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革命化春节：过年唱语录歌 不准放鞭炮
文革时期年画
过去的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取消春节，提出以 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亦强烈抵制。不几年，蒋介石当局不得不承认：“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没想到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67年，国民政府没做到的我们做到了！中国开始“破四旧”，大搞疲劳战术，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干活！”。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过年不准说“恭喜发财！”，要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之类，一过十几年。
然而“年”终究不是简单就取消得了的：数千年来，中国人在这时候除旧布新，合家欢乐，休息调整，以前如此，今天如此，以后仍然会如此。
“让一切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都统统见鬼去吧”
以1967年初的政治风气，“革春节的命”是很自然发生的。首先掀起这个运动的就是夺权之风最盛的上海。一位叫章仁兴的小有名气的造反派成员，因最适合代言“春节不回家”被组织挑中，在1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报社配发的评论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文革时期宣传画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五十七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的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到——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旧习惯！我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力量！我们有的是砸烂一切旧制度的革命造反精神！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糜烂货色，我们要连根铲除，彻底焚烧！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让我们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度过一个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
文革时期年画
国务院通知：法定假日春节不放假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就这样，本来是法定假期的春节就这么“不放假”了。北京火车站的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火车票。
腊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也就是说，谁也别想放假。2月8日除夕，上海的街头没有喜庆祥和的过年气氛，只有“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人的狗头”“火烧、炮轰、揪出某某人”之类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持续了十余年的“革命化春节”从此拉开了序幕。
耐人寻味的决定：炮击金门暂停，让蒋军官兵过春节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陆人民不准过春节，却让与自己交战中的台湾官兵过春节。新华社如此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祖国同胞以及国民党军官兵们过好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二月九日和十一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文革时期年画
春节革命：过年唱语录歌 不准放鞭炮
春节的政治化是“革命时代”的首要特征，“过革命化春节”是很时髦的一句口号，春节期间 “抓革命、促生产”是全国性的行动。不少地方还要求大家以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班加点干革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修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当时,有的农家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对联。并且实行 “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 、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 、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
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号召大家忆苦思甜。为了让大家牢记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每逢年关将至一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就弄来野菜、树皮、草根再加上玉米糊、地瓜干之类的东西煮成粥,让全体员工品尝。大年三十晚上广播里就会播放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把人们一下子带进了万恶的旧社会。
十年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们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儿女们也可以向父母 “开炮” ,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毛泽东的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时钟敲响12点, “爸爸同志和妈妈同志,春节好！”子女们会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
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高举 “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像,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其他语录歌,最后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语言不见了,代之以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之类的政治语言。邻居们之间拜年鞠躬拱手的老礼不见了,“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没有了,见面只是握握手和道声“过年好！”或“春节好！”的话语，“祝你今年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新的成绩！”也是拜年的常用语。
乡下奶奶给孙女的信：农村春节移风易俗看革命现代戏
在农村，正月里的社戏、娱乐活动也都革了命,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 ,如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样板戏，高跷上的才子佳人、英雄好汉变成了革命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沙奶奶、阿庆嫂、新四军等，一位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
“今年公社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公社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礼，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新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下中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样板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到军属家拜年贺喜。人们刚辞旧岁，就沉不住气了，纷纷下田挑河泥。全村子热气腾腾，今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知青回忆：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圆的春节
春节不放假，不能与亲人在一起，对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难免感觉特别苦涩。在农村，要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即便溜回城市，街上也是冷冷清清，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收音机里只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一位父亲被关入“牛棚”的知青如此写到：
六七十年代的春节，有多少个家庭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中度过的。在思念父母亲人时，则默默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面对有“问题”的父母，则要自觉地斗私批修，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不去想念他们。孤独和寂寞，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缺少欢乐，没有祥和，很多古老的节日，名存实亡。人们在心底呼唤一个合家团聚、愉快幸福的春节。
在城里也发生了许多与春节有关的奇异事件，比如，北京一个工厂的某一个车间，为了赶在过春节把一批活干完，车间主任提出各自承包，赶在大年三十把自己的活干完的新办法，结果此事立即遭到了《人民日报》的长篇大论的点名批判，大肆上纲上线，把此事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回潮！”
兰州五泉山公园独出心裁搞了一次灯展，立即遭到了《甘肃日报》的大肆批判，把此事说成是“四旧的回潮”等等---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但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
“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象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几天之后，部分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到了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全面恢复春节：传统回归
有人认为，“革命化”春节的本意是不要铺张浪费，不要磕头送礼拜年，但发展到后来，民间变成了“试图取消春节”，包括春节在内，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说是封建残余，连年货也停止办了，当形势有所变化时，传统必然会有极大的反弹。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国家经济尚未走出经济濒于崩溃的阴影时，人们已经恢复了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事的传统：街道上，商店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购买年货的人群。老百姓重新又开始拜年、贴春联，燃放烟花鞭炮。除此以外，随着电视机的广泛传播，全国人民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春节必备节目：看春晚。直到今天，过年仍然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以后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节日。
附：
1967-1979年中国取消过年始末 一封信革了春节的命
来源/《重庆晚报》
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
上海玻璃机器厂的倡议书
1967年伊始，18岁的青年工人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而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跟厂里的人去看热闹，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
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厂里是不多的，这就使得他成为春节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签字后的事，章仁兴就一无所知了。
一封信“革了春节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该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国棉31厂，是上海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的娘家，跟潘国平的娘家上海玻璃机器厂一样，同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黄金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没有年三十的春节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学同学小张。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她家住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街上就能查看动静。见她家里很平静，机会又这么难得，两人就掉头继续逛马路。怕她难过，再说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一路上，刘其舜东扯西拉。尽管明知两人都有这么一点意思，但刘其舜不敢表白。他只敢在过马路的时候，口称“当心”，一把拉住她的手，随即放开。大多数的时候，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一路走来，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1967年除夕，刘其舜走过的是亦真亦幻的青春岁月。晚上9点，刘其舜陪小张再次回去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又把她拉走了。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他说，当时反而产生了一种恋爱的感觉。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等到楼上没有响动了，他才目送着小张上楼回家了。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而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过年“封杀令”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试图取消农历新年，提出以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要求“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借其他名义放假”。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1934年初，当局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
1967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户外公开庆祝春节，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能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因而阻挠人民的正常发展”。该禁令于2000年被解除。
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