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河】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并非孤立主义表现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绝非回归老式孤立主义，而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堕落形式，看似矫正了美国外交的部分弊端，但却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和在全球事务中的不负责任。美国卸下的负担无人接管，这或许将是世界面临的一种新式全球性挑战。
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理由涉及会费问题和该组织对美国盟国以色列的所谓“歧视”等。美方的这项决定将于2018年12月31日起生效。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外交已经发生了不少“大转向”，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与这两大举动相比，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显得没那么惊世骇俗了，毕竟这一国际组织的主要职能是评定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等，并不会对国际安全和经济体系形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即使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这样至关重要的国际组织，特朗普也常摆出嫌弃的“臭脸”，甚至动过退出北约和停缴联合国会费的念头。本届白宫还多次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及美国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发出威胁，要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各种双边自贸协定的条款重新进行磋商，否则就要中止或者退出，美韩已就重新谈判两国自贸协定相关条款达成协议。凡此种种，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赢得了“退出外交”的“别号”，不断引发着人们对他会不会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时代的猜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这种“退出外交”？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并非孤立主义
虽然美国的批评家们大加挞伐，但如果据此就认为特朗普是要让美国重走“孤立主义”老路，倒也不甚客观。主要依据有两点：
第一，美国依然保持甚至壮大了与其它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保持甚至提升了对国际事务的军事介入。仅凭这一点，无论特朗普退出多少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双、多边条约和协定，退出了多少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只要美国的盟友体系和对外军事干预主义在他治下不弱反强，那就不能说他在走孤立主义的回头路。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的卸任告别演说中一再告诫美国千万不要卷入欧洲事务、在安全上独善其身，有关原则被后来的传统孤立主义者奉为圭皋。按照这一标准，以“不做蠢事”“战略忍耐”为外交指南的特朗普前任奥巴马倒更像一个孤立主义者。
反观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就在对外军事干预方面“硕果累累”：执政第三个月就对叙利亚大打出手，还派出海军陆战队直接参与进攻被“伊斯兰国”占去当作名义“首都”的叙利亚城市拉卡；对于奥巴马主持制订的自阿富汗撤军政策，反其道行之，批准了军方的增兵计划。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最大缺陷就是束缚住军方的手脚，在阿富汗打了一场或许只为“政治正确”的战争，应该让将军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显然，在安全问题上“放虎出笼”、放手让五角大楼主持大局，不会使特朗普成为一个孤立主义者。
在美国的盟友体系建设方面，虽然特朗普上台前的诸多言论一度让美国在西欧和东亚的盟友感到不安，担心美国会放弃对盟友的保护责任，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庞大体系并没有表现出松动的迹象，反倒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强化。在东亚，日本再次得到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在欧洲，特朗普虽然要求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承担更多军费份额，但还批准北约吸纳黑山为新成员，2016年3月起在东欧新部署的一个美国旅还在按时轮换。与其说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像一个传统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老派冷战斗士”。
第二，经典的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在不介入亚欧大陆列强争霸的情况下独自繁荣。国际主义者则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足以证明，如果美国不介入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战火终将烧到美国本土，美国绝不可能在不稳定的世界中独自繁荣，一时的安逸只能带来更严重的挑战。
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无疑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也并不在乎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会在世界上导致何种连锁反应，但时代条件的剧变决定了他不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那种主张退守美国本土的孤立主义者。今天的美国在安全上面临来自世界其它地区各种形态问题的直接挑战，不可能停止对外部事务的介入以求安全自保；经济上早已是关税最低同时在海外有巨量投资的国家，再也不可能制订出实质上停止进口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特朗普想要做和正在做的是向其它国家施压，迫使它们向美国更多地打开市场大门。
对美国例外主义的背离
“特朗普主义”尚未明朗化，将来如果有，大体上可被视为是美国国际主义-干预主义谱系中的特殊一支。温和的观点认为特朗普加强贸易保护、增强军事干预、相对忽视人权的政策只不过是“里根主义”的翻版，巧合的是里根主政时的美国也曾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的区别在于里根时期的美国有苏联这么一个明确敌手，“邪恶帝国”的存在使得“里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义色彩浓厚，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缺少明确和有分量的敌手，中国对美国非敌非友，因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显得唯利是图，缺少道德感召力。
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从普遍的国际主义坍缩为构建发达国家联盟和在关键领域优先推进美国利益的结合，不仅放弃了对诸多其它国家和议题领域的国际领导权，而且背弃了“美国例外主义”这一根本原则。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特朗普主义的最根本缺陷就在于其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由领导者降格为“普通列强”——即便仍是所有强国中的最强者，美国的外交政策由“改造世界、维护自由”堕落为寻常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政治学上有三种含义。前两种皆源自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也被分别称为“好的例外主义”和“坏的例外主义”。“好的例外主义”近乎宗教信仰，指美国是一个不同于其它所有欧洲国家的平等的民主社会，是“闪亮的山巅之城”，强大的美国有义务在全世界传播“真理”。“坏的例外主义”是指美国社会公民强而国家弱，存在着过度的个人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美国的各级政府无法像欧洲国家那样充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第三种例外主义诞生的时间则要晚很多，就是所谓美国既没有社会主义土壤，也不会是法西斯主义温床，革命性的极端思潮很难在美国的联邦层面获取政权。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大众都相信，美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大陆国家，因此美国在国际上也应推行一种与那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要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但是，“特朗普主义”恰恰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批评白宫背弃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曾与奥巴马竞争总统职位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就曾公开表示奥巴马并非这一原则的追随者。后来，奥巴马虽在口头上表示“美国绝不做老二”，但他内心深处还是不相信美国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和道德义务。特朗普更是明确反对“美国例外”的说法，曾说使用这一词汇是对中国、德国等其它大国的“侮辱”，无视他们正“免费吃美国人的午餐”的现实。在这位新总统看来，一战后出现的那个“伟大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便已不复存在，因此才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美国虽然强大，但只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普通大国，不应承担额外负担、接受额外约束。正是因为不再自视为世界领袖、不再把国际体系和秩序视为美国私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才会更重视一时一地的得失，甚至要将“不确定性”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才会在“玻璃房中扔石头”，表示美国应当在对外政策中使用和竞争对手一样的低于美国所谓“道德标准”的手段，不论对方是其它大国、独裁政权还是恐怖组织。
“退出外交”反映的正是特朗普“反传统”的价值观。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一直在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但无论是在政策光谱的哪一端都充满了道德优越感。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却要主动放弃道德高地，将短期经济利益摆到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国际领导权之上，难怪要在美国国内引发潮水般的批评，特别是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那帮人当中。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昧于小利、自降身段，放弃了美国外交中最传统、最有力的价值优势，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不平衡的自由霸权秩序
在特朗普当选前，美欧很多人一度担心整个二战后的自由霸权秩序将随其登台而瓦解，世界将重新进入大国的权力政治时代。截至目前，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及其身边人颇具“鹰派”色彩，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建制派精英努力牵制特朗普为所欲为，这一秩序并未走向崩溃。然而这一秩序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表现出愈发明显的不均衡性。以往，民主人权、开放市场、合作安全是美国其霸权秩序的三大支柱，历任美国总统从来是将它们视为“三位一体”，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所言，为了自由的胜利，美国将支持任何一个朋友，反对任何一个敌人。对于这一“神圣复合体”，特朗普却明显地区别对待。
由于青睐强硬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基本继承了美国的全部安全政策遗产，似乎还要在军方高级将领们的鼓励下将它们发扬光大。特朗普虽然怀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冲动，但幸好主张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人只是其支持者中的一部分，环绕在特朗普四周的还有很多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比如“高盛帮”里的“全球主义者”，其中不乏总统女婿库什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这样的白宫要员。以茶党运动为代表共和党经济保守派则将注意力放在削减税收和开支、保持预算平衡上，对“雇美国人、买美国货”主张没有太大兴趣。两派相争的结果是总统首席策略师班农黯然离场，这也预示着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对开放市场的冲击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政治领域，美国向来高举的民主人权旗帜几乎被特朗普焚烧殆尽。在他看来，由于美国不该为某种国际秩序承担特殊的道德责任，因此外部世界某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关系不大，如果非要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那就是“占了美国便宜的国家”和“美国占到它们便宜的国家”，而那些“免费搭美国便车者”——无论是否美国的军事盟友、是否民主国家，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本届白宫而言，外交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生意经”，价值观无关紧要。当然，特朗普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受到国内精英们的掣肘。不过相对于经济和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秩序运行很少以对总统有约束力的法律条约形式进行，也正因为此，虽然美国国会能够立法限制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制裁，阻止特朗普“不讲原则”地接近俄罗斯，却不能迫使他去满世界推销美式价值观，只能坐看其与“不讲人权”的杜特尔特谈笑风生、与“不搞民主”的中国强调友谊。
特朗普塑造出来的“不平衡的自由霸权秩序”短期看似乎是“皆大欢喜”。各国尚不必因美国盟友体系的动摇而重新合纵连横、扩充军备；也不用太担心美国在经济上鼓吹经济保护主义——毕竟经济民族主义只是美国的利益集团之一，还不是很得势。对于美国放弃人权民主的国际高压，除了少数比美国还自由主义的西欧国家，大部分国家都会感到舒适，毕竟，多了一个“尊重各国文化和传统”的美国总统，不少国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都会变得相对顺畅。但长远来看，当前这一局面又可能相当脆弱不可持续，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局部“民主化”是以国内的“非民主化”为代价。尽管截至目前，特朗普尚没有显示出能挑战美国宪法制度的能力，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就一定能克服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的诱惑，而进一步的民粹化或将意味着自由霸权秩序各支柱加速从内部发生锈蚀。
总之，特朗普的“退出外交”绝非回归老式孤立主义，而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堕落形式，看似矫正了美国外交的部分弊端，但却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和在全球事务中的不负责任。美国卸下的负担无人接管，这或许将是世界面临的一种新式全球性挑战。
（原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7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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