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

牛顿的运动第三定律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两词都不带有任何道德上的或伦理上的褒义或贬义。对于科学考察的对象，研究者本来理当采取这样一种纯客观的态度。但是一涉及人事研究，人们却总难以避免好恶之情。“革命”一词在一个世纪之前曾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它意味着像是“孙汶”(“文”字故意加上三点水以示贬义)那样的江洋大盗，谁被蒙上了那样一个恶名，是要灭族、子孙万代不得翻身的。后来时代变了，革命一词被戴上了一个荣誉的光环，就连最反对革命的人也口口声声以革命自居，从蒋介石到“四人帮”莫不如此。也正因此，革命的理论就受到青睐，而保守的理论则遭到冷遇。从20世纪初起卢梭的理论就在中国风靡一时，像严复和章士钊这样一些大名流还曾与它大打过一场笔仗，而像柏克的理论却无人问津，他的《法国革命论》这部保守派的代表作也几乎没有人提到。

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英国18世纪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法国革命论》则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著作。此书写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次岁，它和大革命前两年英国作家亚瑟·扬的《法国旅行记》同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两部当时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柏克的基本立场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要靠千百年来历代相承的智慧的积累，人们只是在前人已取得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进步；而法国大革命却是要砸烂一切旧传统，这种野蛮的破坏只能造成文明的倒退，只会有利于少数人在浑水之中谋取个人的私利。衡量革命，不能只看革命者口头宣称的理想，更要检验其实践的结果如何。正如20世纪历史学家卡·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所说的：假如罗兰夫人事先就能预见到尔后法兰西第三共和的现实的话，也许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和勇气走上断头台去从容就义了。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二者间总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政治的智慧就在于怎样由现实出发运用传统的遗愿去改进和完善当前的社会。这首先就在于怎样能够最好地、最有效地学习和运用历代传统所积累的智慧，而不是以暴力去推翻它、砸烂它。革命无权去破坏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样做是罪行，是反人道的、也是反文明进步的。

埃德蒙·伯克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其天赋人权论曾经是席卷了新旧两个大陆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理想，它也曾深深影响了我国。但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似乎对保守主义及其天赋人权论未能措意。就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假如我们能把卢梭、孔多塞等人的著作和柏克、迈斯特、夏多白里昂等人的著作作一番对照的话，也许会更有助于深化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继承前人的遗惠应该也是一种不可被剥夺的人权。这应该是革命所无权剥夺的。

综观史乘，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大抵上不外通过两条途径或者说采取两种手段，即不是革命就是改良。改良是演进(evolution)，反之革命(revolution)则意味着——在字源学的意义上，借用一个“文革”的术语——“翻它一个底朝天”。或者说，改良是不动根本，只进行局部的小修小补，而革命则是动彻底的大手术。一个人生病就医，应该是对症下药，而并非是非动大手术不可，手术越大就越好。有的病需要动大手术，有的只需动小手术，有的甚至不需动手术乃至不需治疗就可以自行痊愈。生理的病如此，社会的病亦然。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可谓是“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陈独秀语)的大事。18、19世纪整个的西欧和北美，19、20世纪的中国和许多亚非拉国家都曾受到它的强大的思想影响，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实。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正犹如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性的震撼，几乎是迫使得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站在它的面前亮明自己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然而值得瞩目的是：正当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在欢呼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的胜利之际，英国却有某些文人学者(有趣的是我们在当时英国浪漫诗人中间看到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发出了不同的声调，他们是以嘲笑、讥讽乃至詈骂的态度去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他们责难法国人只喜欢大轰大吼、大喊大叫，以空洞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哗众取宠。而后代英国的历史学家们也纷纷喜欢援引英国历史比较平稳的发展来和法国革命风雷激荡的场景相对比：同时代的英国并没有那么多令人头晕目眩的戏剧化场面，可是英国的发展水平比起同时的邻国法国来却毫不逊色，甚而尤有过之。看来似乎把一切旧的都砸得稀巴烂，打它一个落花流水，也未必就是国家和人民之福。无论如何，仅仅从纯逻辑的角度着眼，出现一个保守主义的流派，作为是对革命思潮的反弹——而尤其是在英国，——就成为思想史上一幕应有的必然。而奠定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和先行者，应该首推柏克。

英国光荣革命

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是什么?首先而且主要的是靠此前历代智慧的积累。如果不是站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之上，反而把前人的成就和贡献一扫光，人类就只好是倒退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一切又再从零开始。前人积累的智慧结晶不但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不但包括科技和艺术，也包括历代所形成的种种风俗、体制、礼仪、信仰、宗教崇拜、精神面貌和心灵状态等等。柏克对法国革命猛烈抨击的重点正在于这样一点：任何人都无权以革命的名义(或以任何的名义)去破坏和摧残全民族、全人类千百年的智慧所积累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大凡一个激烈变革和动荡的时代，总不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要砸烂一切旧传统的革命倾向，一种是要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倾向。而每一派又总免不了夹杂大量的感情宣泄和意气用事，使得纯粹的学理探讨无法不为情绪化的成分所干扰。恐怕要待到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再回首前尘往事，才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进行冷静的反思。柏克此书的书名为“Reflection”，按当前流行的术语亦可译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但此书是在革命初起的高潮刺激之下写成的，柏克本人又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对传统文化怀着浓厚的爱戴之情，所以今天中国的读者大概很难设身处地体会作者本人当时的心态和思想感情了。然而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传之久远而历久不衰的，必定会有某些因素是诉之于人类普遍的理性思维的，因而值得我们去重视和研究。事实上，不认真研究前人的遗产，又怎么可能超越前人呢?

损之又损，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不论，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中似乎包括有如下两点言之成理的论据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如前所述，一个论据是：人类文明乃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或政权有资格或有权利摧毁这座属于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宝库。彻底砸烂以往文化的传统，就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使文化又退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样，走极端的革命恰好是走上了复古主义的老路。何况，对于历史传统我们也是彻底决裂不了的。今天的一切都是过去传统的产物。珍惜传统这份宝藏，或许要比与它宣告最彻底的决裂，可能为文明的建设和进步保留更多的元气。

另一个论据是：所谓的理性并非是包医百病的万灵丹。历史与现实生活，其内涵是如此之繁复而又包罗万象，在它的面前单纯的理性是不可能而且也无权充当至高无上的唯一裁判者的。在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时，历代经验所长期积累的智慧，其灵活性要比理性教条的独断有着更为丰富无比的效用。历史的整体绝不是由单纯的说教所构筑起来的一座纯概念的大厦。你只可能精工细作对它一点一滴地进行加工，你不可能企图在一夜之间就一下子改天换地重新建造出另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这里，理所当然的结论便是：改良总比革命好，或者用一个现代化的术语，零碎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总比革命到底更为可行，也更为有效和更为有益。“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在自然科学中是卓有成效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移用到政治工程或社会工程上来，让我们暂时抛开一切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指导和统治，也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呢?法国大革命那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演出，确实是触及人们的灵魂，它也触及了柏克和柏克以降一系列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的灵魂，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他们的另一种结论。

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西方的革命思潮要比保守主义思潮更容易为中国的读者所批准、所熟稔、所接受。但是仔细推敲一下，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样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看到有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两条脉络。从严复宣扬斯宾赛的社会进步“不能躐等”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新文化的实证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确实也有一条非革命的思路，其间轨迹是历历可寻的。研究者们不妨借鉴于近代西方的革命与改良之争更深一步探讨一下近代中国的理论之争。

记得威廉·詹姆士说过，哲学家或生为柏拉图或生为亚里士多德。友人周礼全先生也曾说过，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康德派就是一个黑格尔派。是不是仿此也可以说，凡是主张进步的人也无非是两派，不是革命派就是改良派。当然，这个划分也不可以绝对化。即如戊戌一辈人，长期以来是被划归为改良主义的，并且长期以来因此而为人所诟病；但是他们变法维新的主张，却是提出了要“速变”“大变”和“全变”的，那口号听来很带点激进或革命的味道。孙中山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但他却念念不忘忠孝仁爱的传统美德。他历来心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就是直接引自《礼运》篇的。左和右是相通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柏克本人的结论好像是在说：一切现状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既然我们无法与过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向过去汲取智慧并明智地加以利用。除了谦逊地低下头来向过去的经验学习而外，我们还找不出其他更聪明的办法。

理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两者之间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强调两者相结合的人，首先就在理论上预先设定了两者并不是同一回事，否则的话，就无所谓相结合了。历史学者回顾一下以往每一个时代双方之间鸿沟的巨大，往往不免感慨万端；革命的崇高理论和理想(即如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所梦寐以求的天赋人权和理性的统治)一旦落实到现实和实践的层次上，竟会使人惘然若失有幻灭之感。一切美妙动听的言辞竟变为丑恶现实的遮羞布。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在他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罗兰夫人这位法国革命的女杰能够事先就预见她的理想将落实为法兰西第三共和的话，她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走上断头台去慷慨就义了。人们常喜欢说这样一句口头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可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在热情激动的关头，可能浪漫主义要多一些，待到冷静思考的时刻，则可能现实主义成分就来得更多一些。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有浪漫的和现实的两种成分。其中浪漫的成分可能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褪色了，然而其中某些现实的成分却仍然有可能给后世以某些深切著明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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