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四年，美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一直让该国的所谓保守人士忧心忡忡。自博尼·桑德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并收获了一大批拥趸以来，美国媒体就格外关注一般大众在“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连续几年中，形形色色的民调无不表明，桑德斯的成功绝非偶然，美国的青年一代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正在发生“颠覆性”改变。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威胁之后，资本主义本身也开始迅速“退化”，逐渐失去了一度引以为豪的适应能力，甚至要清算之前的“错误路线”。在美国，这种反动就体现在要重新按照“国父们”的想法“逐字逐句”地恢复美国过去的“伟大”，废除进步运动以来、新政以来、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所有调适措施。奥巴马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靶子。在这一“倒行逆施”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年轻一代越发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三四年，美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一直让该国的所谓保守人士忧心忡忡。自博尼·桑德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并收获了一大批拥趸以来，美国媒体就格外关注一般大众在“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连续几年中，形形色色的民调无不表明，桑德斯的成功绝非偶然，美国的青年一代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正在发生“颠覆性”改变。至于这种改变有多大，媒体给出了一堆各不相同的数字，其中所谓保守人士和保守媒体援引的最为耸人听闻。例如，在线杂志“联邦主义者”就在2019年的11月份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美国至少有1/3的年轻人支持共产主义，有70%会投票支持一位社会主义候选人。更可怕的是，居然有57%的年轻人认为《共产党宣言》要比《独立宣言》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最后一条指控尤其符合这类人士的腔调。在当今的美国媒体上，类似言论随处可见：美国大部分年轻人的思想状态已经“不堪入目”，全然将国父们的谆谆教导抛在脑后。用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数典忘祖”。断然不可直接就相信了这些说法。美国的保守力量向来强大，而且“从来不打瞌睡”，丝毫不会放松对一切“赤色”思想的警惕。但凡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要给美国政治稍微增加一点点进步或者政府干预的色彩，就会闹出“社会主义正在卷土重来”的大合唱。甚至在危机关头，也同样如此。在次贷危机的高潮中，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还在嘲笑奥巴马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是“2009年欧洲社会主义者法案”。考虑到这些媒体在社会主义问题的“斑斑劣迹”，自然是不能断然采信其所谓证据。不过，确有一些更加中立的媒体和事实显示，保守派的“忧心忡忡”也不纯然是不可理喻的神经过敏。在过去两年密集展开的民调显示，在1981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十年间一直在持续增长。与之相应，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则是每况愈下。根据最为谨慎的盖洛普民调，在2019年底，美国青年中喜欢社会主义的人已经到达一半。哈里斯民调则显示，在18到24岁的年轻人中，有61%的人支持社会主义。49.6%的青年直白地表示愿意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内心政治喜好更重要的是政治行动，美国青年可谓“言行一致”。在桑德斯参选之前，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主义者联盟（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不过千人，数年没有召开过大会。到了2017年下半年，其成员就一举达到25000人，并且在芝加哥举办了全国大会。目前，其成员已经突破56000人，分支遍布全美。在政治上，他们也不以美国人印象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独立左翼”自居，而是一心一意地“增强民主党内的左右运动”，支持“国会进步主义党团”。在2016年败选后，民主党正在逐步“激进化”，似乎说明这条路似乎行之有效。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相互呼应才是美国保守派如临大敌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仿佛已经张望到了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美国”。对社会主义的青睐如果只是“内心深处道德法则”的变化，那么思想是乏力的。只有当与现实的政治行动结合起来，才能释放出巨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而现在，这种思想转变已经和美国两党政治中的一极纠缠在一起。社会主义正在威胁美国并非全然是美国保守派的无中生有。美国青年思想和行动的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现在，美国的保守派们也正急于弄清楚这一问题。面对“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他们表现出十分的惊讶、愤怒和自我安慰。惊讶的是，美国经济最近刚刚克服了十年前的“新大萧条”的影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物质环境依然无比优渥，但是美国青年脑海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却没有随之消散，反而继续滋长。惊讶之余，他们对新的时代动向的困惑随之转变为愤怒。在这些人的眼中，美国青年之所以走上“邪路”，正是因为生活环境过于优越，以至于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追捧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希望“免于工作”的“懒鬼”。通常总是“心硬如铁”的保守人士，在经历了惊讶和愤怒之后，毕竟还是要面对无法接受的现实。最终，这些强烈的情绪种子又混杂在一起，发酵为一种自我安慰的苦酒。保守派人士翻来覆去地说，我们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错将福利和平等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丝毫不知道其本质是生产的公有制。这样一想，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大不了了，不过是“无知”的年轻人在“赶时髦”罢了。毕竟，当年的共和党头子、纵容麦卡锡主义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了和共产主义“争夺人心”，甚至愿意开出比北欧国家更高的福利支票。只要确有需要，更多福利本身还算不上“政治问题”。在保守主义者们看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得“一如既往的好”，在这个国家出现社会主义的浪潮简直就是“不合情理”。不过，指责年轻人们是“懒鬼”固然能够发泄胸中“岂有此理”的情绪，但是冷静下来，多少也是知道这一粗暴指责难以服众。思来想去，好办法还是应当将美国青年“误入歧途”归咎于左翼把持的高等教育界。什么大学中的共和党人太少，没有在课本中历数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一而足。总之，之所以美国青年出现了“思想滑坡”，主要还是因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警惕，放任左翼控制的教育界“人为地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基础”。不过，“教育误国”论和之前的“懒惰青年”论一样，不大经得起推敲。因为归根到底，什么时候美国的学术界不是深受左翼的进步主义影响呢？右翼分子难以在大学谋得教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知名如萨缪尔·亨廷顿者，都因为有“政治反动”之嫌而难以得到整个知识界认可，数次参评也没有评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可以说，教育界偏左在现代美国几乎是一个常量，把这拿来做宣传可以，但是没法真正用于解释近十年来美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日益上升的好感。更何况，还有不少年轻人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而美国的高中老师们更是左右参半，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反思到最后，美国的部分保守派开始觉得之前动辄“抹红”的策略有点问题。回想起来，在2009年福克斯新闻把奥巴马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后，《新闻周刊》针锋相对地刊文，公开表示“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觉得之所以美国青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很大一点原因是保守派乱贴标签，反而起到了“脱敏”的作用。导致美国年轻人一听到社会主义一词，脑海里蹦出来的是奥巴马而不是斯大林，自然也就丧失了作用。当然，虽然百般不情愿，美国的保守派还是得承认，青年人在思想上的集体转向多少还是反映出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出了点问题。不过，对于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大都语焉不详，而且总不忘补充一句话，那就是不管资本主义有多少问题，社会主义的表现总是会更糟糕。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想法。例如，有人承认青年人确实在就业方面非常辛苦，碰到社会的结构性障碍，给人一种“开明”的感觉。但是马上就话锋一转，指出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已经就业工人得到了工会的保护，这“等于”妨碍了年轻人就业。还有就是联邦政府在用工上管得太多，需要一大堆职业资格证，这也不利于年轻人找工作。总之，就是要苦口婆心地指出告诉年轻人，美国社会是出了问题，但是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试图控制资本主义的政府。在不能正视问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反思的。美国的所谓保守人士们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言，但终究不过是“委过于人”。也难怪越是检讨，美国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越发走低。从美国右派们的千奇百怪的反思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感受”能力。这既是说他们无法理解弱者在资本主义的“原始森林”中的痛苦，也是说他们失去了设想一个更好社会机制的能力。这让他们发言中的愚蠢和傲慢甚至多于残忍。这些保守份子甚至真诚地认为，当前美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拼命维护穷人们“吃苦”的自由，而国家福利将会剥夺这一宝贵自由。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性就在于它倡导的经济平等是精神上的平等，这种精神能有效地迫使人们为了钱而出卖劳动和笑容；而社会主义则仅仅满足于在物质上落实经济平等，丝毫不能鼓励人们去做一个经济动物。然而，这些言论又怎么可能引起他们所想要“感化”的对象的共鸣呢？过去的资本主义曾经同样傲慢，过去的资本主义曾经也不是这么傲慢。在战争、危机与革命迭起的19-20世纪之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的代表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论，他指出强大的劳动运动已经掀起了针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的反动，经济领域的民主化虽然还很微弱，但是这一趋势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不论伯恩斯坦思想的其他方面是否正确，他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那就是面临紧迫的内外危机，各国的资本主义不得不选择“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是让时代“适应”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应的过程从世纪之交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战间期、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冷战，美国也并不例外。在冷战中期，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达到顶点：国内是新政的遗产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新近成果，国际上是以国家管制和国家间协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福利国家得以确立，左翼思潮和运动也将美国改造的焕然一新。然而，从冷战后期开始，伴随着战争和革命威胁的减弱，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重新从长期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开始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复活经典的自由竞争的“丛林”。在美国，随着民主党在20世纪初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这一进程加速进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显著加剧。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威胁之后，资本主义本身也开始迅速“退化”，逐渐失去了一度引以为豪的适应能力，甚至要清算之前的“错误路线”。在美国，这种反动就体现在要重新按照“国父们”的想法“逐字逐句”地恢复美国过去的“伟大”，废除进步运动以来、新政以来、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所有调适措施。奥巴马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靶子。在这一“倒行逆施”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年轻一代越发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没有第三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提升，没有服务业的大繁荣产生的新的工作岗位，以里根经济学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还将更早把尖锐的国内矛盾“带回”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然而，拖延的越久，积攒的矛盾也就越多。在美国当前失去制约的傲慢的资本主义重新正视现实、获得“现实感”之前，恐怕很难为它们的深深困惑找到答案。欢迎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请微信搜索“iwepcass”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发文章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