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 贾中正】 战略、 结构与空间——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俄经济互补性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节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国际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美国首次将中俄视为“竞争对手”，在经济上向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在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使得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为必然。中俄贸易结构与中美贸易结构有明显不同，有些领域可以替代，有些领域则难以实施。中俄应保持在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势头，在扩大双边贸易额的同时，逐步改善双边贸易结构，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挖掘并扩大在粮食领域的合作；二是提升军品贸易份额；三是消除贸易壁垒；四是加大本币结算。为全面拓展中俄合作新空间，两国应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为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战略性指引；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多边框架下增进沟通与协调，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将能源合作扩展至全产业链，并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坚持市场化运作，逐步消除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壁垒，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同时协调中俄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行动，应成为中俄经济对接的基本原则。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保护主义浪潮涌动，民粹主义思想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多边主义时，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最大化地谋取自身利益。在国际战略上，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Rival Powers）；在世界经济领域，高举保护主义旗帜，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策略；在全球治理方面，缺乏大国责任担当，从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架构中“退群”成瘾；在国际事务方面，善用“长臂管辖”的单边主义措施，对当事国进行政治、经济或金融制裁，对弱小国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①]。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国际经济领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众矢之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也是其来有自。与此同时，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俄关系恶化，使俄罗斯正遭受来自美欧等西方国家制裁的巨大外部压力，且在短期内这种态势难有根本性改观。正因于此，无论在全球战略层面还是国际经济层面，中俄两国均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加强战略合作，共同应对诸多挑战，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中俄深化经济合作的战略考量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主要国际架构与规则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三国间的战略博弈必将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特朗普政府同时对中俄进行战略挤压的大背景下，中俄深化各领域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大势所趋。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自美国政府换届以来，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策略，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先，对稍不合意的贸易伙伴或国际规则，即高举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大棒，或威逼利诱作出改变，或直接弃之不用另起炉灶。美国已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联合国国际法院（ICJ）等国际机构，还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美伊友好条约等多边或双边协议。即使在2018年11月底G20峰会举行前夕，美国仍在挥舞“制裁大棒”，威胁加征进口汽车关税，这将对向美国大量出口汽车的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带来不利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评估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对除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其他国家加征汽车关税，进而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那么全球投资将下挫，短期内全球GDP总量可能下降0.75个百分点。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不惜以牺牲他国发展为代价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换言之，美国正在从以往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逐步蜕变为现行国际规则的破坏者和践踏者。

中美关系可谓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在经济领域相互依存度较高，在处理部分国际事务时存在共同利益，但二者在很多领域也存在激烈竞争。中美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其实质是互利共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9月，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还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然而，正因于此，特朗普政府将贸易保护主义的主矛头对准了中国。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早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即显露端倪。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入主白宫后曾多次就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诘难中国，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要么于法无据，要么不切实际），这些企图最终落空，但特朗普政府还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案》中的第“301条款”对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301条款”允许美国总统对贸易伙伴单方面强加关税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这种以美国国内法凌驾国际规则之上的做法，极易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贸易伙伴的反击。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路径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

针对贸易争端，中美两国曾在三轮磋商谈判的基础上，对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达成过共识，但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置中美两国达成的共识于不顾，在2018年6月15日背信弃义地宣布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高科技及工业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被迫对美国进行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征税，包括对大豆、汽车、化学品和飞机等106种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6月18日，特朗普继续威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且该决定最终在9月24日正式付诸实施，并将从2019年1月1日起将税率进一步上调至25%。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威胁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会对剩余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对中国而言，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显然是无效的。为了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国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对此做出了强有力反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分别加征25%、20%、10%、5%不等税率的关税。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反噬效应逐步显现。近期，美股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准普尔指数等震荡下挫，基本将年初以来的涨幅吞噬。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丢失众议院多数党席位。美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拟在2019年关闭5家北美工厂，裁减15%（约1.4万）的员工，惨烈程度大超市场预期。IMF亦将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由2.7%下调至2.5%。11月28日美联储首份金融稳定报告也警告称，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将引发金融市场风险。种种迹象表现，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这场关税战对美国自身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正因于此，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美国主动要求与中国谈判，双方最终决定不再对新产品加征新关税，同时美国对中国2000亿产品征收10%的加征关税于2019年1月1日仍维持税率不变，以便给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降温。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转变成贸易战，对中美乃至世界经济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对美国存在长期的货物贸易顺差并非中国有意为之，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国际分工、美元霸权、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管制等因素密切相关[②]。从经济结构差异来看，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相较而言，服务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居于支柱地位。在中美贸易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存在货物贸易顺差，而美国对中国存在服务贸易顺差。据统计，2000-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年均不足20亿美元，但截至到2016年，该顺差已增长至556.9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从全球价值链来看，美国因高科技领先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上游，中国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生产的很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这些产品在中国完成组装后，再出口至世界各地。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以及增加值贸易等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并没有统计的那么大。从美元霸权来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美国若要维持强势美元，就会削弱其国内出口企业竞争力，不利于其对外出口。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长期的低储蓄和超前消费现象，为其扩大进口需求提供支撑，其结果必然是对贸易伙伴持续的货物贸易逆差。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来看，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管制。近期又变本加厉，进一步升级了管制措施。根据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的草案，其管制范围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神经科学、脑机接口等当今世界最新兴和最前沿的领域。该法案一旦付诸实施，不仅会大幅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将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前者赶超后者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必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全球各领域的霸主地位。从文化意识形态来看，中国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资本主义道路也具有本质的不同构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贸易争端异常复杂，贸易摩擦具有显著的长期性特征。在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或难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在“美方威胁-接触谈判-付诸实施-中方反击-美再威胁…”的框架下蹒跚前行。对中国而言，应就事论事，尽量将中美贸易争端限制在贸易领域，避免事态无限升级。如果贸易争端扩展至金融、经济、政治甚至军事领域，不仅对中美双方无益，而且必将给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二）俄美战略博弈日益明显和加剧

二战以来，美苏争霸给全球安全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期间，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孤立或隔绝等手段对苏联实施“遏制”（Containment）政策，预期苏联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直至分崩离析。虽然苏联采取了系列反制措施，但总体上以美攻苏防为主，“反遏制”效果不够显著。美苏矛盾是结构性的，即便在某个阶段有所缓和，却不能最终化解，只能在各个领域一决雌雄。尽管苏联建设初期在快速工业化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积累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行政管理手段僵化、官僚贪污腐败盛行等弊端。随着苏共领导人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和战斗意志的瓦解，加之民族独立浪潮和经济改革失败等各种因素，苏联在冷战中落败就不难理解了。

自此以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世界由“两强对峙”的两极格局演变为“一超多强”的多极格局。俄罗斯作为解体后的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实力大幅削弱，综合国力严重衰退，不得不收缩其在全球的利益布局，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则趁机东扩，不断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国家纳入该组织，不仅严重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而且对欧洲安全格局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战略层面，俄罗斯与美国全面竞争和对抗的能力虽明显弱化，但在局部地缘政治中，二者的争斗却愈发激烈。俄罗斯不能接受美国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不甘心在传统势力范围中步步退让，而美国在确保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对抗甚至全面爆发武装冲突等可控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战果是其最优策略，这就使得美俄矛盾不可协调。对俄罗斯来言，捍卫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最基本的底线。曾几何时，俄罗斯既对融入西方国家集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尝试主动融入七国集团（G7），使七国集团变为八国集团（G8）），又对加强与中国等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存有现实需要。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的这种身份与利益张力，具体表现为其徘徊在西方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之间[③]，以努力寻求战略平衡点，但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强烈愿望，终使俄罗斯决定战略东移，重点强化与中国、中亚和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合作。导致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彻底翻盘进而作出战略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即是北约和欧盟东扩引致的乌克兰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在描述国家外交时有句至理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从原苏联分离出来的主要国家，在历史文化、民族情感、政治诉求和经济体制等方面本应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但现在却反目成仇，令人唏嘘。2013年底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洲联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意欲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引发国内亲欧派的暴力示威。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逃亡俄罗斯。随后，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成为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间相互轮番升级制裁与反制裁的导火索。美国和欧盟等国从最初对俄罗斯高官和重要人员实施签证禁令、冻结资产，到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国防等各领域的制裁，再到对整个克里米亚地区进行经济封锁，制裁措施不断升级，涉及领域持续扩大。而作为对美国及其盟友制裁的反击和应对，俄罗斯也出台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如禁止进口美欧等国的禽类、肉类、鱼类、乳制品、蔬菜、水果和坚果等，禁止乌克兰民航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2018年3月，因在英国发生的前俄罗斯间谍中毒案，美英等多国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对方外交人员并关闭领事馆，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018年11月25日突发的刻赤海峡事件，又将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推至新的高度，二者对抗的领域由陆域开始向海域扩展，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这也是导致本届G20峰会期间特朗普取消与普京正式会面的直接原因。

美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博弈还延伸至中东等地区，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美国尽量避免与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直接正面交锋；另一方面，美国从人力、军力和财力等各层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挑起内乱。同样，在俄罗斯国内，美国及其盟友也始终没有放弃通过“代理人”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一直在寻机发动“俄罗斯版颜色革命”[④]。美欧还通过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机制，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通过提供援助甚至策动“颜色革命”等方式，离间并恶化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这会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可以预见的是，俄美两国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仍将持续。

综上，叙利亚冲突、乌克兰危机、美国指责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刻赤海峡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持续且有加剧趋势，呈现出结构性对抗特征。尽管特朗普表达了意欲与俄罗斯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并多次在国际场合与普京会晤，但受制于美国国内强大的建制派反俄势力和欧洲盟国的掣肘，其“重启”和缓和对俄政策的努力基本上无疾而终。对俄罗斯而言，普京也有意愿改善对美关系，以缓和两国日益趋紧的争斗，并最终取消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但这并非易事。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归属等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俄美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善的重要原因，预计美国及其盟友在地缘政治乃至全球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挤压策略仍将延续。

（三）美国战略挤压下中俄加强合作乃大势所趋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明确视为“竞争对手”，预示着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美国对华政策由过去的“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接触政策的实质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相较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规锁政策的核心则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运用综合手段，塑造中国的发展路径，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⑤]。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能力和大幅提升的综合国力，致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才促使美国急于向中国挑起贸易争端，以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打乱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步伐，进而阻滞中国崛起。同时，还可以诱导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带动其国内制造业的兴起，增加劳动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谓一箭双雕。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因而推行“美国优先”策略，中美关系最终由量变发生质变。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如果仅聚焦于货物贸易而忽视服务贸易，并意图采取以邻为壑的征税手段解决失衡问题，以对等贸易的名义奉行强硬单边主义或者以国内法处理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来达到最大化自身利益目的的做法，既损人不利己，无助于解决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的精神背道而驰。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经济体，应该努力避免且也应该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俄美的关系中，美国基于自身超强的综合实力，主导着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掌握三国关系的主动权，整体上处于主导地位。针对来自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竞争和挤压，中俄两国除了加强协调和合作外别无他选。对中国而言，美国主要从经贸领域对中国进行刺激和挑衅，以期迟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在两国经贸摩擦不断的情况下，中方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不仅可以将替补部分自美进口商品，缓释来自美国的贸易争端压力，还可以强化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联系，提升两国的战略互信水平。对俄罗斯而言，亟需开发新的潜能和动力，以扭转乌克兰危机后，由油价下跌、卢布贬值、外资撤离、制裁掣肘等综合原因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俄罗斯需要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兴建高标准基础设施，加快高科技产学研对接，扶持和培育新的产业链，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综上，中国和俄罗斯在双边经贸、地缘政治、国际事务等领域的诸多议题上立场一致或接近，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更易寻得共识[⑥]，成为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石。中国与俄罗斯加强战略互信，提升全面战略协作水平，在各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深化合作亦在情理之中。

二、中美俄经济联系比较：一个贸易结构的视角

经济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压舱石，中美关系如此，中俄关系同样如是。在前文分析中俄开展经贸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本部分将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深入分析中美与中俄贸易结构的差异，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与美国以及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并为进一步推进中俄经贸合作寻找更好的切入点和支撑点。

（一）中美与中俄货物贸易总体情况

1. 中国与美俄的货物贸易额均屡创新高，但相较而言，中俄货物贸易额远低于中美货物贸易额，这说明中俄贸易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从中美货物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根据美国商务的统计数据，中美货物贸易规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已由本世纪初约700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017年约6360亿美元[⑦]。2018年1-9月，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4880.9亿美元，增长7.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933.6亿美元，增长3.1%，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5%；美国自中国进口3947.3亿美元，增长8.2%，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0.9%。截止到2018年9月，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由于特朗普推迟进一步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强劲增长导致需求，预计2018年中美贸易有望再创新高。

从中俄货物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根据俄罗斯海关和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与俄罗斯的货物贸易总额从2011年的723.3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869.9亿美元。期间，虽受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以及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2015-2016年中俄贸易额下滑至635.5亿美元和661.1亿美元，但随着中俄贸易结构不断完善，双方贸易额也开始回升，2017年再创新高。2018年1-8月，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89.4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中国出口352.1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2.3%；俄罗斯自中国进口337.3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21.5%。截止到2018年8月，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基于目前的发展势头，预计2018年中俄货物贸易额或将突破1000亿美元。尽管如此，与中美的货物贸易额相比，中俄货物贸易额仍较小，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持续逆差，但服务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屡创新高。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参见图1），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连创新高，从2011年的2954.6亿美元逐步升至2015年的3656.9亿美元。尽管2016年受美元持续升值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滑至3470.4亿美元，但2017年又达到创纪录的3752.3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地[⑧]。这主要得益于世界经济复苏加快、全球贸易增速提升的大趋势，中国对美国在增加飞机、原油、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商品的同时，也受益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其内需扩大，使中国对美国电子产品等的出口额出现快速增长，进而导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再创新高。2018年1-9月，该顺差额已达到3013.7亿美元，2018年可能再次创造新的记录。究其原因，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决定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升级关税税率，中美贸易商为了尽量避免关税上升带来的损失，而提前进行交易用于库存备货，导致双方贸易额和贸易顺差扩大。另一方面，也与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国内消费需求上升，进而促使对中国等贸易伙伴进口增加有关。

尽管中国对美国在货物贸易领域保持顺差，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却持续逆差。因为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相互投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全球价值链使增加值贸易愈发受到重视，区域经济或全球经济一体化亦有实质进展，过于强调货物贸易对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早已不合时宜。[⑨]从中美经贸关系来看，货物贸易是中国优势所在，具体体现为中国对美国持续存在货物贸易顺差，但若考虑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中国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会明显下降。相比较而言，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是美国对中国的优势所在，中国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高等教育、旅游等是领域对美国保持贸易逆差。据统计，2006-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增长3.3倍，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更是猛增33.7倍。2016年两国的服务贸易额达到1181.3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顺差则达到556.9亿美元，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23.3%。究其原因，经济结构差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美元霸权、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以及现行贸易统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等，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

3.俄罗斯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小，2018年可能由逆转正。根据俄罗斯海关和俄罗斯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参见图2），俄罗斯对中国货物贸易虽为逆差，但数额较小。2011-2014年基本维持在130亿美元至350亿美元之间，其中，2013年逆差额最高达到350.5亿美元。此后，2015-2017年俄罗斯对中国的货物逆差额基本在100亿美元以下，2015年最低时仅为63.4亿美元。2018年1-6月，俄罗斯对中国货物贸易实现顺差，约为19.1亿美元。鉴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促使中国减少对美国大豆和能源等的进口，转而扩大对俄罗斯豆类和原油等的进口，这使2018年俄罗斯对中国首次实现货物贸易顺差的可能性较大。

（二）中俄贸易结构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经贸合作的潜力较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能源和粮食等的需求量巨大，而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依赖性较大，且是产粮大国，这为两国加强经贸往来提供良好的基础。从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来看（参见表1），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8年上半年，矿产品、木及制品和贱金属及制品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1-6月的出口额分别占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6.9%、7.2%和2.8%，为194.7亿美元、18.3亿美元和7.1亿美元，分别增长53.6%、13.8%和848.5%。植物产品的出口额也增长明显，增幅为168.5%。运输设备的出口额则下降了61.1%。

从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来看（参见表2），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8年上半年，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纺织品及原料，1-6月三类产品进口总额占俄罗斯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5.2%，为121.5亿美元、18.4亿美元和16.7亿美元，分别增长22.1%、16.7%和10.3%。这些产品在俄罗斯进口市场中分别占有35.0%、22.0%和32.1%的份额。另外，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化工产品增幅较多，增长了25.9%。

（三）中美贸易结构

中国自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根据WTO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0.2%和12.8%，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01-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从393亿美元增至4676亿美元，年均增长16.7%，约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10%。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联系也越来也紧密，两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基本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居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中国则因成本优势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二者的贸易结构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来看（参见表3），主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矿产品，1-9月三者的出口分别203.8亿美元、202.3亿美元、93.2亿美元和88.2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1.8%、21.7%、10.0%和9.5%。运输设备中的航空航天器出口额为126.6亿美元，增长12.1%；车辆及其零附件出口额为76.8亿美元，下降了20.2%。

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来看（参见表4），主要以机电产品为主，其次为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等。2018年1-9月，美国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约1965.7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9.8%，增长8.8%。其中，电机和电气产品进口1078.5亿美元，增长7.6%；机械设备进口887.2亿美元，增长10.2%。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位于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至四位，2018年1-9月进口额分别为460.9亿美元、299.1亿美元和206.9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11.7%、7.6%和5.2%，增长6.3%、2.1%和8.6%。来自中国的家具玩具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59.9%和56.7%，与来自墨西哥和越南的同类产品相比，中国的产品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此外，中国在美国的机电产品、纺织品、塑料橡胶和陶瓷玻璃等产品的进口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总体而言，近些年中国与美俄的货物贸易额均屡创新高，但相较而言，中俄货物贸易额远低于中美货物贸易额，这说明中俄贸易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持续逆差，但服务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屡创新高。俄罗斯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小，2018年可能由逆转正。从中俄的贸易结构来看，矿产品、木及制品、贱金属及制品等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植物产品的出口增速较快，而运输设备的出口降速较为明显。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纺织品及原料是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化工产品的进口增幅较大。从中美的贸易结构来看，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矿产品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运输设备中的航空航天器出口增长较快，但车辆及其零附件出口降幅较大。机电产品、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等是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与来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国的同类产品相比，中国的家具玩具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在美国市场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四）强化中俄贸易互补

中俄贸易结构与中美贸易结构有明显不同，有些领域可以替代，有些领域则难以实施。应保持在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势头，在扩大双边贸易额的同时，逐步改善双边贸易结构，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是挖掘并扩大在粮食领域的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是美国大豆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17年约有60%的美国大豆出口到中国市场，占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总额的58%，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11%。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情况下，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大豆急剧减少。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报告，截至2018年11月22日，2018/19年度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装船量仅为33.9万吨，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498.5万吨，下降了97.7%。尽管2018年12月1日中美就暂停相互加征关税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亦同意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数额待议的农产品、能源、工业及其他产品。但这仅是期限为3个月的权宜之计，未来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尽快多元化中国的粮食进口渠道，既有必要也是可能的。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潜能成为美国大豆的替代国。近年来，中俄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2017年中国自俄罗斯粮食进口量达71.24万吨，相比2014年增长4.5倍，进口种类不断丰富，从谷物及其制品扩大至大豆、亚麻籽和油菜籽等。2017-2018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84.6万吨大豆，约占其大豆出口的96%，是往年的两倍多，中国自俄进口粮食总量也达创纪录的123.1万吨。为此，在大幅减少自美国大豆等农产品进口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开拓与俄罗斯的粮食合作，放宽来自俄罗斯的粮食进口。鉴于粮食种植和收获具有的周期性特征，中国可以与俄罗斯提前签订预采购协议，鼓励俄罗斯大规模种植优质大豆等农作物。这既可满足中国对大豆等的需求，多元化进口来源，又会刺激俄罗斯种植大豆等粮食的积极性，扩大中俄货物贸易规模。除此之外，还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合作开发，将该地区的农业用地出租给中国公司，供其用于种植大豆等农产品。中国企业还可考虑在俄罗斯境内投资建立大豆加工联合生产企业，以扩大俄罗斯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出口额。

二是提升军品贸易份额。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是与其能源出口并驾齐驱的重要经济支柱。长期以来，中国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这与中俄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密不可分。未来，中俄应继续加强两军战略沟通协调，完善业已实现的合作机制，拓展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中国应根据自身国防需求，加强与俄罗斯在尖端舰载飞机、精密雷达和隐形技术反舰导弹和海基防空导弹等方面的贸易谈判，推动两国在军工高科技领域的稳定长久合作。　

三是消除贸易壁垒。中俄之间存在着贸易配额和进出口管制等问题，是制约双边贸易增长的结构性因素。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后，俄罗斯主推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的区域自由流动，到2017年已经取得了统一关税区、取消内部海关检查、统一海关税率、统一非关税管制措施、统一海关代号、统一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名录、统一技术法规等重要进展；43项服务在统一市场下运行，21项服务将于2025年前按自由化计划在统一市场原则下运行；对联盟内跨国劳动力不再要求工作许可证、按国民标准征收自然人所得税、直接承认教育证书等；在资金流动上对各成员国金融市场监管要求协调一致、相互承认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领域许可证、构建统一的交易空间。然而，俄罗斯对与中国构建自贸区始终心存疑虑，欧亚经济联盟给予中国的贸易关系也是“非最惠国待遇”，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制约着双边贸易额的快速增长。

四是加大本币结算。鉴于美俄关系持续恶化且短期内没有转圜的可能，近期俄罗斯石油巨头开始要求西方原油买家在与俄罗斯进行石油交易时放弃美元转而使用欧元。在此之前，俄罗斯已经在大幅减持美债，并连续39个月（截至2018年10月）增加黄金储备，以加速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对中国而言，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另一方面中俄在2014年10月即签订过有效期为3年、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但该协议到期后双方并未继续展期。鉴于中俄持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双方应尽快商讨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互换的规模，这不仅可为两国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有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中俄还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加速实现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与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对接，以规避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制约。

三、拓展中俄经济合作新空间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带路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包括与中国有着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俄罗斯提议，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得到中国的支持和认可。据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俄罗斯高居“一带一路”国别合作度榜首，成为与中国政策沟通最为频繁和资金融通最为顺畅的国家。然而，从数量和质量上，目前带盟经济合作还远远落后于双方预期，中俄经济合作还有新的空间需要挖掘。

（一）进一步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为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战略指引

中俄两国实现良好的协调与合作，构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处理与邻国关系，应对区域性或全球性复杂议题，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完善的榜样。自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呈现越来越紧密的发展趋势。2001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5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预示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2015年5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合作水平稳步迈上更高的层级。可以说，当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中俄两国高度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的长期积累所带来的正外部效应逐渐凸显，这种特殊的关系为两国开展各领域合作提供战略性指引，并使得这种互信优势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果，惠及两国以及更多国家的民众。从官方交往来看，中俄两国高层联系紧密，交往频繁，业已形成元首年度互访惯例，建立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和议会合作委员会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副总理级的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经济合作战略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以及能源领域专门工作组等。此外，还在战略安全、执法安全、人文交流、地方政府等领域实现各级别的机制化交往。中俄应继续完善这些机制化的合作方式，对两国高层业已达成的合作意向，应采取相应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执行。从政治联系来看，中俄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核心利益议题上，两国密切协调和配合，坚定相互支持。从发展战略来看，应积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2015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这不仅有助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从人文交流来看，中俄世代友好的理念深入人心，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两国人民之间友谊不断加深。两国已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2014-2015年举办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2018-2019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目前，在两国教育领域有近8万长短期留学交流人员，双方应继续努力，争取在2020年实现将留学人员数量增至10万人的目标。从全球治理来看，中俄在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具有共同利益，针对国际重大事务的处理，两国应继续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这将有利于维护两国自身的利益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管总规划和顶层设计，分别在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被先后提出。该倡议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深化“五通”合作为关键支撑，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努力方向，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它通过深化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来更好地造福沿线各国乃至世界人民[⑩]。自倡议提出至今，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倡议转变为行动，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作为由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俄罗斯意图重新恢复大国地位、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它是基于俄罗斯地跨亚欧大陆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领域内重新整合各方资源，组建的可“协调成员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并向周边国家持开放态度的新型国际组织[11]。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目的是在避免与东西方现有国际组织的传统影响相冲突的条件下，不断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以更好地发挥自身在地缘政治乃至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

如何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促进中国与俄罗斯以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性课题。中国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较大，2017年双方贸易额已达到1094亿美元。在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指引下，2018年5月中国与欧亚经济委员会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该协定涵盖知识产权、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以及部门合作等诸多领域，并包括竞争和电子商务等新的议题，双方意欲通过信息交换和经验交流等方式加强合作，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货物贸易成本；进一步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经贸合作方面达成的首份重要制度性安排，标志着双方的经贸合作开始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了更好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良好对接，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对接应遵循市场规律，重点项目应重点推进[12]。针对俄罗斯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内国家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问题，可由中俄双方企业等市场主体，基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市场原则，共同商讨建设几个具有标杆性质的重大项目，以为后续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与合作提供良好的借鉴。二是基于产业优势互补的特征，实现产业链互嵌对接。目前，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具有强烈意愿推动本国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发展多元化，以更好地嵌入全球产业链。航天部门、航空制造、机床制造、农机和设备制造、地面交通工具、铁路机械制造、电动汽车、冶金业、轻工业、建材生产、木材加工、电机制造和电气工业、化工业和制药业等产业已成为其优先合作方向。中国作为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在钢铁冶炼、设备制造、铁路和高铁、化工制药等领域，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中俄双方应基于彼此的产业优势，努力实现产业互嵌，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规模，加快推进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林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进一步扩展“一带一盟”的合作空间。三是深化金融领域合作，为“一带一盟”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内存在较大资金缺口，成为推动“一带一盟”建设的重要羁绊。应继续推动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扩大信贷领域中本币结算的使用范围，深化在贸易和项目融资以及支付服务领域的合作。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的指引下，未来应进一步推进两国在能源和农产品贸易、北极开发、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发展。

（三）在多边框架下增进沟通与协调，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

当前，世界贸易体系面临诸多挑战，逆全球化浪潮暗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策略具有典型的单边主义色彩，它挥舞关税大棒四处挑起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争端，严重冲击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意欲推进WTO等的改革，以使这些由其创立的国际机构或国际规则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利益。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13]，正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降低由美欧主导的国际规则“非中性”[14]的影响。

面对这些变革和冲击，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等的正式成员，应充分利用多边主义平台和机制，加强相互战略协作，深化经贸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努力将冲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金砖国家内，中国与俄罗斯应借助该机制进一步细化经贸合作领域；基于产业优势互补的特点，加强互补产业的合作发展。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走私、非法贩运武器和其它跨国犯罪等传统领域保持密切合作，未来可将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展至经贸、能源、交通、金融、科技、环保、文化、教育等。例如，应尽快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支持青岛在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创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在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中俄应继续完善各领域定期沟通机制，预先就经贸合作、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国际重大议题进行磋商，以统一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在推动WTO改革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可以支持对其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改革，但要明确反对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做法。WTO的改革不能以牺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应平衡好二者的利益分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发展。改革WTO不应忽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特殊与差别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等的基本原则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此外，WTO改革还应基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优先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问题。

（四）将能源合作扩展至全产业链，并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近些年，中俄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总体呈不断扩大态势，双方在诸多领域均有较好的合作。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俄签署了超2000亿美元的油气合同和36亿美元的核电合同，对稳定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在航空领域，已确定联合研发生产新一代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在基础设施领域，同江跨境铁路大桥即将完工，黑河和东宁跨境公路桥建设稳步推进，中俄“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运输走廊正在发挥作用。在金融领域，加大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规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覆盖，同步实施“去美元化”。在农林渔业领域，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已联合设立农业投资基金和远东农业发展基金。在电子商务领域，发展潜力巨大，约占俄电商市场(规模约为180亿美元)七成以上。在地区合作方面，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以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

中俄能源合作是经贸合作的大头，应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做大做强。当前，世界油气生产和消费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油气市场正经历缓慢再平衡过程，国际油气市场的贸易格局、价格机制、政策走向以及企业投资策略均在发生重大变化[15]，这对中俄能源合作带来较大影响。能源合作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 (EIA) 在2018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日均原油进口量为840万桶/日，首次超过美国的790万桶/日，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俄罗斯则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其中，天然气储量达47.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约30%，位居世界首位；石油储量接近110亿吨，位居世界第七位；镍、铁、金刚石和铜等的储量也居于世界前列。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拥有明显的互补优势。除了传统的能源贸易往来，中俄还可以就能源的共同开采、加工、运输、销售等多环节开展全产业链合作。

近期，中俄经贸合作最大的投资项目，被誉为“北极圈上的能源明珠”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在2017年12月正式投产，成为两国在能源领域成功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的典范。它作为世界特大型天然气勘探开发、液化、运输、销售一体化项目，是北极地区最大液化天然气工程。在该项目中，中国企业承担了85%的模块建造，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欧元和人民币提供120亿美元的贷款，丝路基金出资14亿美元收购项目9.9%的股份，其他相关市场主体还参与了地质研究、钻机制造、工程监理、海运物流、物资供应、造船、LNG采购等各个环节，最终为项目的成功开发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开发该项目还开辟了北极航道，不仅缩短了航程，而且降低了海运成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成功开发，将带动俄罗斯能源产业和边疆地区发展，丰富中国的清洁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构，是中俄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典型事例。

为进一步推动中俄能源领域合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将中俄能源合作机制化。中国与俄罗斯应加快推进《中俄极地水域海事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争取早日签订备忘录，为完善北极共同开发与合作提供政策和法律基础。其次，应汲取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成功开发经验，将中俄能源合作从传统的贸易往来拓展至全产业链的合作。再次，争取尽快完成中俄西线天然气项目谈判，加强燃料－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等合作，推动能源装备研发生产的技术交流与生产合作。最后，努力提升对原油、天然气以及矿产等的国际定价权[16]。尽管俄罗斯是天然气、石油等能源重要的供给方，中国是重要的能源需求方，但双方对能源等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却很弱。中俄应加强在产品定价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原油、天然气等能源期货交易的建设，为增强自身在能源领域的定价权提供支撑。

深化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在其十年航天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前实施“月球-25”月球南极着陆任务、“月球-26”绕月探测任务和“月球-27”月球南极着陆巡视任务。中国也将在2023年实现着陆月球南极。这为双方在该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中俄在完成《2013－2017年中俄航天合作大纲》的基础上，2017年11月又签署了2018-2022年联合探索太空的协议。2018年3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ROSCOSMOS）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在探月和深空探测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并设立中俄联合太空探测数据中心，以更好地为两国的探月和深空探索项目服务。基于此，双方应根据协议精神和相关要求，进一步落实好协议涵盖的探月和深空探测、特殊材料研究、地球遥感等领域的合作，如可以考虑积极就重型运载火箭及发动机等领域开展大型联合项目合作，进行可行性探讨。

综上所述，在中美贸易战可能迁延日久的背景下，中国要加强与俄罗斯多领域、高水平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求得战略上的稳定和平衡。中俄对接有机遇，也有障碍，克服障碍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遇。坚持市场化运作，逐步消除中俄两国乃至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壁垒，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同时协调中俄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行动，应成为中俄经济对接的基本原则。应抓紧制订各项对接措施，平衡好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从实践中提取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让中俄经济的大船行稳致远，是我们的现实选择，而推动区域与全球多边合作，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管理方面，形成并推广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效规则与实践，是带盟对接的战略目标。无论从现实利益诉求来看，还是从长远战略协同来看，中俄两国关系无疑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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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事件，美国及其盟友在各领域对俄罗斯关键部门或负责人进行制裁。再如，以中国采购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和S-400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而违反美国国内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为由，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这种依据其国内法对他国擅自采取单边制裁的做法，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表现。

[②]贾中正.中美贸易摩擦与发展[J].中国金融，2017(19)。

[③]贾中正、任琳.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J].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

[④]李燕.当代俄罗斯青年政策与防范“颜色革命”措施——从2017年“3·26抗议”谈起[J].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5期。

[⑤]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J].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⑥]李淑华. 俄罗斯媒体对“中共十九大”的认知与评价[J]. 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1期。

[⑦]关于中美贸易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导致二者发布数据存在差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4298亿美元，年增长11.5%；从美国货物进口1539亿美元，增长14.5%。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达2758亿美元，较2016年（2507亿美元）增长近1成，超过2015年的2610亿美元，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⑧]根据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前十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地依次为：中国、墨西哥、日本、德国、越南、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前五大货物贸易顺差来源地依次为：香港、荷兰、阿联酋、比利时、澳大利亚。

[⑨]孙杰.中美贸易争端不会影响中国的开放国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

[⑩]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98-307页。

[11]欧阳向英、孙钰.“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合作研究[J].工作论文，即将刊出。

[12]欧阳向英.俄罗斯与中国：错位与对接——谈“一带一盟”对接中的问题与出路[J].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

[13]张宇燕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14]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J].改革，1994年第2期。

[15]林益楷、张正刚.上合组织成员国深化能源领域合作前景分析及措施建议[J].欧亚经济，2018年第4期。

[16]贾中正.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挑战与对策[J].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

(本文来源于《欧亚经济》2019年第1期。)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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