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枝仲】 世界经济面临四大挑战（下）
【摘要】今天的世界经济，正面临四大挑战：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却伴随着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最低的长期增长率；依靠收入累进税和再分配政策已经无法遏制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管理全球化失灵，应该更多地求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反而被认为是对受损群体更加负责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缺乏一种对非金融部门债务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也许最终只能通过下一轮危机来实现自动调整。
全球化进程受阻
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过程[1]，则可以发现，冷战结束以后至2008年，全球化进程在快速推进。世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显示，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之比，从1991年的19.5%上升到2008年30.8%；全球FDI净流入占GDP的比，从1991年0.6%的上升到2007年的5.1%。另外，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成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WTO在维护世界贸易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区域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在此期间也迅速发展。
200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趋缓甚至出现倒退。到2015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之比下降到了29.5%，全球FDI净流入占GDP的比下降到了2.9%。2008年以后，没有一个重要的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生效，即使已经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因为特朗普的反对而无法生效；以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出台贸易投资保护措施。2016年，G7成员推出的保护措施高达240项，其中美国就推出了60起，G20中的“新兴11国”也推出了161起保护措施。
全球化进程受阻之所以构成世界经济的重大挑战，是因为全球化会给全世界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要素的回报，带来更快的知识积累和科技进步，也会给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而全球化进程受阻特别是反全球化将阻止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并有可能引发以邻为壑的国际经济政策，从而使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全球化的推进一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既使全球化推进最快的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希望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也对全球化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因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确实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穷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2]发展中国家也曾联合起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反对过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是，今天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原因，主要不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过快全球化，而是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导致本国产业外移造成了失业、社区或地区衰落，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全球化对各国总体上都是有益的，但其总是在使一部分群体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也可能会使另一部分群体从全球化中受到损害。当这部分受损群体的利益得不到适当补偿时，反全球化的呼声就会高涨。如果顺从这种反全球化的呼声，真正推行反全球化政策，则原本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群体就会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反全球化政策会导致经济整体上丧失活力，最终会使得所有人受损。因而，应对反全球化呼声高涨，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找到能够惠及更多人群的全球化道路，而不是选择让所有人受损的反全球化道路。
那么，什么样的全球化才能惠及更多人群呢？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建立对受损人群的补偿机制。从经济学上讲，全球化会产生额外收益，即使补偿受损群体也还会有多余的利益，因而可以通过补偿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这种补偿机制涉及很多政策难题，比如，应该向谁征收额外收益，征收多少，如何征收，然后该补偿给谁，补偿多少，以及如何补偿，等等。这些操作性的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转。实际上，欧盟和美国都曾建立过这种补偿机制，但到现在为止，这些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
另一种防止全球化不利后果的办法，是像管理市场失灵一样，管理好全球化失灵。中国渐进式开放的办法为管理好全球化失灵提供了一个案例。但是渐进式开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发达经济体今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管理全球化失灵，首先需要识别全球化到底会产生哪些失灵，但不能把今天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全球化失灵。其次，要选择适当的手段来管理全球化失灵。有些全球化问题，是可以通过有管制的全球化来解决的。比如发展中国家不宜过快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而要谨慎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直到国内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能够承受跨国资本大规模进出而产生的波动。也比如发达国家对于移民可以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防止过快增加本国福利支出负担和公共服务负担，以及造成本国居民大规模失业。另有一些全球化问题，则不宜直接用管制的办法来解决。比如发达国家因丧失比较优势而导致部分产业衰落、工人失业等，就不宜采取限制进口保护该产业的办法来应对，而应该适应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让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配置，加大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同时采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培训支持政策等促进原有产业工人的就业转型。
管理全球化失灵，应该更多地求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而不是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然而，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往往不容易实现，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往往被认为是对受损群体更加负责的方式。这正是管理全球化失灵中的危险之处。
金融脆弱性加大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金融脆弱性主要表现为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水平持续上升。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从2001年的173%上升到了2016年的223%，平均每年上升3.3个百分点。全球债务水平的上升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在大多数国家中均存在的普遍现象。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从2001年的213%上升到了2016年的279%，新兴经济体从110%上升到了175%。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并没有中断债务水平的上升趋势，反而助长了全球债务的快速累积。2007年，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为179%，到2009年，该比例高达198%，两年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上升25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上升18个百分点。此后，全球都在呼吁去杠杆，但全球债务水平一直没有下降，而呈持续上升趋势。
美国金融危机是债务过度扩张造成的，危机本身就是对债务过度扩张的自动纠正。危机过后，债务水平应该有所回落。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防止恐慌蔓延，采取注入流动性的办法，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债务水平。市场上的恐慌情绪消除以后，各国也没有紧缩债务，而是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和萧条。货币扩张不是导致债务水平下降、而是导致债务水平升高的政策。也就是说，一场由过度负债造成的危机后，各主要国家并没有采取政策来有效降低债务水平，而是在持续扩大债务规模。
从目前已知的经济学原理来看，采用注入流动性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和采取货币扩张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很难说是错误的政策。但是，债务水平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那么，何时会出现债务收缩的过程呢？在经济繁荣时期吗？经济繁荣时期也不一定会出现债务收缩过程。当技术进步等外部冲击引起经济繁荣时，投资机会增加会伴随着信用扩张，债务扩张往往也构成经济繁荣的一部分。2002－2006年期间的世界经济繁荣就伴随着全球债务水平的上升。当经济过热时，货币当局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债务才会出现收缩态势。然而，依靠货币政策来抑制债务扩张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为了防止货币紧缩对经济造成过度伤害，货币紧缩的力度往往有限，往往不足以有效约束债务的扩张。债务一旦真正被货币政策约束住了，危机和危机之后的衰退和萧条也就随之而来了。新一轮债务水平上升又开始了。
如何才能抑制债务水平的上升呢？取消对债务利息的税收减免是一个备选的方案。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均在企业所得税中进行债务利息的税前扣除，还有部分发达国家在个人所得税中进行债务利息扣除。在一个经济体中，一方面想约束债务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在给予债务相比股权更好的税惠条件。这是很费解的。
利息的税收减免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约为166%，如果按照5%的利率和20%的所得税率，则发达经济体从债务中获得的税收补贴高达GDP的1.66%。新兴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与GDP之比约为106%，如果也按照5%的利率和20%的所得税率，则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从债务中获得税收补贴约为GDP的1.06%。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约为168%，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般为25%，按照5%的利率计算，中国企业获得的债务税收补贴约为GDP的2.1%，相当于中国一年的研发支出。
如此之大的税收补贴，以及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呼唤一种对股权和债权更为中性的税收体制。所谓中性的税收体制，即给予股权和债权平等的税收待遇，要么取消对债务的利息免税，要么对股权收益也同样免税。中性税收体制有利于把资产负债表从偏向债务的结构拉向偏向股权的结构。但是推动税收体制朝中性方向发展是十分艰难的。取消股权收益的所得税，将大幅度降低各国的税收来源；取消对债务利息的税收减免，相当于增加企业负担。无论哪种方式，都不易于推行。
债务市场其实是存在自动均衡机制的。尽管债务融资有各种好处，但当税收体制和市场结构相对稳定的时候，债务和股权结构应该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债务与GDP之比也应该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如果杠杆率过高，破产风险就会加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弱，股本完全亏光的概率就会增加，因而融资方就要开始更多地考虑增加股权比例。同时，投资者考虑到高杠杆企业的高风险，要么实行信贷配给控制信贷供应，要么要求更高的利率，提高融资方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其债务融资需求。债务市场的自动均衡机制，会抑制债务水平上涨。
债务水平的持续上升，表明债务市场的自动均衡机制失效了。为什么会失效呢？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在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融资方债务水平上升会导致资金拥有者减少信贷供给，提高信贷风险的贴水，但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断给市场提供流动性，压低了本应该有所上升的利率。也就是说，扩张性的货币阻断了债务市场的自动均衡机制。
现有的全球经济系统中，缺乏一种对非金融部门债务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如果不尽早建立起这种机制，则债务市场只能通过下一轮更加猛烈的危机来实现自动调整。
[1]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原文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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