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燕】 专访：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摘要】“联合国研究”属于一个研究领域，许多学科都可将联合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联合国研究”也包括对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在不同领域作用的研究，这也使联合国研究具有了多学科、多领域以及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与之前相比，当前的中国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总体研究水平有了提高，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选题更加丰富多元，也表现出一些现阶段的新特点。当下的中国联合国研究现状可概括为：进展显著、差距犹存、潜力十足。

一、联合国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

　　孟文婷（以下简称“孟”）：您如何定位“联合国研究”？

　　李东燕（以下简称“李”）：可以说，在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联合国研究”。“联合国研究”属于一个研究领域，许多学科都可将联合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主要职能外，促进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保障人权等，都在联合国机构的职能范围之内。因此，“联合国研究”也包括对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在不同领域作用的研究，这也使联合国研究具有了多学科、多领域以及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联合国研究”。

联合国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理论、政策和方案，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会员国的联合国政策研究以及联合国组织研究。这三个层面大体可反映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人员方面的不同。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是相互联系、交叉重叠的。

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研究关注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联合国究竟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或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是划分国际关系不同学派的主要依据。例如摩根索在他《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从国际关系的权力视角对联合国做出了现实主义的分析。几乎在所有国际关系大师的作品中，都有过对联合国性质和作用的论述。会员国联合国政策层面的研究侧重会员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会员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联合国外交决策背景资料的需求推动了美国的联合国政策研究。从1946年起，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开始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与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国会也举办相关的辩论听证会。“美国与联合国”可谓美国联合国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重点话题。联合国组织体系层面的研究涉及联合国各个主要机构和相关机构的职能、作用、相互关系、组织战略、组织文化及变革方案等，也可称之为“联合国体系研究”。例如西尼·贝利（Sydney D. Bailey）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对联合国各主要机构进行了分别的研究，出版了有关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安理会等机构程序和实践方面的系列成果[①]。此外，作为一个联系广泛、综合庞杂的国际组织，对联合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划归这一部分，如联合国与区域组织、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以及联合国与企业和私人部门等。

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是交叉重叠的，既有研究内容的交叉重叠，也有研究人员的交叉重叠。摩根索、约瑟夫·奈等对联合国的研究可划归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研究，但作为教授出身的联合国官员或具有联合国高级官员经历的教授，在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的研究中则明显地表现不同研究层面的交叉与重叠：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联合国研究，也有针对具体联合国机构功能和改革方案的研究。他将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社会合法性的研究与联合国改革结合起来，对安南时期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②]

孟：联合国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有何特点？

　 李：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联合国建立后，中国在国际法、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对联合国的关注。从广义的联合国研究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建立初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前中国出版的有关联合国的书籍看，其内容主要是有关联合国组织的介绍和联合国的文件资料，也包括一些翻译出版物。这一时期的作品如1947年方文正编著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动态》（国防部史政局）和刘恩照所著《联合国组织大纲》（北平国学社），以及1956年胡其安所著《联合国与联合国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9年陈力所著《十三年来的联合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受国内政治影响，有关联合国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和联合国新闻处编的《联合国手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联合国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十分有限。除了中国代表团讲话文集外，只有少量几本关于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发展机构等方面的联合国文献。因此，就国内国际关系范畴的联合国研究来说是从改革开放后起步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同步。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联合国研究起步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开展联合国研究的人很少，分散在国际法、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界。国际法学界的联合国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多，对国际关系学界的联合国研究影响最大。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国际法学界开始了对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与教学，关注比较多的是《联合国宪章》修改问题和联合国的表决机制。赵理海1981年出版了《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一书，[③]是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杰出作品。1984年梁西所著《现代国际组织》一书是中国国际组织研究和联合国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代表作之一。[④]王逸舟在回顾中国国际组织研究时，特别提到王铁崖、梁西等著名国际法学家在国际法和联合国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国际法学者走在了国际政治学者的前面”。[⑤]

1984-1985年，在联合国40周年之际，出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世界知识》、《国际问题资料》、《瞭望周刊》、《国际问题研究》等刊物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但从作者队伍看，主要是有联合国工作经历的中国外交官。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还是普及型、资料型及简析型成果，但与改革开放前的联合国研究相比，已经出现对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一些成果试图对传统的看法进行修正和探究，也试图阐述新形势下中国对联合国作用和改革的看法。北京语言大学的李铁城教授从80年代末开始带领课题组从事联合国方面的研究，他在当时的文章中提到，在联合国改革方面，既要坚持宪章原则，也不能拒绝对安理会及否决权问题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在今天看，这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探讨价值的问题。[⑥]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联合国研究快速发展的阶段。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作用的上升，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联合国参与的扩大，使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⑦]在联合国50周年前后，国内期刊所刊载的联合国类文章激增，并涌现出一批关于联合国的论文集和专著，形成了又一个联合国研究高峰。与上个十相比年，第一，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自己的联合国研究队伍，改变了国际法学界和外交官唱主角的局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教师队伍的联合国研究发展起来。第二，研究选题扩大，研究成果激增。联合国与国际新秩序、联合国改革、维和、主权与人权问题、联合国与环境和发展问题等，成为中国联合国研究的主要内容。陈鲁直、李铁城主编的《联合国与世界秩序》（1993），[⑧]袁士槟、钱文荣主编的《联合国机制与改革》（1995），[⑨]汇集了当时中国联合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郑启荣等学者从90年代初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张海滨、赵黎青等开始了对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发生了飞跃式发展。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全球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是新世纪以来推动中国联合国研究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后，探讨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及中国的身份认定与转化，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之一。2001年，王逸舟主持的课题“中国与国际组织”，带动了中国国关学界对中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⑩]。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改革方案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讨论热点[11]。

近十年来，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又踏上一个新的高度，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和研究选题等方面都更加丰富、成熟，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贡献。探讨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转型，提出中国建设性参与联合国的新路径、新理念、新方案，成为最近十年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最大亮点。另一研究热点是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一种“联合国+全球治理”的研究模式开始流行，旨在探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不同领域的治理角色和作用。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完成了题为《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未来》的课题。[12]

孟：对中国联合国研究来说，每个阶段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

　 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起步、发展和变化都有其国内、国际方面的因素。首先，联合国研究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角色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学习、融入和适应转换为积极参与，主动担当。这种地位和角色的转换使中国联合国研究在研究选题、研究重点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当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态度从不参与到参与，再到扩大参与之后，国内学界关于联合国维和方面的研究被带动起来，参与维和任务的国防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等单位也加入到联合国研究行列。近些年来，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方面的外交需求带动了学界对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

　　研究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以及研究环境的改善，也是中国联合国研究重要的驱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敞开大门与世界交往，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国际关系学者成长起来，加入到联合国研究队伍，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生力军。中国学者从国外国际关系学界名家大师对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在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翻译、引介和学习过程中，国关学界对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联合国自然成为相关研究的首选对象。在采取“拿来主义”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自觉、主动地从不同视角去考察中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联合国对中国行为的影响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重塑和引领，为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和联合国改革提出学理上的支持和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近十年来，学界的这种主动性更为突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同样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产生了驱动和引导作用。

与联合国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也会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产生影响。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以及《21世纪议程》的通过，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联合国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13]当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加，包括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14]“9.11”恐怖事件的发生引起学界对联合国反恐机制的探讨，欧洲难民潮的发生促使学界进一步研究联合国在应对难民移民问题上的作用。

二、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特色

孟：近十年来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现阶段的联合国研究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进展？

李：与之前相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总体研究水平有了提高，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选题更加丰富多元，也表现出一些现阶段的新特点。近些年来，中国联合国研究的进展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意识的增强，研究更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21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界兴起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研究热潮，秦亚青、门洪华、刘宏松、刘杰、袁正清等中国学者在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对国际组织所表现出的合法性、自主性、局限性等问题，以及规范、惩罚、履约、奖励等方面的属性和作用进行了评介和探讨，对联合国人权机制、裁军机制、安全机制等展开了理论研究，同时也对中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效果、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以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制度主义、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不同理论框架来研究联合国的成果都有出现，联合国研究在理论层面出现的这种“百花齐放”的情况是近些年来的一大特点。

第二，研究方法意识的增强。之前，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方法上简单、单一。近些年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都有应用，也包括量化分析、访谈、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形式。而且，许多传统的研究主题被以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再研究。例如有作者通过概念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构建了一个安理会改革方案比较的“多智能体模拟”，试图比较和测度不同改革方案和参数设置下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博弈进程和决策结果，对就传统的安理会改革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15]再如聂军在他对维和行动的研究中，试图确立一套评价维和行动成败的标准体系，并通过实证方法的检验，以论证其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16]虽然国内的这类研究还显得相对简单、粗糙，但至少表现出作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此次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采访，以及之前郑启荣、孟文婷等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综述与调查，推动了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联合国研究，也体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17]还有国内大数据研究方面取得了最新进展，如姜伟京、董青岭等建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大数据库，对于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动态分析有着极大的价值。

第三，研究议题不断扩展，选题视角更加多元。经过“大部头”、“大格局”、“大历史”及“教科书”类型的研究模式之后，中国联合国研究在选题视角和研究内容方面更加广泛和多元，涌现出许多具有新视角的成果，一些微观领域或非传统领域的问题得到关注。例如汤蓓关于维和行动中武力使用问题的探讨，试图论证维和授权与接战规则之间的脱节对维和行动合法性的影响。[18]另一例子是李英桃有关联合国和平行动中性别议题的研究，[19]这一研究弥补了中国联合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而这在国外则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此外，对联合国公务员制度、选举援助、会费分摊、保护的责任等不同问题的研究陆续增多。

第四，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基地增多，研究机制更加灵活。新世纪以来，除较早建立起的研究基地外，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新军不断涌现。2007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研究中心成立，201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成立。作为中国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培训和派出基地，国防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等单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优势。2000年成立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成为近些年来中国联合国维和建和研究方面崛起的一支新军。一些综合性理工类大学也开展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的教学与研究，并开展了模拟联合国活动。2015年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了“联合国研究与教学中心”，体现了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扩大。此外，国内联合国研究机构的横向联系加强，2013年上海联合国研究会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研究联合国的学术性社会团体，还出现了中国联合国研究联席会议、中国高校模拟联合国活动联席会议等形式。

第五，中国特色和中国主角意识是当下中国联合国研究一个鲜明的特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扩大参与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但仍然是在完成一个从“不参与”到“参与”的转化过程，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相对被动和低调。与此背景相适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以探讨中国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如何适应为主。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角色的转变，现阶段的研究不仅“中国特色”凸显，而且主角意识显露。学术论文和智库研究热议中国角色和身份的转化，热议中国的“大国责任”、“大国贡献”、“大国担当”，以及中国的“智力输出”、“理念塑造”、“创造性介入”和“引领作用”。[20]

孟：您提到的联合国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视角、中国关注、中国话语及中国贡献等方面。王逸舟提到中国在联合国作为大国、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三重身份”，“中国特色”也正是这三种“中国身份”特色的体现。

“中国视角”是基于中国背景、中国利益、中国需求的考虑。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自然有中国特有的视角和关注。如前面提到，随着中国对联合国参与的扩大，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崛起后的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身份认同、大国责任和关系互动。2012年《外交评论》围绕国际组织参与实践和身份认同问题组织了专门讨论，刊载了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教科文组织等一组论文。[21]再如赵磊《构建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等研究成果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历程、国家利益动机、领导人的认知、中国身份认同等要素进行了分析。[22]

对大时局和全球问题的关注也是“中国特色”之一。虽然中国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更趋多元，但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仍然体现了大国视角和大国关注这一特点，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联合国与世界秩序、联合国与大国关系等仍然是研究选题的重点。近些年来，关于联合国与全球治理成为一大热点。中国学者呼吁崛起的中国“铁肩担道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这些方面的成果和建议具有鲜明的中国视角、中国话语和中国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联合国研究则更重视微观层面和人的关怀，如维和行动中的性侵问题、对冲突中儿童的保护问题、维和行动中的性别问题、外籍维和人员与当地人的关系问题等。

联合国研究中的中国理念、中国建议和中国方案同样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何银在《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23]二文中提出，长期以来联合国的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建议联合国的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这两篇文章也正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即中国视角、中国话语、中国方案。

孟：国内的学术研究对中国联合国外交有什么启发和互动？有哪些学术界与政策界的互动？

李：一方面，如前面一个问题提到，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学术观点还是政策建议，学术研究也会对外交产生某种启示性、建设性的影响。例如王舟逸在“创造性介入”系列研究中，就中国维和部队派遣问题、参与非洲维和问题、中国的联合国会费问题、不干涉内政原则问题等，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24]引起国内国际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引发有关国家对“介入”与“反介入”政策的研究。基于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与建和的考察，本人也尝试提出一些建议，认为中国有必要对传统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调整，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的模式。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组织出版了一套“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中国学者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和分析，既展开了理论上的探讨，也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25]相信有关研究会为促进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做出贡献。在“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学界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中国联合国协会是中国联合国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各界人士交流的平台。长期以来，联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推动学界与政府外交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中国联合国协会组织编辑的《中国的联合国外交》（2009）、《联合国70年：成就与挑战》（2016年）等[26]文集，对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以及联合国改革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是中国各界联合国研究者的集体作品，也是中国学界和其他各界互动的结果。

孟：当前国内的联合国研究有哪些流派分野？

李：国内联合国研究界的学术争鸣与交锋很少，即便有方法或观点上的各种不同，也多以各自表述为主，但还是可以大致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学术阵营或派别，如国际主义派、全球主义派、世界主义派、建构主义派等。当然，研究方法与学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同属一个派别，不同派别之间也会有交叉，包括同时采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制度主义等不同理论的综合研究模式。

国际主义派学者的主要特征是以国家间关系框架和国家权力政治视角讨论联合国，以研究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国际合作、大国博弈为主要内容，强调《联合国宪章》中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全球主义学者的研究超越了国际主义的国家间框架，其基本特点是从全球政治、全球学视角研究联合国，重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国际法的作用，认同全球意识、全球利益，主张联合国应体现对国家利益、全球利益、人类利益的关照。蔡拓在《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一书中对联合国和联合国改革的讨论是这一派学者的代表。作者将联合国至于全球化、全球共同利益、全球意识、全球规则、全球公民社会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认为在传统结构、框架和原则下维持联合国运转的条件已经变化，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已超越了主权国家，增加了非国家行为题的向度。[27]

在中国联合国研究界，也有少数成果关注联合国与世界政府这一话题，可将其划归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派。世界主义派注重挖掘联合国的世界主义内涵，认为联合国的世界主义成分正在日益增加，相信联合国通过人权的全球化、普遍化及保护机制，可以达到与以个人道德为终极单元的世界主义相一致，使“全球政治和世界治理成为了可能”。[28]世界主义学者对爱因斯坦关于世界政府与联合国改革的观点表示肯定，认同爱因斯坦关于为建立超越主权的世界政府而改造联合国的设想，包括建立由人民直选的联合国大会，认为目前讨论的全球治理需要一个能治理全球的世界政府[29]

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建构主义派作品比较多，以研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规范和价值建构为主。受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研究的影响，国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最为突出。例如人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探讨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传授和学习关系，考察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理念和规范被中国内化的过程。[30]联合国人权机制是建构主义学者另一重点研究对象，这类研究大多强调联合国在传播人权知识、实现人权国际认同和推动人权规范扩大与内化方面的作用。[31]许多成果对联合国人权及“保护的责任”等规范的产生、演化和影响，以及联合国构建人权规范的作用和路径进行了讨论。

虽然观点争鸣和交锋不明显，但围绕与联合国相关的重要议题，除了研究方法的不同外，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围绕联合国与未来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问题，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学者强调联合国的超国家作用、超国家治理前景，包括超越国家的全球关怀和人的关怀。而国际主义阵营虽然认同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以及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但仍然在国家间框架内讨论联合国的前景，看重联合国的大国因素，强调联合国的国家工具性质，主张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32]围绕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大问题，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方案也存在分歧。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阵营的改革方案多主张扩大联合国的合法性、代表性及民主性，包括增加安理会席位、扩大大会的权力、限制否决权的使用等。而国际主义阵营密切关注安理会席位扩大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聚焦围绕安理会席位的大国博弈，对改革采取保守立场。[33]围绕主权与人权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近些年来关于“保护的责任”的讨论，国内的研究结论也很不相同。一种观点坚持传统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认为保护的责任无论在理论上、在操作上都存在漏洞，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制造政权更迭的工具。[34]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保护的责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有主张联合国应强化自身的保护责任干预，在主权国家不作为的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履行保护的责任，联合国应承担起保护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责任。[35]

三、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孟：您如何评价当下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整体情况？

李：从整体看，可以用进展显著、差距犹存、潜力十足来概括当下的中国联合国研究现状。

一方面，如前面所说，当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联合国研究与发达国家联合国研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国际交流与对话不断扩大，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上升。在国际规范的建构与重塑、保护的责任、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发展议程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具有国际学术水准和中国贡献的研究成果增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例子，有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关系的研究，对芬尼莫尔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修正和补充；也有中国学者对主导联合国维和建和的自由和平论进行了批判，论证了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相结合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有自身的短板和缺失。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研究相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与国内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研究相比，联合国研究及国际组织研究也仍然是相对落后的研究领域。与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需求相比，中国现有的联合国研究力量仍然薄弱。随着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不断扩大，包括中国联合国会费、维和经费分摊比额的上升，维和人员派遣数量的上升，以及对联合国捐助力度的上升，中国现有的联合国研究力量和水平显然远远不够。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成立了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研究中心，也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多属于“微型”机构，在规模和资源方面仍然薄弱，也还缺少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领军人物。从研究成果的总体水平看，仍然缺少功底深厚、创新性强、学术影响力大的成果。虽然研究成果数量大、增长快，每年都有众多相关课题启动，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低水平雷同性成果占多数。

从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需求大、资源丰富、潜力足、前景广阔。中国在联合国和全球治理中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的外交姿态，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动力。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基地和科研投入的增加，也预示着中国联合国研究具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与老一代学者相比，中国联合国教学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越来越好，学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交流或实习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包括在联合国的实习机构。年轻一代的成长使中国联合国研究后劲十足，且更有国际竞争力。

孟：您认为当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加强? 国外的研究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李：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和加强，尤其是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应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提升研究能力，致力于多出高水平精品。目前国关界的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还相对薄弱，大量研究存在方法简单、内容重复、学术价值低等弱点。虽然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意识有所增强，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研究成果属于简单、粗糙地模仿或套用国外已有模式，没有下足功夫、学到精髓、做到精致。例如，许多作品以教科文组织为案例，讨论规范的传播、扩散和内化，但多以描述教科文组织的作用、与中国关系的演变过程和对中国的影响为主，选题和研究套路雷同，更缺少芬尼莫尔那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我接触过一些国外做联合国研究的学者或博士生，面对同样的选题，国外研究人员在理论、方法和案例的准备上都下了更大的功夫。例如一位研究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美国博士研究生，她对中国参与的每一次维和行动的具体情况和动机都进行了一一比对，准备工作之细致和充分，值得中国联合国研究界学习。

除了研究方法、学术水平有待加强外，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实用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方面还存在不足，发达国家的智库或研究机构比中国做得更好。例如纽约大学国际行动中心2012年发表了题为“下个五年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报告，对2008-2011年联合国全球和平行动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对2012-2017年联合国和平行动方面的需求及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报告对五年内可能需要派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地点、人员数量及武器装备等细节都提出了预测和建议。[36]无论从加强联合国、改革联合国的需求看，还是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看，我们都需要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此外，国外的联合国研究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经验积累和案例分析，中国在这方面还非常欠缺。近来很有影响的一本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方面的著作是《和平之地：冲突解决与国际干预的日常政治》。[37]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专攻国际关系和非洲研究，也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人员及联合国建设和平顾问。作者在世界冲突和冲突后地区进行了长期考察，发现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其他外来的国际介入者通常生活在与当地居民隔绝的日常环境下，不能与当地普通人进行充分的互动。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建设和平的推进，还会适得其反。根据研究结果，作者也就如何更好地帮助东道国建立可持续和平提出了建议。中国学者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2011年和2013年，本人有幸参与了由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Service Committee，AFSC）主办的中国学者对布隆迪、刚果（金）、利比里亚等国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的考察，受益匪浅。通过对当地民间组织、政府官员及联合国项目负责人的访谈和实地调查，中国学者对联合国维和建和项目的实施及效果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也只有加强实地调查和经验积累，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才能在学术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方面都得到提升。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中国联合国研究缺少学术交锋和争鸣，缺少批判精神和针锋相对的辩论，包括对联合国主流观点和行为批评性、建设性的讨论。联合国的组织决策、战略、成效和改革总是成为全球不同势力支持或抨击的对象。例如美国保守势力的智库总是抨击联合国反公司和支持第三世界的立场，称联合国正在进行“反经济自由、企业自由和多国公司的战争”，是与美国利益和政策背道而驰的组织。[38]2005年安南提出《大自由》报告后，前秘书长加利立即在《新非洲》杂志上撰文，呼吁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行动起来，扭转发达国家对联合国发展使命的侵蚀。[39]国内联合国研究则很少从学术视角，或从政治思潮视角对联合国相关问题或议题展开辩论，也缺乏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

孟：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来说，有哪些研究议题具有潜在创新点？

李：从研究议题看，无论是国关理论研究层面、外交政策研究层面还是联合国组织研究层面，中国的联合国研究都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有许多选题具有必要去进行创新性研究。

面对众多的全球威胁与挑战，联合国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在一些领域面临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应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机构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和改革的研究，从全球治理视角关注联合国的机构创新、制度创新和战略创新，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包括对安理会和联合国安全治理体系的研究，这是中国联合国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且可在理论、政策和方案上做出中国的创新贡献。

    联合国发展系统也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关注。中国一贯重视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作用，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支持者，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者，但中国学界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研究非常薄弱，对联合国的财政问题、行政管理问题、项目实施的效果和效率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革联合国的发展系统，提高其作用和效率，使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机制创新，都是具有创新空间的选题。

随着中国对联合国财政投入和捐助力度的增加，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投入也应该加大。联合国的会费分摊问题、财政预算和开支问题、维和费用问题、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的派遣问题、中国基金和捐款的使用问题，以及中国的联合国公务员问题等，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日益密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从信息、知识、政策和技术等不同方面，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在美国的联合国研究中，关于美国与联合国关系方面的研究地位突出。有关美国与联合国各机构的关系、联合国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美国公众对联合国的态度、联合国与美国国会等方面的研究，构成美国联合国研究的一大特点。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中国联合国外交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研究仍然需要加强。

虽然国内有一些国别研究，如美国与联合国、加拿大与联合国、印度与联合国等，但这类研究还远远不够，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没有得到关注。对主要国家的联合国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文献回顾、分析和比对，这是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联合国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相关国家的联合国外交和与联合国的关系互动模式也值得中国进一步研究。例如，非洲国家既是维和行动的主要派遣国，也是联合国最大的维和建和及发展援助目标国，目前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建设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与非洲关系的研究，联合国在非洲的发展援助项目、联合国与非洲不同国家的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值得中国学者做出创新性的研究和探讨。

孟：在研究的团队建设和制度设置上，您有哪些建议？

李：从联合国研究对象特征看，培养、培训、实习和国际交流是联合国研究队伍建设的必要环节。从目前看，中国在这四个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整体研究能力和经验，包括对研究生、博士生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的培养与训练，以及增加对联合国机构设置和运行相关知识的了解。实习、调研、国际交流对了解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来说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队伍建设和机制设置上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目前中国联合国协会和高校共同举办的国际组织公务员培训活动，以及邀请国际组织外交官走进学校等活动，对推动中国联合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4月9日成立国际组织学院，进一步加大相关研究及实操人员的培养的力度。

中国还应该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旋转门”机制，培养出更多既熟悉联合国机构、具有多边组织实践经验，同时又具有国际学术研究能力的复合型研究人员。约翰·鲁杰、布来恩·厄克哈特（BrianUrquhart）是这种复合型人才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联合国官员中还是在联合国研究界，他们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复合型研究团队的建设和机制设置对提升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很有必要。国外许多研究机制和智库的研究团队都是国际型的，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也包括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问题研究所关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研究，既有熟悉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参与，也与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对中国学者的访谈、共同举行研讨会等。[40]

中国的成果刊载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如前面提到，进入新千年来，不断有新的联合国研究实体诞生，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和复旦大学联合国中心共同创办了《联合国研究》书刊，成为中国联合国研究学术平台。但一般情况是，研究实体往往不能为联合国研究的成果提供刊载平台。其结果是，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刊载平台非常有限。除期刊类平台外，有关联合国方面的年鉴、年度报告、专门报告之类出版物或新媒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平台形式。另外，还应增加可供政府、学者、民间组织、企业等不同部门之间开展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中国联合国协会一直是不同部门间的交流平台，但显然还需要更多这样的平台，民间组织和基金会的平台作用也应该得到鼓励。

总之，既要看到中国联合国研究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也要充分看清我们的差距和短板。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具备了再次飞跃的条件，应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为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和联合国组织的建章立制做出新的贡献。

（原文刊发于《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本号删除了文中全部注释。 本文系《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孟文婷对我所李东燕研究员所做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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