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峰】 2030 年的国际社会

　　【摘要】展望2030年，世界格局既不是“一超多强”，也不是多极格局，也许叫“准两极格局”才比较合适。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合理性，二是合法性，三是进步性。2030年的世界比现在相对安全，大国之间无战事，地区性热点问题中的多数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应该都是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恐怖主义仍然盛行但在可控范围内。纵然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从人类社会的总体来看，2030年的世界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当今世界，尽管还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国际社会向着更文明、更公正、更美好的历史阶段迈进的步伐不可阻挡。回顾过往，才能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展望未来，可以放飞梦想，明确方向。因此，展望一下十几年以后国际社会的面貌，虽然不能免于主观、偏颇，但也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一、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准两极格局”和新的世界秩序？

所谓世界格局是指在国际舞台的主要大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包括经济格局、军事格局、政治格局等。

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结束，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一超”是指美国，“多强”是指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但是这一世界格局并不稳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欧盟一体化建设、俄罗斯振兴经济的计划以及日本的坚实的经济规模和体量，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出现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那么，2030年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国际社会和中国有不同的说法，不外乎仍然是“一超多强”、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三种观点。

有分析人士预计，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大涨，但美国仍将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美国是唯一有能力调动及联合各方力量应对全球挑战的国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顾问和《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报告的主要作者马修·伯罗斯在媒体吹风会上说：“从全球层面来说，中国将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很重要，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必能成为超级大国。”伯罗斯指出，中国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跨地区和跨国界范围内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如果亚洲紧张局势升温，更多国家会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可能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①]

阎学通认为，从世界格局来说，目前关于多极格局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今后出现两极格局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现在并没有出现3个以上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停在与美国缩短差距的国家。他认为很多亚洲国家目前的策略都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虽然两极格局没有那么快出现，但是正在成为一个发展趋势。[②]

我们不妨从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来做一简要的分析。

就全球经济格局来说，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和测算。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表的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指出：2030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一是国家之间权力的扩散并产生巨大影响。亚洲基于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和技术投资的全球性权力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中国的经济将成为全球之最，在2030年到来之前超越美国。在格局变化方面，全球经济良好与否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挂钩。另外，中国、印度和巴西，以及其他区域力量，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土耳其等国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仍将缓慢地相对下降。[③]

最让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其中林毅夫和龙永图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林毅夫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可以稳定在新常态6%左右的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2030年以后我们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去赶，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会比较快。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这是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对此，龙永图持不同意见，他说：“到了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未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是量的问题，更多是质的问题。如果中国不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是体量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出不了经济学家。”[④]

总之，中国在2030年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是多数专家的共识，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一是中国经济的质量是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是否占有优势地位？二是中国总体的GDP第一是一回事，人均GDP是否也能跃居上游，要知道2016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中国才居第69位。[⑤]

就世界军事格局来说，预计2030年现有格局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美国的军事实力仍将独步天下，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紧随其后，中国虽然近些年军事建设突飞猛进，但是恐怕也只能仍然处于“坐三望二”的地位。

就世界政治格局来说，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即使到2030年，美国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软实力的强大，美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国际社会占有绝对优势；二是美国的盟友和朋友国家众多，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很多有影响力的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尽管随着中国的稳定持续崛起和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预计中国的软实力会有所增强，友好伙伴国家也会越来越多，但是也不可过于乐观。

鉴于以上分析，考虑到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庞大规模和日益增加的国际影响力，中美两国令其他大国和新兴大国难以望其项背，结合当今时代经济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毕竟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主要就是经济关系，再综合军事和政治格局的考量，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格局既不是“一超多强”，也不是多极格局，也许叫“准两极格局”才比较合适。

世界秩序是指在国际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际组织等。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冷战后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著名学者阎学通认为，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因此，中国应该有所作为。[⑥]

西方社会也出现了比较悲观的舆论。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2017年2月13日发表年度报告《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指出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事务，与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形成一种平行甚至有时不利的新框架。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基本支柱正在弱化。在“后真相”时代，西方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现有制度，认为它无法带来积极解决方案，从而更加转向国内，抵制全球化和开放，因此西方国家干预世界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在下降。美国可能不再希望成为全球安全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而追求单边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⑦]

而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看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所谓的世界秩序，但必须要建立这样的秩序，否则就会带来摧毁性的后果，而要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参与。基辛格认为，现在是世界秩序最独特的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实现了“两个100年”目标之后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要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必须要所有国家参与进来，而中国和美国则需要达成一致。双方必须达成一定的理解，制定出双方都同意共同遵守的规则。[⑧]

至于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赵可金认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先后经历了从天下秩序到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转型。中国的新秩序观并非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改制和创制两条路径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新秩序观的重要内容。[⑨]

总之，尽管2030年的世界秩序到底什么样，目前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合理性，新秩序必须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二是合法性，新秩序必须尊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三是进步性，新秩序必须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以保护全人类的利益为宗旨，促进有效的全球治理。

 二、2030年的世界比现在相对安全

第一，大国之间无战事。

冷战结束以来，就国际社会的总体形势而言，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总体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展望到2030年，尽管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与竞争，但世界性大战不会再有，世界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理由有三：一是全球化使各国特别是大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与合作；二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发展到了极致，特别是核武器的相互威慑，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大战的后果；三是人类的理性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大大提升，战争越来越不可能成为大国之间斗争的实际选项。

第二，地区性热点问题的前景。

当今世界虽然总体和平，但是由于世界主要力量对全球地缘战略要点和资源的争夺，加之民族、宗教和领土等复杂因素，但局部冲突和战争仍此伏彼起，形成了一些持续性的危及地区和平和世界稳定的地区性热点问题。诸如中东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斯兰国”问题、乌克兰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争端、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和朝核危机、南海问题、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地区性热点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是近些年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原因不一，症结各异，多方角逐，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太大，其中多数估计到2030年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应该都是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会失控而酿成更大的灾难。

比如，目前世界最动荡的大中东地区，始于“阿拉伯之春”的乱局，不可能永远处于这样的混乱状态，毕竟广大民众都是人心思稳，各派政治力量经过多年的冲突较量，也终会有一个结果。古人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必乱，乱久必治。正如中国的道家思想，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方面转化。因此，我相信，经过十几年的动荡后，大中东地区的政局必将有所缓和，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逐步发展。

更大胆一些，我认为叙利亚问题、“伊斯兰国”问题和朝核问题应该在2030年以前可以获得解决，大概的理由有三点：一是这几个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各大国不得不给予足够重视，尽管为了各自利益的战略博弈不可避免，但合作是不二选择；二是这几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日益接近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战略忍耐的底线，即使再不情愿也必须硬着头皮出手干预；三是叙利亚、朝鲜、“伊斯兰国”内部的矛盾发展，对抗国际社会的成本日益增加，内部危机重重，经济凋敝，民生惨淡，国力与相关大国的天壤之别，随时都可能出现内部变局，或者一旦大国之间达成一致，在大国的干涉下一击即溃。当然各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肯定会不同，后续处理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只能衷心祈祷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回归国际社会的大家庭，过上现代人类理应享有的幸福生活。

第三，恐怖主义仍然盛行但在可控范围内。

在当今文明世界，可能没有比恐怖主义更令人痛恨、令人发指的邪恶势力了，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持续严重的威胁，成为各国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

“9·11”事件以来，经过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十多年持续反恐，除了2011年5月1日“基地”头目本·拉登被击毙后的三年时间，国际恐怖主义处于收敛和低潮期。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6月“伊斯兰国”建立后，全球反恐形势持续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仅中东地区比以前的局势更为复杂危险，而且欧洲众多国家也陷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潭。

展望未来十几年的反恐形势，大致有如下几个发展趋势会继续保持：

首先，从恐怖组织的类型来看，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从活跃程度、对国际社会的危害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特别引人瞩目：其一是极端宗教型恐怖主义，典型代表就是令西方谈虎色变的 “基地”组织和今天肆虐欧亚非的“伊斯兰国”。本·拉登虽然早已被击毙，即使“伊斯兰国”在不久的将来被击溃，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土壤仍然存在，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与当地化趋势并行，小型化与草根化趋势明显。特别是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已经在思想和行动上被植入到很多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内部，成为一种更难应对的内生型恐怖主义问题。[⑩]其二就是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目前，被国际社会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中,有很多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不仅是危害最严重的恐怖主义类型之一,而且也是最为普遍的恐怖主义类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的恐怖组织大约有1/3以上是民族分离型恐怖组织。只要民族问题得不到完满解决，这类恐怖主义就会长久危害国际社会。

其次，从地理范围来看，恐怖主义的肆虐集中在若干重点地区。根据全球恐怖主义研究数据库网站发布的2015年恐怖袭击烈度地图，全世界很少有可以置身于恐怖主义威胁之外的国家，其中最严重、最集中的区域有三个，即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中心的中东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尼日利亚及周边地区。此外，比较明显的区域还有利比亚、索马里、乌克兰东部、也门、印度、孟加拉、菲律宾等。[11]

再次，从恐怖组织的策略和手法来看，具体手段花样翻新，以致于不择手段，性质越来越趋于野蛮残暴。比如，欧洲最近出现的多起用卡车撞向人群事件等。目前的恐怖主义袭击很多是“独狼”式行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相对那些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而言更加难以防范。欧洲的“独狼”出现的频率似乎更高，严重恶化了欧洲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局势。“独狼”恐怖袭击并不是新出现的袭击形式，但近年来之所以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要形式，与“基地”组织的策略调整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密切相关。很明显，“伊斯兰国”复制并执行了“基地”组织的“独狼”恐怖主义思想，在对西方展开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中，很大比例都是采取的“独狼”行动。

最后，网络成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活动平台和工具，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也从概念成为现实。网络是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与渠道；网络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策划袭击的场所；通过网上恐怖学校培训“独狼”式个体恐怖分子；未来网络也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甚至通过网络也可达成袭击重要关键设施的目标。因此，网络反恐已成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共同遏制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成为各国反恐的重要工作之一。[12]

第四，国内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犹存，但风险将有所下降。

除了历史、民族、宗教、领土纠纷等传统的冲突因素以外，资源制约、环境恶化、网络空间治理的缺失都可能成为国内或国家间冲突的引爆点。《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认为，对资源的竞争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印度洋、北冰洋和南大西洋地区。一方面，领土归属问题尚未解决，另一方面新的技术提高了开发深海资源的能力。到2030年，水资源也将成为重要资源，全球水资源压力带主要位于北非、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中国北方。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虚拟空间的依赖空前发展，个人或小型集团都可能通过互联网对国际社会造成大规模的伤害和破坏。

尽管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新秩序的逐步完善和全球治理能力的增强，总起来看风险将越来越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冲突的风险及对地区稳定的危害将有所降低。此外，从生理的规律来审视未来的国际社会也是一个有益的视角。《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报告就认为，未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趋于成熟，国内冲突的风险将逐步下降。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平均年龄较高，因此风险更低。同样的，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冲突风险也越来越低。

 三、2030年的世界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进步史观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包含三个主要论点：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理性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和有目的的过程。[13]我深信国际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前进的动力来自理性与科学的指导,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战胜愚昧,开创美好的未来。

纵然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从人类社会的总体来看，2030年的世界一定比现在更美好，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指数会获得大幅度的提升。这不仅是善良民众的理想，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有国际社会的扎实努力。

第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发展空间。科技的作用自不待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近来却遇到一些坎坷。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很多国家面临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加之难民潮、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国际安全问题的困扰，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西方政治事件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盛行，贸易保护、边境俢墙、控制移民等思潮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主流政策选项。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不能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就否定经济全球化。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为“逆全球化”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搭建的一个崭新平台，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行动。[14]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所谓的“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潮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不相信这些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的政治家们不懂的这个道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和上升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发展轨迹呈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理解为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小波折而已。冷战后这些年高速度、无限制、盲目的全球化思想和行动是否有些超前？西方有句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意愿铺成的”，毕竟，再美好的前景、再高尚的价值观也要考虑到各国内部的国情和社会承受能力。我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修正调整，全球化的下一波发展高潮将更健康、更深入。

第二，在这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为本国的未来、民众的福祉不遗余力地工作和筹划。各国不仅重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为了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都特别重视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在原有的各种区域化的合作组织之外，大国纷纷出台自己的国际战略，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曾经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印度大力推行的季风计划，中国正在扎实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等。中小国家则在其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踊跃参与各大国的战略规划，力求本国的发展计划与大国的国际战略对接，并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第三，联合国对世界的发展也是雄心勃勃，大力推动国际社会的合作发展。联合国最重要的两大宗旨，一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二是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发展。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一份由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成果性文件，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纲领性文件范围广泛且雄心勃勃，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层面，确定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涉及了贫困、饥饿、教育、性别平等、水资源、能源、促进司法公正等各项领域，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新议程呼吁各国现在就采取行动，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该议程还确认调动执行手段，包括财政资源、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等。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可持续议程有三重意义。首先，在政治方面，这个议程是大同世界的现实版，特别强调了穷人和弱势群体平等获取经济资源，多少年前先贤们追求的目标，都在议程里出现了。其次，当前的经济发展背后是资源过快的消耗，促进经济、工业、农业、渔业、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对减缓气候变化和污染有重要意义。[15]

第四，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还不十分成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初步实践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生态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亟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全球治理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并有助于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对全球治理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是：共商、共建、共享。虽然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一些势力的做法可能对全球治理的进程造成一些迟滞，但人类早已越过了蒙昧和野蛮的时代，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科学、理性的呼唤终究会达成国际社会的集体合作，共同治理好我们唯一的地球。2030年，人类一定比现在更聪明，政治家也一定比现在更理性，全球治理应该可以开启新的篇章，我对此充满信心。

第五，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未来美好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形成广泛国际合作共识。2017年4月1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讨论会时指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宗旨一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实现各国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带动亚欧大陆国家及其他相关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理念相通。“一带一路”倡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均支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多边主义，支持推进全球治理。再次，“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路径相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方向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促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让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人民。[16]

当然，我们也不能妄自尊大，不能否认和轻视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支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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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外媒：美国预测2030年中国成“全球第一”》，新华网，2012年12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12/c_124081343.htm。

[②]安晶：《基辛格：没有世界秩序后果很严重 中美需要达成一致》，界面网，2015年11月2日，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23667.html。

[③]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Worlds，December 2012,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④]《林毅夫认为中国将成世界经济中心 龙永图“泼冷水”》，搜狐网，2017年3月26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70326/n484854431.shtml。

[⑤]世界经济信息网，http://www.8pu.com/gdp/per_capita_gdp_2016.html。

[⑥]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

[⑦]管克江、任彦、高石：《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人民日报》，2017年2月16日。

[⑧]安晶：《基辛格：没有世界秩序后果很严重 中美需要达成一致》，界面网，2015年11月2日，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23667.html。

[⑨]赵可金：《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学术前沿》，2017年2月下。

[⑩]张家栋：《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国际观察》，2011年第5期。

[11]http://www.start.umd.edu/gtd/images/START_GlobalTerrorismDatabase_2015TerroristAttacksConcentrationIntensityMap.jpg.

[12]参见李伟：《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现状及趋势》，中国中东研究网，2015年5月30日，http://www.mesi.shisu.edu.cn/08/a9/c3374a67753/page.htm。

[13]何平：《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

[14]何伟、孙丽燕：《“一带一路”是中国对“逆全球化”倾向开出的一剂良方》，国际在线，2017年3月7日，http://mini.eastday.com/a/170307141453340-2.html。

[15]李晓西：《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议程是大同世界现实版》，新浪财经，2017年3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7-03-22/doc-ifycnpiu9453464.shtml。

[16]《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带一路”促进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网，2017年4月12日，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412/30413359.html。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网》，201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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