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能力缺失等因素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还要坚持并享受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本文研究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发展变化趋势，利用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等不同指标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国、韩国的差距，并预测了未来中国赶超美国和韩国的时间点。文章论证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以及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壮大，特别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导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2019年1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提交了一份《一个无差别的世界贸易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的分析文件（WT/GC/W/757），通过一些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显著成长，以此否定中国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要求取消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益。在2月底的WTO总理事会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的外部压力急剧上升，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协定中本应享受的发展中国家权益受到的挑战不断加大。证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应对上述外部压力和挑战的最有利“武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主要差距在于能力缺失问题，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水平并不意味就一定是发达国家，诸如谈判能力缺失、话语权不对称等因素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力贫困”的根本原因。[1]在此背景下，如何论证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阐释清楚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真实差距，才能维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中国也是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以及不断增加的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都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产生质疑。在世界各国都动态发展的背景下，事实、客观论证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各项指标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一）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不足与差距仍很明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体量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对华投资，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也逐步扩大。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4.6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如此，中国还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逐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是，只要考虑到人均指标，中国的世界排名均比较靠后。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827美元，位列全球第70名左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0722美元，远低于世界排名第一卢森堡的近10.4万美元，也低于美国的59532美元和韩国的29743美元。2015年，各国每百万人中的R&D研究人员数，中国是1159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73人，而美国是4313人，韩国是7113人，中国与上述发达国家的在科技人才储备方面的差距还较大。[3]中国还是一个需要平衡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在过去长期发展中产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也显露出来，这主要是各个地区发展条件不同造成的。[2]2016年，中国高收入地区的人均GDP是上中等收入地区的2倍，其中，北京是甘肃省的4倍多。截至2017年底，中国还有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和平衡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仍较为明显，这与发达国家经济平衡发展是有差异的。2016年数据还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存在明显的差距。从全国收入水平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2倍，这与全国57.35%的城镇化率有密切联系。此外，通过与美国和韩国的比较发现，中国在经济、社会、具体产业发展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为明显，中国仍是“艰难爬坡”的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具体比较结果和发展趋势参见下文）。（二）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地位提高，话语权仍有待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而增加，中国从不推卸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对应的国际责任。从中国目前在主要国际组织中份额增加的情况看，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随着自身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加。例如，中国承担的2019年至2021年的新一轮联合国会费比率将可能由7.921%提高到12.005%。201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2018年4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较之前上升了1.26个百分点，份额达到5.71%，位次上升为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由此可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著提升。国家能力的提升也对应着国际责任的增加，中国将在各国际组织和应对国际事务中担负着更多的责任。此外，中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近些年来，在中国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和提出的倡议不断增多，为提升中国议题设置能力提供了宝贵机会，也有利于中国掌握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金砖国家发展合作以及维护多边合作机制等领域做出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目前，中国在有效解决全球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积极参与了区域和世界层面的全球治理。所以，在国际规则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根据全球格局和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旧的国际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提出新议题、创造新规则，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机遇期。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份额）有所提高，但还远不能撼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某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这也与中国的谈判能力缺失、话语权不对称等因素有关。虽然中国已成为IMF和世界银行第三大份额国，但与美国和日本的实力还相差甚远。此外，在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投资协定中，中国被排斥在外，这不仅包含一些发达国家行逆全球化措施等因素，也反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三）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要求特殊与差别待遇过程中，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并颇有斩获。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有：促成发达国家建立了普惠制（GSP），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中规定的国际海底资源的“平行开发制”等。[4]所以，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但是，发达国家总是试图以发展中国家经济逐步强大为由，去掉其“发展中国家”的资格，这也给WTO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以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5]当然，中国在承担着越来越多国际责任的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应享受在国际组织和协定中特殊与差别待遇。例如，WTO中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遵守规则和承担义务等诸多方面可以享有的较发达国家更为优惠的待遇，这也是WTO的重要内容。2018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这一原则不能否定。再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员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自主行动。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提高减排目标，逐步实现绝对减排或者限排目标，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减排并开展绝对量化减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发展中国家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及其规则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益。无论是特殊与差别待遇还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尽了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前提下，给予的优惠待遇。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发达国家，对于韩国而言，联合国贸发会议和WTO将其界定为发展中国家，而世界银行和IMF把韩国划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选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5个基本指标对中国、美国和韩国进行比较，分析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及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选取的这5个经济社会指标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能力差距，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缺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问题。[6]有些总量指标并不能够体现国家的真实能力，人均单位值更能体现实际水平。在《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将全球217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划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该报告显示，全球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有31个，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0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有53个，其人均国民总收入界于1006-3955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有56个，其人均国民总收入界于3956-12235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有77个，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235美元。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现价美元/人）为28380美元，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827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690美元。按照上述划分标准来看，美国和韩国早已位列高收入国家，而中国则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具体数值看，中国与美国和韩国的差距还很大。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等特殊原因，中国要实现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追赶”，预计51年后（2068年前后）赶上美国。尽管韩国2017年人均GNI低于美国，但远高于中国，且其年均增速也高于中国，根据数理方法推算中国人均GNI将无法追赶上韩国。[7]可见，如果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处于“艰难爬坡”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GDP单位能源消耗反映了国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即每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GDP（购买力平价美元/千克石油当量）。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了国家层面的GDP单位能源消耗指数，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的GDP单位能源消耗指数是6.0美元/千克石油当量，韩国的是6.4美元/千克石油当量，美国的是7.9美元/千克石油当量，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8.3美元/千克石油当量。由此可见，中国、美国和韩国的GDP单位能源消耗都不及世界水平。从1990年至2014年该指数的平均增速看，世界平均水平为4.3%，美国为3.9%，韩国为2.2%，中国为6.7%。可以看出，中国在GDP单位能源消耗指数不高的情况下，其增长率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韩国。这说明中国经济活动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并逐步接近中等高收入国家水平（2014年是6.98美元/千克石油当量）。运用指数平滑预测方法，并以2014年的情形为参照，中国将会在11年后（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的GDP单位能源消耗，中国将在2年后（以2014年为当期，2016年前后）超过韩国的GDP单位能源消耗。国际上通常使用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代表城市化率水平。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提供了各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7.96%，韩国为81.50%，美国为82.06%，中国与上述两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从1990年至2017年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城市化率平均以2.95%的增速提升，韩国的平均增速为0.37%，美国的平均增速为0.32%。运用指数平滑预测方法，并以2017年的情形为参照，中国将在19年后（2036年前后）达到韩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将在24年后（2041年前后）达到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具体城市化率数值和发展趋势见图2。由于美国和韩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并且在过去的近3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升速度相当，使得中国以相对较高的提升速度在2031年前后赶上美国和韩国的城市化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划分国家类别。与世界银行不同，HDI不仅仅使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指标，而是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对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三项基础变量进行综合考察来衡量各个国家人类发展水平。在纳入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全球人类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其HDI为0.800以上；人类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有54个，其HDI为0.700-0.799之间；人类发展程度中等的国家和地区有42个，其HDI为0.550-0.699之间；人类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有41个，其HDI为0.550以下（UNDP,2016）。2017年，按照UNDP设计的人类发展指数划分标准，中国的HDI是0.752，属于人类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排名第86位；美国和韩国的HDI分别是0.924和0.903，都属于人类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排名分别为第13位和第22位。1990年至2017年，中国该指数的平均增速为1.51%，美国和韩国的平均增速分别为0.27%和0.8%。运用指数平滑预测方法，并以2017年的情形为参照，中国将在51年后（2068年前后）赶上韩国，将在58年后（2075年前后）赶上美国，跻身世界人类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行列。由于韩国HDI指数提升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所以，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要比赶超韩国的时间短。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由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05年提出，该指数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影响因素的集合”，以12项主要竞争力因素为衡量指标，全面反映世界各经济体的竞争力状况。12项主要竞争力因素分别为：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就绪程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2017至2018年度137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显示，美国排名第2位，比上年度提升一位排名，韩国维持排名第26位未变，中国排名第27位，较上年度提升一位排名。从变化趋势看，美国的GCI指数变化趋势不明显，韩国略有下滑趋势，中国略呈上升趋势。从12个分项指标看，中国除了市场规模和宏观经济环境排名较靠前（第1位和第17位）外，其他10个分项排名均在三、四十位以后，特别是技术就绪程度排名73位。可见，从技术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等指标的发展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较大，且不在一个量级上。从产业层面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到更为详尽的结果以论证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本部分从三个产业增加值结构、就业结构和细分产业增加值的变化等层面，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
产业结构变化能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进步的程度。将中国和美国、韩国作比较，从三个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产业增加值占比）看，中国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明显高于美国和韩国，相对应的，美国第三产业对其GDP的贡献明显高于韩国，更是高于中国近30个百分点，同时韩国也高于中国10多个百分点。可见，单从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看，中国距离美国和韩国的差距还较大，产业构成存在明显差异。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三个产业对GDP的贡献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在稳步提升，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在逐步下降。韩国的产业结构基本稳定，但是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在维持60%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轻微下降。美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较高并趋基本稳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比还略有收缩的趋势。我们以第三产业为例进行分析，2006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以2.14%的平均增速提升，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以0.37%的平均增速扩张，韩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是以0.076%的平均速率收缩。如果按照上述各国的发展速度，中国将会在26年后（2042年前后）超过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水平，中国将在6年后（2023年前后）达到韩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水平。表1给出了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并超过韩国和美国的时间点和对应的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在农业领域，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在非农产业和服务业上不受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影响逐渐变小。自加入WTO之后，中国失去了大部分农产品的非关税保护手段，仅剩关税这一单一的保护措施。由于设置的税率普遍比较低，对中国农业的保护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在农业上要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近些年来中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一些产业部门获得了竞争优势，甚至有的产品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非农产业和服务业上不受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影响就变得较小。基于表1分国别的三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可以进一步比较对应的产业就业结构。以2016年为例，美国与韩国、中国的差别较大。美国的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各产业的就业比重基本吻合。中国和韩国的产业增加值结构相似，但是韩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要高于中国近27个百分点，美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于中国近37个百分点，原因在于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较高，为27.7%。2016年，美国和韩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80%和70.2%，未来提升的空间不是很大。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壮大，若按照目前趋势发展，预计分别在15年后（2032年前后）和12年后（2029年前后）达到美国和韩国目前的就业水平。上文主要从一些宏观层面的指标比较分析了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具体到产业层面的分析，更能体现国家经济结构发生的动态变化。一个产业是否不断向前发展，可以用产业的增加值占产业总产出的比重衡量。如果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越高，则产业的增值能力越强，也能部分反映这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或者生产率越高，反之则越低。我们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社会经济账户（SEA）的分国别分产业的总产出（GO）、总增加值（VA）数据进行测算。我们选择中国、美国和韩国作为代表性国家进行上述指标的计算。WIOD数据库提供了2000年至2014年间47个产业的数据，我们通过计算可以获得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占比情况。[8]
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分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看，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农、渔业的增加值占比提升不明显，木材业和采掘业的增加值占比出现显著下降；制造业绝大多数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在此期间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也有部分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变化不明显，其中仅有“家具制造”部门有小幅提高；服务业各部门的增加值占比明显高于制造业部门，例如，“电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比高达60~80%左右。此外，有近一半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出现了显著提高，包括“批发、零售贸易”、“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国防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美国2000年至2014年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呈现如下特点：农、林、木、渔和采掘业的增加值占比在此期间均出现小幅提升，各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分别与中国各产业的占比较为接近；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只有个别几个产业出现了提高的趋势，比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印刷和音像制品”，其他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浮动都不是很大；服务业多数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变化幅度也都不大，其中，“电信业”和“计算机、咨询和信息服务”两个部门的占比提高较为显著。由此可见，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多数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在考察期的15年中变化不大，基本上呈现趋稳态势。韩国2000年至2014年各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呈现如下特点：通过数据计算，农、林、渔业在每个年份的增加值占比完全相同，并且在15年间均有轻微下滑；采掘业和绝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比都出现了下降趋势，个别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变化不大；服务业多数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出现小幅度的下降，只有个别产业的占比没有显著变化，同样，也有几个服务业部门在每个年份的增加值占比也完全相同。综合对三个国家产业增加值占比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产业与美国和韩国的差别：1.中国和韩国的农业增加值占比要比美国农业的要高。2.林业、渔业和采掘业的增加值占比，三个国家的情况差别不大，但是中国的林业和采掘业出现了显著的下降。3.制造业部门，中国和韩国的变化趋势相近，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出现了下降，而美国多数部门的增加值占比变化并不明显。一些部门的增加值占比，比如“化学和化工制品制造”、“金属制品”、“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制造”、“其他交通设备制造”等高技术部门的增加值，美国的占比均比中国相应部门的占比要高，说明中国这些产业的增值能力要比美国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美国还存在显著的差距。在上述部门，中国与韩国的差距不大，两国的情况基本相同。4.服务业部门，美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要明显高于韩国和中国，但韩国和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电信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明显高于美国和韩国，中国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也略高于美国和韩国。当然，中国还有一些服务业部门与美国和韩国还存在一定差距。表3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和韩国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情况和发展趋势。通过2014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与美国、韩国的差距（表3中“+”代表中国增加值占比领先于美国或者韩国，“-”代表中国增加值占比落后于美国或者韩国）。再根据2000年至2014年期间的数据，可以做出中国未来各产业增加值占比相较美国和韩国变化趋势的判断。其中，中国的林业、渔业和采掘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趋势将会继续延续，与美国和韩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制造业中的高技术部门的增加值占比近些年来均出现下降趋势，未来如果不提高这些产业的增值能力，将会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扩大；中国服务业部门发展参差不齐，部分流通类部门的增加值占比会持续提升，一些热门产业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增加值占比已较高，提升空间不大。中国消费类型部门与美国和韩国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但是科技服务类部门与美国和韩国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具体每个产业的变化趋势，详见表3）。从5个经济、社会基本宏观指标的比较分析看，中国与美国、韩国还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从人均指标看，存在的差距尤为明显。从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技术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等指标的发展来看，中国与美国还相距甚远。从产业层面的指标看，按照目前的这种产业结构变化，中国尚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少数产业正在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由此看来，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还要持续若干年，中国要实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中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上，应该努力做到以下五方面：第一，中国应该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以确保在更好履行国际责任的同时，可以享受到对应所处发展阶段的优惠待遇。事实上，在加入WTO时，中国实际获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就被大幅削减，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受惠加以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美、欧与中国、印度等主要成员之间立场针锋相对，短期内很难看到弥合的可能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并未改变，所以，中国应该始终坚持在国际组织和协定中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原则。第二，面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出的“分类论”、“毕业条款”等论调，中国应该审慎对待。对发展中国家重新进行分类，是发达国家为限制或者削减获得一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享受优惠待遇的做法，目的是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其造成的威胁。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分类的进展，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第三，中国在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应尽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鉴于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理所应当享受市场准入、非互惠的市场保护和技术援助等优惠待遇。这样可以缓解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所遇到的风险和困难，促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9]实际上，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机会和收益，可以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第四，“发展中国家”既不是中国躲避国际责任的挡箭牌，也不是获取优惠待遇的工具，而是我国目前客观所处的发展阶段，超越发展中国家阶段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在宏观经济综合实力、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我国需要不断加强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提升我国的能力建设，就需要找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有的放矢地补短板，在劣势方面尽快赶超或者超越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五，中国不应受到发达国家“分类论”的影响，按照既定目标努力发展。事实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地区发展平衡和全球竞争力等方面的差距还很明显。中国要消除发展中国家分类论的干扰，继续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勇于承担，该享受的优惠待遇也不应轻易放弃。注释：
[1]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WTO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第9~33页。[3] 刘伟、蔡志洲，“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第1~15页。[4] 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86~204页。[5] 赵维田，“协调共同与特殊利益——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与优惠待遇”，《国际贸易》2002年第11期，第8~11页。[6]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WTO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第9~33页。[7] 从1962年至2017年，韩国的人均GNI的年均增速为10.94%，中国为9.44%，美国仅为5.44%。[8] 由于三个国家产业层面的数据篇幅较大，不在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9] 陈卫东，“‘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人民日报》2019年1月17日09版。1. 陈卫东，“‘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人民日报》2019年1月17日09版。
2. 刘伟、蔡志洲，“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第1~15页。
3. 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86~204页。
4.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WTO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第9~33页。
5. 赵维田，“协调共同与特殊利益——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与优惠待遇”，《国际贸易》2002年第11期，第8~11页。
6.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Huma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 2016.
欢迎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请微信搜索“iwepcass”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发文章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