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东北亚外交
从地理上看,东北亚包括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四个国家,加上中国的一部分(华北与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一部分(远东联邦管区与西伯利亚联邦管区)。中国的东北亚外交(diplomacy)就是针对这5个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周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东北亚国家是周边国家的一个次区域,“政治与安全问题影响经济发展”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点。制定针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方略是必要的,以便服务于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并增进这一次区域其他国家的福利。
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复杂性,中国的东北亚方略只能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但朝韩问题有必要从半岛方略的角度,结合美国因素综合考量,因此,中国的东北亚方略包括几个成分:对俄罗斯方略、对蒙古方略、对朝鲜半岛方略、对日本方略。对蒙古方略在东北亚方略中不占主要位置,而且实际上是如何处理与周边小国的关系,解决其对中国的“近而不亲”、“近而疑虑”的问题,这需要另外专文论述。因此,主要需要处理另外三对双边关系。
俄罗斯是中国唯一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并且,2014年5月以来中俄关系进入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奉行不结盟外交是发展中大国的普遍选择。中俄两国虽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并非盟友关系。两国目前也没有结盟的意愿与计划。那么,中国应该与俄罗斯结盟么?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主要原因是:与唯一的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为敌,是一种战略性错误,也违背了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保持战略性友好关系”的对美外交原则;联盟意味着形成军事同盟,但中俄“谁为主”问题很难解决,这将严重影响联盟的效用;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心理并不会因结盟而弱化;中美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诱发因素首选台湾问题,中俄结盟并不能防止这种冲突发生。
大和民族持一种不太常见的哲学观:“以他者为中心”,这决定了其千百年来奉行的外交原则均是“与最强者为伍”。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日本的外交策略将是:“以‘中国威胁’为籍口,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实现国家正常化”。因此,在对日外交上中国不必持太高的期望,“保持经济与文化关系,等到中日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后再调整双边关系”或是现实选项。
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关键在朝鲜半岛,特别是朝鲜。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朝鲜,就像一把锁,把东北三省的大部分锁定为内陆地区,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过了所谓“缓冲区”带来的好处。遗憾的是,冷战导致的对峙在半岛依然存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的“朝核问题”现在成了半岛安全问题的重心。来自美韩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导致来自苏东国家的支持急剧减少、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与韩国建交等因素共同作用,促使朝鲜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而发展核武器这一“护国利器”。在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今天,只要国家安全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朝鲜就不可能放弃核武器。
那么,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应该如何应对?
美国认为,朝鲜有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不能让朝鲜再拥有实施核打击的能力。总之,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底线是:排除被朝鲜核打击的可能。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朝鲜拥有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能力,但迄今为止没有这种意图。问题在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且政府的意图是可以改变的。中国既然反对韩国部署萨德以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当然更不能接受半岛出现可能威胁到自身的核武器。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明确一点:“半岛无核化”优先于“防止半岛生战、生乱”,也优先于“缓冲区”等考虑。有必要指出,中国在过去一些年里,事实上把“防止半岛生战、生乱”放在“半岛无核化”之前。这是朝鲜能快速拥核的一大重要条件。
中国是否有可能凭一己之力防止朝鲜发展核武器或者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答案是没有。毕竟美国也没能阻止以色列发展核武器或让其弃核。核武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发展核武器的成本也是小国所能承受的。只要下定决心,加上一定的时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能力成为核国家。
既然朝鲜的安全关切应该得到尊重,中国的影响又不足以让朝鲜弃核,中美合作施压也是朝鲜不能接受的(甚至可能导致朝鲜铤而走险),那么,一个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许是: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予朝鲜安全保障,并以G20成员国为基础,协调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包括能源开发援助),以此为条件,要求朝鲜弃核。大国间的矛盾与政策不协调是朝鲜得以发展核武器的外部条件。只要相关大国达成“朝鲜必须弃核但有权获得安全保障”的共识,安理会决议将是比历史上的大国保证更为有效的朝鲜国家安全保护措施,其效力仅仅次于其自身拥有核武器。如果朝鲜对此表示拒绝,则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全力措施促使朝鲜弃核。有一点应该没有疑义:一旦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真正下决心“必须让朝鲜马上弃核”,朝鲜领导人在“弃核”与“自身安全”之间,显然会选择后者。
1992年建交以来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让中韩双方都大受其益。但这种关系依然严重受制于安全问题,萨德事件对此有充分展示。因此,未来中国对韩外交方略的关键点在于,尽量避免受到朝核问题的冲击。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鼓励韩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未来几年而言,文在寅政府必须明确其“阳光政策”的底线,而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以非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韩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否决权。
(文章原发于《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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