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国家领导人1930年领导劫狱 10分钟救出40位同志?

　　本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杂志2007年第12期，作者宋凤英，原标题为“陶铸与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零伤亡大破狱”。

陶铸资料图

　　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组织了著名的厦门大破狱，仅用10分钟时间，就成功救出40多名被捕同志，并在20分钟内安全撤离，无一伤亡，成为我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功破狱行动。解放后，以此为蓝本的小说和电影《小城春秋》，也因此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这次大破狱行动，其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就是当时年仅22岁、担任中共福建省军委秘书、特务队队长的陶铸。

临危受命　任总指挥

　　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厦门成立了厦门市委，建立了30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运动，会员发展到几万人。受“立三路线”的影响，福建省委经常举行飞行集会，使党的力量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破坏罢工、罢课、罢市，疯狂搜捕共产党人。1930年春，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等先后被捕，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此外，狱中还有曾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30多位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还有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来的同志。他们大都是经过大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重要干部。

　　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大量干部，特别需要经过斗争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在这个形势下，怎么尽快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出狱，把在狱中的这一些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以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紧迫的任务，落到了省军委秘书陶铸的身上。

　　陶铸1926年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在革命低潮时期经受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1929年8月，陶铸被中央军委派到福建工作。

　　当时国民党在厦门有两处监牢，一处是思明监狱，一处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被抓来的“犯人”，若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还有释放的希望；若是关进思明监狱，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提审，也不判刑，更不释放，关进来的人，只有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等于就是个“死牢”。

　　陶铸最先接到监狱里的同志通过内线送出来的一个消息：他们关在这个活地狱里，与其死在牢里，不如横着一条命冲出监牢，活一个算一个，他们有这个打算，请示省委决定。当时狱中同志已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由刘瑞生担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把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和军委秘书陶铸找来，研究了监狱里的情况和狱中同志的意见。陶铸提出：如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安全营救出来的。决定以“探监”的名义，通知狱中同志，暂勿盲干，等候条件成熟，相机行事。

　　正在这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政府已准备把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这一批共产党要犯，秘密押解福州。形势的突然变化，省委把营救狱中同志的事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上。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营救狱中同志，作了详细的研究。决定武装劫狱，成立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一个五人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为了保密，改称为情别委员会。破狱委员会由罗明(省委书记)、陶铸(省军委秘书)组成。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陶铸，担任武装破狱行动总指挥。

实地侦察　缜密计划

　　1930年3月底开始，陶铸着手积极准备武装劫狱的具体行动，他充分认识到这次破狱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既要敢于冒大风险，又要具有出敌不意的谋略，才能完成破狱救人的任务。

　　陶铸首先调查了厦门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厦门统治阶级主要军事力量有两个营，第一营有兵士400人，第二营兵士450人，武装警察20余人，侦探队40余人。此外，还有炮台的炮兵、炮台的特务营几百人。陶铸根据敌军部署的情况分析：第一营驻地离厦门20余里地，路程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远水救不了近火。第一营里有党的地下组织。第二营驻地虽然离厦门港只有两里地，但当时国民党军队，除站岗放哨的卫兵外，其余的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就是他们听到劫狱的枪声，从接到命令集合，给每个士兵发子弹，等到他们从驻地赶到监狱起码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炮台的炮兵和特务营，任务是守卫炮台，不可能来支援。剩下的只是警察和侦探。这些人白天都分放在整个厦门岛执行勤务，一旦劫狱打响，集合起来增援，至少也需要半个时辰以上。

　　陶铸还亲自侦察调查了解思明监狱的敌人警卫部署。驻守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人兵力，只有警卫队36人，三四条驳壳枪和一些不好用的单响毛瑟枪，战斗力很弱。监狱里面只有卫兵4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放哨。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监狱铁门的哨兵平时就站在天井里放哨，都不带枪。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身上带着短枪，但他平时都呆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那时统治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只知对犯人和前来探监的家属敲诈勒索，还未学到国民党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手段，对思明监狱的管理比较松懈。每星期三、六两天允许探监，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交头接耳也行，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去也行，都可以不受盘查。陶铸在制定详细的劫狱行动计划之前，他亲自带领准备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以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对守卫伪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军部署、监狱内部的地形地物以及破狱路线，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这次破狱斗争的攻击点，就集中在敌人防范比较松懈的厦门思明监狱。在省委召开的制订破狱行动计划的会议上，陶铸根据侦察的情况，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正确的估计之后提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顺利营救狱中同志，破狱行动必须快速，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战斗打响，在敌人来不及增援时，就要完成任务。陶铸详细计算了驻守厦门敌军赶来增援的到达时间，具体算出：破狱战斗，必须在敌人没有到来之前的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

　　这次破狱斗争还是白色恐怖下地下党与苏区根据地密切配合下一次成功的武装行动。厦门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破狱后引带出狱同志撤退和隐蔽的工作，并筹备中装、西装和衬衣，以便出狱的同志改装。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亲自部署控制从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防止敌人增援。闽西特委还选派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来到厦门参加武装劫狱。同安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安排了两条木帆船到厦门港接应。罗明、王德两人，还亲自到同安县的彭厝等地，选好隐蔽地，一俟破狱救出狱中同志，就立即在厦门港乘木帆船到彭厝隐蔽，然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

破狱时间　精确计算

　　出乎陶铸意料的是，当省委把这一周密的劫狱计划告知狱中同志时，狱中的同志却不同意。省委的破狱计划是：劫狱人员伪装成探监家属，选择有利的适当日期，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监狱之后，劫狱人员掩护出狱同志，立即从县政府大门冲出来，并经厦门渔港的街道小巷穿过去，到海边渔港，登上预先靠在那里接应的木帆船，迅速从水路离开厦门。狱中的同志却主张打开监狱后，应从监狱的后门出去，监狱后面就是鸿山与蜂奥山，山高林密，利于分散隐蔽。如果从县政府的大门冲出去，与守卫县政府的40多个警备队员遭遇，寡不敌众，有全被打死的危险。

　　破狱委员会在罗明的主持下，对狱中同志的意见又再三考虑，权衡利弊。陶铸身为破狱总指挥，他知道营救同志出狱成败的重责，主要落在他的肩上。陶铸提出：这个破狱计划，是经过我们亲身深入监狱侦察，正确地从敌人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估计后作出的，连敌人赶来增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分秒计算。狱中同志提出从后门冲出，上山隐蔽，避开与警备队正面交火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些，实则危险极大。因为一出后山，就是一大片山岭，我们路径不熟，而敌人却比我们熟悉山上的情况，何况厦门又是一个孤岛，破狱的枪声一响，敌人把进山各个路口和水路交通一封锁，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我们孤立无援的隐蔽在山上，一时难以快速转移，等于我们把自己装进了敌人搜捕的口袋，不要说狱中的同志难逃敌人魔掌，去破狱的人也会一一被捕。从大门冲出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实则安全稳妥。

　　罗明、王德、王海萍、谢景德等破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赞成陶铸的胆识与分析，一致决定，原破狱方案不变。陶铸还再次化装进监，以探监为名，把省委的决定，和狱中同志详细商量说明，终于说服了狱中同志。对破狱计划，狱内狱外的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破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军警各界放假，长官不到机关办公。敌人的指挥首脑机关毫无防备，劫狱枪声打响，也会使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破狱时间就定在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半。这也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时间。陶铸已多次侦察查明，每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国民党的士兵、警察多在戏院看白戏，防务空虚。等敌人发现劫狱，我们早已接出狱中同志扬帆远去。确定劫狱的这一具体时间，也是罗明、陶铸等精确掌握这个季节的海上潮汛规律而精心选定的。上午九点半正值退潮时间，只有趁潮汛时才能使出狱同志上船后，安全撤离厦门岛。这时出击厦门思明监狱，时机最为有利。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布和调兵增援的规律和时间，破狱委员会决定：破狱的动作，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严格要求在15分钟内结束劫狱行动。

　　鉴于这次破狱斗争非同寻常，破狱委员会决定：在鼓浪屿设立秘密训练班，对参加特务队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

实施计划　如期进行

　　5月24日破狱前的一天晚上，破狱委员会在思明戏院左门边的罗克咖啡馆聚会，对破狱的各项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陶铸、谢景德、王德和同安地下县委等关于破狱、接应以及安全撤出的路线、出狱同志的安置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武装破狱按预定计划进行：明天，5月25日上午九时半打响，特务队从思明县政府大门巧妙直插牢房，智破厦门思明监狱。

　　1930年5月25日是星期天，5月正是南方梅雨季节，又是闽南杨梅上市的时节。久雨初晴，从厦门市区来到思明监狱所在地区附近著名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川流不息，远比预料的要多得多。王德带领早就组织好的厦门的党团员和工人、学生，装扮成游客，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破狱委员会已周密设计，打开监狱后，如敌人闻讯追赶，他们就马上装作打架，制造交通事故，阻碍敌人追赶。谢景德指挥的十余名接应队，也早已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县政府旁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接应队队员也化装为游人，有的在摊贩上买香烟，有的装作看久别重逢的好友，站在路旁攀谈。他们的任务是接应出狱同志，迅速把他们送往直通渔港的碧山路尽头的打石宇堤岸上船。同安地下县委准备接运出狱同志的两只木帆船，已在头天傍晚悄悄停泊在打石宇堤边，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人许宗英装扮船工，亲自来到船上，负责指挥。

　　破狱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离思明县政府不远的琼州会馆。省委书记罗明和破狱委员会秘书黄剑津就在琼州会馆坐镇指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的情况，以便及时处理破狱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此时，肩负破狱成败重任的陶铸，沉着果敢地指挥特务队的11名勇士，腰插手枪，子弹上膛，按照破狱部署，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5人，内队6人，内队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是破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救出越狱同志。

　　时针指向破狱的规定时间，陶铸向内队的6位队员，发出行动的信号，两人一组，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第三批进入监狱的一位叫“客古”的龙岩人，是厦门到集美的电船上的水手，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他头戴草帽，身穿省委书记罗明平时穿的一件香云纱长褂，他和另外一名队员，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和一把老虎钳。他的任务是进入牢房，用老虎钳拧开铁锁，放出狱中同志。他此时手捧一桶“马玉山饼干厂”出品的饼干桶，计划在看守打开铁门，让他把饼干送入牢内时，开枪打死看守。以这一声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破狱。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留在监狱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发现这位身穿香云纱长衫的人有些可疑，他正要动手搜查这位叫“客古”的队员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内队的队员见势不妙，立即拔出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看守李瑞凯正想企图抵抗，也被我进入监狱的队员一枪打死。在内队的6名队员顺利进入监狱时，陶铸已指示外队的5名队员按各自的任务，紧紧地控制住守卫县政府大门和岗哨的敌人。枪声就是信号，在县政府大门口装扮买杨梅的外队队员老谢按照陶铸的命令，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枪，只用两粒子弹就把县政府的执勤门警打死在地。陶铸身先士卒，迅即率领王占春等二名队员进入县政府大门，蹲伏在大门的台阶上，以台阶为屏障，严密监视守卫县政府内的警备队的动向。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开始还不在意，做梦也想不到是共产党来武装破狱，仍在继续埋头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蹲伏在台阶北边的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毙吴广成和另一个警备队员。国民党的警备队平时敲诈勒索，吃喝嫖赌，不曾见过这样的惊险场面，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一个回警队队部拿枪抵抗，都拔脚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进入牢内的6名内队队员，拔出老虎钳，钳断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战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生的指挥下，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冲出牢门，仅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智破戒备森严的思明监狱。

　　出狱的同志在陶铸指挥的特务队的掩护下冲出县政府大门，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出狱同志，迅即撤离县政府，分头穿过通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奔赴打石宇堤岸，登上早就停靠在那里接应的两只木帆船，隐蔽在彭厝村和珩厝村。休息几天后，省委就把党的这一批骨干，分批送到闽西根据地。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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