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河】 如何避免“偶然”将世界拖入战祸
比起战争的源起更加清楚、是非也更加分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才更像是一场没有目的也没有收获的无谓之举。然而，陷入“无可奈何”的绳结纠缠、直至走向冲突的悲剧正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以此而言，如何理解一战、如何避免一战式的偶然性酿成的人类悲剧也就更具教益。
对于研究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的理论家而言，给近代人类带来空前战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题材。与其赫然醒目的破坏性后果不同，对于这场战争为何爆发，当时和后代的人们总是难有定论。一个又一个的“必然性”解释被提出，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遭到质疑甚至推翻。到了这场战争已经结束百年之际，越来越缜密的历史研究似乎指明，仅就这场战争而言，并没有一条很久以前就燃烧得呲呲作响、一点点必然走向爆发的引线。尽管这场战争规模宏大，但是各当局者对于参战却都有些“半推半就”“不情不愿”的感觉。
简而言之，一战爆发不过是各种因素风云际会的“偶然”。从裴迪南大公遇刺到各大国互相宣战，中间似乎有很多避免这场战争的机会，其中各国的决策者也从未放弃过寻求和平的努力。然而，大战爆发属于“偶然”并不能给与人们以任何安慰。正是因为这种偶然，比起战争的源起更加清楚、是非也更加分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才更像是一场没有目的也没有收获的无谓之举。然而，陷入“无可奈何”的绳结纠缠、直至走向冲突的悲剧正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以此而言，如何理解一战、如何避免一战式的偶然性酿成的人类悲剧也就更具教益。
或非“必然”的战争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战都一直是各种理论证明自身所提出的种种“必然性”的案例。例如，一个耳熟能详的对一战爆发的经典解释认为，新兴的德国为了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必须要夺取更多的殖民地以获取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而这就会与已经占据了广大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产生冲突。因此，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必然具有的扩张性，新兴和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根据这一观点，不仅一战是必然要爆发的，而且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还将继续酝酿新的大战，新的大战将带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并最终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然而，至今为止的历史的发展却日益说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世界大战越来越不可能发生。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发了对这一理论对一战爆发所做论述的怀疑。相关的历史研究不断“发现”和重述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战之前德国经济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殖民地，其仅有的少数殖民地几乎不具备经济意义。德国追求“阳光下的地盘”主要是出于大国地位和荣誉的考虑。因此，用资本主义必然具备的扩张性和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冲突来解释一战的爆发可谓“此路不通”。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必然性理论群则是所谓的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或者说“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些理论的核心观点都是“一山不容二虎”，国际体系中的头号和二号强国必然会因为相对力量的接近而走向战争。至今为止，这些论述依然不同程度地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研究中拥有影响，以往也常常把一战归为这一类理论的案例，将其爆发归咎为英德之间的霸权之争。
然而，这种说法在近年来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有两点主要内容：第一，英国和德国虽然确实展开过直接的海军竞赛、双边关系也一度因此剑拔弩张，但是就在一战爆发前，德国已经认识到了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无望，因而在事实上退出了这场竞赛。此后英德关系较之前大有缓和之势；第二，最为重要的是，一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冲突，而这两个国家的矛盾也远较英德或者德法为尖锐。因此，固然英德相争是一战的重大背景，但是在战争爆发的问题上，俄、奥等“次级强国”明显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德国和英国而言，一战是一场被盟国“拖入”而非自身主动发起的战争。
资本主义的扩张战争论、守成和崛起大国的争霸战争论自然各有其解释力，但是随着史料的发现和分析的深入，这两者日益显得不能或者难以适用于解释一战的爆发，而它们正是论述一战爆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两大支柱。在此之后，对一战爆发原因的研究开始趋于强调某种时空上的特殊的偶然性。
或为“偶然”的战争
在认识到一战爆发并非是英德竞争的必然结果之后，对一战的研究开始转向那些真正触发了战争的特殊原因。第一个被指出来的就是欧陆上的“不稳定的同盟链条”。
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相对而言最热衷于开战的首推奥匈帝国。它不顾塞尔维亚最终已经答应了维也纳提出的所有条件，而悍然向后者宣战，最终引爆了整个欧洲。作为欧洲大国中的“第五极”，奥匈帝国无疑是列强中的最弱者，其之所以敢挑战塞尔维亚背后的沙皇俄国，很大原因在于有三国同盟特别是与德国的同盟关系。而战争之所以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则是因为所有欧洲大国之间所早已缔结的同盟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三国同盟或者三国协约，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而且一场发生于欧洲边缘地区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无论如何不至于发展为大国间的全面战争。据此，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同盟外交。
除了“不稳定的同盟链条”以外，“知觉错误”也日益被认为是促使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首先，当时欧洲所有主要大国的总参谋部都倾向于认为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武装力量的进攻能力日益强大， 而防御则日益困难，在战争中进攻将优于防守。因此，在它们制订的战争预案中都强调先发制人，抢在对手充分动员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战争中攻守平衡的这一判断使得在危机爆发时，各国的军事部门尽管对于能否取得战争胜利普遍持谨慎态度，但是又都认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就应当争取先手、采取主动进攻姿态。这也使得在危机期间各国纷纷进行战争总动员，更加营造出战争不可避免的气氛；同时这也使得一战在很大程度上跳过了“对峙”“试探”的阶段，战争的烈度迅速上升。
但是讽刺的是，从战争的实际进展来看，这种“攻强于守”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错觉。伴随着机枪的发明、改进和普及以及战壕的普遍运用，一战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守强于攻”的态势。这使得各国对战争伤亡和持续时间的估算出现了很大偏差。反过来说，假设一战各国在战前能够对战争中的攻守平衡及其后果有更为正确的认识，那么相关决策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其次，除了关于攻守平衡的错觉以外，德国对俄国实力变化的夸大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战爆发。在柏林的决策者、特别是职业军人看来，俄罗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迅速工业化将彻底打破欧洲大陆的军事平衡，使得德国再也不能“两线作战”。因此，要想避免未来的“永久失衡”，必须在俄罗斯彻底完成工业化之前采取行动。根据这一视点，“改变了欧洲均势的崛起大国”并非是德国，而是俄罗斯；德国愿意投身一战并非是要挑战既有的霸主英国，而是对俄罗斯崛起的“防御性战争”。但是回过头来看，德国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沙皇俄国的工业化和战争能力。相反，德国在战争中对沙皇俄国的沉重打击引发了后者的国内革命，而革命后的苏联才真正成为了德国所一直恐惧的“东方强敌”。
相比于各类“必然性”理论，上述对一战爆发原因的追溯要更加微观，聚焦于引发战争的更为具体、更为确切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并非全然是某种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具有更高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单独任何一种解释又都不足以导致战争的爆发，更多是形成了一种结构、认知和心理上的合力。因此，在终战百年之后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才会有一种源自“因缘际会的巧合”之感。
回避“偶然”战祸
所谓“偶然”的一战，是指促使这场战争爆发的内在逻辑看上去并非“不可避免”，其爆发更多是有着特殊时空背景的多种因素的叠加，而非某一种特别强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直接作用。简而言之，所需条件越多、所需的条件越特殊，一件事情的发生概率就越低，也意味着“偶然性”就越强。
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会发现1939年在欧洲爆发的战争有着更为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与一战中各参战国的半推半就、欲拒还迎，难以清晰确定责任人不同，二战爆发的责任国非常清晰（这一点在亚洲战场也是如此）。虽然也有人认为英法的绥靖政策也推动了二战的爆发——即如果英法两国能够在德国刚刚开始打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重新武装时就展现出强硬的态度，或许纳粹就会做出让步，或者只需要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反而能够避免了大战的最终爆发。但是归根到底，这种批评是一种指责“受害者”的逻辑。更加合理的假设是，即使英法两国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恐怕也只能部分改变德国的扩张步伐，最终的战争摊牌恐怕还是难以避免。
不过，二战的爆发虽然说明作为整体的人类未能从一战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人类毫无进步。从二战的爆发中可以看到，欧洲列强不再是“懵懵懂懂”地走向一场大战，很多在一战中发生过作用的错觉不再作用于二战；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大规模战争也绝对不再是一种可以主动选择的政策选项，大量的牺牲和破坏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予以最大可能避免的后果。也正是因为这些认识上的进步，才让二战成为一种“正义”与“不义”的对抗，侵略者和自卫者的界限也更加分明。
就此而言，一战的惨烈战祸虽然没能阻止更大规模的灾难的再度降临，但是至少使得下一场战争不再那么可悲。相应的，人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楚，所寻求的补救之道也更加有针对性。人类的苦难并未终结，但是至少寻求答案方式变得更加清晰。
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旁观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就已经从中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近代世界，一些大国不可能在另一些大国的灾难和仇恨之上独自享受繁荣与和平。然而，由于一战中混沌的偶然性，这一判断并未说服整个“旧世界”。直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才对这一判断更加坚定，而其他盟国也变得更能接受。美国的大部分决策者们认为，要想防止大国间战争的再现，既要消除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势力，也要铲除这些势力产生的根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二战的战后安排中对战败国的惩罚并不严厉，拒绝了将它们变为彻底“农业国”的报复和羞辱，而是要把失败者们纳入一个范围更大、关系更紧密的共同体。仅就此而言，人类并没有浪费一战所给与代价高昂的教益。
当然，对于一战的教益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到底能起多长时间的作用，也不能做过于乐观的估计。二战后至今的大国无战事到底是因为人类在避免战争上更加努力，还是因为出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武器，至少目前还难以判断。至于未来，对于战争教训与核武器是否能保证大国间的永久和平，更是难有定论。如果非说回避一战式的“偶然”战祸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任何一国决策者决定走入战争之前都应当再三反思对对方的恶意判断是否过于夸大、对对方坚持战争的意志是否过于低估、以及战争目标是否真的值得做出难言上限的牺牲。
（本文已发表于《澎湃新闻》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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