称性。二是受政治互信、经济紧密度以及边境争议等因素的影响，金砖国家内部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至今没有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三是货币互换到期后并没有进行自动展期。
影响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的因素
金砖国家的合作历程呈现出从原则声明表态到采取实际行动、从国际经济事务到国际政治热点、从相互间务实合作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特征。[⑧]金砖国家之间开展经贸安全合作并非因于地缘相近，更非由于经济联系紧密，而是以共享某些发展阶段和规模特征为纽带所形成的特殊多边安全合作关系，[⑨]未来金砖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安全合作前景将取决于多方面复杂因素。
（一）逆全球化对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影响不可忽视
全球化具有非中性的特征，亦即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损益情况相去甚远。[⑩]全球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可通过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得以体现。1989-2007年是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期间，国际资本流动占GDP的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从39%升至59%。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发展势头戛然而止，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断崖式下跌至2008年全球产出的4%，2015年又进一步降至2.6%；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则从60%下降至58%。[11]除此之外，2016年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诸如带有浓重保守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新总统、英国通过脱欧公投、欧洲主要国家大选面临右翼思潮冲击等，在世界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大背景下，逆全球化似有星火燎原之势，这给金砖国家的经贸安全合作带来较大的冲击。
（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和政策干预是影响金砖国家外资净流入的重要因素
在影响金砖国家流动性方面，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和有效汇率等传导因素对金砖国家流动性冲击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美元利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次之，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指数等国内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12]可见，美联储加息及其缩减资产负债表（下文简称“缩表”）的影响不容忽视。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与否，不是在好和坏之间作选择，而可能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这个选择还会伤及他国。[13]美国经济进入升息通道导致的国际资本大幅波动，给金砖国家在相互直接投资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带来风险。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随着金融危机负面效应慢慢消退，美国的货币政策亦经历从量化宽松推出、退出转向进入加息通道，这将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砖国家的货币普遍面临贬值压力，国际资本开始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这不仅会导致金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整体下降，而且影响金砖国家之间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安全合作。除此之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干预也是导致金砖国家外资净流入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供求失衡是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并低位徘徊的重要原因
从市场需求来看，中国是金砖国家内部主要的原油需求方，而G7中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则是俄罗斯原油出口的主要需求方，[14]一方面中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过剩产能以及经济增速下降，导致其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对部分商品需求的绝对量下降，[15]这间接影响了其对俄罗斯的原油需求；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行动，导致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原油贸易受阻。从市场供给来看，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来势汹汹，页岩油产量大幅增长，使美国从原油进口国转变成原油出口国，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将可能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版图及俄欧能源博弈关系的改变者（GameChanger）；[16]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于2016年1月同意取消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致使伊朗加大原油产出，进而增加国际原油的供给。在需求萎缩与供给扩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原油价格走低是必然。为了缓解全球低油价的窘境，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和非OPEC石油生产国达成自2001年以来首个全球减产协议，该协议即将于2017年6月份到期，届时其能否得以延长期限仍存不确定性，加之近期美国石油产能持续增长，因供应过剩导致原油持续低价的境况能否得以改善仍有待观察。
完善金砖国家安全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在安全合作领域，各行为体实力大小的差异促成安全与自主性的交易或互补，非对称联盟的形成往往以小国牺牲部分领域的自主权来换取大国的安全保护；[17]抑或，各成员国重视组织平台的综合战略效能，意欲借助组织平台与其他成员国形成优势互补，[18]各组织成员的诉求可能包括经济效能、战略效能或是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在金砖国家经贸和金融安全合作领域的体现较为明显。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源自它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崛起的背景以及国际制度的非中性。[19]随着金砖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金融相互依存度逐渐增大，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和期待扩大国际话语权的共识超越了各国间的异质性，金砖国家等“第二世界”（theSecond World）正在通过重塑国际金融架构和秩序以适应其自身的利益，[20]这将推动金砖国家在经贸领域加强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一）继续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为金砖国家安全合作夯实基础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主要包括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金融市场更加脆弱、收入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等因素，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也在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只有不断深化国内各领域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练好内功，才能更好的开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安全合作，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冲击。
（二）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提升金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
经济结构类似性带来合作空间但也造成竞争性因素，结构差异性创造互补合作空间但也派生矛盾性诉求，[21]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金砖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问题。目前，金砖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各具特色，都是为了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制定，且这些战略在很多领域存在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的可能，这为金砖国家完善各领域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机遇。
（三）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和架构正变得愈发紧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22]基于此，建议金砖国家在以下方面做出改进努力。一是完善协商机制。二是改革国际架构和完善制度体系。三是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四是积极研究探索金砖国家组织扩员问题。五是积极争取对原油和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①]任琳、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 一种理论解释》，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3页。
[②]冯晓琦、陈熙淼：《新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载《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5）金融合作与共同发展》（林跃勤、周文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③]周小川：《金砖国家设立应急储备安排具有里程碑意义》，2013年9月6日，网址：http://news.163.com/13/0906/09/98330KAC00014JB5.html。
[④]汤凌霄、欧阳峣、黄泽先：《国际最后贷款人视角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运行模式分析》，载《财政研究》，2016年第9期，第106页。
[⑤]根据汤凌霄等（2016）的研究，“实体式”的优点是避免临时筹资带来救助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保障救助资金的扩张与偿还；缺点是发起难度较大，运营成本较高。“嵌入式”的优点是节约运营成本，避免临时筹资带来救助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保障救助资金的扩张与偿还；缺点是将发展与稳定功能置于同一机构会产生资金来源、运用和管理职能上的功能冲突。
[⑥]BarryEichengreen, Banking on the BRICS, 2014.08.13,网址：http://jewishbusinessnews.com/2014/08/13/berkeley-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prof-barry-eichengreen-banking-on-the-brics/。
[⑦]汤凌霄、欧阳峣、黄泽先：《国际最后贷款人视角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运行模式分析》，载《财政研究》，2016年第9期，第110页。
[⑧]樊勇明、沈陈：《改变全球格局的战略力量——金砖国家的内部粘合机制与发展方向前瞻》，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8期，第15页。
[⑨]卢锋、李远芳、杨业伟：《“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19页。
[⑩]张宇燕：《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2月11日，网址：http://pit.ifeng.com/a/20170211/50678321_0.shtml。
[11]塞巴斯蒂安-马拉比：《重置全球化》，载《金融与发展》，2016年12月。
[12]安辉、丁志龙、谷宇：《“金砖国家”流动性冲击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第27页。
[13]张宇燕：《全球化进程不会一路鲜花大趋势不会改变》，环球网，2016年12月28日，网址：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12/9875991.html。
[14]贾中正、任琳：《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第148-149页。
[15]王永中：《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回顾与展望：温和反弹》，发表于《世界经济黄皮书：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版。
[16]Florence Geny, CanUnconventional Gas Be a Game Changer in European Gas Markets?
Oxfor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Energy Studies, 2010, pp.1.
[17]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s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 No.4, 1991,pp.904-933．
[18]李冠杰：《试析印度的金砖国家战略》，载《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9-142页。
[19]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换言之，制度背后反映的是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8页。
[20]ParagKhanna, “Surgeof the ‘Second World’,” The NationalInterest, 2012, Vol. 119, pp. 62-69.
[21]卢锋、李远芳、杨业伟：《“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19页。
[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4-275页。
（原文发表于《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此为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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