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陈骁 薛威】 美国贸易战历史回顾：多次挑起事端，擅长多维打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贸易战反制能力也相应有所加强。但由于中美贸易战尚没有过全面升级的状况，中国在应对跨领域多维度的贸易战上仍相对缺乏经验。若此次贸易战全面升级，缺乏经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从国际和历史经验上看，美国擅长组织多维贸易战，中国需在经济、金融、汇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做好充足的应对之策，以避免贸易战全面升级后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本可避免的损失。
一、引言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立即退出TPP，继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另外特朗普还在访问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等问题，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明显加重。从近期美国开出的贸易罚单与调查名录来看，美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爆发频率显著提升。结合目前全球经济温和复苏的背景，可以发现贸易战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前进的严重阻碍，贸易战升级风险也将显著影响此轮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
就中国而言，特朗普竞选期间就对中国巨大的对美贸易顺差颇有微词，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声明当选后将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尽管特朗普上任伊始对中国态度有所缓和，并没有立即展开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但随着特朗普执政超过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迅速展开。2017年8月中下旬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主要集中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2018年2月中旬美国对钢铝产品进口的“232调查”报告发布，中国出口的钢铝产品大概率将被征收高额关税。考虑到"301调查"报告尚未发布，一旦报告发布且内容涉及美国对中国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不满，中美贸易摩擦将大概率升级，贸易战风险极可能加剧。
二、 国际经验：美国多次挑起事端，擅长多维立体打击
二战后，随着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得以构建，但此后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却时常发生。由于欧共体（欧盟）、日本及苏联（1992年后为俄罗斯）经济体量可观，也有一定的反制能力，所以我们主要研究美国与上述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可以发现，美国在贸易战中擅长多维打击，且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的国际地位及科技水平对贸易战对手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但日本及苏联（1992年后为俄罗斯）的反制手段却相对单一，缺少灵活多变的应对之策。这也导致了贸易战的结局往往更偏向于美国的初衷。
（一） 二战后美国与欧共体（欧盟）的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大萧条”时代，美欧就由于经济危机而爆发过广泛的贸易战，包括互相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等简单措施，最终贸易战并没有使得欧美逃脱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相反全球贸易的大幅衰退使得经济衰退日益沉重。直至二战结束，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与经贸体系才得以建立。
1、20世纪70年代美欧贸易战（主要讨论农产品及钢铁领域）
二战后，美国实施了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全球经济重建以及战后贸易、金融体系的新建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经济重建使得欧洲各国开始恢复元气，1967年欧共体成立后，西欧国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欧洲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开始出现，并迅速升级。
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并哄抬原油价格带来了石油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速缓慢，通货膨胀高企。“滞胀”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扩张速度趋缓，各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于是美欧等国开始就双方市场及第三方市场展开激烈争夺。从贸易差额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期双方贸易战期间，美欧贸易状况均有所好转。其中美国贸易逆差有所收窄，英国贸易顺差有明显回升。当时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航空航天、计算机、信息等行业尚未发展壮大，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等产业仍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欧美在该阶段爆发的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与钢铁领域。
欧共体成立后，其规定的统一共同体内农产品价格、建立共同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成员国之间关税、建立共同农业基金、主动调节农产品市场、对出口进行补贴并进行技术革新等农业政策提升了西欧各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及农产品产量均获得大幅提升，西欧各国也逐渐从农业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虽然农产品价格有明显的季节性与非季节性波动，但欧共体通过低价收购储存、高价抛售，并在低价提供可观补贴，同时实施高额关税等共同调节政策确保了共同体内部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这也使得欧共体的农产品出口需求与日俱增。另外，欧共体不断扩容也使得其实力不断增强。这招致了当时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的强烈反感与抵制。于是美国开始针对欧共体内部的调节手段进行批评，认为欧共体在农产品领域的高额关税行为属于“贸易保护”，并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欧共体继续提升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税率。随着欧共体农产品出口量快速增长，并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市场，美国对欧共体的指责也从征收高额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转为出口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上。但欧共体仍然态度强硬，并声明美国的“自由贸易”是选择性的，在自身竞争力较强的粮食领域要求“自由贸易”，在竞争力较弱的细分领域则进行高额补贴。
在钢铁领域，美国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七家钢铁企业以联邦德国等西欧十一国钢铁公司接受政府补贴，并以低于成本以下的价格向美国倾销钢材为由，在1982年1月中上旬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针对西欧十一国钢铁公司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诉讼。之后美欧在钢铁领域的贸易战显著升级。
伴随着双方互相的指责，美欧在农产品与钢铁领域的贸易战也一直在延续，贸易战战场也从欧共体扩张至中东、印度等第三方进口市场。直至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全球市场开始恢复一定的扩张速度，双方的农产品贸易战才逐渐降温。尽管贸易战期间美欧均获得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但作为代价，财政赤字也有明显上升。
由于70年代正处于美苏冷战时期，美欧贸易战并没有发展到更深入全面的程度，贸易战双方所用对策大都是在关税总协定的框架下通过“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等合法途径来变相提高进口关税税率，较二战前单纯的关税壁垒设置有所发展，贸易战的结果则相对缓和。
1993年上半年，美欧多国经济增速下行，德法两个欧共体核心国经济增速转负。出于遏制美国厂商在机电设备、通讯、能源、安全、运输设备等公共采购领域对欧洲市场占领的动机，欧共体在1993年1月出台了关于政府采购商品的法令，要求欧共体12个成员国在将进行政府采购时禁止采购欧共体生产部件不足50%的产品，同时要求在欧共体厂商生产的产品价格不高于外来商品3%的前提下，优先采购欧共体自身生产的产品。针对这项规定，美国政府对欧共体实行政府采购领域的贸易制裁，禁止美国政府采购欧共体生产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双方不肯让步，欧共体坚称美国政府的制裁程度显著高于欧共体对美国厂商的制裁程度，而美国则要求先制定贸易限制法令的欧共体率先退出制裁。尽管双方均不肯退让，但协商也在同步跟进。美欧双方于1993年4月21日关于机电设备市场的开放达成一致，尽管此后双方在部分领域仍在互相进行制裁，但保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整体看，美国由于相关领域垄断厂商市场在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强，成本端优势较明显，在该贸易战中受到的损失显著低于欧共体。
90年代贸易战的对策有所发展，开始规定商品的自产比例限制以及自产商品的采购优先权，丰富了贸易战的策略。
3、21世纪初美欧钢铁贸易战
2001年6月，钢铁行业全球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国内钢铁厂商经营困难，于是在行业协会要求下，美国针对欧盟、日本、韩国等8国的钢铁产品出口可能给美国钢铁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从而涉嫌违反“201条款”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最终调查结果确认上述国家钢铁进口违反“201条款”，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报告后，布什总统裁定自2002年3月20日开始对大多数种类钢材进口征收为期3年最高达30%的关税，并对厚钢板实行进口限额，同时实行钢材进口许可制度。受此影响，欧盟、日韩等国的钢材出口量大减，各国也在之后作出反制措施。其中欧盟在3月27日通过了临时钢材保障措施，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另外，欧盟、韩国、日本、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和巴西等八国也通过向WTO申诉及提高相应关税税率进行反制。
直至2003年12月初布什总统发表声明称美国取消钢材进口的保护性关税，此轮贸易战才告一段落。但美国将实施更严格的监督政策，以防止外国钢材集体涌入。
贸易战中，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由于与美国同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而免于受限，欧盟作为当时美国进口钢材的最大来源地，受损最大。亚洲的中日韩等国的钢铁行业也受到一定损失。美国的钢铁行业在贸易战中后期则由于钢价的大幅上涨而受益。
从美欧在二战前后的几次贸易战中可以看出，贸易战一般都是在经济遇到危机或行业遇到困境的状况下爆发。经济危机时的贸易战相对广度更大，行业困境时的贸易战范围则相对受限。另外，贸易战的手段进步明显，二战前简单的关税壁垒在关贸总协定（之后为WTO）的框架下难以展开，贸易战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正成为普遍的贸易战举措。结果上看，尽管欧盟经济实力较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欧盟在各次贸易战中大多被动，且略占下风。
（二）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二战后美苏争霸如火如荼，日本作为制衡苏联的“盟国”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政策照顾。但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崩溃，日本的“桥头堡”作用大幅减弱，反而其强大的经济规模及较快的经济增速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加上日本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压制了美国收窄贸易逆差和提升出口的空间，美国与日本全面贸易战的来临已不可避免。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与美国在部分领域产生了贸易摩擦，但日本都通过适当的让步巧妙避免了贸易摩擦的升级。进入80年代，美国发现日本政府的所谓让步收效甚微，日本商界的内部合作与民众对本国产品的偏好均降低了美国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吸引力。于是美国针对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投资及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决定通过贸易战来抑制日本出口，进而降低其经济竞争力。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该背景下签署《广场协议》。该协议的初衷是通过各国政府调整利率水平引导美元贬值，从而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大规模逆差的状况。但日本由于内部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均失衡，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在《广场协议》签署并实施后，日本贸易顺差与出口增速均有所回落，且持续低于美国，日本经济增速在1985-1986年间显著回落。之后日本虽通过国际并购与境外投资刺激了经济，且国际资本受日元持续强劲升值预期吸引进入日本的股市与房地产，但日本企业的跨国投资与国内的股市房市很快呈现泡沫化，且日趋严重。加上同期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境外投资、国内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泡沫化的重大风险，等到泡沫自然破裂，日本房市与股市在9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迎来“失去的20年”。
虽然《广场协议》签署方除了美日外，还有欧洲的英法德三国，但考虑到美国与英法德三国的贸易逆差规模较小，且欧洲三国持有美国债权规模远小于日本，所以在贸易战与美元贬值的过程中受影响较日本及新兴市场小得多。1985~1995年期间美欧频繁采用贸易战共同抑制日本出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汽车领域的贸易战。
美日之间的汽车贸易摩擦起源于80年代初期，当时由于日本汽车市场的相对封闭以及日本汽车高性价比的优势，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近乎为0，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超过20%，成为美国汽车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尽管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实施了进口配额限制,90年代初迫使日本加大开放本国市场，但收效甚微。日本厂商通过直接投资在美国当地设厂，在美国的市占率继续稳定提升。克林顿上台后继续对日本汽车行业施加压力，并声明要求日本放开本国市场，否则制裁势在必行，同时欧洲各国也深受日本汽车市占率高企烦恼，也纷纷跟进对日本汽车实行进口限制，日本则只能向WTO投诉。最终美日在1995年达成协议，日本同意增加进口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规模，扩大在美直接投资，并大幅增加美国在日的汽车代理商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贸易战是在《广场协议》签署的背景下爆发的，尽管贸易战本身双方仅进行了进口限制与投诉反制，但《广场协议》给美国带来的综合战略优势不容忽视。在协议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调整空间，处处陷于被动。在贸易战中，也只能采取投诉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最终结果日本一败涂地，不仅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也迎来了“失去的20年”。美国在贸易战中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展开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维打击在美日1985-1995年贸易战中有所呈现，日本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温和，最终结果自然偏向美国的初衷。
（三）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1992年后为俄罗斯）的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二战后美苏由同盟转为争霸，美苏贸易在此期间充当了美苏关系的“指示器”。在美苏关系好转时，美苏贸易有所回暖；在美苏关系恶化时，美苏贸易战就会爆发。
在1970年前，美苏贸易战主要针对石油相关领域。由于苏联大部分油田及设备在二战中损失严重，战后初期，苏联原油产量极低，甚至沦为原油净进口国。美国当时还是原油净出口国，其出于抑制苏联石油产业复苏的意图，通过出台《出口管制法》及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同时联合西欧等盟友来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战略物资的禁运，其中除了军事战略物资外，还有石油产业相关设备等。5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重建完成，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外交及贸易自主新也有所提升，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战略物资禁运政策难以得到西欧各国的贯彻执行。于是60-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物资贸易有所放宽，美苏贸易有所回暖。
70年代，美国逐渐由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原油净进口国，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美欧等西方国家亟需中东以外的原油进口。此时苏联的原油工业已完全恢复，且产量数倍于战前水平，是美欧原油进口的绝佳替代来源。加上此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粮食短缺危机，美国农产品产量则严重过剩，美苏之间的粮食与石油贸易带动了70年代美苏贸易的回暖，也适当缓和了紧张的美苏关系。
1975年下半年，美国意图利用苏联急需粮食进口的情况将廉价原油进口与农产品出口绑定，但苏联态度强硬，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将两者绑定的想法，美苏之间达成600-800万吨/年规模的农产品贸易协定，但800万吨/年的上限不经美国同意不能轻易突破。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争霸开始进入高潮，两国关系再次转冷。同年爆发的波兰危机两国对峙更加深了美苏之间的矛盾。美国开始对苏联实行覆盖众多领域的经济制裁，美苏全面贸易战开打。美国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电子、通讯、化工、机械、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以阻止苏联在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实力提升，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苏联经济实力大幅下降。苏联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军事开支，不得不牺牲国内各部门经济的发展，苏联的经济困难日益加剧，争霸能力也有所削弱。
除了经济制裁外，在外交领域，美国联合西欧及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联合贸易制裁，同时里根总统在任上还制定并执行了“星球计划”等战略部署，耗费了苏联有限的资金与资源。在政治领域，美国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联合欧日等国，同时通过与中国加深外交与经贸合作来匹配对苏联的经济技术封锁。在文化领域，美国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各国进行文化战略渗透，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这也都为之后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实行亲美政策及全盘改革进而导致解体做好了铺垫。
但美国同时也承受了相应的经济和外交损失。一方面，美国取消与苏联的合同使得部分行业受损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强制要求西欧等第三方国家禁止或限制向苏联进口损害了相应第三国的利益，造成了部分国家甚至盟国对美国的反感。
80年代美苏之间的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多维打击的“经典“。相比美日70年代在经济金融领域开打的多维贸易战，美苏此轮贸易战还综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广泛的维度，突破了经济金融领域的限制。而且苏联虽然经济实力不及日本，但作为对手，无疑对美国威胁更大。美国针对苏联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弱点进行突破，通过外交、政治、文化多领域的配合，最终在贸易战中取胜，也为美苏争霸终结打好了基础。
确切地说，美苏在80年代的争斗更多是政治角力而非经贸之争，双方的博弈也远远突破了经济金融的范畴。此处将美苏之争作为贸易战案例展示一方面是能够更好的与前面美欧及美日贸易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美苏争霸中体现出美国的强硬及针对不同类型对手时进行贸易战的灵活。
总结二战后美国与欧共体、日本与苏联的贸易战可以发现，美国的贸易战策略随着时间推进进步明显。战前的关税壁垒发展为“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更复杂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同时金融战、汇率战可与贸易战进行融合，同时经济金融领域的贸易战还可以辅以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配合，进行多维打击。从反制手段看，欧共体（欧盟）在经济手段上较为丰富，基本可以做到与美国在手段方式上相匹配，但力度上会有适当的放宽。日本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简单，力度较弱，这也与其欠缺经验及《广场协议》的限制有关。苏联虽然态度较强硬，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不仅难以持续给美国形成显著压力，且会给内部脆弱的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
贸易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如何不仅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还与各国政府的相关经验是否丰富，决策是否果断明智，执行力是否坚决等息息相关。
三、历史回顾：中国加入WTO不足20年，贸易战经验欠缺
从中国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战历史看，中方多处于守势。在2010年前由于不熟悉WTO规则，贸易战反制手段相对简单。在2010年后，中国反制手段有所丰富，但大规模贸易战经验的缺乏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一） 中国加入WTO之前，贸易战反制手段简单
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尚被排除在主流贸易体系之外，1980年对外贸易几近于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进出口贸易占比接近90%，服务贸易仅有10%左右。进出口贸易差额在90年代中后期上升明显，服务贸易差额则有所下行。1993年前中国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但之后加工贸易成为主流。工业制品贸易额远高于初级产品，且差距呈现扩大走势。考虑到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金额仅为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4.1%，只有2017年中国贸易额的12.4%，出口规模尚小使得美国仅会在某些特定领域及行业与中国开打贸易战。
1997年3月底美国在《美国对华贸易评估报告》中指责中国通过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进口限制、进口替代等方式形成贸易保护，妨碍美国产业进入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至2001年，中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从纺织服装、鞋帽等初级手工品蔓延至钢铁、汽车等工业制品，甚至服务业贸易领域。争议范围也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蔓延至知识产权、人权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比如台湾问题等）。美国在贸易摩擦中频频动用其习以为常的反倾销、“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手段来抑制中国的出口。但中国由于尚未加入WTO，且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反制手段相对单一简单，除在部分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及调整国内行业规范外，并没有能够给美国施以足够强硬有效的反制手段。从结果上看，中国虽短期受损，但贸易战周期较短，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二）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战反制能力有所加强
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也从2001年的4.1%增长为11.6%；中国实际GDP与贸易额增长显著，除2009及2015-2016年外，中美贸易额均为正增长。中美贸易顺差随着中美贸易合作深入而有所扩大，目前已显著高于中欧顺差的规模，而中日贸易却常年维持逆差状态。另外，美中逆差占美国逆差的比例也明显上行，但近一两年增速趋缓。
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钢铁、汽车、化工、轻工等领域的贸易战时有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频率明显加快，这也符合贸易战易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的历史规律。在贸易战中，中国在逐渐适应WTO相关规则后开始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在农产品、汽车、医疗设备等领域展开反制。可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贸易战反制能力也相应有所加强。但由于中美贸易战尚没有过全面升级的状况，中国在应对跨领域多维度的贸易战上仍相对缺乏经验。若此次贸易战全面升级，缺乏经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从国际和历史经验上看，美国擅长组织多维贸易战，中国需在经济、金融、汇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做好充足的应对之策，以避免贸易战全面升级后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本可避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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